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长论文,唐初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城史研究领域在讨论长城的问题时经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唐朝不修筑长城(作为防御手段)？人们给出的答案通常是：唐朝控制的地域幅度超出了长城，深入北部草原，形成南北统合的局面，长城就丧失了修筑的必要性。①形成疑问的人们经常求诸文献作为论证的依托，典型的理据是唐太宗如下的一番话：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② 我在《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务问题》一文里也曾经说过： 有唐一朝边防的重心更多地依靠人自身的力量，依靠军队的建设，而对于城堡边墙这类物质工程的构建似乎并不十分看重，因而唐朝很少修筑长城或类似的工程固边防守，这一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至于唐朝为什么重视人防而忽略工程，这应当与那个时代中原王朝的政治、社会、统治集团及整个环境有关，更与唐朝及周边民族诸文明诸文化的交融互通有关。③ 太宗说的那番话是在贞观十一年(637)授予李勣英国公的爵位时，就是在剪除东突厥之后胜败定局的情况下讲的，当然有其坚厚的依凭；我的上文也是在唐朝优胜于对手的情况下做的总结。但总结的话语不能替代过程本身，尤其是胜败未定谁也不好说的情况下就将长城的修筑视为无关紧要的结论，恐怕是不能成立的。易言之，上述弃置长城的话语只有在结论中或唐朝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个话语展示的过程及其背后隐藏的双方的较量，是什么使得这样的话语出现？本文的写作就是出自这个动机，也是对我18年前提出的问题进行的一个回应。 首先我们要明确“长城”的概念。我这里引列两条今人的定义作依据，其一是《长城百科全书》侯旭东撰写的词条：“中国古代巨型军事工程体系。由绵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关堡，以及各种战斗设施、生活设施、报警烽堠、道路网络等组成。是一条以城墙为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纵深梯次相贯，点线结合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④其二是景爱《中国长城史》的说法：“长城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系古代边境御敌的军事工程。”⑤这两个解释虽然词句多少不等，但均由“形状”与“功能”两个部分组合。尤其是它的功能，也是长城修建的主要动机。如此看，长城主要是以军事攻防的作用显示的，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长城就没有修建的必要。⑥这是我们了解长城的基础。然而在通行的话语中，也常常看到将长城与民族、自然环境等联系在一起，将它(他)们的关系视作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这就涉及长城的修建到底与何种因素存在着直接、对应的逻辑关系。 如上所述，长城之修建是出自防御的需要，而防御之出现则是特定的群体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当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防护就出现了。只不过长城的修筑需要强权支配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这里，长城是与需求产生直接关系的。至于技术条件，则是为需求服务，与长城的关系处于第二位。长城的出现，是国家政权建构以后的事，或者说这些群体是依托在政治体之上，才有长城的修筑。与此相反，国家政治体出现之前，则没有长城的修筑。以往的事例促使我们断言：长城的修建，是政治体出自防御的需求而产生的，它们之间具有直接的逻辑联系。民族群体、生产技术、自然环境等等，与长城的关联都是依托于政治体而处于第二、第三位的。这一点，可以说是评论唐初为什么弃修长城这一问题的一个前提。 长城的本质是出自防护的需要。那么唐初是否需要长城的修筑呢？ 首先必须明确：唐朝是需要防御工程的，这与唐朝政权的性质有关。唐朝建立的基础是农耕经济，以种植业为生，土地的固着性使王朝必须做出一切努力或付出一切代价地保护，防卫因此而出现。与此对应，农耕王朝的对手若是游牧政权，则后者的特性表现为骑兵为核心，以流动作战为主要方式，土地固守的观念相对淡漠，所采取的战略通常是进攻而不是防守。⑦面对这样的攻击，农耕王朝自我保护采取的措施，往往诉诸坚固的堡垒和城墙。但这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游牧政权拥有足够大的势力威胁农耕王朝的时候，这种自保才能出现。⑧如果游牧势力不足以构成威胁，农耕王朝就没有必要修建城堡防御，反过来可能要采取行动兼并分散的游牧势力，尽管采用的是松散的赎买政策(羁縻政策即为显例)。 立国之后的唐朝面临的对手既有形成凝聚力的游牧帝国，也有分散的游牧势力，唐朝在应对这种局势的时候就有所谓的攻防战略。像吐谷浑、契丹这类比较弱势的游牧势力，唐廷采用的策略以安抚为主，辅之以征讨，征讨的目的还是促使这些势力归附朝廷。⑨对唐而言，引起它关注的首要势力就是东突厥。《旧唐书》记云：“颉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⑩对待如此强盛的势力，唐朝需要采取措施进行防护。然而倘若从突厥的角度讲，唐朝的建立则构成了对它自身的威胁。因为突厥形成政权的时候，长城以南还处在分散的状态中，当初北周、北齐争相向突厥献媚，突厥主宰南部政局，(11)这样的局面被隋朝所抵消，引起突厥的强烈不满；隋末中原再度混乱，突厥又恢复往日之局面，南部各个势力包括李渊在内，(12)争先恐后地献媚和依附突厥，希望得到它的支持，(13)现在唐朝强盛，反过来与自己颉颃，这怎能令突厥忍纳？这表明：当长城南北出现两个或多个强权政治体，双方或多方势均力敌、谁也征服不了谁的时候，对峙就出现了。对峙成立的缘由就是各自具备政权建构的基础，以及由此基础形成的中心本位。自我为中心的政治体建构具有普适性，(14)就欧亚东部而言，长城南北自然环境与经济条件差异所形成的王朝，也非常鲜明地构筑成为农业王朝和游牧帝国，它们分别以中原和草原为核心，形成了政治主宰的核心区-外围区的体系。(15) 正因为有中心区的出现，才有中心区的观念和围绕此观念形成的话语。中原核心区的话语就是人们熟悉的“华夷五方格局”，(16)譬如李大亮在与唐太宗的对话中描述唐朝与突厥的关系时就这样说： 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太宗)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17) 所谓中国根本、四夷枝叶的观念是唐朝统治集团的共有意识，太宗同样有如此表述。(18)中心区话语将中原视为文明渊薮而将四夷看作被教化的对象，“朕受天命，子育黔首，岂使凶徒，虐我黎庶”(19)的描述，将中原皇帝与自然的天象结合起来，将自身地位合法化。(20)故天子需驱除外敌，拯救生灵，如：“朕君临八表，于今四载，夙兴夜寐，无忘晷刻，履薄驭朽，思济黔黎，惟此至诚，庶几王道。上荷苍旻之眷，下藉股肱之力，宇内修平，遐迩宁泰，率此区域，致之仁寿……朕韬戈销戟，务其存养，自去岁迄今，降款相继，不劳卫、霍之将，无待贾、晁之略。单于稽首，交臂藁街；名王面缚，归身夷邸；襁负而至，前后不绝。”(21)这是因应游牧势力的唐朝自我中心观念的明确表述。尽管如此，此时的唐尚不具备震慑或制服突厥的道义和实力基础，7世纪初叶的实际情况是双方势均力敌的对峙，唐朝这边甚至还处于弱势。 李渊初起之时，与北方其他势力一样，曾向突厥称臣以求得支持，但当唐在征服其他势力并开始向周边开拓的时候，就引起了突厥的警惕。相互联系的双方遂转为敌视的对手，突厥立即恢复了游牧人诉诸武力威胁的传统：以骑兵为主展开战略和战术进攻，“致遣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22)为应付突厥的军事行动，唐曾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此可以在史书中找到一系列的材料，以下略举数条：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二月癸酉，(高祖)令州县修治堡固以备胡。(23) (唐高祖武德)七年六月，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24) (武德八年)会突厥入寇，(刘)弘基率步骑一万，自豳州北界东拒子午岭，西接临泾，修营障塞，副淮安王(李)神通备胡寇于北鄙。(25) (武德八年)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艺屯兵于华亭县及弹筝硖，水部郎中姜行本筑断石岭之道以备胡。(26) (武德)九年正月辛亥，突厥声言入寇，敕州县修城隍、谨烽候。(27) (武德)九年春正月丙寅，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28) (武德九年九月)壬辰，修缘边障塞，以备胡寇。(太宗)下诏曰：“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缮治河上，汉室宏规，所以作固京畿，设险边塞，式遏寇虐，隔碍华戎。自隋氏季年，中夏丧乱，黔黎凋尽，州城空虚，突厥因之，侵犯疆场，乘间幸衅，深入长驱，寇暴滋甚，莫能御制……分命师旅，挫其锋锐，频获名王，每夷渠帅，然而凶狡不息，驱侵未已，御以长算，利在修边。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其城寨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计度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使成功，宣示闾里，明知此意。”(29) 这七条材料说明的中心问题就是修筑堡障防备突厥的进攻。特别是第七条材料，是唐太宗下发的诏文，明确鼓励与突厥相近的州县构筑城寨镇戍，保护自身。正如前文所说，固守土地的农业王朝在与游牧移动为主的政权对峙的时候，特别是在后者力量强盛并产生攻击力以后，防御就成为维持其地位稳固的重要手段，除了军事布防和军队建设之外，修造固定的、有一定长度的城墙即所谓长城工程，亦为这个重要手段的组成部分。唐高祖下令缘边州县修筑的城防设施，就是面对攻击采取的对应措置。就此而言，高祖当政时，防备突厥进攻而修建长城的形势和条件都是具备的。而且此前的隋朝和再往前的北朝也都曾经修筑过长短不等的城墙，(30)唐朝此时面临的形势与其似乎相差不大，修筑长城的条件是具备的。但为什么没有修建呢？ 修筑城堡和建长城不一样，后者因有长度而工程浩大，持续时间久，且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消耗都非仓促成立的政府所能应付，而采取修固城堡的方式则比较灵活，也简便易行。突厥人进攻的目标变化无常，并非固定，防守这一方也只能随其攻击地点而有针对性地防护，在“运动中”选择。最好的方式应当是将军队的机动灵活和精准配置结合在一起，如同后来的狄仁杰所称“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31)那样，重在建立以点带面的防御布局，多发挥人员即军队的作用。唐太宗曾有“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32)的比附，说明唐初非常重视将领的选拔，这与隋朝北部防务的重点选择似乎一脉相承。(33)将领的选择就意味着军队的布防，《新唐书·兵志》所描述的军、守捉、城、镇这一套边兵屯防，(34)从制度的层面上发展到后来就演化成为节度使军区体系。(35)不过就唐朝初始阶段而言，它对突厥进攻采取的回应，诚如学者指出的那样，从制度层面上讲主要依托于总管府系统，再结合河东、关中等地聚合重军而构成的防御布局。(36) 另一个因素同样值得考虑：唐朝是在与诸多势力的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面对的敌手众多，且分布在内地和边地。长城沿线地区的各种势力于隋末趁乱崛起之时，受到东突厥的若明若暗的支持，(37)李唐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些势力，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先将本土的对抗势力抚平(通过武力兼并或收买等手段)，然后才能腾出手来处置突厥问题。在内外矛盾错综交织的情况下，修建长城不但没有条件，也没有明确的防御目标。等到内部问题解决之后，唐朝面对的突厥，其内部却又陷入纷争而削弱，此时双方的实力对抗，唐朝并非孱弱不堪一击，相反，游牧政权的不稳定性亦予唐以建构有效对策之机会。唐太宗当政不久，就采取措施对东突厥展开进攻，并于贞观四年将其征服，(38)在此前后遂形成了王朝整体的战略攻势。在这种战略下，长城的修筑就被放弃了。 唐初面对突厥强大的进攻时，是有可能采取延续前朝修筑长城的方法防御的。修筑城堡的措施从高祖开始到太宗掌权仍旧持续，甚至与唐朝相始终。但唐朝在初期遭受突厥挤压的关键时刻，并没有修建长城，除了上面列举的诸种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即唐朝决策集团对长城南北关系的基本想法：是维系南北的对峙，还是统合南北？ 南北对峙的格局至少从秦汉王朝的建立与匈奴统一草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39)汉文帝向匈奴老上稽粥单于发出的信函中明确将双方的关系界定为：“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40)这种对峙的局面被冠以“先帝制”，说明是从刘邦时代传下来的，应当是白登之围以后汉与匈奴关系的写照。到了汉武帝当政，他一改对峙之政策，转而武力进攻，越过长城，打破了双方的平衡。这意味着，两个势均力敌的政治对手，其对峙局面的维持是多么的脆弱！一旦任何一方的军事能量增加或自认为能力超越的时候，它就要改变维持平衡的想法，进而压制或制服对手而成为对方的主宰者。匈奴的解体意味着汉朝压制政策的成功，但匈奴解体之后草原力量重新集结于鲜卑、突厥等势力，尤其是后者的崛升，使它在重新形成的南北对峙中曾一度占据优势。当长城以南分散的势力再度回复到一统王朝的时候，它要做出的选择就是试图阻止草原势力的进一步膨胀，隋朝经过军队将领选拔和任用等方式做出的北方防务布局的调动，加上长城修筑的固体配合，特别是战略中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谋划，终于将双方的形势优劣逆转，(41)但隋末内部社会的动荡使得突厥重喘，唐朝初起之际面临突厥的挤压，再次陷入被动，朝廷这边甚至有迁都躲避突厥军力锋芒的议论： (武德)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祗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备藩维，尚使胡臣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42) 据此，唐朝紧张形势的缓解，似乎只有迁都的方法能够奏效，只是在李世民的阻止下才避免了这个窘境。此记述似有为胜者张本的目的，(43)不过迁都表征的意义可能具有真实性：联系上文所谓唐廷修缮城堡防御的举动，突厥军事强于唐朝的事实无可否认。此前的武德五年突厥大军进攻并州，唐廷抗击不过，任命正值服丧的郑元璹前去招慰，郑对颉利说：“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赉，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行人往来，音问不绝。今乃舍善取怨，违多就少，何也？”(44)这番讨好的话语隐含的意义就是希望形成像汉文帝与匈奴那样长城南北鼎峙自立的状态。郑的话适足反映了朝廷的想法，之所以有如此表述，正是出于对攻防战略中防守一方势力不足以改变整体战略形势的考量。这种情形几乎贯穿了唐高祖的大部分时代。(45) 然而，唐朝这边也绝非将双方的对峙视为不可改变。太宗阻谏高祖迁都之时，就包含了他对突厥局势变化的预测。《资治通鉴》接着《旧唐书》上述记载引述李建成的话说：“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李世民回答说：“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虚言也！”据说因为有了李世民的这番话，唐高祖才踏实下来，决定不再迁都，(46)但事实上，高祖本人虽有防御突厥的多次指令，但其最终目的则是结束对峙。《册府元龟》记载说：“(隋炀帝)以天下大定，将偃武事，遂罢十二军，大敷文德。至是，突厥频为寇掠，帝(李渊)志在灭之，复置十二军……简练士马，将图大举焉。”(47)“志在灭之”就是高祖的目标，在不具备“灭之”的形势下则采取防御，是高祖的基本政策。 另一项举动同样表明唐朝并不甘心将突厥视作南北对等的一方，《唐会要》记载：“先是，与突厥书，用敌国礼，(48)帝(高祖)欲改用诏敕，突厥遂寇灵、相、潞、韩、朔等州。”(49)这表明，至少在高祖当政的后期就有打破双方平衡的企图。这个意图在太宗即位之后更加明显，《旧唐书》本纪引述其言云： 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50) 在太宗的眼里，长城南北势力的兴衰本是常相，游牧势力强大了就会越过长城南下，所以要加强防护，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化武备训练，目的是为将来超越长城做准备；如果修建城池固守，那就限制了未来的发展。太宗即位不久之后在与朝臣讨论有关突厥的对策时，征询群臣的意见，萧瑀给出了进攻的建议，长孙无忌主张暂缓。即使如此，长孙也不排除一旦条件成熟后再进攻的可能。(51)贞观二年，太宗君臣意识到突厥内部矛盾分化有机可乘，商议对策，兵部尚书杜如晦提出“因其乱而取之”(52)的想法，深得太宗的认可。自此以后，唐廷就将剪灭对手视为主导政策而实施。(53) 不久，突厥一方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游牧帝国脆弱的经济依托于牲畜的牧养，诚如出使突厥的唐人郑元璹所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今六畜疾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饭化而为血。征祥如此，不出三年，必当覆灭”。(54)与农业王朝雄厚基础建构的政权不同，游牧帝国经济的单一性和遭受自然灾害损失惨重的折腾，是其经受不起的。贞观元年，(55)“北蕃归朝人奏称：‘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做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徵进曰：‘……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56)唐人正是看准了突厥社会自然灾害和统治纷乱引生的内部冲突，才有乘机剪灭战略的出笼。贞观三年底，这样的机会终于出现，张公谨“上突厥可取六状”，(57)云： 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诛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于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陁之类，并自立君长，将图反噬，此则众叛于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轻骑自免；拓设出讨，匹马不归；欲谷丧师，立足无地；此则兵挫将败，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粮餱乏绝，其可取四也。颉利疏其突厥，亲委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军一临，内必生变，其可取五也。华人入北，其类实多，比闻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师出塞垣，自然有应，其可取六也。(58) 唐太宗遂下令李勣、李靖等“分道出师，以击突厥”，(59)次年将东突厥征服。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长城之修建主要取决于攻防双方的形势。一般而言出自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攻防双方势均力敌且在可预见的时段里这种情形能够维持下去，二是攻击一方需要防守一方的各种物资作为维护自身生存的条件(或至少是其生存依赖的一种方式)。维持势均力敌的方法多种多样，尤其加强军事能力，长城只不过是选项中的一个，而且耗时、耗材、耗力，除非必要，否则尽可能少选或者不选。一旦采纳修筑长城，就意味着防守这一方遭遇攻击所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了修筑长城的费用，或者将长城视作防守方生死存亡的关键，不惜代价之时才有可能被列入选项。长城之修筑在秦始皇以后的朝代里往往与农业王朝、草原势力联系起来，这主要取决于上面的第二个因素。(60) 按照长城修筑的逻辑，长城只与攻防的战略有直接关联，至于是农耕王朝还是游牧政权，与长城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关系。为什么常常是农业王朝选择长城作为防御的工程呢？这就是攻击一方的游牧政权需要农业王朝大量的粮食、布帛和日常消费品，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甚少甚至没有的，他们通过贸易可以获得，但贸易常常被纠缠在政治的纷争中，当农业王朝拒绝贸易时，武力的进攻就成为游牧王朝获得物品的途径。防守一方的农业王朝认为自己的生产足以自我供给，为避免进攻造成的损失，长城的修筑就出现了，但这仍旧以双方长久的持续对峙为前提。 继承隋朝立国的唐朝，在它初起弱小于突厥之时，采取了联络突厥的策略；但是唐朝的目标并非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它的发展坐大使它不甘于维持平衡而企图打破对峙，最终由自己兼统长城内外。上述两个条件对唐朝而言都不能成立，所以长城的修筑即使在它弱小的时候也没有列入选项。比照而言，唐以前的北朝和隋朝都曾出现过修筑长城用以防守的现象，北朝修筑长城不难理解：它处于分散状态，导致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那样的相互攻伐，(61)它们既需要借助突厥的支持攻击对手，又担心强大的突厥对它们的吞并，固体的长墙连接起来不失为一种安全的考量。(62)至于隋朝修筑长城防御突厥，则是因为它始终对突厥存有芥蒂，总感觉突厥的威胁过于强大，内心不自信，才有修筑的举措。(63)与上述政权相比，唐朝明显出现了变化：不是它没有能力修造，而是不想这样做。对唐而言，它弱小于突厥的时候，就采取守势，突厥进攻哪里，就在哪里修筑城堡阻滞进攻。一旦自己坐大，唐朝要做的就是将突厥弱化，直至征服。唐朝的这个想法，是中原王朝强盛以后对外战略的逻辑伸展。如果说高祖在位的时候修筑城堡应付局面是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到了太宗的时候，进攻替代防守就成为君臣的一致诉求了。诚如唐长孺所说，这个时期正是唐朝攻势战略彰显的时代，(64)而这个攻势战略的形成则是依托于军队的建设和军事布防，正如学者们讨论的那样，唐朝从初期就很重视军制建置，从中央禁卫军、府兵到边军的构筑，到后来的调整和转变；(65)从北防突厥形成的三重战线到行军、驻军、大军区节度使体系的抟成，(66)唐朝在军队设置、驻防建置与军事布局等方面的设计，都旨在说明它的重心放置在军事人员的组织与调配而不是僵死不动的固体建筑上，固体是依存于人并为人服务的，边城的构筑正体现了这个特点。(67)处在这种战略下的唐朝，虽然是农耕型的王朝，但它不想消极防守，作为防守产物的长城，显然不在朝廷考虑的范围了。《册府元龟》有一段记载能够证明唐朝决策层的心态： 贞观二年九月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言宜修古长城发人乘基者。帝曰：“颉利国中，盛夏降霜，五日并出，三月连明，赤气浦野，鬼哭于路而不修德，暴虐滋甚，此所谓不畏天时也。迁徙无常，六畜多死，所谓不爱地利也。其俗死则焚之，今起坟墓，背其父祖之命，此所谓不敬鬼神也。突利即其兄子，不能辑睦，屡相怀贰，此所谓不和民人也。有此四过，能不亡乎？以朕察之，殆将不远，当为公等廓定沙场，安用劳民远修亭障也。”(68) 唐太宗弃置亭障和长城的修筑，目的是要剪平突厥而不是双方对峙，所以亭障的修筑就没有必要。另一段太宗嘲笑长城之修筑的话语是这样描述的： 初，上(太宗)谓侍臣曰：“靺鞨远来，盖突厥服之所致也。昔周宣之时，猃狁孔炽，出兵驱逐，比之蚊蚋，议者以为中策。汉武帝北事匈奴，中国虚竭，议者以为下策。秦始皇北筑长城，人神怨愤，议者以为无策。然则自古以来，其无上策乎？朕承隋之弊，而四夷归伏，无为而治，得非上策乎？”礼部侍郎李百药进曰：“陛下以武功定四海，以文德绥万物，至道所感，格于天地，斯盖二仪降福，以祚圣人，岂与周、汉失策，较其长短哉！”太宗大悦。(69) 唐太宗与大臣的这番话语发生在贞观十四年，那是太宗派军深入西域腹地征服高昌建立西州直至控制西域腹地的时代。(70)设置西州的措置表明控制长城以北的大漠之后太宗又将触角转向西部，试图主宰西域广阔的腹地，这种超越前朝的扩展，作为渲染传统中华大一统格局的诉求，在唐初实力上升足以支持这种行为的时候，终于化作太宗君臣的具体行动，即使有不同的争议甚至反对，(71)都没能阻止。这足以表明超越秦汉的战略攻势下的唐廷，前朝那些对峙下的防御，包括耗费物力、财力和人力构筑长城，怎能容纳到太宗君臣的话语里？说穿了，对修筑长城的嘲讽，是唐初战略攻势下的产物，采用沃尔德隆的说法，唐朝之所以“蔑视”长城，就是因为其自身逐渐走向强大。(72)处于这种境况下的唐太宗，才能有如此讥讽的话语，一旦条件变了，那就另当别论。(73) 但这只是就唐朝与北方游牧势力的整体形势而言的。(74)事实上，促使唐太宗采取进攻战略的背后，与其族属文化应有一定甚至密切的联系。蒲立本在分析中原与草原的关系时曾列举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疆域的划定而形成的对峙；第二是中原王朝试图将对手消除或至少置于自己的从属地位；第三，游牧政权同样将中原朝廷消除乃至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他认为唐太宗的举措均超越了上述三类，其目标是将中原与游牧双方共处于一个王朝之内相互分享而非对抗。(75)这种美好而理想的局面，我想应当是文献中唐太宗那番“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76)的形象表述给蒲立本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他做出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此话也同样成为今人赞颂唐太宗民族政策开放和宽厚的依凭。(77)但蒲立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停留在宽泛的赞誉之中，他认为唐太宗这种政策背后隐藏的仍旧是第二种即兼并游牧社会的动机。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从唐太宗征服东突厥、高丽，以及随后高宗朝廷降服西突厥而出现的拓展行动看，攻势战略映照下的唐朝开拓的政策之凸显，足以表明蒲立本前述第二种策略在此时的践行和兑现。而促使唐朝如此行为的动机，有如唐太宗声称的“黄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奉贡，归风顺轨，崇威启化之道”(78)那般，他的行为就是“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达到“四夷降伏，海内乂安”(79)之局面，这是王朝走向全盛的写照。但较诸此前的秦汉，尤其后来的宋明，真正由“纯粹”的汉人势力走向此种局面的似不多见，横跨长城南北、疆土广袤的倒是蒙古的元和满洲的清。唐朝能够走到这一步，让我们想起了陈寅恪那句“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80)的表述，他虽然只是厘清了李唐宗室假冒西凉李暠的高门而还原了赵郡“破落户”的族籍，(81)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族属追溯论辩所揭橥的李唐宗室的北方胡系与鲜卑拓跋文化的渊源，至少使我们认识到太宗集团能够走向长城南北兼统的道路，早已突破了传统中原汉人北至长城即戛然而止的窠臼。而突破这个限度的关键，首先表现在超越的意识或观念，而支撑这个观念背后的应当就是这种北系族属和胡汉的混溶文化。现在看来，宋人朱熹所谓“唐源流出于夷狄”(82)这句话隐藏的内涵显然被后人所低估，亦非李唐皇室母系胡族血统之一般性认识所可限量。易言之，学界有关李唐宗室胡系文化或“少数民族”之源说法背后蕴含的内容，仍旧需要进一步揭示。从陈寅恪剖析李唐氏族、隋唐政治、制度及其社会发展诸问题所揭示的种族与文化面相，(83)到胡汉文化作为日本史学界破解六朝隋唐史的两个关键问题之一，(84)族系与文化对那个时代诸种表象背后隐藏的关联的确能够起到动一发而牵全局的作用。倘若李唐源于汉地而囿于“中原”本土，很难想象他们的举措超越于传统而达致新盛的局面。事实上，虽然谷川道雄所论唐朝与鲜卑拓跋之关系侧重于政治体系，(85)但李唐与北方胡系的种族、文化渊源隐藏其后则不言自喻。新近有关唐朝宗室至少玄宗以前的君主均有鲜卑拓跋情结的研究再次增进了唐朝与北方草原异族文化的相关性，(86)这更促使我们关注李世民超越长城区域囊括塞北草原的壮举所蕴示的其宗室的胡系文化昭示的作用。也许正因为存在着这种联系，才有兼纳长城南北的意图，也才有长城工程的弃置。就此而言，唐太宗的政权的确不同于此前的秦汉和后来的宋明这类“纯粹”的汉人王朝。(87) ①穆渭生给出的答案更综合，氏著：《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5页。 ②《旧唐书》卷67《李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86页。按文中“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之“解筑”，《贞观政要》作“远筑”，意甚确切。(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2《任贤》，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8页。 ③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151页；又收入李鸿宾：《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129页。 ④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⑤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⑥这是就长城作为防御物体的逻辑推测。实际的情况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多将长城的修建置于中原与草原两大势力对峙的背景下来看待，譬如战国至秦汉长城的前后出现就是典型的案例。关于此点，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在《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92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在他的研究中，长城远不止是中原政权保护农业的战略。 ⑦参见[美]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文欣译、罗新校)、《内亚的战士》(邬文玲译、罗新校)，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4—119、132—156页。 ⑧游牧势力与农耕王朝之间的关系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多将这种关系置于欧亚大陆整体的视角进行观察。如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Peace，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 Reuven Amitai and Michal Biran eds,Mongols,Turks and Others: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Leiden· Boston:Brill,2005；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英文本最早出版于1989年)(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Jonathan Karam Skaff,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Culture,Power and Connections,580-8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等著作即其例。游牧与农耕双方对峙的同时，其交往与互动的频繁，促使人们常常将这种关系解释为游牧势力本身的需求无法获得自援性支撑，从而使它向外界索取，将发展的旨向对准南部的中原。关于游牧民族南下因缘的系统性整理，可参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月刊》(台北)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年3月。 ⑨有关攻防战略的研究可参见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初刊《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8年12月)，《山居存稿续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9—352页；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76年硕士学位论文；Pan Yihong,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Bellingham,Washington: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97,pp.133—167。 ⑩《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55页。 (11)突厥他钵可汗曾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见《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1页。 (12)参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初刊《岭南学报》第11卷第2期，1951年)，《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7—108页。新近的研究可参见朱振宏：《隋唐政治、制度与对外关系》，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5—96页。 (13)《通典》记云：“薛举、窦建德、王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7《边防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7页。 (14)参见[美]刘易士(Martin W.Lewis)、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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