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思想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部署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新历史征程中，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 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科学发展 观，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既是对我国 25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又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新问题的积 极回应。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社会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 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自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发展了几百万年。尽管系统提出发展观是非常晚近 的事情，只是在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出于探讨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 才提出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第一代发展观。但是，追求社会发展的全面性是人类永 恒的主题。历史上出现过的种种关于社会理想状态的设计，正是这一主题的具体化。社 会理想论的绵延不绝，既反映了人类业已创造的历史存在着不合目的性、不合理想性的 一面，同时也表明了试图超越现实历史的努力本身已构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现实 历史的发展正在逐渐地实现着人类的理想。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把人类历史上关于 社会理想状态的设计和追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思想史角度看，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它不只是表现为对一种政治 经济制度的反抗，而同时也是对一种文明和文化形式的反抗，它显示出了社会主义者试 图超越社会既定秩序、创造人类新文明的努力。作为这种反抗和超越的思想资源的，就 是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从“乌托邦”、“太阳城”到“实业制度”、“和谐 社会”的种种社会蓝图设计，都无不把社会的和谐、协调、全面发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
应该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全部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的社会蓝图设计 都是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产物，因而尽管其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资源，但是他 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是非历史的，他们设计的理想社会也始终停留于“应该”的彼 岸，而无法走向现实世界。后人把这些思想家的社会理想论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 正是出于对其超历史性质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科学 社会主义”行名，并不是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客观的”、“科学的”哲 学(如第二国际时期考茨基们理解的那样)，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得到 了科学的论证。马克思从不讳言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理想性、价值性、超越性意义，对社 会全面发展的追求是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马克思并不把确保社会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视为某个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实现，而是看成为历史发展的一 个具体阶段，它是工业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结果。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论取 得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体基础，理想论、价值观与历史观之间是内在统一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全面发展范畴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一部人类 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社会从片面发展不断走向全面发展的历史。在最初的社会形态 里，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狭隘性和个人社会关系的贫乏性，使得无论个人还是社会， 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虽然当时由于社会分工的狭小，个人的活动“显得 比较全面”，但这只是一种“原始的丰富”，是一种有限的完整性。到了商品经济社会 形态中，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导致了人的“原始丰富”的解体。个人受到物化 的社会关系的摆布，处于物的统治之下。但“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 ，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注：马克思 ：《1857-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11页。)。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 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注：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当然，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中所 实现的社会发展的全面性是有限的，它只是人类奔向自由王国的一个历史阶段。只有在 下一个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才不再作为阶级的成员，并摆脱 地域和民族的局限，成为真正的“个人”，存在于丰富的社会关系之中，同物质生产、 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以这种全面的生产来形成自己丰富的本质。可见，社会全面 进步之作为社会理想，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要求，而且它本身正逐步实现于社会 的发展运动过程之中。
其次，马克思主义又把社会全面发展当作一个价值论范畴，它作为一种否定性的辩证 法，一种批判的武器、衡量的尺度，作为一座横坐标而横亘于马克思厚重的历史和经济 学分析中。前述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肯定和 批判。事实上，这一肯定和批判也是从价值论角度进行的。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社会形态 是实现了比最初的社会形态里更全面的发展，并为下一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 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08页。)，因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到马克思的肯定。也正 是由于物化的社会关系仍然体现着主客体关系的颠倒，马克思才展开了扬弃和超越这种 生产方式的必然性论证。异化理论、拜物教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依次递进地揭示了资 本主义条件下主客体关系的颠倒，也即现实世界对人的否定性关系。在他看来，资本主 义文明的发展是极为片面的，甚至是畸形的，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
从上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价值观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证明了社会 全面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道德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工业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造就了客观物质基础。但因为 资本主义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也就 成为历史的必然。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而且又是在一个国 家单独举行革命，巨大的历史飞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由此引起的争 论贯穿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毅然实行了向新经济 政策的战略转变，继续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 想，其实质在于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非资 本主义道路，以解决由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时空位差所带来的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 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这一探索没有能够在俄国结出应有的果实。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结论。但是，中国 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俄国还要落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历史理性与坚持 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共同要求，使实现现代化与超越现代化(的已有模式)成为了中国社 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双重主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正是双重主题的体现。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互为目的与手段，既是双重选择又是双向选择。
认识到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工 业化”、“中国工业化道路”诸概念，提出探索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 务，表明他所构建的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不是一个只关乎经济增长的模式，而 是一个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模式，这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和谐发展，人从自然中获 得解放的同时，迎来从社会关系中的解放；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境界日 益崇高，社会既发达又崇高，人人既红又专。这一目标模式，无疑体现着与马克思主义 社会全面发展观乃至全部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连续性。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但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受历史 的局限，毛泽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进程的普遍性认识不足，而对现代化独特道路的 社会意识形态意义的过多关切，使他有时把意识形态充当了一种凌驾于生产力尺度之上的外在尺度，从而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舍弃了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现代化的许多合理因素。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被设定为一种道德理想追求，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时常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被冲淡甚至打断。
总结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中国 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 本问题作了全面解答，这实质上是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新发展纲领。在这一理论中，社会 全面发展的高远目标得到了科学论证，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途径、道路、方式方 法得到了全面规范。相比于毛泽东一再通过意识形态论争来追问经济建设手段的合法性 ，邓小平更是强调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来论证目标、理想的科学性。
必须指出，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中心地位、基础地位的同时，十分注意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的问题。对社会发展全面性的追求，构成了邓小平同志一系列“两手抓”思想的深 层根据。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不会自动 导致社会和人的一致发展，也不会自动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 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等等。邓小平一再强调和阐述“两手抓”的思想 表明，他设计、选择的手段、途径、道路、方式方法都是受社会全面发展目标所指引的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在邓小平理论的 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 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实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在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党的十六大明确 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由上可见，社会全面发展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赋予 了这一社会理想以科学含义，那么，历经列宁、毛泽东等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辛开拓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始致力于在制度设计、政策选择层面确立起的 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的内在关联。就此而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完整地提出 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直接 的相承关系。同时，科学发展观又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了国内 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 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新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理想论、发展理论史上的又一次飞 跃。
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其实质是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 更好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论述十分丰富、完整。党的十六届 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与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把科 学发展观所指引的发展道路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温家宝总理指出：科学发展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 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 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由此，他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概括为 以下七个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城乡协调发展； 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这些对科学发展 观的重要论述，我们需要认真学习、深刻体会。
鉴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重要文件对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已经十分清楚、明确，也 鉴于理论界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讨论已有诸多展开，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对科学发展观的内 涵和要求进行全面考察，而仅仅就一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重要问题作出辨析。
1.以人为本不是不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发展也不是不要速度的发展，不是 平均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要求我们：“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 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 ”温家宝总理同样指出：“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
为什么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仍然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里的原因首先在于 ，这二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本的。马克思把共产 主义定义为“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1995年版，第294页。)。他把自由王国的起点设定为“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 展”，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但是，马克思主义与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没有把人的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自由王国当作一个抽象原则，而是看作历史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主义没 有把人的发展、自由王国的开始看成是外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过程，恰恰相反，马克思 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生产力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也即是人的本 质力量的发展。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否定人”性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马克思写道：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人们至今还没有 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注：马克思：《1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 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样指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 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4页。)他还说：“如果 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 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 ，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 吗?”(注：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 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480页。)概而言之，马克思既批判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 框架，认为在这一框架中的生产力发展、财富增长具有否定人的性质，物的增值与人的 贬值成正比；同时他又认为人的解放离不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 产领域的彼岸，但是它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马克思这一与历史观高 度统一的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物质生产的发展、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人的发展 ，但是人的发展不是外在于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增长的另一个过程。“以人为本”是指 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具有主体的地位，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它不 能僭越为一个动摇甚至否定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抽象原则。
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温饱问题的解决和 初步达到小康，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人们各方面的需求比过去有了 很大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则为逐步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了可能性。过去那种基于全 力以赴甚至不惜代价解决温饱问题的发展观念，必须有相应的转变，而体制环境的变化 及二十多年发展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契机。由此可见，正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决不能把科学发展观 与发展对立起来，决不能因为强调以人为本，就动摇甚至否定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决 不能因为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统筹发展，就一味主张消除发展的差别和 事实上的不平衡问题，一味主张调低发展速度。全面发展不等于不要经济增长，协调发 展不等于平均发展，可持续发展不等于不要速度，统筹发展不等于马上实现一体化。我 们要牢记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的。我们要牢记发展 始终是第一位的，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可能更好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只有加快城市 化进程，才可能更彻底地解决三农问题；只有加快东部地区发展速度，才可能更有条件 解决西部发展问题。
2.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可能性的同时，更提供了必要性 。我国在实现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我们现在所达到的 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在经济建设中，我国的经济结构还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投入 、扩大投资规模，资源环境的代价太大。在发达国家，“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 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 = 投资增加量/GDP 增加量)只有1到2，也就是说，增 长1块钱的GDP，只需要投资资本增加1到2块钱。而在我国，最近几年的水平是5到7。这 种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外延粗放的增长模式中，高增长常常伴随着低效率，甚至是投资 增长速度越快，企业亏损越大，银行坏账越多。毫无疑问，这种高速度、低效率的增长 是很难长期持续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目 前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其深层原因就是经济增长质量太低(注：吴敬琏：《过热的深层 原因是增长质量太低》，《南方周末》2004年7月1日。)。中国迫切需要转换经济增长 模式，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 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就社会领域而言，由于政府将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在经济领域，使得政府长期充当了 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这种政府行为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25年来GDP快速增长，年均达到9.3%。2003年更是中国经济增 长的里程碑，人均GDP跨上了1000美元的重要台阶。但是GDP的连年快速增长，并没有消 除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相反，这些问题日益突出了。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 几乎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广大内陆地区的发展明 显落后于沿海地区。温家宝总理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列 举了多年积累的矛盾所带来的难题，包括农民增收缓慢，就业和社会保障任务重，区域 发展不平衡，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加等，以及经济加快发展 所带来的一些新矛盾，包括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能源、交通和部分原材料供求 关系紧张，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低收入居民生活困难，严重刑 事犯罪案件屡有发生等。
同时，政府长期充当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角色，也削弱了政府能力、降低了行政 效率，导致了政府体制建设上的一些不良后果：一是政府权力的异化，公共利益部门化 ，权力寻租无法避免；二是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政出多门；三是这种体制 必然会以GDP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造成许多低效率的投资，政府的社会服务功 能受到抑制，在失业问题、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四是市场机制发挥 作用的空间被压缩，行政垄断和审批事项增多；五是政府的社会公信力降低，社会信用 体系破坏。(注：参看迟福林、方栓喜：《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 》，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78期。)
可以看到，在我国经济空前繁荣的背后，因社会与经济大转型所引起的高社会风险， 严重社会分化与社会排斥，因政治体制不能适应转型而导致的政府治理能力低下，这些 都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成为严重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动响应挑战，在发展观上作出的重大 调整。这个新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发展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全面” ，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进步；“协调”，就是统筹兼顾城乡发 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 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就是在发展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 生态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 到底就是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概而言之，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的，它的实质是 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所提供的发展新思路，可以回应上述那些对于中国未 来发展的挑战，求解“如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这个当代中国发展的总主题。
3.科学发展观汲取国际发展经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实现了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型。
自进入近代世界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的实践和发展的观念始终处于交互影响 、辩证发展的进程中。发展的观念引领发展的实践，而发展的实践及结果则不断促使人 们反思和修正发展的观念，并进一步调整实践的方略。
由于受先发效应的影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典范。从这 种模式出发，经济增长被视为发展的同义词，财富积累被当作了惟一目标，或者像公平 、稳定、民主与自主也被列为发展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被认为会随着财富增长而“所 有好事情一起发生”。
对这种单纯注重经济增长指标和资金、技术等物质要素的发展观的怀疑至少来自两个 方面。一是西方发展模式固有缺陷不断暴露，现代化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 来了诸如农村萎缩、社会动荡、两极分化、价值失落、文化精神断裂等严重后果。现实 历史发展无情地驳倒了“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的神话(注：著名发展理论家亨廷顿曾 经批评了“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的相容性假说，但他认为这一假说只是不适用于后发 展国家，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则是事实。见其“发展的目标”一文，载《现代化：理论与 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里，亨廷顿显然忽视了在西方社 会发展史上对发展观念和实践不断作出的反思和修正。)。社会问题、人的心灵问题的 严重性，成为人文主义思潮在现代西方日益勃兴的基本背景。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 主题之一，就是批判西方社会发展的片面性。弗洛伊德从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日益同人的 需要相对立的事实中，提出了“社会神经症”概念，断言整个社会都患了病。韦伯、卢 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诸著作家们，或通过深广厚实的历史研究，或通过精微细致的逻辑 分析，指出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人文精神的退场、丧失、耗尽。人文主义思潮的社会批 判揭示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破绽百出、引人误解的会计制度记录下来的财富增长，越 来越难以使人相信。”(注：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4年11月巴黎会议上，主持人指出：“多方面发展的新认识来自当 前世界性的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危机，而且是人的价值的危机。”包括人在内的社 会全面危机，可视为对西方增长主义发展观所造成后果的一个诊断。
反思经济增长主义发展观的背景，还来自于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增长为基本目 标的发展战略受挫。
战后一系列新独立的贫穷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迫切愿望，使当代意义上的发展研究得 以形成，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兴学科。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也由于欧洲 的重建和日本复兴的经验让发展理论家认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上发展之路是 比较容易的，发展研究尽管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但却是西方主流社会科 学的衍生物，其基本倾向是，力图把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引上“西化”的轨道。这 种主流派的发展理论(或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曾很快遭到诸如依附理论、世界体 系理论的猛烈批判，但正如当代许多思想家都已揭示了的，权力地位与话语系统之间存 在着一致性。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状态不能很快地得到改变，因而激进派的批判始终是作 为主流派观点的补充而出现，始终不能超出与主流派观点的对立。西方主流派发展理论 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实际的指导作用。
西方古典发展理论“权力位置”的真正动摇来自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受挫。 由于忽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城乡发展之间、地区发展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 、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之间的诸种关系，这些国家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 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 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些病态发展现象，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些拉 美国家中严重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南亚国家中严重存在，在南亚、中东和一些非 洲国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特征。全球化是 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在提高经济效益和发挥市场竞争的激励功能，并形成新的经济生 长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改善各国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形成所谓全 球性问题，如饥饿和贫困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吸食、贩卖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环 境生态恶化问题，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扩大问题等，它们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
于是，对增长与发展概念的澄清，成为了一种新发展观的起点。当代的发展观，越来 越体现出对全球性、全面性、可持续性的追求。重视社会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 发展，已成为一个全球性潮流。主张社会多方面、多目标、多因素的综合发展，主张发 展是把经济、技术、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融为一体的进步，主张发展必须缩小国 民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已日益成为 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认识。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更是涉及了人类的代际关系，即 这一代与后一代人的关系问题，它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后代人拥有与当代 人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护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是当代人应尽的责任。这 些都标志着发展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如此，新发展观还对许多国家的高层政治经 济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美、德、英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巴西等后发 国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或行动纲领，共同强调要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 方面协调共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像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 、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避免性。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 率先进行对传统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质疑与突破，是因为西方国家首先完成了经济繁荣 并遭遇到了相应问题。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一时的不可避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病 态发展被无限期地延长。如果能够最大努力地汲取新发展观的内涵，最大限度地缩短走 上新发展模式的必要过程，那将成为后发国家的一个重要后发优势。就此而言，在我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00美元、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既是对前车之鉴的记取，也是对世界潮流的顺应。
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意味着我们在意 识形态上实现了重大转型。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它是特定阶 级、社会集团对现存和构想中的社会制度进行解释、辩护或对某种社会制度进行批判、 改造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马克思 的意识形态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 工作重心的转移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转型。相应地，科学发展观地提出，意味着意识形态 的又一次转型。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消解已有意识形态过于强烈的 政治倾向性。如果说邓小平提出“发展经济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通过政策转向使 中国从崩溃边缘走上正确轨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给“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补了课， 那么，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新发展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将是中国大踏步地融入世界发展潮流、走上世界文明大道的进程。
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于 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我们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做到 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提统筹，就意味着政府大包大揽，把一切都管起来。从当前一些 人把统筹发展的政策重心，仅仅理解为人为调低发展速度，把协调发展仅仅理解为造成 新的集中、新的集权，理解为加大政府干预，甚至成立更高行政级别的协调机构等等来 看，计划经济时代的旧观念、旧体制、旧制度、旧方法仍然在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由此，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努力提高领导水 平。党的十六大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要求 。在建党83周年前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 认真总结执政能力建设经验，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概括起来说，我们必须适应 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更新发展观念，创新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 ，完善政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集中到一点就是，科学发展观必须通过深 化改革、推进实质性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来贯彻落实。
改革开放是我国新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我国的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经过“放 权让利”、市场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诸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 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 保障。这次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 度的目标。这次全会还特别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既体现 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表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 制改革、法治建设的内在关联。在新形势下，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辅以相应的政治体制 改革和制度安排，不仅难以深化，而且有可能增加社会动荡和不稳定因素，而缺乏法治 ，市场经济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起步的 ，至今已经走过了25年的艰辛历程。25年来，我们在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 理体制、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当前，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诉求需要新的整合机制，社 会要求新的基本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监督、以个人产 权维护为基础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都突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今年年初 ，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法国发表演讲时说，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 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 监督的权利。
围绕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点这个议题，目前在论者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分歧。 党内民主、政府改革、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基层民主、宪政等分别为不同的论者所强 调。在我们看来，与其排他性地找出一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具可行性、因而最有前景 的道路，不如强调这里的每一种路径都能够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途径来推动才有可能。
从党内民主与宪政民主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党内民主是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组 成部分。另一方面，民主的政党又必然是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政党。就此而论， 二者并不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而言，把党内 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点，有着充分的理由，我们不能以需要实行总体政治体制 改革来贬损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当然，党内民主不可能单独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 政治体制内，因而党内民主的目标又应该与党政分开、宪法与法律主治、司法独立等目 标具有同一性。结合宪政民主理念提出党内民主的目标，以党内民主推动建立宪政民主 政体，这是我们的结论。
从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关系而言，对它们的不同侧重曾经是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标 志。20世纪80年代“新权威主义”与“激进改革派”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虽然针 锋相对，但两派皆主张实行体制内改革。1989年政治风波后，一些政治学者认为在现存 体制内进行改革的边际效用已经接近为零，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 发展的突破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或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开始受到高度关注。这一理 论强调社会与国家具有二元相对的性质，关注社会生活领域不能与国家混淆或被国家吞 没。在这个基础上，有的论者还提出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强调 通过发展社会，建立起一个逐渐强大的社会体系来与政府之间逐渐地形成一种平衡力量 ，以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看到，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逐渐多元化， 个人独立性的不断扩大，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化进程的加快，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 组织(NPO)的迅速发展，中国市民社会已经初见端倪。但是，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并没 有走上西方式“反对国家”的路子，中国市民社会在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 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 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注：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发展道路的 讨论可参看郁建兴等：《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载《人 文杂志》200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5期转载，以及郁建兴：《社会主 义市民社会的当代可能性》，载《文史哲》200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 年第2期转载。)。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受到高度关注，隐含着 运用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来抗衡国家的设想，那么通过中国市民社会的 实际发展历程，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时机的逐渐成熟，在今天，我们更需要致力于国家与 社会之间的勾连与互动，实现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整合。
在厘清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科学发展观落实机 制的政府体制创新，必然是一个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与建设市民社会相结 合的过程。具体地说，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政府机构改革，尽管每一次改革都以适应当时 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出发点，呈现出过渡性的特征，但总体而言，这五次政府机构改革的 关注点逐渐由机构设置向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紧紧抓住政府职 能转变的主题，撤销、裁并或增设什么机构都围绕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进行，而且与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紧密结合起来。由经济建设型政府 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就是这次政府改革的主题。
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的确立，既实现了我国意识形态 的重大转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仍然 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新历史条 件下，政府长期充当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必须转变。如果不能实现政府角色 的适时转变，就必然会导致一些严重后果。当前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紧迫性正 来自于此。
如何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理 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蔚然成风的背景下，首先由西方国家提出的， 此后又得到多次修正。这一理念主张管理就是服务，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 ，政府应该尽可能地为社会提供满意的公共物品。
在我国，“公共服务”已经被确定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作为与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相并列的政府职能，它所指陈的范围比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提出的公共 服务型政府要小得多，主要是指提供公共产品，如交通、商业服务、基础教育、环境保 护等，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及时地收集、分析、整理、传递 各方面的信息，以提高全社会的信息分享程度，降低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无效率等。可 见，公共服务职能只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个职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处延更为广泛。
在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批判所提供的理论资源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公共 服务型政府”下一个定义。所谓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以“管理就是服务”为根本理念 ，以提供私人或者社会不愿意提供，或者没有能力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政府。 它在经济层面上是指，政府存在的根据在于匡正市场失灵，政府主要为社会提供市场不 能够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加强监管，确保市场竞争的有 效性，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应该直接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市 场竞争或者依靠垄断特权与民争利。它在政治层面上是指，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政府要确保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安全、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环境，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有效的治理而不仅仅是统治。它在社会层面上是指，政府要从社 会长远发展出发，提供稳定的就业、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调节贫富差距，打击违法犯 罪等，确保社会健康发展。(注：参看迟福林、方栓喜：《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 若干建议(24条)》，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78期。)
可以看到，只有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新的发展思路实 现更快更好的发展。为此，我们首先要确立现代政府理念，确立服务为本、公民驱动、 公民取向的公民第一主义，以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为政府基本职能，体 现、落实人民主权原则；充分认识政治制度建设、政府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 力推进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责任政府和民主政府 等现代政府理念的传播和落实。其次，面对日益不确定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政府职能 转变不能简单归结为退出某些领域，而是要全面、正确地履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政府基本职能，更加注意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善于通过 宏观调控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三，大力推进政府效能建设，实 现政府机构内部体系的完善和改进。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提高政府效能更要致力 于健全各项机制，优化政策软环境，在完善决策机制，保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 ，在“治标”与“治本”并重，完善惩治腐败机制方面，在实现政府行为法定化方面下 功夫。第四，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和科学的行政问责机制。在政 府业绩的评价上，更加突出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追究政府行政机关和官员在公共服务 职能方面失职的责任。没有科学发展观，就难以确立正确的政绩观；没有正确的政绩观 ，也不可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政府的透明和可问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保障 和条件。最后，统筹兼顾，着眼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主要包括：努力缓 解基础设施和资源等瓶颈制约；在推进征地工作的同时进行配套改革，形成协调、统筹 的制度结构；加大资源和环境领域的工作力度，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需求间 的矛盾与问题；实施欠发达地区的推进工程，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等。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所谓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 方政府。如果说改革初期由于放权的缘故，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占据重要地位，那 么随着改革的全局化和日益深入，地方政府面临的制度创新成本和风险就越来越大。此 时，改革的深化对高层的制度供给需求就会增加。中央政府也将因此而面临越来越大的 制度创新压力，综合性、整体性、体制性的问题必须由中央政府出来承担制度创新的角 色(注：参看景跃进：《2002年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疾行如风》，载《21世纪环球报 道》2003年1月3日。)。因此，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一起构成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 新的主体。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它作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党历史上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型。科学发展观涉及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必然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其关键 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构建公 共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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