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死亡与象征交换的重构：殡葬文化研究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殡葬论文,重构论文,象征论文,身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2-0084-05
一、反思象征交换：乌托邦还是想象力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以“原始秩序中的死亡交换”①为题论述了象征交换(symbolic exchange)理论。象征交换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属于“形而下”的含义，指“原始社会”或古代的、传统的社会中，通过一定的流通网络和仪式过程，社会关系得以在群体内部交换、维系和巩固的社会制度。在人类学历史上，博厄斯(Franz Boas)论述的“夸富宴”、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论述的“库拉圈”、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论述的“婚姻交换”、莫斯论述的“总体呈献体系”及礼物之灵，皆可归为象征交换的范畴，只是这种象征交换属于经验层次的。第二层含义属于“形而上”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秩序的发展，资本运行方式已经由商品政治经济学转变为鲍德里亚所谓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在此基础上他用“象征交换”解释“符号暴力”产生的根源，用“象征交换”革“符号暴力”的命，即“象征死亡”。形而上的象征交换理论，旨在批判鲍德里亚时代的社会。总之，鲍德里亚从人类学资料中“发现”了一种“形而下”的社会关系交换原则，进而把这种原则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去实现社会批判的理论目标。
不能否认，多数学者认为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很深刻，适用于分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但是，学界认为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实际上，后来鲍德里亚本人也抛弃了象征交换转而追求更加虚幻的“诱惑”，企图去批判和解放他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
象征交换究竟是乌托邦还是一种“想象力”？如果我们逆向分析这种“具象”的象征交换，特别是针对更加特殊的社会事项——死亡(这里所谓的死亡是形而下的、人们身体的死亡，而非象征死亡式的抽象的死亡)，则会发现人们对死亡的象征交换可能一直存在于社会之中。面对鲍德里亚及其象征交换理论，学界往往忽视这种具象的现实的肉体上的死亡，忽视象征交换的形而下的层面，在这个层面象征交换似乎具有一种想象力。
当发掘象征交换的想象力时，象征交换的死亡与现代死亡观念冲突的焦点是什么？如果冲突的焦点是身体的死亡，那么身体的死亡究竟是现代死亡观念所认为的那样还是其他？如果现代死亡观念以身体的死亡为核心要素，那么一旦身体的死亡被证明是一种象征交换，这也就证明了现代死亡观念应该把死亡看成是一种象征交换。
现代殡葬活动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归结为死亡象征交换的现代“社会条件”问题，需要在现代背景下重构死亡的象征交换，构建死亡象征交换的社会机制。在原始秩序中，死亡的象征交换需要生与死的同一。人们通过一定的流通网络和仪式过程，在社会群体内部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并完成社会关系的交换、维系和巩固。但是，现代死亡观念已经被科学锁定在“身体”之上，身体的死亡就意味着意义的消失，这种意识显然排斥那种象征交换法则。所以，首先要以身体入手，发现身体承载哪些象征意义，进而以“身体的死亡”这种现代死亡法则入手，发现死亡身体的象征意义表达面临哪些制约因素。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象征交换的重构，才能跨越“身体的死亡”，澄清狭隘的现代死亡观念，实现现代殡葬活动的转型。
二、身体——符号互动的五重奏
1.“镜中我”的身体与社会网络
“镜中我”的身体，其理论来源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镜中我”理论。镜中我的身体是理解社会中自我的基础，相反我们要理解身体也要以这种反身性为基础。克罗斯利(Nick Crossley)从理论上检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福柯(Michel Foucault)、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相关研究后认为，有必要将反身性的议题(包括身体)定位于一定的语境(context)之中，即定位于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权力关系之中②。镜中我的身体意义是通过社会网络这面“社会之镜”表达的，社会网络是表达身体意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2.“拟剧论”的身体与社会边界
“拟剧论”的身体，其理论来源是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拟剧论身体的理论基础是：在人们角色扮演和印象管理的过程中，其身体首先被关注；其次，拟剧身体仪式(dramatic body-rituals)是社会和情感(emotional)秩序的产物③。所谓拟剧身体仪式，应该理解为生命周期内各种人生仪式，诞生、婚礼、生产、殡葬等，这些人生礼仪在拟剧论看来都是一种身体展演。拟剧论身体的边界(把身体分为公共的和私人的身体)象征社会边界，两种身体对应于两种社会生活，即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卡西尔(Spencer E.Cahill)以医生为病人做检查为例分析了医生的角色，认为医生跨越了病人公共身体和私人身体的边界，这种跨越的存在恰好证明了身体“符号”边界的存在，身体边界象征着社会边界④。
3.“现象学”的身体与社会实践
“现象学”的身体，其理论来源是舒茨(Alfred Schutz)的现象学社会学或现象社会学。现象学的身体具有不确定性。身体首先是人们的躯体，躯体是存在的，自我、社会、象征秩序皆可通过这种存在的身体来构建。其次是躯体的消失，因为世界的建构源于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目标，所以生活世界的意义由行动组成，身体则由这种意义结构来解释⑤。因此现象学的身体充满实践性，它既是行动的媒介，又是行动的结果。身体和行动、意义即社会实践不可避免地紧密相连。莫纳汉(Lee F.Monaghan)分析了健美运动者及其所采取的行动和所建构的意义，他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健美运动者，必须经历符号互动的过程，经历对自身再定义的过程⑥。
4.“符号学”的身体与文化权力
“符号学”的身体，其理论来源是福柯的权力文化研究。符号学的身体，首先是将身体作为一种符号工具，循文化与权力路径分析身体。其次是将身体作为客体，身体经由互动成为一种符号。最后是将身体作为一种想象或意识(sense)。Phillip Vannini和Dennis D.Waskul重新分析了人们的身体想象(body-image)，认为身体想象应该是主动的、互动的和交换的状态，人们自我、身体、社会的内外边界统统消失的状态⑦。
5.“叙事学”的身体与文化霸权
“叙事学”的身体，其理论来源是西方互动论的叙事学框架(a narrative framework)。叙事学的身体指将身体作为一则故事呈现。首先，叙事学的身体强调“个人生活史”，这是发生在身体之上的历史叙事，每个人都有。这是叙事学身体的基础，没有个人生活史就无所谓身体的故事呈现。其次，叙事学的身体所呈现的故事内容丰富，包括谈判、斗争、创造、生活的影响等等。最后，叙事学的身体把身体作为一个场所，或者场域。这是符号领域与生理领域的斗争场，身体不断经历着人的生理承受与制度环境的博弈。
三、现代殡葬困境与身体的死亡
1.殡葬社会网络弱化与反身性的缺失
殡葬社会网络弱化主要表现为参与殡葬活动的社会群体规模缩小。传统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参与殡葬活动的社会群体的规模。差序格局形成以个体为中心向外逐步扩展的家庭、家族与社会集团。对于生死大事，这些社会关系网络承担起举足轻重的责任，从而成就了传统殡葬活动中社会群体参与规模大的结果。
目前，我国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为主，这种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决定了参与殡葬活动的社会群体规模缩小。在城市，参与殡葬活动的社会群体主要是丧家相关的初级群体(血亲、姻亲、二代以内的缩小的家族)、次级群体(如单位同事、邻里、朋友等)，这些社会群体的参与程度和规模都不能与传统殡葬活动相比。在农村，随着20世纪90年代打工潮的兴起，大量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两栖生活导致农村社会生活的断裂，同时也导致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家庭户规模二人户为429.83308万户(22.07%)，三人户为435.07069万户(22.34%)，四人户为409.62499万户(21.03%)，我国乡村家庭户规模大部分在2—4人之间。⑧这种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对农村殡葬活动的参与规模有很大影响。
殡葬社会网络弱化势必引起反身性的缺失。按照镜中我的身体视角，身体的死亡应该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因为身体通过社会网络这面镜子能够反馈反身性，后者是理解身体的基础，正像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一样，他们之间离开任何一方势必造成双方意义的缺失，所以身体的死亡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意味着意义的消失、物质的灭亡，那么源于身体的死亡就缺少了社会网络之镜，至少是弱化，进而缺失反馈的反身性，反身性的缺失就带走了身体死亡的意义。
2.殡葬社会边界的反置与身体展演失序
殡葬社会边界的反置主要表现为殡葬活动的私人化。我国传统殡葬活动属于公共生活范畴。公共生活既是殡葬活动展开的社会空间，又是殡葬活动中社会关系展开的结构空间。其中，家族凝聚力、内部事务的处理、实力、社会交往、交换等事项都得以在公共生活中展开。但是，现代殡葬活动被限定在私人生活范围内。一方面，基于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殡葬被排除在社区公共事务之外；另一方面，农村家族力量的碎片化，特别是快速城市(镇)化所带来的经济理性对传统社会规范的替代，使得在城市殡葬活动未能有效发挥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功能，农村地区也向城市方向发展。
殡葬活动的私人化带来死亡身体的展演失序。对拟剧论的身体来说，身体在社会舞台的展演具有重要意义，而后台的身体是一种隐私，交由私人空间。但是，现代殡葬活动的举行被归为家庭内部事务，这就把死亡的身体带入私人空间而否定其公共身体展演的意义，进而在殡葬活动中本应该是公共展演的身体被转化为私人空间的隐私暴露，其中本应该承载的公共意义无处安放，公共身体的展演机制丧失了，公共生活转化为私人生活，公共身体转化为私人身体，死亡的身体所标识的符号意义也就丧失了。结果随着殡葬社会边界反置，附着在现代殡葬“殡”上的一些社会功能，特别是公共事务协调的功能就无法发挥。
3.殡葬社会实践的固化与身体意义流失
殡葬社会实践的固化集中表现为殡葬活动中的非理性行动和殡葬伦理学意义的消失。殡葬活动中的非理性行动是对传统殡葬的路径依赖。传统殡葬活动是理性行动，在社会领域组织的殡葬活动皆有社会规范依据。对于家庭而言，传统殡葬活动已经超越家庭范围进入社会领域，所以无论是家庭经济压力感低，还是家族殡葬的“炫耀性消费”，都有合理性。家族承担居丧家庭的经济压力以实现家族彰显实力的目标。但是，现代殡葬活动主要在现代市场领域运行，居丧家庭承担一定的经济压力旨在追求传统家族式的炫耀性消费。否则，不承担经济压力就要承担社会压力，客观上使得居丧家庭趋向非理性行动。
殡葬活动伦理学意义的消失指殡葬活动不再发挥确认人伦关系的功能。传统社会是人伦社会，传统殡葬活动具有确认人伦关系的社会功能。人伦本质是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在传统殡葬活动中强调生者与逝者远近亲疏的关系，从多种形式上确认这种情感：一是表达生者对逝者的怀念，二是在生者之间对这种情感的确认进行强化。但是，现代殡葬活动缺乏情感流露。对居丧家庭而言，首先应该是情感的刺激。实际上，居丧家庭在承受情感压力的情况下不得不疲于应对高度程式化的殡葬流程，以致情感关系被冷落，甚至是被破坏。另外，居丧家庭以外的社会群体只是浅度参与殡葬活动。这种殡葬活动在日益陌生的社会中无法以殡葬为载体达到有效强调人伦关系重要性的目的。
殡葬社会实践的固化，使得身体意义流失。现象学的身体强调身体、行动、意义的相互关联。殡葬活动首先是一系列规定的社会行动，主要是围绕身体所举行的仪式，这个身体是死亡的身体，通过这种仪式死亡身体的意义才能显现。但是，现代殡葬的程式化服务将对身体的行动转变成对尸体的处理，那些被裹挟的非理性消费也未能承载死亡身体的意义，殡葬的伦理学功能就更缺失了。人伦关系的教育、维系对初级群体的关系协调十分必要，缺少人伦秩序的社会，其社会基础本质上是不稳固的，会进一步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缺乏信任和无道德，因此，殡葬应该承担起人伦关系教育的职责，但是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一种社会机制可以提供。
4.殡葬文化权力的离散与身体符号模糊
殡葬文化权力的离散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主导的殡葬观念。一方面，人们拥有的传统殡葬观念根深蒂固，而且随人口、区域、风俗的不同，这些传统观念具有多样性；另一方面，现代殡葬服务制度鼓励的新观念尚未让人们扭转传统观念，同时自身也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殡葬的文化权力是不集中的，至少存在两种观念的博弈。
传统殡葬观念认为，死亡意味着身体的消失，重要的是，在身体消失后人的灵魂仍然存在，它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仍然与生者的世界进行联络，于是生者会敬畏逝者，通过殡葬活动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献祭，寻求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的庇佑，由此在殡葬环节人们对逝者充满感情，遵循社会礼仪。现代殡葬观念认为，死亡就是身体的消失，对亲人的怀念不必基于围绕身体的一系列程式，可以通过很多其他方式表达，而殡葬可能给生者带来经济的耗费、环境的破坏、生存的挑战等。
在殡葬文化权力的离散状态下，死亡身体的符号工具意义就会模糊。围绕死亡的身体如何展开殡葬活动，什么样的殡葬才符合社会预期，特别是对死亡身体的处理方式应该如何选择才能够保证生死两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政府、市场、社会。例如，在传统殡葬活动中，“葬”强调入土为安。现代葬式的改变正在冲击着人们“入土为安”的观念，树葬、花坛葬、海葬、草坪葬、壁葬等新葬式都以火葬为基础。而传统观念对用火烧人的身体是任何情况下都难以接受的，身体的保存延续着生者对逝者灵魂不死的传统观念，入土意味着身体能够在土地里面完好保存。死亡的身体应该如何处理？如何处理才能被各方所接受？在此基础上如何形成一种主导的观念系统？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死亡的身体所承载的符号工具意义才能明确。
5.殡葬文化霸权的博弈与身体语言抗争
殡葬文化霸权的博弈主要是殡葬社会观念的推拉。如前所述，传统观念始终让人们避免死亡话语，排斥死亡，歧视死亡，同时在面临死亡的身体时，又恐惧死亡，敬畏死亡。生死两安是传统观念追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们采取多种策略，这些策略以习俗、禁忌、仪式等等形式出现，是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随着殡葬改革的不断深入，殡葬新观念逐渐得到传播，从墓地公园化到绿色葬式，从公益殡葬到器官捐赠，从临终关怀到网络祭奠等等，这些新观念不断出现。新观念不是站在驳倒传统观念的立场上被传播、讨论和扩散的，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因为人们的观念最难改变，需要制度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配合，所以当社会出现至少两种观念时，势必存在彼此之间的博弈，双方都在争夺各自的市场，可能一方获胜，可能彼此融汇，也可能存在其他情况。
博弈意味着转型。在一切都未定型的情况下，人的遭遇富有故事性。叙事学的身体是人生故事的生成基础，是生理与制度环境斗争的场所，在此视角下，死亡身体的故事更是五味杂陈。有服务者的无奈，有生者失去亲人的悲痛或孤苦无助的辛酸，有对人生苦短的感叹，还有对尔虞我诈的愤恨，对生命无常的恐惧，对严酷无情的不满。从现代殡葬服务制度环境入手，我们可以将死亡身体的故事分成以下几种故事：服务提供者经历的故事；管理者经历的故事；丧家经历的故事；经营者经历的故事以及其他可能的故事。这里涉及观念的博弈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市场、社会制度等，其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本质上是死亡身体的语言抗争。
四、现代殡葬象征交换的重构
1.建设殡葬社会网络
第一，建设殡葬社区网络。社会转型反映在个人生活上首先是社区治理的逐渐确立。目前，我国城市(镇)已形成以住宅小区为单位的街道覆盖的居委会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打破了以往以单位为标准的家属区管理模式，居民的日常生活交由社会组织管理。乡村也正在形成以村委会为单位的社区治理模式。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社区治理，均应该包括社区居民殡葬活动的内容，以缓解因殡葬私人化带来的个人、家庭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可以在社区层面成立服务居民的殡葬服务组织，这种组织可以作为社区自治组织下的机构之一，也可成立专门的社会组织。殡葬委员会旨在服务居民及家庭，是在个人、家庭层面建立的殡葬社会网络，进而成为更高层面殡葬社会网络的社区节点。
第二，建设殡葬群体网络。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人生大事，但是对于一个社区来说，死亡是关于单个家庭、个人的偶然事件。虽然像殡葬委员会这样的社区网络能够为个人、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但对于社区之外的政府管理和市场主体来说，丧家处于原子化的和分散的状态。为了增强个人和家庭在社区之外的权利表达与权益保障，可以在殡葬协会的组织架构内成立殡葬联络组织，旨在与社区网络节点对接，形成服务丧家的殡葬群体网络。这种网络首先能够便于政府管理，与政府殡葬管理相衔接，成为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下传渠道，成为丧家相关信息的咨询渠道和相关公共服务的保障。其次殡葬群体网络能够借助殡葬行业协会与殡葬延伸市场的主体展开博弈，以保证丧家的经济权益和避免丧家不必要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建设殡葬群体网络的关键在于，以连接社区网络为基础，殡葬联络组织对分散的丧家开展与殡葬相关的指导和服务，从客观上形成一种丧家群体。
第三，建设殡葬社会服务网络。殡葬社会服务是政府提供的基本殡葬服务、市场提供的延伸殡葬服务以外由社会提供的殡葬过程服务。殡葬社会服务的生产者或提供者主要是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工作机构。殡葬社会服务的对象不仅包括居丧家庭成员，还包括参与殡葬活动的人员，例如殡仪馆的专业人员。以社会工作机构为例，首先，社会工作者能够为居丧者提供殡葬过程服务。从居丧者及其家庭到所在社区，从基本殡葬服务到殡葬延伸服务，从具体事务的家庭决策到个人情感的维护，社会工作者都能够细致地帮助居丧者相对理性地发现自己的问题并解决好这些难题。其次，社会工作者能够参与现代殡葬活动的全程，特别是为居丧者及其家庭以外的社会群体提供专业服务。最后，社会工作者既是资源的发现者，又是政策的倡导者。通过专业服务，社会工作者能够及时准确把握殡葬活动的微观问题、中观机制以及宏观社会政策。同时积极地将其他社会组织资源引导到殡葬体制机制中去，为进一步完善殡葬制度转型做出政策研究咨询。
2.推动殡葬社区参与
建设殡葬社区网络，从社区自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两方面推动殡葬社区参与。对我国广大乡村而言，殡葬社区网络就是红白理事会。需要指出的是，在乡村社区自组织方面，家族组织能够有效促进殡葬社区参与，因为参与殡葬活动被认为是家族成员的基本义务并受到严格的社会约束。但是在城市(镇)由于家族组织不复存在，殡葬社区网络应依靠社区自组织，成立殡葬委员会。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自组织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殡葬活动，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殡葬社区参与，有效协调社区社会关系，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进一步促进社区建设。
志愿者服务是推动殡葬社区参与的重要途径。对于志愿者服务建设，应该从社区外来设计。可以通过志愿者组织与殡葬社区网络的连接，形成制度化的殡葬社区参与。在志愿者参与的过程中，志愿者可以通过社区服务获得一定程度的死亡教育，丧家可以得到社会支援，包括人力支援、情感支持等。当然，在一些乡村，也可以试行这种志愿者服务，这种尝试应该在殡葬社会观念层面对乡村居民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3.规范殡葬社会礼仪
可以从仪式程序和人伦符号两方面规范殡葬社会礼仪。第一，从行业协会角度规范殡葬仪式和程序。规范应该依据我国传统殡葬的相关礼仪，结合社会转型的实际进行合理简化，并体现人性化、情感化、生活化。简言之，以传统人伦关系为基础，丰富殡仪馆内的仪式内容，增强仪式的人伦意义和情感承载，以感动殡葬参与群体和慰藉丧家。仪式和程序是殡葬活动的主体内容，是进行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的天然课堂，所以，规范殡葬仪式和程序，有利于增强殡葬服务的软实力，强化殡葬服务的人本关怀。
第二，从行业协会角度规范殡葬相关礼仪符号。殡葬的相关符号集中象征生者世界的人伦关系，进而象征社会关系体系，这些符号应该得到进一步规范。例如，我国传统殡葬礼仪中的“五服”制度，我国现代殡葬礼仪中的配饰习俗(黑纱、白花等)。重要的殡葬符号当属墓地设施和各个阶段的祭祀器具。墓地符号主要包括墓碑、墓地形制等方面，祭祀主要是清明节的墓祭和不同时节的家祭。这些方面都涉及很多殡葬符号，如何规范殡葬符号的使用，如何规范殡葬符号所承载的礼仪是协会应该把握的事务。
4.形塑殡葬社会观念
可以从葬式选择、情感表达、道德约束、教育服务、社会环境等方面，形塑殡葬社会观念。殡葬改革面临的很多问题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的观念。如果在价值中立的理论层面，不管人们持何种观念，传统观念、现代观念乃至超前观念，它们都不构成一种问题。但是，如果各种观念没有一个主导就会产生问题。这种主导观念并非排斥其他不同观念，而是能够容纳各种不同观念并提供给人们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在殡葬活动中，应该形成这样一个主导的殡葬社会观念。
殡葬服务具有文化性和情感性⑨。现代殡葬象征交换重构的目的，即回归殡葬服务的文化性和情感性，这是殡葬文化的本质。实际上，殡葬活动的各个环节、领域都服务于殡葬文化的这个本质。所以，我们通过关注象征交换理论的“形而下”含义，分析了这一理论视角的想象力，认为象征交换在殡葬问题的分析上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是，现代殡葬受制于现代科学意识形态，以片面的身体死亡观念为根本依据展开殡葬活动，这是忽视人们情感的表现，所以，我们以身体的五种观点为线索剖析了现代殡葬的身体隐喻问题，这些问题源于人们对身体死亡的片面理解，源于对情感交换的忽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象征交换的重构。
重构意味着打破非此即彼的死亡观，在象征交换中加入死亡的身体，在传统上做出修补，补充现代的新内容，以回应情感交换的最终诉求，延续社会传统，保证人们的尊严。死亡的象征交换重构，首先是殡葬社会网络的建设，殡葬社会网络就像高速公路网一样，是基础设施，可以在社区网络节点、群体网络和社会服务网络等三个层面构建殡葬社会网络。其次是殡葬的社区参与培育、社会礼仪规范和社会观念形塑，它们像在殡葬社会网络这个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以殡葬社会网络为基础，促进殡葬转型，重构死亡的象征交换，实现生死两安的情感追求。
①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82—199页。
②Nick Crossley,"The Networked Body and the Question of Reflexivity",in Dennis Waskul & Phillip Vannini(Eds),Body/Embodiment: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ASHGATE e-BOOK,2006,pp.31—32.
③⑤Dennis D.Waskul and Phillip Vannini,"Introduction:The Body in Symbolic Interaction",in Dennis Waskul & Phillip Vannini(Eds),Body/Embodiment: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ASHGATE e-BOOK,2006,pp.1—14.
④Spencer E.Cahill,"Building Bodily Boundaries:Embodied Enactment and Experience",in Dennis Waskul & Phillip Vannini(Eds),Body/Embodiment: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ASH-GATE e-BOOK,2006,pp.79—80.
⑥Lee F.Monaghan,"Corporeal Indeterminacy:The Value of Embodied,Interpretive Sociology",in Dennis Waskul & Phillip Vannini(Eds),Body/Embodiment: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ASHGATE e-BOOK,2006,p.130.
⑦Phillip Vannini and Dennis D.Waskul,"Body Ekstasis:Socio-Semiotic Reflections on Surpassing the Dualism of Body-Image",in Dennis Waskul & Phillip Vannini(Eds),Body/Embodiment: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ASHGATE e-BOOK,2006,p.189.
⑧参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⑨郭林：《从“死无所葬”到“葬有所安”：四维特性视域下中国殡葬服务制度的改革路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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