20世纪经济学的危机与全球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危机论文,世纪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的经济学理论经历了两次大的危机。用时间来断代的话，第一次理论危机是在凯恩斯革命之后出现凯恩斯主义失灵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而第二次经济理论危机则是在世纪末没有“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在人类经济学的思想发展中，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指出，只要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国家和人们就会富裕起来。而到了19世纪，大卫·李嘉图则试图解释人民群众的贫困，但不幸的是很不成功。卡尔·马克思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他的理论得到了实践，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在逐渐地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而凯恩斯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时则指出了为了维护增长和就业，有必要对需求进行宏观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的经济学的确抓住了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有见解的意见，并从此以后在经济学界出现了“凯恩斯学派”。
可惜的是，凯恩斯的所谓“需求管理”的政策建议本身具有缺陷，这种缺陷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而只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也是有问题的。这种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过于重视需求管理，而忽视了经济现实之间复杂的微观联系，这就会导致在实践的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宏观经济政策的危险。这种危险并不是仅仅被“两个剑桥之争”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东西，更主要的是宏观经济学没有微观基础的支撑是可笑的。但是，即使是各种自称是忠实的凯恩斯主义者的保罗·萨缪尔森还是琼·罗宾逊，都不可避免地陷于一种困境，这种困境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所以，新古典综合派成了一时之间的主流，但是复古的“货币主义”也正是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的尴尬中获得了自己在经济学中的席位。
因此，20世纪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其实就是直接针对凯恩斯主义或凯恩斯的追随者的。在这场危机中，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呈现出有趣的景象，一方面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已经彻底失灵了，但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却仍然需要通过政府来发挥，业已形成的国内和国际经济规则已经不能容忍经济自由主义的横行；另一方面，没有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能够摆脱一系列的危机，为经济学以至于政策实践挽回面子。无论是哪个学派都陷入了困境。
严格地讲，当我们在世纪末来回首往事的时候，就会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冷静地对待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凯恩斯以前是以萨伊的“供给自行创造它自己的需求”为基本理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他们强调市场的万能作用，排斥任何的经济干预，从而表现为一种极其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政府只能是一个为自由市场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基本保障的东西。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把这种认识打得粉碎，不断扩大的生产并没有获得想象的繁荣，却在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陷入了周期性的危机之中，即使我们不用马克思的“显微镜”去考察资本主义的机体本身，仅仅从经济冲突的表象中也可以得出自由经济的不合时宜性。因为，在历史上政府和市场就是相互依赖、融合发展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对二者的要求不同，但是完全排斥某一方面的情况，即使是主观上这样想，现实中也是不能实现的。
凯恩斯根据20世纪初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认识到对传统经济理论需要反省并重构体系的重要性，然而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在凯恩斯将需求管理纳入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之后，虽然开启了宏观经济学的大门，也同时把政府的作用提高到了挫败微观经济学价值基础的程度。虽然失业等问题的的确确是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单纯的政府干预未必会有长期的效果。这并不表明政府没有用处，而是从长期看，政府还是应该处于一种“垂帘听政”的状态，而不是对经济活动或运行进行更加直接的领导和控制。凯恩斯所谓的“需求管理”，如果说是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用以建立一种新的价值判断或观念就是可笑的了。道理很简单，如果盲目地否定一种理论，而力图从这种对立中找到打开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新的钥匙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很显然，作为有着几百年发展经历的市场经济在到了现代经济条件下，应该是更加成熟了。如果说在其发展的初期尚且需要政府的支持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政府应该是逐渐地淡出，而不是更加深刻地进入。
正是在凯恩斯以后，在整个世界的经济学领域中开始了大争论，凯恩斯主义的内部也开始发生了内讧，都自诩是完全的凯恩斯主义者。而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作为凯恩斯理论所提出的那些“需求管理”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攻击，并且这些政策认识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就象凯恩斯提出的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在现实中就无法具体地量化，而一旦搞不好就可能导致经济的悲剧。同时，作为理论本身，虽然凯恩斯强调对于许多宏观经济问题政府要进行介入，但是实际上政府介入的程度和方式本身也有相当多的不明确之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凯恩斯主义在统治了经济学界20年后开始遭到怀疑，开始被一些经济学理论进行诘难，一次理论真空的确出现了。
二
伴随着第一次理论危机的硝烟逐渐散尽，并没有出现新的理论权威，而是在经济学界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几个主要的流派——尽管不是主流经济学流派受到重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获得了一致的青睐。但是，由于第一次理论危机中并没有产生独立的理论成果，所以这也就预示着20世纪末的理论危机的出现。这场危机的特点一个是经济学界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导致了无休止的争论和对原有理论的修修补补；另一个特点就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信息化、知识化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新的经济学可能出现，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一定发展的就有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甚至网络经济学。
第一次理论危机的成果就是经济学的休养生息，大体在80年代这次危机结束了，其标志并不明显，我们以里根经济学的完成作为标志。因为在此之后，经济学界就更多地关注于对原有理论的修补、延伸，而创新却并不是很多。所以，人们对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颇有微辞。在90年代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许多是杜撰出来的，并且不具有长期意义。曾经轰动一时的将资源、技术、科学作为新的增长三要素，认为提出了新的增长理论的叫嚣其实不过是一些国外媒体炒作的结果，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形。
经济学的休养生息实现了经济学对政策的贡献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保持了经济成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由于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状况的关注，也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形势呈现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最好的局面。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挫折和反复，比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就爆发过严重的债务危机，而在1997年下半年发轫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又席卷了整个亚洲，并使世界经济的成长受到了阻碍。但总体来说，由于理论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再加上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经济的整体状况并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那么糟糕，而是一直在向前发展，只是有些时候步伐快一些，有些时候步伐慢一些，这在经济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应该是正常的。同时，政府还是市场的争论也越来越少火药味，而是大家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一切根据的是经济成长的数据、指标，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推导。但即使是这样，许多的批判还是出现了，国际经济增长中心负责组织编写和出版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迪帕克·库马·拉尔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都对经济学在七八十年代之后的发展给予了批判。而这种批判无疑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是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挑战的，因为在这些认识中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但是显然，制度是重要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过去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无非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改善、人口控制、出口促进等纯经济技术因素方面，而很少注意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诊断上的失误，存在着许多发展努力发生方向性的错误；而且制度实验和创新的环境整个看来是欠佳的；政府部门以高度集中政治权力为背景而极为迅速地增大；市场反应迟缓。实际上，上述的四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充分认识制度建设和创新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对制度因素的强调并不是对原有的经济增长形式的否定，而是要求在新的复杂背景下通过制度的规范来实现要素的良好配合，当然这种制度规范从根本上讲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
同样，发展经济学的范围是广阔的，虽然一般地我们更多地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或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而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称为经济增长理论。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的流派和大量的理论、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解释五花八门，归纳起来不外乎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和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价格机制运行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体系不完备，价格机制运行严重扭曲，价格信号失真，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的经济行为不合乎经济逻辑等等，使得相对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重新配置的调节作用很小，供给与需求无法自动趋向平衡，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难以自行填平，经济增长也不能带来普遍富裕。因此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政府管制，来促进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则是从渐进的和连续的发展观出发，对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持乐观态度，在展开具体分析时，把个人作为决策者所表现出来的刺激——反应机制作为注意的中心点；把既定资源的良好配置和有效使用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把基于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体系看作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动调节器。拉尔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就是对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全面开火，对“外汇瓶颈”、“增长发动机”、“贸易条件无情恶化”、“二元经济”、“剩余劳动”、“不平等交换”等等模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认为，市场失败的例子本身并不能证明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也存在着会使事情更糟糕的“官僚主义失败”；凯恩斯主义血统的发展经济学及其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偏见，已不能保证价格机制在促进稀缺资源有效利用中的微观经济作用。他对“理顺价格”进行了抨击，认为所有的灾难都是源于广泛采取了“政治的”定价，最普遍的是人为地维持过高的汇率和过低的价格（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信贷分配忽视了真实利率，以及对奢侈品进口实行抑制性的高额关税。（注：（英）迪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6页。）拉尔对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抨击的结果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的同时兴旺。”（注：（英）迪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50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世纪末的经济理论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经济理论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在没有新的理论加以解释的时候，就只能求助于旧有理论的争论。在20世纪末经济学没有主流的前提下，上述状况的出现是十分正常的。尽管争论出现在广义的发展经济学领域，但是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不仅有其发展的一般性，而且还有其发展的特殊性，任何一种发展观的理论都有其有效性也有其无效性，这些全都需要在实际的运用中获得说明。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所不同的仍然是政府还是市场的争论，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兼而取之，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
严格地说世纪末的经济理论危机并不是那么地激烈，但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世纪末的经济理论危机是否意味着经济学的失败或是经济学的新生？
三
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这一时代的显著特点就是知识的作用在快速地增大，甚至在很多的时候只见知识不见人。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因应时代的变化，从而在危机之中找到通往21世纪的道路。
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在1990年11月到1991年3 月间推出了一个以“现代正统经济学”为题的专栏，先后发表了12篇短文，不仅从预期理论、劳动市场理论、财政理论、汇率理论、公司理财理论、资产选择理论、寻租理论、期权定价理论、货币政策理论、公共物品和外在化理论等十个方面对现代正统经济学思想进行了介绍和概括，而且还对21世纪经济学走向进行了展望。尽管它的这种展望并不是建立在对世纪末的经济理论危机认识的基础上的，但是却也不无意义。它认为从1991年过100年之后，也就是“到2091年，经济学在挫败许多批评的同时， 这门已得到公认的学科形式仍将存在。但是，它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肯定会发生变化。”（注：（英）《经济学家》主编：《21世纪的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118页。）
经济学在日益地专业化，并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并且在世纪末一致的地方越来越多，正如合理预期思想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当然，经济学所面临的外部的冲击也是巨大的，这有三个趋势，一是在20世纪后半叶由于冷战的结束，西方一些学者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的世界称为后社会主义世纪，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两极式的辩论会减少，规范化的讨论会恢复起来。同样，由于世界经济正在发展中的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商品、资本和劳动的国际流动将成为经济研究中的前沿性核心问题。而日益增加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被视为第三大历史趋势，尽管这一趋势的重大意义很难评价，但是毕竟资源的稀缺已经使得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起点不是改变了而是形势更加严峻，所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担心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著名经济学家如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正在把自己的研究转向环境经济学。所以，《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学会更加规范和科学化，会有更多的建议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攻讦，并且会在国际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上有大的突破性发展。
我们认为世纪末经济学的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关键是经济学如何将自己定位的问题，如果经济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行为问题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经济学至今还不能完全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界限的。尽管我们在所受到的训练中关于经济学的知识很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真正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晓。这也就是经济学是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的原因。回想一下，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知道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向就会变得非常的模糊了。
因此，在世纪末最大的经济学危机是范式危机，上述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范式危机所造成。经济学的发展史存在着几种范式：马克思范式、西方范式、苏联范式、产权范式、制度范式等等。当然这些并不是按照同一标准分类的，但是这些范式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经济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就是经济学无所适从。
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教授对这个问题也作出了阐释，他们从苏联范式和美国范式在中国的命运出发，反思中国经济学，并对美国范式、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范式以及产权范式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并提出了建立新政治经济学的设想。（注：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和政治经济学创新》，《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这种认识是有一定的见解的。但是，范式危机的出现根本上是由于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主题转换，正如在当今条件下知识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兴起一样，如果沉溺于以往的经济学研究规范，那么经济学也就无法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世纪末的经济学危机虽然并没有积累的冲突，但是却更加的危险。正如有人说经济学是“裸体的皇帝”一样，经济学如果不在这场世纪末的危机中寻求未来的出路，经济学恐怕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经济学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指导，那么，还要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作什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危机之后的发展趋势是令人担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学不能在向前发展，而是在认识了经济学发展的问题和时代背景后，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实现经济学的未来发展。
20世纪的经济学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作为一个增长的经济学而不是发展的经济学这一点却没有丝毫的改变。流派更加多了，变动也更加频繁了，理论更加精细化和数学化了，各国政府也对经济学越来越重视了，——但是，这不仅没有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荣誉，而只是带来了更多的耻辱。
我们必须注意到，20世纪的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物质经济极大推进的基础上的，这种推进是依靠于无法满足的物欲作为推动力量。这样，人被物所异化了，物被欲望所异化了。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分析在20世纪仍然是适用的，甚至是更加适用的。这种物质经济学强调无限的增长，尽管在60年代成立的“罗马俱乐部”已经对这种“恶”的增长作出了悲观的提醒，但是无限的发展仍然是经济学所要实现的主要目的，对于人的关怀、对于子孙的关怀被置之不顾。这是20世纪经济学中最大的失误。同时，在实现了对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三大生产要素的期望之后，技术成为了新宠。技术万能论成为经济学研究增长的起点。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生存的空间带来了极大的扩展，但是过于强调技术的结果仍然是过去的物奴役人或人被物异化的新的代表。其结果是技术进步日益被用于非发展的目的，而对技术的追求导致对人的更严重的忽视，——人，即使是高技术人才也不过是一个拥有技术知识的工具——在一种新的形式上的人类的全面异化正在不断地强化。经济学应该是对人类给予关怀的，并不能说那些是社会学或伦理学的范畴而只是强调无限制的增长，更应该强调发展。但是，60年代发展的概念在经济学中被引入后，也不过更多的是在增长的意义上使用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的仍然是增长，只是在对发达国家的增长进行研究的时候一些微弱的声音提出全面发展的理念，而这与马克思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相比显得明显不足。
如果我们再从20世纪经济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就会发现在其中交织着两条线索：一是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的争论，二是物质经济和技术或知识经济的论争。作为前者表现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建立之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针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问题以及在实践中的缺陷进行了大肆的攻击，并提出了多如牛毛的主张。尽管在政策上这无非仍然停留在是政府干预还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以及多用一些财政政策还是多用一些货币政策，但是显然这表明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对于经济的增长也就显示出不同的作用。从20世纪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看，经济学发展的这条线索中两派之间是各有输赢，难以确定最后的赢家。最终不过是达成了一些相互的妥协。而作为第二个争论才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色彩，这是因为对于经济要素的“软化”以及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经济学的构建是全新的，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必须予以注意的是，经济学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数学化和泛化的倾向是同时存在的，数学化是主流的趋势，而泛化则是它的直接对立面。当然在许多时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表明了单纯的数学化并不能给经济学的进步以真正的支持。相反，只有经济分析方法的进步才是真正推动经济学不断前行的重要力量。经济学的发展因应了物质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知识决定论，从而使得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社会的角度获得全面的进步。认识领域的宽广和认识深度的加大，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加深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受到广泛重视也说明了经济学并不一定要依靠越来越高深的数学；大量非经济要素对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和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这些使得经济学更加贴近于现实。显然，对于这样的评价会招致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如果不正视这些存在的问题，经济学的新的危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再一次出现，而在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到来之后，这种危机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经济学不对出现的问题加以深刻的反思而是停留在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沾沾自喜和目空一切上，那么，经济学——正如它崛起是由于实践发展的需要一样——这颗社会科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就会被现实的车轮碾得粉碎。
从全球的角度看，经济学发展的分科越来越细致了，并且形成了理论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边缘经济学的区分，经济学学科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来标明它的数量。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也是缜密科学或原子理论在经济学上的成功运用。但是，显然存在的问题是，部门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而理论经济学和边缘经济学则在逐渐地萎缩，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中呈现出“枣核”形状，这是否也是因应了社会阶层扁平化和管理扁平化的大趋势呢？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正如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基础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关键一样，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将决定经济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和趋势，依靠部门经济学的膨胀不会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大的推动，如果没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部门经济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边缘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由于边缘经济学并不属于严格的经济学范畴，但是它的发展却会给经济学提供丰富的养料和更为开阔的视野，所以也是需要有极大的发展。我国许多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加强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我们现在真是应该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了，尤其是高层领导更应该重视和支持经济理论的研究。”（注：何德旭：《是重视经济理论研究的时候了》，《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21 日第四版。）尽管这一判断更多地是针对我国的情况，但是应该说同样适用于全球经济学的研究。
四
所以，对20世纪经济学进行总体考察可以粗略地得出这样几个尚不完备的结论：
首先，20世纪经济学的发展遵循了产业发展的路径，使得经济学大家族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了许多成绩。
20世纪的产业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50年代以前主要是制造业为主的发展，50年代之后在发达国家主要是以服务业的高速增长为特征的，日本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了服务业时代。同时，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和服务业内部一些产业的突进发展以及分离。金融业成为发展最迅速的产业形态，而信息业的发展则在90年代中期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产业来认识，被称为独立于服务业的“第四产业”。由于这些产业发展的始作俑者都是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也就始终领导着世界经济学的潮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就是指发达国家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经济学。20世纪的经济学也正是在50年代之后才开始呈现出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局面的。从这一史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的经济学已经与古典经济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解释现实，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也是滞后于实践的，理论的预测功能被弱化了。而古典经济学则更多地注重一种理念而不是更多地关注政策的具体实施。
但是，由于因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产业变迁的实际，使得经济学从神坛上走下来，逐渐成为一种平民化的理论。当然，在更多的时候，经济学家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着大量的经济学贵族化的倾向，这是现代经济学遇到困境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分科的细致使得经济学的实用性增强了，尤其是部门经济学的膨胀式发展，使得经济学贴近实际，便于操作和领会，从经济学中分支出来的管理学更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不断演化，成为便于掌握的工具。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济学知识甚至是经济学常识来作出投资决策和其他方面的决策，能够对经济政策的经济内涵作出自己的判断。可以更加深入地学习某一专门的学科而获得深入的知识并依据这些知识来取得自己的收益。
对于经济学本身来说，这些分科的细化使更多的工具可以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并实现了经济学视界的扩展。作为工具最直接的表现是数学工具的广泛运用，并且不断向高深的甚至是艰深的数学方向发展，使得经济学的科学性在某些方面获得进展。经济学科的细化还带来了与其它学科的更广泛的接触和交汇，使得许多交叉经济学科出现，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也就使得经济学的影响范围与力度获得新的进展。
其次，20世纪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推进了实践的发展。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在20世纪，经济学更多地介入了政策，更多地深入到经济运行的实践之中，而不是再重复从理论到理论、从假设到结论的论证，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给予政策行为更多的理论支持。这并不是说，经济学用一些并不存在的假设得出并不存在的结论这样的现象不存在，而只是研究手段的限制使得不可能把假设建立在完全的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作为理论分析，重要的是抓住经济问题的根本，所以假设的不完备并不应该成为经济学受到诘难的理由，而只有“捏造”假设的才是批判的对象。
无法否认，由于经济学的进步使得20世纪的经济发展始终是处于较为明确的路径的，尽管增长还是发展的争论自60年代就有了，但是物质经济的进步却是有目共睹的，这无一不是经济学进步的作用。
第三，20世纪经济学所表现出的一系列问题说明了经济学危机征兆的出现，需要用新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的发展在20世纪的整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各种危机的出现虽然是一门科学得以进步的必经阶段，也表明经济学必须从方法上、本质上进行全面的创新，否则就仍然会在旧有的体系内进行重复，使经济学难以有新的进展。数学化的倾向显然是经济学发展危机的征兆之一，贵族化的倾向也是要去除的，同时，增长的理论如何变为发展的理论，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更是需要深入研讨的课题。没有新的理念，而仅仅根据前人留下的一些经济学工具难当发扬和发展经济学的重任。
最后，20世纪后半叶的调整期给未来经济学的发展作了理论上和人员上的准备。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经济学的调整期，不仅原来的经济学家成为经济学改革的主流，而且非经济学家对此也抱有极大的兴趣，使得经济学成为人人关注的话题。这样的结果是，不仅经济学家们通过对经济学的精细化以及反思获得未来发展的路径，而且使得更多的人士关注经济学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学的感染力。所以，经济学这颗“社会科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的未来必然是更加灿烂辉煌的。
收稿日期：1999—08—13
标签：经济学论文; 发展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