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现代人生存危机的三种取向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取向论文,现代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生存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4-0440-06
同普通动物不同，人是未完成的自我创造的动物。大自然并没有赋予人以完美的先天 本能图式，面临着来自环境的严峻挑战，人不得不走一条自我完成的艰难道路。先天的 “未完成”与后天的“自我完成”的矛盾潜藏着危机的种子，致使人的生存历程布满了 全生的荆棘。当人试图解决这种矛盾时，危机的萌芽就历史地生长起来。危机是人在解 决先天“未完成”与后天“自我完成”的矛盾时所面临的实际遭遇，是人的生成与创新 及其结果与主体的主观愿望和理想目标的背离，是主体对象化的异化效应。危机既是对 人的生存的挑战，又可能是导致进步的契机。危机由人的自我分化所造成，也只能由人 来克服。克服危机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就是对危机的深刻反思：反思危机的实质和 成因，寻求走出困境的生存与发展之路。19世纪中叶以来，对人的生存危机的解救依其 意义指向的差异，可分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观三种取向。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 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出发，以批判旧世界，发现和建设新世界为己任。马 克思虽然没有把他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称为“生存论”，但他以人的生产劳动实践解构人 的社会存在及其自然基础，深刻揭示了由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的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及其 生成的具体历史性，把实践看做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开创了“实践生存论”。在马 克思看来，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这种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是人所特 有的活动方式，是自在世界向人的自为世界转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基本途径，是 人类生成、发展和完善的手段，人在通过实践变革客观世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 也生成、发展和完善人本身，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和个性、创造 物质和精神价值，并实现人自身的价值，在认识和把握必然性中逐步获得自由，从必然 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造就了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经 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社会发展规律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起作用的，在 一定的意义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规律。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人的生产劳动实 践成为奴役人的手段，成为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使异化劳动普遍化又造就了 消灭异化、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条件。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 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第59页)。“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应该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现状”，解放全 人在并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1](第75页)。马克思也看重人的个体生存，他认为“人 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2](第532页)，并在《1857—1858年经 济学手稿》中分析了个体生存三种历史形态：人对人的人身依附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 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形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形态。但马克思更关怀的是工人阶 级的生存境遇，无论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色经典——《共产党宣 言》，还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都是反省现存世界工人阶级的生存危 机及其根源的文本，旨在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改变生存条件和转变生存方 式而改变世界、改造社会。这一思路在20世纪由列宁和毛泽东等继承和发展，“阶级意 识”进一步强化，并赋予了更多的“民族意识”。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自己规定为中国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把自己规定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 代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强调民 族本位和阶级本位，诉诸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无疑具有正义性和必然性。然而，这一时 段生存的个体性只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成为“话题”，而在“东方马克思主义 ”话语系统中几乎消失。这一“失语症”同苏联斯大林体制和中国“文革”岁月对个体 生存权利的否定构成联想，为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人权”曲解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这 也是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根源之一。值得庆幸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中国逐步走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个体生存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促进个性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已纳入现代化建 设的指标体系。还有必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协调， 具有丰富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和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把自然界称作人的“无机的身体”，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 个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人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人的肉 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的联系，并强调“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 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第95页)。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 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第202-203页)。恩格斯在《自然 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 在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 ](第517页)。这实际上是对现代生态危机的预警。
二
对人的个体生存危机的解析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主题。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 义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源头。叔本华和尼采主张意志高于理性，是世界的本体和 本质。叔本华把“生命意志”、尼采把“权力意志”看作是支配人的思想和行动以至一 切生物和其它事物运动的根本动力。在人生哲学方面，叔本华认为被生命意志支配的人 生就是痛苦和无聊，宣扬悲观主义人生观。尼采提出“上帝死了”，要“重新估价一切 价值”，人类文明日益堕落，只有依靠作为“权力意志”最高体现的“超人”才能拯救 人类。在意志主义影响下以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弗 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同一平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学”为过渡形成了20世纪 影响最大的人本主义思潮——以丹麦的克尔凯郭尔为先驱，以德国的海德格尔和雅斯贝 尔斯为奠基人，以法国的萨特为著名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存在主义是一种强调非理性 的孤独的个人的“个体意识”的生存哲学，它把哲学问题归结为人的生存问题，又把人 的生存问题归结为个体生存问题，进而把个体生存归结为孤独、苦闷、焦虑、畏惧、厌 烦、忧郁、绝望等非理性的情绪体验。雅斯贝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 就叫《生存哲学》。萨特则从“人学本体论”出发，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命题 ，认为“人首先在世界上生存着，经受遭遇和冲突，然后才确定自己”，“人只是他自 己造成的东西”，即人最初是没有任何本质规定的，人的本质是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生 成的，人有自我选择的绝对自由且应对自己选择的行为后果负全部责任，这是人区别于 他物的标志，从而体现了作为“自为的存在”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作为“自在的存在” 的客观事物只有当人的主观意识指向它们，成为对象性存在时才具有本质和意义。他还 以这种存在主义人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应当说，存在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人的生存境遇的反映：超验传统日渐式微 、社会向度技术化、法西斯主义肆虐等使人的异化加剧，个体陷入被压抑、被抛弃的生 存境况，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状况在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看来恰恰是 理性主义传统在当代西方社会强势推进的结果，因而，强调感性个体生存的意义，就必 须诉诸于非理性以清除理性主义传统。但是，用非理性的方式突出感性个体生存的意义 只是清除传统理性主义的一种可能的方式，而且，仅仅通过非理性所支持起来的孤独的 个体只不过是一种不健全的个体存在，对传统的抽象理性的克服终究取决于理性精神本 身的自我超越，而不是对理性的完全否定。所以，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个体生存哲学至多 只是解救现代人的生存危机的一种尝试，而不足以成为整合“现代意识”和引导人类持 续生存与发展的哲学基础。这里也有必要说明的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已 发生了由强调人的个体生存到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视角解构人类整体生存的主题的转换 。在海德格尔后期写作的《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林中路》和《诗·语言·思》 等著作中，他从技术批判的向度出发述说了近代以来由于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人和自然 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包含的危险的发展趋势，从而向世人昭示了一个现 代的庄严主题：拯救地球。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对地球的利 用与剥夺达到了无法想象的状况，人类的生存根基遭受严重破坏。因此现时代的问题就 在于人类有“急难”，而陶醉于技术时代之中的人面临着不断加剧的“急难”却无动于 衷，从而更加剧了人类社会的危机。他呼吁：要倾听自然的呼声，拯救地球，并由拯救 地球而更新人类世界。海德格尔的这些思想是以诗意般的语言来表达的，但透过他那艺 术语言的表象，我们的确可以领悟到哲学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命运的终极关怀与忧思 ，其思想的先锋性为人类正视生态危机发出了必要的警报。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 殊表达式的限制，很少有人把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看作表达可持续发展观的早期文本。
三
作为20世纪后期形成的伟大思想之一，可持续发展观源于对由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失调 引起的现代人的生存危机的反省。中华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有“天人合一”、“ 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等人类与自然保持和谐共生关系的取向。而西方文化，特别 是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有“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 然的观念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西方社会扩散到全球成为主导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 的引导下，人类提高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然而这种单向度地强 调人对自然的征服的价值观及其影响下形成的不计自然成本，通过大量消耗甚至浪费自 然资源来换取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造成的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可 持续发展正是针对人类生存危机而提出来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
20世纪下半叶生态危机的加剧，促使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产生。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 家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被看作是孕育可持续发展观的早期文本。书中通过对农 药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的揭示，说明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指出由于这些农 药对许多生物的威胁，使原本生机勃勃的春天变得寂静了。她认为人类的许多活动不仅 危及了许多生物的生存，而且正在危害人类自己。该书引发了人们对人类活动与生态环 境的关系激烈争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把人类面临的生存 危机作为全球性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以大量事实和系统分析说明了传统工业文明经济增 长的不可持续性。认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 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5](第19 -20页)。为防止悲剧上演，作者提议经济运行“从增长转向实现全球均衡”即实行零增 长模式。这个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其悲观主义结论受到多方批评，但该报告把 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作为全球性问题尖锐地凸现出来，对反思传统发展模式、寻找新的 发展道路无疑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 ，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只有一个地球》的主题报告。会后，西方社会兴起了保 护生态环境的“绿色运动”。绿色革命、绿色产业、绿色食品、绿色文化等作为表述可 持续发展思想的名词大量涌现，包括绿党、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各类绿色团体纷纷成立 ，并产生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983年12月联合国 成立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下于1987年4月提 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调研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经典文本。报告对 可持续发展概念给出了权威性的定义并系统论述了可持续发展观。报告把“可持续发展 ”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6 ](第52页)。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旨趣的阐释，明确指出：“从 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6](第80页 )。
人类整体意识的觉醒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无论是个人还是 阶级、民族、国家等人群共同体往往把环境和生态这类“公地”置于其利益之下，只有 当“公地悲剧”严重影响其生存与发展时，才可能成为他们真正关注的问题。当今世界 ，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涉及面广，不论什么人，什么阶级、什么民族、什么国 家和生活于什么区域、什么地方的人群的生存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使人类在 环境和生态问题上形成“整体意识”、开展对话与合作成为必要。1992年6月联合国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世界各国领导人参加的“环境与发展会议”。会议通过的《21 世纪议程》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指导原则和战略目 标，号召各成员国根据联合国确定的原则和目标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议程》 和《宣言》是体现世界各国在解决至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 某种人类“整体意识”的历史性文献。当然，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在短期内也不会从 根本上改变阶级和民族国家等利益主体的构成及其利益分化的本质。由于社会利益的分 化，在当代以至今后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超越阶级、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类“ 整体意识”的确立及其向实践的转化是充满矛盾和困难的。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 是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耗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先行者，在全球环保方面理应负更多 的责任。但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履行与这些国家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的义务，而自己却不愿承担该负的责任(如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上任后宣布美国不执行旨 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还把污染严重的产业甚至有 毒垃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也很难 完全履行相关协议规定的环境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整体利益的协调就无所作为。 随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以及恐怖主义威胁，都是 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挑战，联合国、WTO等国际多边组织的存在和作用的加强，“地 球村”居民的多边共赢共存的“生存共同体”的“整体意识”将逐步强化。20世纪90年 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系列国际会议的主题，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协议，有的已经或正 在得到部分执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还被纳入了1995年 1月1日正式成立的世贸组织的宗旨，表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开始迈开全球化步伐。
四
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由于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民族和国家观，思想理 论上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承认世界上除了阶级、民族和国家利益之外还存在着全人类 的整体利益，并把人口、环境和生态问题说成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在“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年代，人们忙于政治斗争和“文化革命”，无暇顾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20世 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加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 益扩大。我们国家意识到人口、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普遍性及控制人口、保护环境和生态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行监控。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 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7](第282页)。这一发展理念与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观不谋而合。从80年代后期开始，环境和生态保护被列为基本国策并制定了相关的法 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受到高度重视。1992年7月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的300多名专家 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先后五易 其稿，于1994年3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实行，是指明中国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的“绿色经典”，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开始实施的标志。
1995年9月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阐 述“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时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 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 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他 还强调，“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1996年3月八 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 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一起纳入中国迈向21世纪的中长期发展规划。1998年“三江 ”洪水灾害造成的巨大震撼促使国民反思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2000年拉开帷幕的西部 大开发战略明确把以生态建设为中心作为基本战略原则，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第一 次把保护生态环境列为主要目标。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十五”时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做了具体规划和部 署，《纲要》通篇都贯彻了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
新世纪初期我国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空前增加，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不懈地做好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工作，关系到我国经 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是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抉择。我们必须抓住世界新的科技革命迅猛发 展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历史机遇，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发 挥“后发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继续完成工业化和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建设生态 文明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跨越，促进社 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阐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 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时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 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 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1年7月13日， 北京申奥成功，圆了中国人百年“奥运之梦”，体现可持续发展观的“新北京、新奥运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是北京申办2008奥运会的主题，是北京人民 及全中国人民对国际奥委会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我们一定要履行的诺言。20 01年12月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性谈判终于完成，加入WTO标志着 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 程，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与环保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将面临新的贸易壁垒—— “绿色壁垒”的挑战。我们应强化绿色意识，严把市场准入关，以优质产品参与国际竞 争、打开“绿色通道”。这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充满矛盾和困难的工人阶级生存 与发展的“阶级意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民族意识”与尊重和保障个人生存与 发展权利的“个体意识”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意识”整合的可 能有望逐步转化为现实。由此作者联想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 共产主义的展望：“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 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真正的解决”[3](第 120页)。当然，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对社会未来的发展 方向作出了科学的预见，但人类未来究竟如何生存与发展，应由社会实践去回答。
收稿日期：200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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