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鄱阳论文,谱系论文,湖区论文,渔民论文,史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必要的说明和本文关注的问题
2004年春季，笔者指导两名历史系本科生做毕业论文，其中一位姓殷(以下简称小殷)，家住江西星子县城。期间他回到乡村收集资料，在外祖父的遗物中找到一份“前清时期星子范围内各姓氏河港交叉承管顶纳湖课的册籍”手抄本，一共87页，毛笔书写，一丝不苟，是十分罕见的鄱阳湖区清代渔户湖课登记册抄本。其外祖父还手抄了7份鄱阳湖区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处理捕鱼纠纷的协议书，并保存了1946年和1988年修成的两部家谱。
当笔者进一步细读那批反映渔民生活变迁的文献资料时，感到内涵很丰富，涉及的时段较长，很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于是我在第二年春节由小殷陪同，去星子县蓼花乡濒湖村庄及新、老行船水道实地考察，并对小殷父母和舅舅们作了访问，最后还到星子县档案馆和渔政管理部门查阅档案。此后，笔者写成《“私业”与“官河”之辨——对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渔户历史文书的解读》一文，2005年于芝加哥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AAS)57届年会上宣读。该文后来几经修订和周折，最终于2008年《清华大学学报》发表。①
该文及本文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来自民间的存藏，而这批资料的保存者同时也是一部分文字材料的生产者张绍强(即小殷的外祖父)，就很有必要先加介绍。张1934年出生于星子县蓼南乡楢树咀村，其父即以捕鱼为生。到1949年时家有水田4亩，旱地13亩，所以在1950年代初“土改”时划为“上中农”成份。张绍强读过私塾，记忆好，会算术，颇有主见，所以在1950年就参加了配合土改的丈量土地工作。次年，17岁的他就担任了一个小乡的乡长。1953年因为和县政府下派的工作组长意见不合，加上账目不对，因而以“经济问题”判刑入狱3年。1956年出狱，不久又担任了村里的会计，并且会修柴油机，会唱歌演戏拉胡琴，所以在“文革”动乱中虽然难免挨整的命运，但还是留在宣传队里演了3年戏。1975年，蓼池村打造了一艘20吨的机帆船，由他担任驾驶员。1978年，他又被乡政府调任村主任(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长)。到1981年退职，自己打造了1条50吨的机帆船搞运输。6年后，他将机帆船转售，移居老家楢树咀村，承包了一片湖面养鱼。1988年，星子县张氏新修家谱，张绍强在谱局主持日常事务，得以整理一批家族文献，熟悉乡族掌故。此外，还开始自学中医。张绍强去世后，葬于楢树咀村背山。
不难看出，张绍强首先是一个渔民，也是一个粗通文化，有才艺，生存能力很强的乡村精英人物；有准官员资历，但又不是共产党员；另外，还是1980年代初期率先在乡村发家致富的个体户。他晚年热衷家族事务，而且有显而易见的号召力。2000年8月和10月，他先后写了《关于三张整顿公共事业情况的汇报》(以下作《汇报》)、《关于三张传下祖业——河港和玉京山的综合材料》两份文字材料，交给自己的家族——自称为“三张”的一批议事人。尤其是后一份材料，重点对张氏家族资料“证据不力”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开座谈会回忆，到政府管理部门查找正式的档案文件，以及“万一找不到原始材料，也可按祖传管理范围，通过仿置(制)正(整)理似原始材料，上谱”。最后，他还附上一份“祖传河港习惯作业区域沿岸地址”，一共写明63处地名，涉及鄱阳湖沿岸4个县范围，南北流经长度接近70公里。20世纪以来鄱阳湖区一批渔民为获取更多的渔业资源，以捕捞区域为主的生存空间争夺跃然纸上。同时，也非常鲜明地映照出张绍强的性情和个人魅力。仅隔5个月，张即因心脏衰竭去世，终年67岁。
对于张绍强及其家乡一批族众的渔民身份确认，也是把握和解读这批民间文献的重要前提。所谓“三张”，是指居住在星子县东南蓼花池边的板桥张、楢树咀张、咀上张等3个张姓村庄。蓼花池水面面积约3.4平方公里，现今为蓼南乡、蓼花镇、华林镇等3个乡镇所环绕。在鄱阳湖区，所谓“池”就是一个小水面，平时有天然的沟渠与更大的湖面(即鄱阳湖)相连，每到雨季，“池”、“湖”同时涨水，水位一高，“池”、“湖”连成一片，即形成鄱阳湖区的洪水期。到秋冬枯水季节，“池”、“湖”分离，相隔几百米到几千米甚至更远不等，中间是大片草洲和湖地，今人谓之“湿地”。濒湖各县都有一批“池”分布，“池”水有两个来源：一是上游来的溪水和降雨，二是鄱阳湖洪水过后留在池里的水。以“池”为其通名，的确非常形象和贴切地表述了鄱阳湖周边大大小小的水面及其调蓄江河水位的功能，蓼花池就是这批“池”中典型的一个。
据1946年修星子《张氏宗谱》“有诚公世系”记载，有谱名孔华字时茂者，为“板桥大尧公世系”59代孙，生于明代天顺己卯年(三年，1459)，“弘治年入庠，授黉门太学，加捐员外郎，号爱池，承湖课头户一甲”。这是该谱中第一位被记载“佃蓼花池”、“又带长河”等水面，并承担较多“课米”的祖先，人人皆知，所以张绍强在《汇报》中首先提到他。而在清代官府主修的方志中，第一次可以找到“三张”作为渔户与蓼花池之间有利益关系的资料，是同治十年《星子县志》所绘“蓼花池图”中一个相当重要而又有趣的标注，即在“板桥张”边上还画了1条小船，并写明“张姓取鱼舟”5字，特别突出了板桥张姓的渔户身份和他们在池内捕鱼的事实，当然也是表示对其在此捕鱼的认可。而由张绍强保留下来的“前清时期星子范围内各姓氏河港交叉承管顶纳湖课的册籍”手抄本，其依据应是清末地方官府的档案，确切地说是一份由当年作为讼案一方的“板桥张”保留下来的清代湖课清册。其中不仅记载张姓在蓼花池承管产业，而且还在“长河”——也就是鄱阳湖大水面——有捕鱼的权利，其界限南起新建县吴城镇，北至湖口县境内的虾(蛤)蟆石。“长河”又谓之“官河”，即由官府管辖的属于“王土”的国有水面，凡在此有捕捞权者，“照章各管各业”，但必须缴纳渔课，而且还必须分担因为越来越多的死绝、逃亡而产生的“并带摊派长河逃绝”。自明代到清初，这主要是河泊官的职责所司，清中期大量裁革河泊所后，课钞均由当地官府带办。②
迄1950年代初，张绍强一家所在的楢树咀村种田和捕鱼的人家约各占一半，存在着专业渔民和兼业渔民的差异。但随着“反霸”和“土改”等政治运动的展开，原来对蓼花池有管理权的家族组织遭到根本性打击，蓼花池不再具有家族“私业”的性质。这样一种以新的国家法令来实施的制度建设，不仅改变了“三张”对蓼花池的经营和依存状态，而且一步步地引导以捕鱼为主业的人群转向更远的鄱阳湖，亦即由被其垄断的小水面转向众多县、乡渔民均沾其利的大水面，从而远比其先辈更为依赖这一片水域作为生存竞争的舞台。1950年代初以后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三张”渔民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成为制度化的“渔民”，而与“农民”区分开来。其“渔民”身份的确认和强化，与以下的生产组织密切相关：1954年底成为全县第一个初级渔业社；1960年7月划归新成立的“国营蚌湖渔场”，吃国营粮站供应的粮油，并因为是“国营渔场的人”而深为当地农民所羡慕。1972年，县政府开始在城郊兴建渔民新村，鼓励“三张”渔民举家搬迁，并于1998年大洪水之后彻底完成这一“城居化”过程。但从1991年发给张绍强女儿家的户口簿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批渔民搬到城郊后，新村的名称就是从原来的渔民村直接复制过来的；虽然开始吃县城粮站供应的商品粮，但供应证上仍注明为渔民身份。
因此，我对张绍强保存的这批渔民文献及其动机给出如下解读，并为本文解读其家谱资料铺垫一个基本线索和社会背景：这些自称“三张”的渔民，长期依赖村庄濒临的小水面捕鱼，并以之为家族“私业”；同时在更远的“官河”(即鄱阳湖)中有“习惯”捕捞区，并向官府交渔课。鄱阳湖与周边一批小的“池”、“湖”相通，到洪水期(湖区民众习称“渺水”)，大水面与小水面汇成一片，淹没和消除了平时制约乡土人群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的地界，造成湖区业权的“季节性模糊”。渔民因越界捕鱼而冲突，不得不由官府加以仲裁。“土改”之后，宗族产业被瓦解，渔民被组织起来，越来越依赖鄱阳湖捕鱼，遂与地域更广泛的渔民发生冲突。此时的矛盾已不仅是“渺水”期彼此越界，而是捕鱼者绝对人数的增加，并进而采用无节制的极端捕鱼手段，对湖区原来的有序系统造成剧烈破坏，使以此为生的渔民感到很大的生存威胁和心理震撼。因此，由一位乡村精英人物保存下来并继续“生产”出来的这批湖区渔民文献资料，尖锐地反映出20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日益激烈的渔业资源争夺问题。
至此，本文论及的问题才完整浮出水面，即：我们在鄱阳湖边生存和打渔的一批乡民家里，找到他们1946年和1988年两次修成的家谱，其中不仅谱系昭然，而且的确有相当多的内容可以佐证他们的生活历程。但随着研读的深入，笔者对这两个谱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许多疑问，一个基本判断越来越明晰起来：在1920年代，这两部谱牒的“前身”中还没有这批被称为“三张”的渔民，而是以星子县另一批自称“四林”并以诗书传家自诩的张姓家族为主角；到1946年，“四林”的谱牒才把“三张”接纳进来，一批渔民的谱系建构过程和动机由此留存；到1988年再次修谱时，这批渔民的代表成为修谱活动的倡导者和骨干，“渔业”的内容更被突出和彰显。作为修谱活动的最终产品和一个“结局”，这部家谱已经明显的“渔民化”了，变成主要在证明其拥有悠久的湖区捕捞历史和大范围捕捞区的文字载体。因此本文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其时代条件是什么？其中重点探讨1946年时“三张”如何得以与“四林”认宗。然后是对研究方法的一个讨论：当我们逐渐明白民间文献自身也有一个不断“生产”和“更新”的过程，不同时代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在修谱，那末如何判断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并作更准确的“短时段”分析？对此，笔者欲结合对江西民国史事的一些理解，略陈管见。
二、道光年间星子县张氏“四林”谱系的建构
张绍强在《汇报》中，非常明确地肯定“三张”有自成体系的“老谱”，原话如下：
建议把老谱找到(我们三张修的谱)，那是我亲手整理过的，只要一见我就认识。即使是要花钱(买)，也是合理的。
在大陆民间，“老谱”一般是指1949年以前修的谱牒。星子县张氏在1988年修了“新谱”，此前一次修谱是在“民国丙戌”，即1946年；再前一次修谱是“民国壬戌”，即1922年。但张绍强所说的“三张”的“老谱”是哪一年修的以及有几卷等，都因为没有实物存在而无法知晓。笔者2005年春节期间在当地考察时，听到的说法仍是“有”但“不知去向”。
但从查阅1946年修《张氏宗谱》的宗支记载及对历修谱序的分析看，可以明确地知道：星子县《张氏宗谱》在1922年编修时，有自己的宗支系统，“三张”一系则不见任何记载。换言之，即使在当时“三张”已有谱牒，但与此修《张氏宗谱》的“张氏”没有关系，即使是“拟制”的宗亲关系也不存在。现存1946年修《张氏宗谱》共1册，为卷首。从其历修谱序中可以看出其修谱和宗支扩延的过程。其中，前两篇序分别署名由宋代吕蒙正、文天祥撰写，虽然其中也有“张氏”、“珍修斯谱”等字样，但和其他江南族谱一样，这些所谓宋人之序屡见不鲜，绝大多数只是辗转抄袭而已，就连张氏后人也从来不把自己的谱牒始修时间定在两宋，而最早只追溯到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③现存最早并题名为“松林十五世孙大章”撰写的谱序，成于“乾隆戊午”，全文如下：
我祖洽公奉提点袁甫公命，主讲(白)鹿洞(书院)。柽留居星诸，至元末播迁，转徙无定。祖均辅诸宗公自南昌大木山复族故土，卜宅四都横山，生子四，为四林祖。长嗣源，居松林；次嗣正，居竹林；三嗣献，居桃林；幼嗣中，居杨林。齿日繁，族日盛。雍正丙午，堂兄绍徽主修家乘，搜阅旧谱，悉皆残缺，为增次之。不幸堂兄谢世，以其事属予。乾隆丁巳冬月，聚族企庐轩，遂捐资以董其成。既竣工，序以志庆。
该序文风比较朴实，讲的还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祖先迁徙故事，但重要的是四大宗支已经明确点出，即所谓“松林”、“竹林”、“桃林”、“杨林”，并尊其父“均辅公”为“四林祖”，祖居地是“四都横山”。查同治十年修《星子县志》，“四都”中心在今星子县城南部30公里处的蛟塘乡，而作为一个自然村名称的“横山”，则在蛟塘乡稍北，现在的华林乡中心的陈家岭西。在上横山岽南3公里左右，即“桃林村”，为人民公社时期的4个生产大队，离“三张”之一的“板桥张”(村)只有2公里左右。“竹林”在今星子县境内有两处，一称“竹林张”，在星子县城西2公里处；一称“竹林村”，在县城南部蓼花乡境内。1983年星子县地名办公室的调查人员引用所见到的《张氏宗谱》记载称：“明中叶五十一世曜公由横山迁此定居，至今已传二十代”④，所以张氏“四林”之一的“竹林”应是后一个“竹林村”。“松林”、“杨林”已不见于今星子《地名志》中，至少说明已不是独立的自然村或行政村的名称。⑤
《张氏宗谱》又在乾隆四十五年和嘉庆十五年两次编修，嘉庆任主修的宗长还“因旧祠敝坏，与族长同商各村捐费，复立新祠，冀妥先灵主位，每岁九月重阳，会族入祠致祭。我祖明禋享祀，佑启四林。”⑥
25年以后的道光乙未年，《张氏宗谱》再修，并且很明显地经过一次大整合，目的是要拟制出一个源远流长的系世：“因思吾宗为星邑巨族，自均辅公而上，不知所自出，乃与诸族长搜辑大成省谱”。但在此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是：
茫乎自(张)良公起一世，至十世(张)道陵公之长子衡公支下，引年公之后觉光公子均辅，初无所谓洽公也，亦无迁居星渚之祖。且均辅墓碑，“甫”字有“車”旁，大成所载觉光子均甫，无“車”旁，因不敢强以为合。⑦
可知是星子县地方的张氏谱系，无法和省城南昌的张氏大成谱中的世系相对接。但修谱者总是要想方设法来解决现存问题：
一日，男庆璠忽于道陵公之次子机公支下得子荩公，讳绂，生洽公。洽公生三子忠、
、柽。而柽迁星渚，生均辅。辅生四子：嗣源、嗣正、嗣献、嗣中，以下缺而弗叙。谨按洽公生宋，登嘉定进士。至均辅，生元至元间，凡百七八十年矣，仅三世耳，安敢信以为是耶？乾隆间清墓，得均辅公碑。载公高祖宗义、曾祖应隆、祖文虎、父师孟，合柽公计之，得相距五世，年代符合，似觉可信。因思南宋多乱，即元季时，亦戎马播迁。且均辅公少失怙恃，避乱豫章，旋复星渚，诸昆季逃亡者众，保无遗误失次者耶？省谱均辅为柽公之子，或以清江世系洽公与子柽迁居南康之星渚？又星渚四林子孙皆均辅所自出，因以柽公系之，倘非得墓碑详载高、曾，又谁知柽公之后有宗义公四代而至均辅公耶？
道光十五年重修《张氏宗谱》建构的张氏“四林”世系源流图
仅据现存谱牒的记载，我们已经无法对张氏提到乾隆年间清墓找到的“均辅公碑”加以甄别。但张氏清墓之举，倒是和乾隆年间江西各地家族大建宗祠，广泛修谱的做法很吻合。面对谱载阙失及其与墓碑所记世系时间不相吻合的问题，张氏子孙最后竟采用了据称是祈求祖先神灵认定的办法来解决：
予生也晚，见闻不广，不敢遽然妄更。焚香祷告于历代先远暨道陵公圣像前，作二阄：一书“道陵公长子衡公迄引年、觉光而生均辅”，一书“道陵公次子机公迄洽公生柽公，而至均辅”。越日再拜，竟拈得机公所传一支。复求筊兆，得三胜，诸族老皆喜而言曰：吾祖有灵已！
也正是经过这次修谱，产生了作为其族源定本的“张氏系派源流略言”。据此，可知张氏到道光十五年“确认”的世系源流如上图。
也正因为解决了远祖世系的建构问题，所以这一修主修张善导即自称为“第六十六世孙”。
道光十五年修谱“纂集家谱六十一宗”，此“宗”是指分处于不同地点的大小房支，房下有支，或支中又分出小房，颇为复杂，兹不详论。还值得注意的是：也是从此修开始，《张氏宗谱》强调“府城松林”(支)的概念，突出居住在南康府附郭县星子城中的一支。⑧“松林”一支的城居，不仅是说明其迁移地的变化，而且意在强调他们在“四林”中的长房地位和文化品位高，历代人才辈出。⑨
咸丰十年，正值太平军与湘军在鄱阳湖区反复拉锯时期，张氏“祠屋两所，俱遭兵燹，设局无馆”，人心惶惶。修谱者迫不得已，“无所损益，但取法前人而已”。此修序第一次认定张氏谱始修于顺治十五年，所以自称为第六届修谱。另外，对道光十五年主修者的作为作如下追述：“郡城香峰先生搜老谱，洗墓碑，寻流溯源；敬遵大成省谱，取法苏、欧，编年纪月，载及懿行，实单(殚？)厥心。”⑩这些建设性的作为，在此后历修谱序中反复被提到，足见在张氏族人眼里，道光十五年修谱最终完成了正本清源的工作。
光绪二十八年，由“松林府城门北支五品衔廪贡生”张廷魁主持，在星子县城张氏宗祠中修谱：
爰与……诸君商榷义例，以补所未备。曰“例言”，著体也；曰“郡望”，表族也；曰“宗法”，尊祖也；曰“图象”，尚思也；曰“传志”，表德也。至若考源流，纪诰命，志祠墓，立家规，刊谳约，列衔名，则皆踵前人之成宪，而无所事事也。(11)
可知张氏此次修谱，重在把一部“有文化”的谱牒样子做足，一些新立的例目，都颇有“仿古“的意味。另外，细读其谱序，还可感觉到其文化人的话里有话——当提及在清顺治之前是否还曾修过谱牒时，以下的话则不妨看作是对晚清时局的折射了：
岂其先未之修耶？抑修之而厄于胜国之劫灰又不然？或当鼎革之际，无事不与以更始，遂与国运以维新耶？(12)
三、民国初期张氏家族的文化传承及其“收族”趋势
民国11年张氏第八次修谱。20年以前参与过光绪壬寅修谱者中，有4人继续担任主修，并有3人留下新修序言。按其前后排列顺序，分别为：竹林支(漂线坂村)六十八世孙“邑庠生”张世清；桃林支(张家垱村)六十九世孙“岁进士，咨部候选县丞”张凤飏；松林支“前清中书科中书衔师范举人邑优增生”张起权。后者在署名时没有写出自己的辈分，但在序言中说明：“权今年五十有二，默想四人中，犹惟权生最后而行最卑”，可知其属“后生晚辈”无疑。但在3篇序中，也是张起权最对民国以来的时代变迁表示认同，盛赞“国体变更”后给张氏家族人才兴起带来的新际遇：
总计二十年间，国体变更，已由帝制而民主，改专制为共和矣。家乘之修，原本尊祖敬宗收族之要义，俾世世子孙相继相承，虽百代不变可也。岂若国运之应世界潮流而有所改革乎？然族运亦将随时势风会而有以光大焉。张氏自良公以来，宰辅公侯、忠孝节义、神仙理学人才辈出，光诸竹册者无论已。自迁祖均辅公肇基横山以后，大明迄清之科举时代，族中枕胙经史、功深制艺者代不乏人，而名列贤书竟绝无而罕有。科举废，学校兴，人才固尤是也，而族运乃一变。前清末造，(起)权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校农博科，最优等部奖师范举人，此其例也。迄前清亡而民国成，族中子若弟之俊伟雄特，卓绝倜傥者遂飚起而云兴。论进身，有毕业于高等师范者，有毕业于北京大学者，有毕业于法政专门者，有毕业于清华大学官费出洋者，今吾冢子闻骝留学美国工科大学是也。论官阶，族中有荐任职，有简任职。此后蒸蒸日上，或出为公使，或入为总理，或举为总统，其希望更有不可穷极而限量者焉！以较专制帝国科目时代，欲求一乡举者而不可得，直不啻霄壤之判也。
如此现身说法，非常形象地反映出这位生于鄱阳湖区，长在太平军战事之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时期的两朝文人的骄傲心态。他所抨击的“专制帝国科目时代，欲求一乡举者而不可得”，并非单指自己家族，而是对两个时代人才培养制度的反观和比较。更具体地说，可以看出其所谓民国以后“族运”之变，乃是集中体现在其房派中一批读书子弟与晚清以来的新式学校制度“接轨”，不仅有了“出洋”的留美学生，而且有了读过新学堂且在民国为官者。后一点，在张凤飏所写的第2篇序言中，就比张起权所谓“论官阶，族中有荐任职，有简任职”说得更清楚：
至功名之破格简任，则有若斗辉君；高等文官，则有若文煊君；司法官，则有若谷民君。国立师范毕业，京师专门毕业，省立中学毕业，则有若醉心君、逸乔君及小儿鈓。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从中透露出来，就是这两位两次主修家谱的精英家中都有新式学校培养的后代，即乡土社会中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出息”。由此可见，其序言中表现出对“族运”之变的骄傲，同时也是因其家庭成员找到新的发展空间而产生的一种正面“感觉”。在我见过的一批民国初期江西谱序中，星子张氏的以上论述和立场，算是比较“新派”与“平和”的一类，很可作为比较研究的材料。
以上两篇谱序中，还一再提及另一件事情，就是“收族”——即将原本不属于这个张氏系谱中的张姓人群融合进来，用张凤飏的话说，“收族为此次特举”。基本情况如下：“收族得彭山支、西庙支、马鞍支、马头支，亦载入于谱系。”“又如收族为此次特举，德堂支则收入松林，贵七支则收入竹林，璲公支则收入桃林，希亮支则收入杨林。亦笔之，以明尊祖敬宗之意，非敢冒滥也。”(13)可见此次新入谱的4个“宗支”，分别认同于“四林”的大房派之下。
四、民国后期张氏宗谱的全县合修及“三张”的融入
民国35年(丙戌，1946)，星子县《张氏宗谱》再次编修。从留下的8篇序言看，这次于抗战光复后不久开始的修谱很热闹，而且在名目上特别突出是“全邑合修”。但细读序文，又不难觉察貌似众口一词而实存杂乱之音。(14)细加咀嚼，更可进一步体会“三张”的融入在当时曾引起一些负面的反应，而且可看到这批乍进“合谱”的渔民还存有戒心。
首先给人强烈印象的是，此次修谱的“理论阐述”中政治味特浓，这集中表现在主修者张耕夫撰写的《丙戌全邑合修家乘小引》中。《小引》开宗明义，引中外古今之例，阐释国家和宗族这两个“团体”之间的关系。从江西地区谱论的阐释历史看，张耕夫只是接过了民国以来世人已经反复讨论的一个话题而已，仅此一点并无新意。(15)但细读下去，则可看出1946年时一批地方文化人的政治心态，即为抗战胜利之大势而欢呼，“国家至上”的倾向空前强烈(16)：
国家一大团体也，宗族一小团体也。大团体不结，则外侮之来，等于散沙，非一呼而可麇集也。小团体不结，则强邻之逼，形同孤注，非乞怜而可幸免也。是故国于地球之上，莫不各有一团体，以争存于世界。国家团体之结，主之者国民政府，分而为军师旅团，教之以坐作进退之法，靡不服从；宗族团体之结，主之者正副主修，判而为总监协纂，勖之以亲上死长之，又罔不听命，非压迫防乱源也。盖国家团体之破坏，多半起于比庐族党与夫不孝不悌之人，创为邪说，号召徒党，以与国家为难。其初，盖一小团体也。清室发逆之乱，洪秀全以整个团体假烧香获福名义，愚弄无数团体，蹂躏东南，民膏斧钺，十室九空。悯彼兄弟，谁非手足？而执迷不悟一至于此，亦亲亲长长之义未明，而宗族团体未讲也。夫在家为令子，在国为良臣。宗族团体固结，扩而充之而社会，而州县，而国家，其团体牢不可破。彼族虽雄，未易窥伺，此自然之理也。今四万万同胞之声浪，高唱入云。弃而父子，坏而伦常。姓氏之团体危于一发，而姓氏之关系已潜消于无形。整而理之，则又时局相抵触，未敢以为然也。
宏论之中，微词已经显见，一套国家话语已是全文强调的重心。(17)
忧时者于省会举行大同，是隐寓全省收族团体之深意。西宁小邑也，无强宗大族为之保障。吾民聚族而居者四十余村，支分派别，未有统系。而又株守故乡，一出里门，尊卑长幼，多未识别。此皆离而不合之过，团体未结之由也。今文煊、靖安诸君子宦游海内，饱谙时务，知天下大势所趋，微结团体，无以救国。而庸俗之见，以为枭音不靖，国家自有大股团防，宗族团体何取焉？然春秋万法谨于始，体积万数起于点。宗族之团体，实国团之起点。
其所谓“枭音不靖”，或可猜测是隐喻已经开战的国共两党两军之争。(18)最后，张耕夫将其理论的落实点，放到星子全县张氏合修宗谱上，并且不加隐讳地对族中“老成”作了批评：
吾族家乘失修，自壬戌迄今二十有五年矣。虽曰时势变迁，亦任事者多半流亡。而一二老成，率由旧章。一语合修，均有难色。而未省爱国思想，重在合群；合群之道，莫如团体；若团体之注重，首先宗族；宗族之宗旨，在于合修；合修之意义，取诸团结。团结一固，对外有御侮之能力，对内有亲爱之诚心，非止一宗派联盛情而已也。
所谓全县“合修”，就意味着又有一批原本《张氏宗谱》无载的张姓人群及村落要融合进来。按此修谱序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一组颇有意思的表述，并令人揣摩其中的微妙之处。第一个提到新入谱者的还是张耕夫之《合修家乘序》，但说得含糊而巧妙：
……及均甫居星(子)，子孙众多，光照谱牒者，四十有八宗。而贡树分香，亦代有传人。自幸世家之盛，未有超越吾族者。及博览柳林、板桥等世系，又发见成甫一脉，其先世贵盛，或为元公宰辅，或为御史大夫，而百里才尤其小焉者，未免见而增愧。然大夫不敢祖诸侯，礼也。世系所在，彼固出于自然，而又何愧焉？先正有言：人才多则发达自易，且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吾均甫公积德，以遗子孙垂三百余年，有如潜龙勿用，积数之极，则卷水上腾，受日光摩荡，走雷霆，变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
张耕夫引经据典，表达了对新“发见”和入谱的柳林、板桥等张姓的客气和承认，将其作为过去不知道而被“遗失”在外的宗支来看待。但笔锋一转，下面的话就应该主要是对业已归入“四林”派系的“四十有八宗”——其中也应包括民国前期“收族”进入的张氏——子孙说的了：
虽然，亲亲之义不在荣显；合修之义，取诸团结。不知出此一去里门，贼防贵，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奚以合为？耕言及此，惧有不明大义者，长而傲，挟贵而骄，则不祥莫大焉。吾族孝友传家，说礼乐而敦诗书，尊卑之叙，长幼之节，夫亦各了然于胸中矣。
张耕夫所说的“长而傲，挟贵而骄”，应该是指四林家族中人还带有以诗书传家为重要文化资源的优越感和自傲，这些人看待“三张”的眼光是俯视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更直接地说明当年合谱之后，是否产生过不和与冲突，但只须从常情设想，即难免有一些颇为棘手却又不得不处理的具体问题无法回避。譬如：一旦合谱，对那些原非同宗的“乡巴佬”如何称呼？如何排列长幼？祠堂中如何放置木主？入席如何坐桌？等等。否则，我们就不好理解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一二老成”会“一语合修，均有难色”，而且张耕夫对“不知出此一去里门，贼防贵，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的担心，也就没有了现实注脚——从中我们或已看到当时地方族群关系的某种紧张，对此容后再论。
而真正说明这次修谱如何“合”的细节的，是后面两篇序言。其一署名只称“七十世匡南敬序”，没有提到“四林”中任何一处，显然没有“地望”可以标榜。张匡南的名字，倒是作为主修者之一，在张耕夫等“四林”人士的序中屡屡提到。但因为我们至今只找到“三张”之一的“板桥张”的谱牒，从中没有查到张匡南的个人记载，不无遗憾，但经过比较，可以推断其属于“楢树咀张”或“咀上张”中的某一支。
张匡南所撰序言居前，首先即讲了一段有深意的模糊话：
家谱之所以修，合同姓而敦祖脉。其由来者远，蔚蓄者深，固由本；本相生支，支相茂。由盛极而迁，由迁徙而发，由发达而久，由久远而不知所自来。又或知其所自来，而不知祖原根本。则一以故曩作于谱，各述其支，各详其谱。其或代有其人则详，代无其人则缺。此故，我张姓合邑之修……
接下来，他着意说明新入谱的“板桥张”与“四林”人群之间的关系：
然考我始祖，则远自挥公，近自道陵，再迁则自庚九而迁星子。其居星子荷叶塘，则为开仕板桥支；其居梧坡坂，则为均辅四林支。外如张道观、窍塘等，已附属于四林。而板桥支并硕然挺茂，与四林之蕃衍千宗，固无俟乎预言。有诚其长，宗义其次，有仁其季。惟长、次蕃于星子，有仁则支祥异地。由此而上溯柽公父子，再上而溯至南北二派，更上而知我远祖有四大发源地……
对照前文张氏“四林”世系源流图，可见在“泛张氏”认同的前提下，此修谱为“四林”找到了“长房”——有诚一支——的后代。从修谱者都会宣称秉承的传统“宗法”意义上说，“板桥支”就天然地具有了“尊长”地位。这一点，对于他们日后一步步变成张氏宗族中的强势力量，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伦理基础，尽管这一基础的最后夯实是在四十多年以后，此为后话。
尽管如此，在此修谱中还是可以明显看出主修者很明白地将“张氏”分成“中(内)”、“外”两部分，不相混淆。出于“四林”中桃林一支的张起炤，在另一篇序言中明显地作了这种表述：
吾族自壬戌岁，余父丹翁与族伯梅翁等主家乘以来，阅岁二十有四。生齿日繁，瓜衍益广。抗战军兴，丧乱迭乘，流离转徙，不一而足。向之亲爱笃厚，今已稍觉散乱疏离。此基层力之未固，遑以论国族天下？于是合族议重修家谱，与新合修之乌鸦塘、乌鸦塘之对面村张道观、窍塘村、上张村、张家河、坳上张、半边月等村，分别收入松、竹、杨三林中；板桥村、大塘张、油树嘴、康城等村，列于四林外。
于是在具体的操作上，皆可明显看见“内”“外”之分和枘凿不合的痕迹：首先是目录上的区分：在卷首之后，先有“卷之一”、“卷之二”两卷，收录“有诚公遗像”及板桥各支系；其后，又另起编目，重新出现“卷之一”至“卷廿九”，卷之一单记“世系源流及松林世系表”——板桥一系和“四林”的不同源流分得明明白白！其次，因为“板桥”一支已被确认为长房之后，按修谱惯例，领谱也是居前，所以先给其一个位置，注明了是“板桥支领谱字号”，按“忠”、“孝”、“仁”、“爱”四字排列，分别代表在老屋、板桥、大塘、油(楢)树(咀)四村的宗支。然而，这四个村名和领谱人名都用红色的木刻章作了调整和纠正，可以解释为主修者们对这些村落中张氏的陌生。另外在“板桥支领谱字号”之后，还有一套“领谱字号”，并有序言说明是祖先按《千字文》拈阄确定的发谱顺序，共有79宗——说明“三张”虽然进来了，但“四林”仍然自成体系。(19)由此可见，至少在1946年修谱时，“三张”还是有条件地被纳入《张氏宗谱》内，而且从谱本上还可明显区分出“文化张氏”一族和“渔民张氏”一族。
而就“三张”一方而言，也有一个对这种新认同从担忧到逐渐适应的过程。读张匡南序言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出这些主体为渔民的“三张”在“合族”之后，还有财产归属和宗族活动的经费负担之虞，颇有意思：
余于合修之余，忝列斯职而不能尽(责？)，固亦有烦族长之劳，诸君勷赞之力。缵隆祖考，昌发其时。至俗冗在身，斯亦有愧。但各支原有产业，仍应于各支私有权，不能藉公众合修而混争。对今后事宜，亦应另筹其款，尝端秋之礼，每年以睦族谊。俾有造就者各得适其情，以互进而为永久结合之光。
“三张”所以在此时被“收入”《张氏宗谱》的原因，很值得探讨。首先，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呼变化首先值得注意：在“宗长”一栏，记录民国壬戌年的与修者为“四林各宗长”，而称此次为“合修家乘各村宗长”——这种称呼的改变或许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修谱宗支的不断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散居四乡的农村族众比重加大。如果考虑到包括星子县在内的整个赣北地区在1938年以后完全沦陷，原住人口(尤其是富有之家)或向国统区南迁，或逃往周边乡村躲避，迄光复之时，不仅其人数总量减少，而且居民的构成也有所改变，那么此时“四林”会与“三张”渔民家族联谱同修，也是在地方家族势力经过一次大洗牌之后的新举措，是原本无关的两个张氏家族系统面对新的时代问题采取的变通之法。虽然由此会带来新的问题，但积极进取的方面是不应忽视的。
其次，如果比照江西其他县份此时的类似情况看，很可推测一种大的推动力，是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乡、镇民代表会选举县参议员和成立县参议会拉选票。我们在新修《星子县志》的相关记载中也可以找到佐证。(20)另据三张渔民现今还流传的一些说法分析，“三张”此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和实力的头面人物，所谓“官”、“白”、“黑”三道上都有人：在官道者是张庆堂(音)，在黑道者族长张正堂，武艺很好，是帮会中人。在此修《张氏宗谱》领谱名单中，我们的确看见“板桥支”中“孝”字号领谱者是“正堂”，住板桥村，留下一个将来查寻的线索。因此，还应进一步考察民国后期星子县地方的族群关系及其利益冲突等问题，譬如“三张”的总人数有多少？在1946年的星子县地方经济与财政收入中，渔业占有多大的比重？(21)等等。总的来说：到1940年代中后期，在鄱阳湖濒湖地区，对“渔民”的经济实力和人群力量的考量，必须跳出“贫困化”等传统的定性和视角，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新的估价。但由于星子县档案馆的民国档案封存不见，“三张”系统的家谱还有缺失，加之张绍强及其他知情的“三张”老人相继去世，使得本文仍然留下无法完全解答的缺憾，尚待日后继续关注和探讨。
五、《张氏宗谱》“渔民化”结局及其原因探讨
在乡村环境中搜寻和阅读家谱资料，往往会有比在图书馆中更多的发现和意外惊喜。笔者很幸运地在新修张氏谱本中，找到一份夹在其中的《关于谱局专职驻修人员基本条件要求的讨论意见》(以下简称《讨论意见》)，系手刻钢板油印件，落款为“驻修组”，时间为“八八年五月”。因而知道张氏为修家谱于1988年农历四月初一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到会者共“四十一宗，六十多名宗系代表”，地点在杨家庄。另外，在张绍强家存谱本“领谱字号”一页，有他用毛笔记录的修谱活动如下：“戊辰年(梁按：即1988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会，四月初一日第二次会，五月十八日开局，谱局设在下边张村。腊月初八出谱。”真是应该感谢这位有心人的记录，它除了使我们知道这次修谱从开局到发谱前后用了260天时间外，还知道在谱局人员开过四次会议，并在东渔民村——即“三张”板桥支迁到星子城郊修建的渔民新村之一——开过一次“少数人会”，完全可以推测这是“三张”自己人的一次会议，议定的事情当然与修谱有直接关系。
《张氏宗谱》“渔民化”结局的呈现，突出表现在新修谱本中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22)：
第一，在卷首新增的“公元一九八八年戊辰岁重修家谱简介”中，总共有15条内容，其中第9条仅为一句话：“考本届实修宗数为五十二宗。”而第11条则专作以下详细说明：“据丙戌年家乘有关记载：有诚公生仕贤，不求闻达，乐于耕钩，由竹林凹迁居板桥荷叶圹。生义富、义贵。生齿蕃衍，分居老屋、新村、咀上张、柚树咀，系我族一大支脉也，爰为纪之。”由此而对1946年修谱时“收族”而进入的“三张”一支再作肯定和强调，绝非无关痛痒之语。
第二，在卷首的后部附录了一张“张氏近代洽公世系源流支脉一览表”，用谱表格式第一次标明了“有诚公”的长子(长房)地位。这是对1946年合谱后出现的“有诚公世系”的进一步确认和强调。
第三，也是对旧版《张氏宗谱》改造得最明显的一点，即在新谱卷首的后部，附了一张大幅面的“张氏族落分布及有诚公裔孙捕捞区域略图”，而且图例规范，字体端正，明显可以看出是专业绘图人员制成。人们可以在这张“略图”上找到几乎全部的张氏宗支分布点，还可以对应的找到张绍强2000年所记“祖传河港习惯作业区域沿岸地址”中的20个地名。更重要的，是明确标出了北至长江小姑山，南至永修县吴城镇，据称是属于“三张”传统捕捞区域的两个水界标志。这样，一部原本宣称富有诗书文化底蕴的《张氏宗谱》，被加入了未曾有过的渔业生产内容，十分明显而强烈地反映了“三张”渔民的生活内容和利益诉求。
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促成《张氏宗谱》“渔民化”结局的呢？这是笔者试图回答并可能涉及鄱阳湖区近代社会变迁而更具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对“三张”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变化的考察，应该是解读其生活行为的钥匙。前文所述《张氏宗谱》的演变，实际上已经展示了一个日益明显的变化趋势，即从民国年间起，以“三张”为代表的渔民势力和影响就在不断加大，而且越来越成为当地张氏“泛家族化”的重要力量。1950年代以后，从组织初级渔业社到归属国营渔场，不但使其“专业渔民”的身份得到确认和强化，并因为吃国营粮站供应的粮油，而成为农村社会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一批人。到了1970年代，国家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淡水鱼供应，开始统筹安排“三张”的新生活，逐渐把这批在“乡下”居住和捕鱼的民众迁往濒湖的星子县城郊区，先后建起“县城东渔民村”和“县城西渔民村”，包括张绍强在内的一批渔民生活开始城镇化，持有县城户口，以商品粮油供应为基本保障。他们已经从“乡下人”变成了“准”县城人，这种新的社会身份在1970年代，是很令吃“农业粮”的“农民”羡慕的。这样，使得“三张”更有资格和实力去影响其他的“乡下人”，包括增强他们修谱时的说话分量。
另外一方面，则是“三张”渔民尽管已经城居，但仍采取了聚族而居的方式，从事同样的渔业生产，有着共同的利益要求，因而依然是一个特殊的强势群体。换言之，他们实际上还是住在县城边上的渔民。更为重要的是：自1950年代以来，这批在水上讨生活的人群越来越依赖鄱阳湖，而湖面的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之后，许多原本种田的农民也开始捕鱼，进入鄱阳湖捕鱼的绝对人数明显增加，并且缺乏传统的捕鱼技艺和水面生存规矩，日益采用如“迷魂阵”和电网一类无节制的极端捕鱼手段，对湖区原来的捕捞体系和秩序造成剧烈破坏，对以此为生的渔民造成很大的生存威胁和心理震撼。我们在张绍强写的多篇文字中，都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们身负的生存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愤懑。如前文提到2000年8月张绍强整理了《关于三张整顿公共事业情况的汇报》，其“后话”部分提到他的几点担心，其中有：“大部份渔民都悲观失望，准备丢业解(改)行，外地渔民侵占我们的场所，我们无人争夺，包括干部也都退避三舍”；“外地新生渔民发展迅猛，自老池口往上，我们已经丢失，甚至向别人承包”。所以他最后发出“紧急呼吁：我三张后生，积极行动起来，坚守我们祖传的捕捞场所，为我们的后人生存而努力吧！”为此，“三张”越来越需要聚集力量捍卫自己的利益，需要比其他农业村落的人群更抱团，也更需要利用一切可以抓到手的资源来为自己服务。因而在他们那里，家谱已经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文化”产品，更不是供人把玩欣赏的一部“书籍”，而是可以用来增强自身地位和影响，证明自己合法占有湖区渔业资源的历史依据。所以他们不仅最积极地参与，而且只要有发挥和“创造”的空间，他们一定会处心积虑地做够用足。
返观在民国年间仍是修谱主力的“四林”张氏，其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则呈现出另外一种走势。我们从1988年新修《张氏宗谱》卷首的“一九八八年戊辰岁次新毕业志”中可以看出：“四林”各支仍因其旧，以“忠”“孝”“仁”“爱”为其谱本排序，其中“松林毕业志”出34人，另有民国时期大学生8人未计入此数；“竹林毕业志”出44人，“桃林毕业志”出8人，“杨林毕业志”，出3人，合计共有97人。这与1946年修谱中的“贡举志毕业志”之间，保持了一种既是体例上也是文化上的延续。(23)而与此同时的“有诚公后裔”(集中在“板桥”和“柚(楢)树咀”两个村)，可确切算出1949年以后只出了8个大中专学生，不及“四林”大专学生的1/10。但是，这种对比并不意味着“四林”可以在乡土留下更多的人才，而是恰恰相反：近几十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计划分配及“干部”的终身身份制，实际上加速了对乡镇知识群体的抽空，哪里的大中专学生考得越多，就意味着有越多的读书人远离乡土，而不大可能再参与其家乡事务的运作。如果我们再考虑到19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划成分”、“土改”、“清理阶级队伍”等)对这些文化人多有株连和打压，使他们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比本来可以发挥的要更小。另外还有一点政治因素对他们的抑制也不容忽视，即在1980年代中后期，江西各级政府对民间日益兴起的修谱建祠活动的担忧不断加强，且将之与地方械斗事件及“封建迷信”相联系，在报章上屡屡披露，在红头文件中不断批评和禁止，这些硬性的遏制对于体制内的“干部”来说，是不能不顾及的，所以即使参加了修谱活动，也是处于幕后，或是只捐款而不参加具体活动。(24)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作为家族文化复苏之一的江西乡村修谱活动，主要是由一批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有一定文化、有历史记忆又有一定号召力的中老年人来操作，用前引《讨论意见》里的话说，就是“德高望重，心怀诚意，才智兼备而或有本项基础的知识份子，而且要有实干苦干能力”，即如张绍强这样的有经历、有见识和有心者，才是真正欲为、能为而有为者。(25)所以，他们的利益要求也自然而然地反映于新修家谱中。因此，这份《讨论意见》中第一条便既表示尊重传统做法，又反对“平均化”，这显然话中有话，是要为“三张”争得话语权而张本：
除公推统一聘请主修外，其余驻修人员当首先比按四林为基点甄拔人才，但不能平均化，承认差距，面对现实，顾全大局，节约用人，以防抵制冗员，人浮于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氏宗谱》的“渔民化”结局，同时就是“四林”历来引以为荣的“诗书传家”文化的边缘化。这一变化，也可看作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衰落的一个例证或注脚，值得做更加深入的考察和探讨。
六、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多年来，笔者一直把研究兴趣放在一些“地方”的研究上，而且多是从一个“点”上做开去，除了看文献“史料”外，还要去这个“地方”做实地考察。所见所闻，不一而足，引起的思考常常比读“史料”时更多更复杂。正因如此，所以对当代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照也日益增多，以致有越来越强烈的“做现代史”之感。这里想稍做讨论的民国民间文献有效性问题，也是有感而发，是想梳理一下自己遇到的民国地方史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明民国地方的问题。笔者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是想避免在方法论上被质问如何面对那些通常认为是可以说明民国制度史、政治史等“大历史”的材料问题。经验告诉自己：越是到地方基层社会，“大历史”材料所能说明的具体问题就越少。而且从研究的过程看，一般都是首先花费大多数时间和精力去查寻“地方”史料，而且对这些史料的查寻、甄别和解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要依靠对地方历史的了解和地方生活经验的体会和把握，而不是简单地把“大历史”材料套用过来，作为分析“地方”史料的背景和“主线”就可以完成的。
有时候仔细想想，哪个朝代和时段的史料都会有一个有效性的问题。那末，民国史料之特殊性在哪里呢？笔者未必能说全，但认为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从1950年代开始，有相当一批活着的人说“我经历过”、“我见过”那个被史界称为“民国时期”的时段；到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老者辞世，以上的表述逐渐向“小时候我听说”或“听爷爷(爸爸)说过”转变。另外，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各级《文史资料》，到近年来各地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有文化人”用各种体裁写“私史”(如回忆录、家族史、诗词集、掌故汇编等)，以及在实地考察时常常听见诸如“在解放前”、“在旧社会”之类的表述——换言之，有一个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口述史和文字记述的群众基础。对于从外部介入一个地方的研究者来说，这类史料的存在和价值，首先是正面的，不仅会有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的发现感，而且可以切身感受到当代地方社会的政治环境较以前为宽松，已经允许平头百姓把自己变成故事的主角。但如果对这些史料的生产、动机及文化背景等不加分析和解读，恐怕更加容易掉进陷阱，误入歧途。而且，迎面包围你的“七嘴八舌”，不仅会使人感到被描述的那个时段离现在很近，而且还容易造成那个时段“都是那样”的印象，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如果轻信不疑，那么这些史料的有效性就可能有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或不能使用。
笔者在前文中对星子县张氏1946年修谱动机及其后果的留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一个本科生对家乡的调查与研究。在她的家乡新余市白杨江流域，1947年至1948年间几乎村村械斗，旷日持久，动辄出动几百人，轻重机枪加上大炮，造成地方惨重损失，也留下当地“俗好械斗”的报道和口碑。表面上看是水利资源的争夺，但其主要的动因，实则因为县参议会选举，各姓都被一些地方政客视为拉票选举的对象，通过通谱、扩建同姓宗祠，家族势力纷纷被动员起来，对地方各种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械斗遂成为手段之一。而当时正可借用的人力和技术资源，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一大批复员军人，他们在地方上无所事事，因为械斗的需要而逐渐形成职业性的(或可称商业性的)雇佣武装，介入地方厮杀，造成比单纯的乡土械斗大得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现在看来，1946年以后县参议会选举对各地家族力量的借用和整合，及其对地方社会生活的“搅动”，在1945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都不存在，对此必须做一种“短时段”的分析。又例如在江西一些县城之外的大(集)镇，经常可以听到“素有‘小上海’(或‘小南京’、‘小武汉’)之称”的说法，因而有学者遂认定其很早就是商业繁荣之处。而实际上此类“小××之称”的说法，可能非常晚近才出现，多数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些原来并不繁荣的偏远集市由于外地难民和商业资本的流入，在短时期内形成的一种“战时繁荣”。对此，也必须做“短时段”的分析和理解，并且有可能看到1946年以后这些偏远集市又重归冷寂。
根据笔者对江西民国史料的掌握和初步研究，在此提出以下5个“短时段”的划分：
(1)1912-1926年；
(2)1927-1931年；
(3)1932-1938年；
(4)1939-1945年；
(5)1946-1949年。
如此划分的具体原因拟另文详论，兹不赘述。(26)从总体上说，民国时期的特点就是“多变”——近代以来中国的主流思维和追求都是“求变”，而到了民国，这种“变”就更为频繁。而越是到地方社会，我们越会明显看到每一个时段的变换都导致一批人物和势力的沉浮兴衰，在其身后则或多或少影响到一批族人和子孙的生活境遇发生变化，“故事”牵连的人们藤藤绊绊，错综复杂。因此，首先要搞清楚并比较其“短时段”如何“变”，如何与此前“不一样”，然后再进行更长时段的和其他因素的考察，对民国地方史料作更确切的把握和解释。
注释：
①梁洪生：《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该文对中国渔业史和渔民生活史研究的学术史有详细回顾，读者可以参考。
②这在长江与黄河流域是一个变化趋势，并由明清国家制度所规定。参见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九章“明清时期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第300—306页。
③按照目录记载，1946年修《张氏宗谱》31卷，首1卷。实际上，这部“卷首”就是星子县张氏1946年合谱联修时的总“谱头”，主要涉及远祖世系的“整合”，及其文化渊源的展示，参修的各个宗支都分发存藏，促进彼此的认同。而各宗支的世系内容(江西地区俗称“吊线谱”)则各自存藏，一般都秘不示人，以防“乱宗”及可能出现的族产纠纷。卷首共收26篇序言，除去所称吕蒙正、文天祥所撰二序外，其余全是清人撰写，计有乾隆戊午(四年，1726)1篇，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2篇，嘉庆庚午(十五年，1810)1篇，道光乙未(十五年，1835)5篇，咸丰庚申(十年，1860)1篇，光绪壬寅(二十八年，1902)2篇，民国壬戌(11年，1922)3篇，民国丙戌(35年，1946)8篇，计23篇。最后，又有1篇署名写于光绪壬午(八年，1882)的《重修家谱序》，作者身份未及详考。但从其摆放的位置推断，显然是1946年修谱者认为该文处于一以贯之的家谱撰修源流主系列之外。此类“另置”的谱序在江西谱牒中常见，一般都出现在后来合修的“通谱”中，某个宗支将其旧谱中的1篇(甚至若干篇)保留在合修的新谱里。这种做法自有其当时的道理和条件，至少反映了“立此存照”之意。在前面提到的23篇谱序中，乾隆戊午年序只是提到“雍正丙午，堂兄绍徽主修家乘，搜阅旧谱，悉皆残缺，为增次之”，但“旧谱”为何年所修并无具体说明。到道光十五年“良公六十七世裔孙虚堂奉书氏”写的一个序言中，提到“余相思岭自顺治以逮嘉庆，族谱几经重修，墓志碑铭昭然可考。乃竟碑谱各异，后先失次。”到咸丰以后，诸序皆持顺治(十五年)始修之说，使人又见到一个“前人语焉不详，后人越来越清楚”的“谱史”创造之例。
④见《星子县地名志》稿本，第117页，星子县地名办公室1983年12月打印，现存江西省民政厅地名规划处资料室。
⑤但在明正德十年(1515)修《南康府志》中，有“杨林河泊所”的资料值得关注。其卷4“公署”记载：“杨林河泊所：在府西南半里，吴元年河泊官陈善卿建”；卷5“课程”记载：南康府的鱼课米总共只有620石稍多，全由建昌县承担，而在必须征收的鱼油、鱼鳔、各色课钞及杂翎毛等项中，均由星子、都昌、建昌、安义4县和杨林河泊所分担，其中杨林河泊所上缴的都是大头，可知杨林河泊所与当地渔业经济及渔户生活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卷6“职官”记载：当时的河泊所官员有李逢春、沈志2人。见196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卷4第8页，卷5第3—4页，卷6第9页。此“杨林河泊所”与张氏所称的“杨林”一支是否有着某种联系，至今尚缺资料可考，存此备查。
⑥“十七世杨林裔孙廪贡作舟”撰《嘉庆庚午重修宗谱序》，《张氏宗谱》卷首。
⑦“府城松林第六十六世裔孙善导香峰氏”撰《道光乙未年重修宗谱序》，《张氏宗谱》卷首。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该序。
⑧星子县是北宋初所置“南康军”的附郭县，元朝先后将“南康军”改为“南康路”和“西宁府”，明洪武九年改西宁府为“南康府”，府治一直附郭星子县未变。
⑨道光十五年《张氏宗谱》的主修和“张氏系派源流略言”的撰写者，均出自“府城松林”一支，“源流略言”的作者即为邑庠生张庆璠，对松林一支的蕃衍迁徙有如下详细工整的记载：“我松林祖嗣源公迁居化邑，生四子：友恭、友文、友元、友信。友文公复旋星邑九都，生子五：文达、文敬、文逵、文信、文思。达公生三子：觉美、觉义、觉善。觉义公自九都迁居府城，生伯达；伯达生萱侗，萱侗生三子：福庆、胜一、云二。云二迁兜率巷，生五子：钦、鉴、铭、铖、铎。铎公生景先，景先生孟贤、孟礼。迁北门巷，生四子：继成、继胜、继贤、继孟。我祖继贤公讳学荣，字德之，躬居市井，日以耕读勖诸子孙。迄今生齿日繁，人文蔚起，孰非我祖之遗泽孔长乎？！”其所谓“化邑”即指星子县北境相连的德化县(今九江县)，一直是九江府的附郭县，所以今天在星子县找不到“松林”地名，或也可以从中找到解释和查寻线索。
⑩(六十六世裔孙)张喆撰《咸丰庚申年重修宗谱序》，《张氏宗谱》卷首。
(11)(六十八世裔孙)张廷魁撰《壬寅重修宗谱序》，《张氏宗谱》卷首。
(12)(六十九世裔孙)张凤飏撰《壬寅重修宗谱序》，《张氏宗谱》卷首。
(13)分别见《张氏宗谱》卷首张世清第一序、张凤飏第二序。
(14)1946年修谱时8篇新序分别是：松林支(汉岭村，六十九世裔孙)张燊云撰《丙戌重修家乘序》；松林支(府城北门，七十九世裔孙“前清优增生”)张耕夫撰《丙戌全邑合修家乘序》及《丙戌全邑合修家乘小引》；竹林支(柿树村，六十九世裔孙，“前清邑庠生”)张国宾撰《丙戌合修宗谱序》；(七十世)张匡南撰《丙戌合修宗谱序》；松林支张起禧撰《丙戌年续修家谱序》；(七十世裔孙)张起炤撰《丙戌年重修家谱序》；杨林支(马头，七十世裔孙，“前清邑庠生”)张选臣撰《丙戌重修宗谱叙》。
(15)笔者在《辛亥革命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迁》一文中曾经说明：“从江西谱论看，辛亥革命前十余年，严译《天演论》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理论为不少谱牒所申论。辛亥后数年间，谱论则在重点讨论‘家’、‘国’关系问题，即民国已经成立，家族是否还应该存在，谱牒还要不要修，以及要怎样修才有新时代意义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31页)
(16)又如其他主修者张国宾、张匡南二人，所撰《谱序》中皆有“从此永永联络，由小团而结大团，以后世世增修，扩宗族而推国族，将来人才蔚起，势力膨胀，保障亚洲，为祖国放一特色，增我族莫大光荣”。“我张姓合邑之修，意为发迹于星子，永镇于华夏，雄望于世界，为开我国家谱之先河”云云，颇给人大话连篇，不着轻重之感。但由此也可悟到：这些话是当时许多人能懂也会说的“时代强音”。
(17)张耕夫此人此序很值得体味：其开篇即云“耕年七十有四矣”，并说明曾两次参与纂修《张氏宗谱》。又见卷首“贡举”松林系下有其记载：“叔尹：号耕夫，派(名)起莘，邑优增生，同治时(生)人。”可知他已是一个两朝为人、历经世乱的垂垂老者，尚能讲出这套话语，至少使我们从乡间谱牒这个层面，看到抗日战争的发生对普及和强化“国家”、“民族”等观念有多么大的推进作用。
(18)前引张耕夫《家乘小引》中说明：“董事者五月十三日进局，推选众职，分担责任，越六月乃成。”其修谱正好处于国共两党从谈判到全面开战时期。另外还有地方上的乡、镇民代表会选举县参议员和成立县参议会，直到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都是在此期间发生的惊天大事，反映到修谱者笔下不足为奇。也正因此，本文作为基本资料的这部《张氏宗谱》，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19)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存此待查：查看其卷首所载历代先祖“遗像”，竟然发现“四林”祖先及其父“均辅公”均在，惟独无“三张”始祖“有诚公”的画像。究竟是当时就“有名无实”？还是只保留在三张自己的吊线谱中？或者这个“造像”过程最终到1988年再次修谱时才完成？还有待收集更多资料予以说明。
(20)据1990年新修《星子县志》卷八“党政群团志”第四章第一节“县参议会”记载，星子县第一届参议会于1946年5月召开。在14名参议员中，有3名产生于职业团体，另外由11个乡镇各选1名。在其所附“竞选国民代表始末”中还提到，1947年3月积极竞选国民代表的有7至8人，其中有名张文煊者(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317页)。而1946年主修星子《张氏宗谱》并留下第一篇序言的张荣云即“号文煊”，属“松林汉岭”支裔孙，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学科，曾在外地任教员多年，此时“任职省会，仅负空名”(《丙戌重修家乘序》)。前引1922年修谱的张凤飏序言中，已经提到其族内人才有“高等文官，则有若文煊君”。据此可以推测，此张文煊即彼张文煊。
(21)1937年初，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曾发表《九江湖口等七县渔业调查报告》，其中估计星子县以渔业为主的户数为500，人数1000；以渔业为副业者2500户，5000人。其中还非常突出地提到蓼花池特产凤尾鱼以及蓼花池附近渔民颇具组织性：“星子之渔区：亦以鄱阳湖之西岸(为主)，而蓼花池为凤尾鱼之特别渔场，旺年出产能达万担以上者。渔民资本：本省因遭受数年之匪患，人民经济，拮据异常，渔民更以近年渔获不丰，鱼价又受人民购买力薄弱而不能提高，故渔民之贫困更不堪言状，因之用大网之渔民，大都向渔行借贷……其如资本小而能自力经营者，为数亦甚少，大都告借于亲友之处。惟星子蓼花池附近之渔民，似另有组织，每集十二人为一组，合用大网一顶，对购置大网之费用，由十二人之中经济能力较为宽裕者垫用，称为网主，嗣后渔获所得，则网主应独得其半，其余二分之一，则由十一人平均分配。该处共有大网九顶，均系由此组织。”见《经济旬刊》第9卷第1、2期，都豪耕执笔，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汇编，1937年初印行，第31—40、17—25页。这些调查使我们看到“三张”家族与带有“合股”性质的渔业组织相结合，使得“三张”渔民较其他渔民更有凝聚力、更强悍和更具进攻性。
(22)另外，在其卷首祖先遗像部分，第一次看到“有诚公遗像”，并且放在“四林”支祖及“均辅公”像的前面。前文曾经提到1946年修谱时目录中有此图像但谱本中没有看到，也有可能“四林”张氏只允许其出现在“三张”一系的谱本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1988年新修谱本从文字表述到谱系(吊线)，再加上祖先画像，使“有诚公”(也就是“三张”)的长房地位得到完全确认。
(23)在1946年和1988年两次修谱中，“四林”各支的文化人情况，皆有专门篇幅加以整理和反映，足可供另外成文论述。另外还应提到的是，1930年代后的江西科学馆馆长张醉新，就是“四林”支族人,1888年生，191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在故宫任职，后由蔡元培推荐，担任江西科学馆馆长，至1952年去世。张醉新之弟也毕业于天津工学院，后来长期在高校任教。其子张闻韶学艺术，两个孙女都是南昌市中学著名的优秀教师(张起熙：《前江西科学馆馆长张醉新事略》，载《星子县文史资料》第3集，星子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约1986年内部印行，第79页)。
(24)参见梁洪生《近观江西民间修谱活动》，《东方》杂志1995年第2期，第59—62页。
(25)笔者1995年在《谁在修谱》一文中即提到：“60岁以上的老人，是此次修谱的中坚和引导力量”，因为“他们既不能离土，也不可能离乡。分外依赖于生存的社区环境，特别看重族人群体保持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氛围。他们的记忆中还有旧日家族组织管理乡村的印象，相当一批老人对目前的治安、自我治理状况不满，尤其对砍伐树木、道路失修、水源污染等生态环境的恶化痛心疾首。在这些变化面前，老人们是弱者。他们有所希冀，但没有新的武器，只有运用他们熟悉的修谱等家族文化形式，借以改善社区环境的秩序和文化氛围。他们深感年事已高，面临‘老成凋谢’的危机，他们独有的见闻和经验有可能失传，必须及早抢救。因此，他们在修谱时不辞劳苦，肯下气力。他们也最有时间。”不曾想在十余年之后，鄱阳湖畔的张绍强老人的修谱举动，再次证实了笔者这一观察和描述的普遍意义。参见《东方》杂志1995年第3期，第39—41页。
(26)在此只就所以把1932-1938年划成一个“短时段”略作陈述：1931年一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军队三次“围剿”江西红军而失败，江西南部及周边山区县份的山地都为红色政权所控制，1931年11月终于在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形成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而这片区域的民众主体主要是明末清初以来相继迁入的闽、广移民，在生存空间、经济生活内容、语言和文化习俗及其在地方社会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等方面，都与处在盆地和平衍地区的土著人群不同。1931年底，江西安义人熊式辉正式就任江西省主席并兼民政厅长，很快提出发扬赣人治赣精神，实际上是在江西土著民众聚集地区进行了社会总动员，积极配合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军队的“剿匪”基本方略。从这个角度观察，不仅可以对红军1933年以后的第四、五次“反围剿”逐渐失败给出更为深刻的解释，而且可以把1934年前后的江西社会生活作连贯的考察而不是从中断开。参见梁洪生《“盆地结构”：支流流域、家族生存与革命——对青原区历史文化和革命的一种“结构化”解释》(《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352页)；何友良《江西通史》民国卷第五章“七年内战与三年建设”第四节、第五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