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贸易的新趋势：发展和结构性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亚太论文,新趋势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展望和分析的方法
80年代，以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和东盟国家的高速发展为背景，亚太地区的贸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经过如此大的变化，亚太地区贸易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大变化呢？
可以确信，特别是在80年代后半期，亚太国家的比较利益有了重大的变化。对此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由于汇率的调整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紧张而使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的劳动成本提高；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而使国际分工得到发展；以及东盟国家发展出口型工业化取得的整个成果。
比较利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80年代后半期流入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加。外国直接投资促使一些技术、管理技能及资本等一些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因此，这些投资使缺乏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落后的国家有可能扩大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
这份报告主要是概述一下从80年代后半期至1990年期间亚太地区国家在比较利益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用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1986年和1990年亚太地区国家间有关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双边贸易关系。这里主要用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中的出口方面的数字作为分析资料。这份报告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指的是杂类商品：服装、鞋类、玩具、运动商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等。机械商品、电机和电子产品、通用机械、汽车等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这个分析不包括台湾，因为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包括菲律宾，因它没有1989年和1990年的数据。
这里用产业内贸易指数作为双边贸易中比较利益的指标。它是分国家和产品来表明的。这个指数是用特定商品进出口价值总额除其进口和出口价值之间的差额得出的数字。在A、B两国的双边贸易中，当A国的出口率比B国高（A国在出口这一商品方面更专门化），并且指数更接近正1时，A国就具有较高的比较利益，从而在这一特定商品方面比B国更具有竞争力。而当A国的进口率比B国高（A国在进口这一商品方面更专门化），从而指数更接近负值时；A国就具有较低的比较利益，因此这一特定产品的竞争力就低于B国。
一般来说，在比较贸易平衡的程度或是竞争力时，由于贸易规模的大小不同，进行就有困难。例如，当贸易规模分别为1，000亿美元和10亿美元时，1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将具有不同的意义。本文采用这一指数是适当的，因为它消除了贸易规模的差别，从而能更好地提供各国间比较利益的情况。
二、分析的结果
1. 杂类商品和机械商品比较利益的变化。
1986年至1990年间发生的变化表明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造成了不同的变化趋向。在此期间，日本、新兴工业经济、韩国和香港，杂类商品和机械商品的指数一般都表现出下降趋势（1→0→-1＝竞争力降低）。另一方面，在东盟国家如马来西亚的指数一般都表现为上升的趋势（-1→0→1＝竞争力上升）。不同的变化趋向反映了在此期间有关国家之间比较利益的变化。
首先，分析一下呈现下降趋势的日本的情况。1986年，在亚太地区，日本在作为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杂类商品和作为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机械商品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竞争力。除了与南朝鲜的杂类商品的贸易外，日本的出口都是超过进口。但是在80年代后半期，随着日元急剧升值，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明显减弱，使其出口下降。而另一方面，从新兴工业经济和东盟国家进口的低成本产品却增加了。结果，到1990年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杂类商品方面的贸易迅速倾向于进口专门化。
在机械产品方面，日本在具有较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仍保持较强的竞争力。然而在附加值较低的普通产品方面，由于日本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和日本设备制造的产品增加，进口也增加了。与此同时，韩国和台湾的产品进口激增。在此期间，日本经济由于国内需求增加而达到较高的增长，也导致制成品进口的扩大。这也是1986年至1990年间日本指数趋向降低(1→0→-1)的部分原因。
象日本那样，新兴工业经济一般也表现出下降趋势。60年代，新兴工业经济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工业产品的出口使70年代和80年代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同时，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也扩大了。结果，除在炼油和石油产品领域具有较高出口率的新加坡外，各新兴工业经济的制成品所占份额都超过了90%。在工业化初期，象玩具和鞋类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了较高的出口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除香港外的各新兴工业经济，机械产品的比重都扩大了。美国是新兴工业经济的主要出口市场；但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如对美贸易逆差的增长和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货币对美元的升值，8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兴工业经济的出口产品就转移到了亚洲地区，如新兴工业经济自身、东盟国家和日本。
然而由于国内产品的成本受到各种内部因素，如劳动力短缺、工资增长、地价飞涨以及污染问题等的影响而提高，使得新兴工业经济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特别是杂类商品，与东盟国家相比，这些商品的竞争力下降了，因为东盟国家凭借它们充足的、低成本的劳动力，推进了其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另一方面，它们从东盟国家的进口产品却增加了。因此，新兴工业经济与东盟国家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向负方向发展。
与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不同，东盟国家一般表现为向上发展的趋势。除菲律宾以外的东盟国家在80年代后半期都达到了6%至10%的经济增长率。高速增长反映了来自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的直接投资，根据1985年“广场协议”进行的汇率，调整对此起到了促进作用。
东盟国家为了加速实现出口导向工业化，于80年代初期开始对出口型外国公司实行更宽的优惠政策。初级产品市场价格暴跌造成的经济停滞促进了这种转变。另一方面，由于通货的调整、国内投资气候的恶化促使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的公司增加了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因此，从1987年开始，在东盟国家内外国直接投资掀起高潮。新兴工业经济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方向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玩具和鞋类等工业——在这类产业方面新兴工业经济已失去了比较利益。来自发达国家如日本和美国的投资集中在如电气、电子产品和通用机械产品的装配业。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对准东盟国家的国内市场，而是大部分向第三国和投资国出口。换句话说，东盟国家的地位是这种出口产品的组装基地。结果杂类商品和低价通用机械产品出口迅速增加，它们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呈现向上发展的强劲趋势。
2. 杂类商品比机械产品呈现更大变化
这一部分分析杂类商品和机械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程度的差别。杂类产品的这类变化比机械产品更大。以日本和韩国为例，它们在80年代后半期从新兴工业经济和东盟国进口的杂类商品增加，产业内贸易指数严重下降。相比之下，机械产品的指数变化却相对较小。
那么，为什么杂类商品和机械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程度不同呢？首先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产品的性质上不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多取决于劳动成本这一基本投入要素。因此，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工资的提高使比较利益比较容易转向东盟国家和其他低工资国家。而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利益转移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因此这方面的进展较小。这是因为这些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要求各种要素的综合配置，不仅包括劳动成本，还包括技术能力、销售能力以及与其它产业的经济联系。
其次，这也与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有部分关系。各阶段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下：
第一，在从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开始到生产的开始这个阶段，从投资国向东道国出口的设备等生产资料增加。
第二，生产开始后，从投资国向东道国出口的中间产品，如零部件、原材料增加，这是因为当地不能立即采购到这些产品。
第三，投资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减少。这是由于这些产品逐渐由当地生产替代，或者由于最终产品从东道国向投资国的反向出口可能增加。这取决于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分工以及公司的战略。
最后，当零部件和原材料在当地采购增加时，这些中间产品从投资国向东道国的出口减少。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差别看来最明显的是在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当地采购方面。就不要求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说，在当地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增加较多。然而，就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说，对零部件和原材料则要求有较高的质量。因此，为了促进这些产业在当地的采购，必须在发展当地产业和开发人力资源这样一些基础领域做艰苦的准备工作。为此，在外国直接投资投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方，当地采购条件比起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发展要慢些。因此，投资国的中间产品的出口在短期内还不会下降。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机械产品对新兴工业经济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内指数，至今还很少从正数向负数变化。
最后，将描述一下各个国家的特点。新加坡与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平衡程度来说是较高的，特别是与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机械产品的贸易指数几乎为零。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中心，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它已经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贸易中心。因此，它起着转口贸易港的重要作用。
80年代后半期，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基地的新加坡的比较利益降低了。另外，政府实行高工资政策和其他政策，以发展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其它国家。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实行生产过程的分工，或是将它们的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如简单的装配和加工转移到相邻的马来西亚和台湾。这样的发展反映出新加坡加强了它作为东盟国家网络中心的作用这个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在新加坡设立采购办事处(IPO)，以便更好地利用其信息和实物传输的职能。这样，新加坡作为零部件采购和供应的中心的作用也更加重要。所有这一切被认为是新加坡与其它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机械产品贸易发展快的部分原因。
三、概括和展望
80年代后半期，亚太地区贸易额不仅增加了，而且在比较利益方面经历了重大变化。一般来说，日本、美国和新兴工业经济的竞争力下降了（产业内部贸易指数趋降）。而东盟国家的竞争力却增强了（产业内贸易指数趋升）。在杂类商品方面的这种变化比机械产品更为明显。这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虽然东道国的比较通用的最终产品，特别是电讯、音响设备的出口有所增长，然而，因为这些产品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生产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往往仍然由投资国供应。
就杂类商品来说，双边的出口和进口迅速地趋向平衡。主要原因是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价格竞争力下降，这又是由于劳动力供应紧张、工资提高和货币升值造成的。此外，在东盟国家，来自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的直接投资迅猛增长。这样，东盟国家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的资本、技术及管理知识结合起来了。结果，提高了东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与杂类商品的贸易趋势相关的工资差异的程度是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这种差异在涉及日本、美国和新兴工业经济的贸易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而就涉及东盟国家的贸易来说，只看劳动力成本还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供应能力有限，国内市场窄小。另外，把亚洲国家与美国的和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作比较，显示出很大的差别，当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扩大时（美国的工资上升比亚洲国家的高）、对美国的出口就会立即扩大（从美国的进口减少）。这样，亚洲国家的出口定向趋势加强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贸易关系就未必是这样。那里除了工资差异外，还有其他各种因素都是亚洲国家出口定向趋势加强的重要条件。
从国家来说，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显著地增长了。特别是作为东南亚中心的新加坡有力地促进了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贸易。因此，可以确认，新加坡增强了它作为这一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中心的作用。
展望未来，东盟国家的比较利益可能发生变化。
原因之一是外国直接投资延缓。从1991年开始，东盟国家的这种投资的年度总额，低于前一年的水平。而前些年其趋势是持续增长的。这表明出口将会进一步扩大，这是由于80年代后半期势头不小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生产得到了充分发展。
至于零部件和原材料在当地的采购，由于当地建立了生产零部件的日本工厂，而使生产逐步提高，可从当地获得的零部件产品逐渐增加了。结果，从投资国进口的零部件趋于减少，尽管关键部分仍需进口。除此之外，一些当地有关产业的供货厂商通过向外国的分公司提供零部件，力量逐渐增强。这样，那些需要有长期发展远景的地方工业的发展就有了希望。据此，可以预期，在此杂类商品发展慢的机械产品的方面也会逐渐达到贸易平衡。而且，在1993年1月生效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中，地区贸易的壁垒趋向减弱的势头在很大程度上将仍是不可能改变的。尽管在某些方面，如例外项目的选定和自由化的进度，会有一些曲折和反复。由于地区性的自由市场是普遍趋势，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公司适应当地生产条件实行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大量生产削减成本，努力增强竞争力。
特别是在电力机械工业方面，比较容易在各种工序中建立起分工制度，那种在各个有关国家分别建立工厂来供应它们的国内市场的所谓“多国国内战略”，将很可能转向各地区按产品分工的新体制。这种新体制是设想在地区内最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上生产某种特定产品，而不是在好几个国家生产类似的产品，并在地区基础上供应这种产品，地区内的国家之间互相供应这样生产的产品。这样做可能使机械产品的贸易共同发展。
最后，要补充的是，在杂类商品方面，没有分析低工资国家，如中国和越南，它们可能会提高它们的竞争力。因此，东盟国家在杂类商品方面的比较利益可能不会象现在所显示的那样稳定。
（李爽摘译自《太平洋经济与工业圈》1993年9月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