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外包与经济演进：超边际-新兴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际论文,外包论文,古典论文,经济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D23,L23,O12
一、引言
本文目的具有双重性：从分工经济、交易费用与经济组织变迁的超边际-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笔者在分析一体化①和外包(outsourcing)发生的微观机制的同时，还将揭示外包出现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宏观意义。按照Domberger(1998)的定义，外包是企业把先前由内部实现的活动，签约给外部承接者来完成的一种市场组织形式。②外包有很早的历史。在美国建国初期，帆船制造商把帆的生产发包到苏格兰，帆生产所用的原材料则来自印度。而印度在19世纪还是英格兰纺织业发包的目标国。③中世纪欧洲的包买制(putting-out system)也有外包的特征(North，1981)。如今，在许多行业，从产品研发和设计、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营销到售后服务等环节和流程的外包已十分盛行(Grossman & Helpman，2002，2005)。Nike把生产外包，专注于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维护(Roberts，2004)；IBM经过最近十几年的战略转型、流程优化与业务外包，成为IT服务的专业公司(Jenster et al，2005)；利丰集团接受美国零售商的服装订单，从全球8300个厂家中选择生产承接商，协调其进行生产(冯国经等，2009)；在中国云南，过去花农把鲜花培植、销售等环节一体化；现在丽都公司则发挥研发优势，将种植业务标准化，通过外包与花农实现分工——丽都专业化于花卉品种研发，由此节省在种植基地的投资；而花农也从专业种植中获益。目前，丽都以外包模式种植的鲜花占香港花卉市场50％的份额(毛学麟，2008)。然而，外包为什么出现和盛行？它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含义？
在笔者看来，外包意味着内部活动的市场化，伴随这种市场化，发包方的专业化水平得以提高，并与承接方形成分工关系。然而，一体化生产转变为外包分工生产的原因是什么？一体化与外包模式在劳动力配置、生产率和市场容量上有什么差别？交易费用、研发(生产)的学习成本、发包方的生产率、承接方的生产率、劳动力配置、市场容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此，笔者在评述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经中间产品(包括研发服务)迂回生产最终品的新兴古典④一般均衡模型来回答这些问题，以达到本文的研究目的。
笔者受到一些文献的启发。Jenster et al(2005)将专业化、分工以及“做”与“买”⑤等概念联系起来叙述外包的含义。Domberger(1998)强调，外包的起因主要是业务职能的专业化所致。笔者认为，生产者在决定产品(包括中间产品和服务)是自己生产(或提供)，还是从市场上购买时，就决定了自己的专业化水平；而外包中的供需双方的充分专业化则意味着他们在市场的分工，因此从一体化向外包结构的转变反映出经济组织的变迁。Domberger(1998)还说明，企业向外发包生产活动意味着其生产活动范围的缩小。笔者认为，这种行为就是经济活动的聚焦。而经济活动的聚焦正是杨小凯(Yang，2001)所强调的专业化经济的本质。但专业化经济的产生、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的市场分工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关注的一个焦点。可以说，这个问题为寻找外包发生的主要原因提供了一个思路。Domberger(1998)也暗示，发包方与接包方在专业化水平上有交互作用。笔者认为，这种交互作用必定需要从均衡的视角来探索外包的经济性质。在他的观点中，也包含市场容量这一内生变量。笔者强调，只有将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容量同时纳入到一个均衡模型中进行分析，才能厘清这些内生变量间的关系。重要的是，这个模型还需要引入交易费用和生产(包括研发)的学习成本，因为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对专业化水平有影响。因此，杨小凯(1988)开创的、以及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等人发展的超边际-新兴古典经济学⑥十分适合作为本文的研究框架。
Cheng & Zhang(2006)把外包与FDI很好地统一到一个新兴古典模型中进行分析，但没有分析劳动力数量、生产率和市场容量等内生变量，也没有探讨外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本文建立一个更为简洁的新兴古典模型，把研发服务内生，不仅解释了外包的发生机理，还拓展分析了外包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含义。卢锋(2007a，2007b)以“产品内分工”的视角解释服务外包，总结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现状和政策措施。江小涓(2008)对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给出宏观的分析。然而，国内大多数文献还没有使用数理模型把外包的研究推向纵深。
国内外有关外包的计量实证文献较为丰富，且具经验价值，但没有探究一体化生产向外包生产演变的经济逻辑。由于本文聚焦于理论模型分析，因此本文忽略这类实证文献。又由于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产权理论尽管就“做”与“买”的问题作出了有力的解释，可以从一定侧面反映外包的特征，但没有把专业化与分工水平作为内生变量，从而不能从专业化与分工的视角，解释外包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出现的经济机理，进而不能解释外包发生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含义，所以这里也不特别综述这类文献。在国外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外包的数理模型。例如，Skaksen(2004)用博弈方法，分析国际外包对雇主与工会的福利含义；Cachon & Harker(2002)把竞争和规模经济纳入到外包的分析中；Grossman & Helpman(2005)以一个新古典均衡模型，探讨外包活动区位的决定因素。但这类模型没有解释外包发生的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Grossman & Helpman(2002)的论文。他们以一体化和外包为研究主题，建立一个新古典模型进行均衡分析。本文也针对这个主题，但以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开展研究，并拓展了一体化向外包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含义。
笔者强调，外包取代一体化是分工与经济组织变迁的产物。从后文将看出，本文模型与Grossman & Helpman(2002)模型存在重大差别。他们的模型建立在新古典框架上，而本文模型基于复活了古典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框架。这意味着，边际分析是他们的研究手段，而包含边际分析的超边际方法则是本文的研究工具。新古典模型把生产与消费分开处理，即生产者只生产，不消费，但消费者不从事生产；由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推出需求量，再由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得出供应量，进而进行均衡分析。事前给定企业存在、不考虑消费者的自给自足和专业化水平使新古典模型从逻辑上不能充分揭示经济组织的演进。但是，本文模型统一生产者-消费者的双重身份。按照杨小凯(2001)的观点，生产者-消费者的统一使得模型分析更具内在一致性。本文模型由于以生产者-消费者的内生专业化水平的变化来揭示经济组织的变迁，因此能更充分揭示伴随分工所带来的一体化向外包结构的转变。Grossman & Helpman(2002)的模型以中间产品的管理成本与搜寻成本之间的冲突(trade-off)来对比分析一体化和外包，但本文模型基于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来分析一体化向外包的转变。尽管他们的模型引入了专业中间产品，但由于没有刻画劳动力的时间约束，因此不能反映劳动力的专业化⑦。换言之，他们没有把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作为内生决策变量。相反，本文模型内生于与交易效率和生产(研发)的学习成本都有关的劳动专业化，通过最终品生产和研发的专业化水平的变化，来揭示一体化和外包结构的发生及转变的经济拓扑性质。
尤其从后文将看出，他们的模型无法分析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发包方和承接方的生产率的内生提高、市场容量的内生增加，无法分析发包方生产率、接包方生产率、中间产品的市场容量、最终品的市场容量之间的分工网络正效应，更无法揭示外包结构的形成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含义。
概括说来，本文以不同的研究重心、视角和方法，填补了现有外包理论分析的欠缺。在本文，笔者把生产者-消费者的专业化水平内生，引入最终品以及迂回生产最终品所需的中间产品(包括配件和研发服务)的交易费用以及生产和研发的学习成本参数，基于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探讨一体化向外包结构的演变机理。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将分析劳动力跨结构的迁移，揭示外包分工网络的正效应；探讨研发市场的出现对最终品的市场容量的正效应；对比一体化和外包结构，分析研发生产率与最终品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分析发包商生产率、接包商生产率、研发服务的市场容量、最终品的市场容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均真实收入的效应。
简言之，本文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分析一体化和外包结构发生的微观机理，更在于通过分析一体化向外包结构的演变，揭示外包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宏观含义。余文包括五个部分：在第二部分，建立数理模型；第三部分是一体化生产、发包、接包生产、配件供应的超边际决策分析；在第四部分，对一体化向外包结构的转变进行超边际均衡分析；第五部分在第四部分的基础上，从多视角探讨外包结构的形成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含义；最后部分为总结性评述。
二、模型
考虑经济中有M个生产者-消费者，他们需要消费最终产品y。最终品的生产除劳动投入外，还需要两种中间产品作为投入⑧：配件x以及产品设计和研发等无形知识r。为简化，本文把后者视作一类产品——研发服务⑨。实际上，配件和研发服务可视为最终品生产的资本投入。本文模型把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内生。这意味着，分工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但市场分工意味着有交易发生，从而将产生交易费用。当分工产生的好处超过交易费用造成的损失时，交易生利；反之，若交易费用带来的损失大于分工所产生的好处时，交易就得不偿失。⑩为聚焦研究目标，本文模型不考虑中间商等中介组织参与市场交易。(11)配件的生产函数为：
四、一体化与外包结构：超边际均衡分析
这部分将证明，以上四种决策通过市场的交互作用，将内生形成一体化和外包这两种结构(见图1)。为此，需要寻找这两种结构发生的条件(正如前文，本文集中探讨一体化和外包结构，因此不考虑自给自足和其它部分分工结构)。左图显示，配件专业供应商和最终品生产者构成一对贸易伙伴。最终品生产者从专业供应商购买配件，将研发活动和最终品生产都内部化(即一体化)。显然，除配件和最终品外，研发知识没有发生贸易，市场种类数为2个。由于最终品生产者没有完全专业化，因此这个一体化结构呈现为部分分工状态。右图为三类专家构成的外包结构。最终品的专业生产者从配件专业供应商购进配件，承接专业研发者的发包，买进研发知识，从而生产最终品并供应市场。最终品生产者通过市场分别与配件供应商和研发商构成两对交易关系，市场种类数为3个。在这个外包结构，研发者即为发包商，最终品生产者即为接包商，最终品的生产通过市场实现完全分工。
由超边际一般均衡存在的充分条件，一体化或
其一，研发和最终品生产的总学习成本对均衡结构有影响。如果最终品生产者在生产的同时，还将研发活动一体化(即进行非专业化的生产和研发——产品内的生产没有分工)，那么这个一体化生产者只可承担较低的总学习成本(b+c＜1)；否则，得不偿失。而如果最终品生产者专业化于研发活动，把生产活动外包给专业承接商，那么他和生产承接商承担的学习成本将分别降低到b和c。由于b和c都小于一体化生产者的总学习成本b+c，因此研发商(即发包商)与生产承接商作为一对交易伙伴，通过市场分工可以分别节省生产和研发的学习成本。简言之，学习成本对生产与研发之间的分工有影响：学习成本越高，则越需要生产和研发的专业化，以外包模式来实现分工合作。(19)因而，这就可以解释IT、飞机制造、生物科技等高技术行业普遍采取外包的原因。
其二，在研发和最终品生产的总学习成本较低(即b+c＜1)的情形下，均衡结构由综合交易效率TK(即综合交易费用1-TK)决定。如果综合交易费用较高(即1-TK＞1-
)，那么非专业化生产和研发的一体化结构所产生的利大于弊。在部分分工结构下，尽管专业化的好处不能充分实现，但可避免高交易费用。(20)相反，如果综合交易费用较低(即1-TK＜1-)，那么发包商与承接商之间通过市场分工，以外包的形式就可节省学习成本，还可获得生产和研发的专业化经济的好处。这些好处足以超过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损失。
以上两点揭示出斯密的洞见——“如果购买一件东西的代价比在家里自己制造所需的代价小，就不会在家里生产”(Smith，1776，p.485)。同时看出，一体化向外包结构的转变有两种途径：一是受较高的研发和生产的总学习成本所迫；二是由交易效率的提高所致。然而，第一种途径尽管可带来外包结构，但对人均真实收入有负效应
(由表1得出)，因此交易效率的提高不仅可推动外包结构的出现，还同时带来人均真实收入的提高。所以，第二种途径具有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双重含义。外包结构出现在均衡意味着，最终品的生产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产品内的分工”，这种分工将研发活动卷入市场交易。对比图1的两幅图可以看出，外包结构比一体化结构有更长的生产和交易链。总结以上分析结果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当一体化生产者在研发和生产的总学习成本不高时，低分工水平的一体化结构将随着研发和最终品的综合交易效率的提高，向高分工水平的外包结构演变；而当一体化生产者的总学习成本较高时，外包结构取代一体化结构。但是，与较高的总学习成本不同，由充分改进的综合交易效率所导致的外包，其共生现象除研发和生产专业化提高、最终品生产的市场分工(即产品内分工)、研发市场形成、市场种类数增多、生产和交易链条拉长外，还包括人均真实收入提高。
推论1：如果研发和生产在一体化结构的学习成本越高，那么这个结构向外包结构的转变需跨越的交易效率“门槛”越低，越有利于由分工来降低学习成本的负面影响。
其四，有三种方式满足TK＞，由此条件导致研发市场在外包结构的出现：一是T和K都高；二是K低，但T足够高；三是T低，但K足够高。显然，研发市场的出现不一定意味着T足够高，也不一定意味着T和K都足够高。因为第三种方式表明：即使研发的交易效率较低，但足够高的最终品交易效率也可导致研发市场在外包结构的出现。从而有如下推论：
推论2：最终品市场的交易效率的充分提高，可以弥补研发的交易效率较低时的不足，从而推动研发市场在外包结构的出现。
换言之，最终品市场的充分改进对培育和发展研发市场有促进作用。在后文还将看出，当外包结构出现，研发的交易效率对最终品的市场容量也有正效应。
推论3：如果最终品在一体化结构的产出对研发的相对弹性越大，那么这个结构向外包结构的转变需超越的综合交易效率的临界值越高，因而研发活动越倾向于被内部化。
以上分析，一方面，揭示了一体化向外包转变的交易效率“门槛”与中间产品投入在最终品生产的配置有关，因而反映了市场分工的交易费用与组织内的资源配置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如果用σ刻画研发在最终品生产中的重要程度，那么它越高，则研发活动越不倾向于被卷入市场交易(21)。因而揭示了外包的基本性质—“做自己最核心的部分，把其余外包”。例如，高技术和品牌等知识密集型厂商，如波音、IBM、耐克和Benetton等公司，通常把核心研发能力保留在组织内部，而发包其它活动。当然，在分析外包现象时，需要把最终品对中间产品的弹性与研发和生产的学习成本、中间产品和最终品的交易费用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五、一体化到外包：经济发展和增长
在上面部分，笔者使用一个与Grossman & Helpman(2002)的新古典模型不同的超边际-新兴古典模型，分析了外包取代一体化的经济机理。笔者将在此基础上，拓展分析伴随一体化向分工外包结构的转变的其它共生现象，如劳动力迁移、市场容量增加、生产率提高，从而揭示这种转变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含义。我们将看出，Grossman & Helpman(2002)的模型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命题3：一体化向外包结构转变不仅导致更大的中间产品和最终品的市场容量，而且这个转变所形成的研发市场可通过其交易效率的改进，对最终品的市场容量和人均真实收入产生正效应。
(三)现在分析影响研发和最终品的生产率的因素以及这两种生产率之间在不同结构中的关系。平均劳动生产率(本文简称生产率)定义为，一种产品(或服务)产出与其专业化水平之比(见Yang，2001)。在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生产者在研发和最终品的生产率分别为：
这表明，外包结构的最终品承接商的生产率将超过一体化生产者的最终品生产率。这些结果意味着如下命题：
命题4：由综合交易效率的充分提高所导致的一体化向外包结构的转变，不仅能同时带来更高的研发和最终品的生产率，还可使研发的交易效率在提高时对最终品的生产率产生正效应。
以上命题尤其表明，在外包结构取代一体化结构后，最终品的生产率除受到配件和最终品的交易条件的影响外，还将受到新形成的研发市场的交易条件的影响。这进一步反映出外包分工的网络特性。从(16)和(17)还可看出，学习成本对研发和最终品的生产率也有影响(见表3)。其一，无论在一体化，还是在外包结构，研发和最终品的生产率都分别随研发的学习成本b和最终品生产的学习成本c的降低而提高；其二，在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生产者的研发生产率随c的降低而提高；但在外包结构，研发商由于专业化，其生产率不受c的影响；其三，在外包结构，生产接包商的生产率随b的降低而提高；但在一体化结构，最终品的生产率对b却无单调递减关系。针对第三点的分析尤有意义。假定除b外的其他参数为给定，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比分析一体化与外包结构，揭示研发生产率与最终品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对于外包结构，将(17)的第一个式子
这意味着，发包商通过降低研发的学习成本可提高其研发生产率，而其研发生产率的提高将促进生产接包商的生产率提高。但是，与外包结构不同，在一体化结构，由于生产者将研发这一中间产品的生产
命题5：在外包结构，发包商降低研发的学习成本可提高其研发生产率，而其研发生产率的提高将促进生产承接商(最终品生产者)的生产率提高。但在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生产者的研发生产率对其最终品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受到研发的学习成本范围的影响。
该命题的直观含义是：由于一体化生产者既不是专业研发商，也不是专业生产者，因此既不可承担太高的研发和生产的总学习成本，也不能同时从研发和生产专业化中获益，因而研发生产率对最终品生产率的作用就会受到学习成本和专业化水平的制约；而在外包结构，生产承接商(最终品生产者)与发包商(研发商)实现分工，进行不同的专业化活动，从而可从研发生产率的提高中受益(实际上是相互受益)。因此，外包结构取代一体化结构将消除生产率困局。
命题6：当外包结构出现，研发商(发包商)和生产承接商的生产率的提高可分别促进研发的市场容量和最终品的市场容量的增加；最终品的市场容量的增加还可由研发商的生产率的提高推动承接商的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研发的市场容量和最终品的市场容量可相互促进。而人均真实收入则在这些正效应的交互作用中得到提高。
以上分析表明，发包商与接包商在市场的分工互动中，内生地搭建了一个无形的正反馈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发包商生产率的提高、接包商生产率的提高、研发市场容量的增加与最终品市场容量的增加之间产生因果循环的正效应，而经济则通过这个正反馈机制得以增长。此外还可看出，配件供应商的生产率及其市场容量对以上内生变量也有正效应，但这里不赘述。
六、总结及评述
本文聚焦于外包的出现和发生机制，但实质上也分析了一体化存在的条件。由于研发被引入到本文模型的最终品生产函数中，因此本文也为生产者服务(producer services)的经济性质提供了一个解释。(24)本文模型尤其为外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例如，在模型的基础上，如果考虑分包的层级，那么可以探索分包的最优层级数与交易网络规模的关系；如果引入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制度，那么可以分析一体化向外包结构的转变对工资率产生的影响。本文模型如同一些其它超边际模型把交易效率系数处理为外生参数，但是如果在模型中引入中间商，那么可把市场的协调效率内生，从而可进一步探索制度等因素对外包的含义。(25)本文也为理解产业链升级、商业模式变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作者感谢在莫纳什(Monash)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得到导师杨小凯、黄有光等教授的教诲，感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和常熟理工学院为笔者安排的与本文有关的专题演讲，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工作。文责自负。作为杨小凯教授的入室徒弟和黄有光教授的博士，作者呼唤更多的学术同仁和学生来研究和发展超边际-新兴古典经济学。
注释：
①在本文，一体化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后文不再说明。
②外包的定义还不太统一。本文采用Domberger(1998)这一普适性的定义。可参看卢锋(2007a；2007b)的总结。
③见http://www.peoi.org/Courses/Coursesen/outsrc/framl.html。若从专业化和分工的广义视角谈外包，那么可在斯密(Smith，1776)的巨著中发现外包的影子。
④有关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参看杨小凯(Yang，1988)，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杨小凯(Yang 2001)。
⑤“做”与“买”决策的经济含义，可参看Coase(1937)，Cheung(1983)和Williamson(1985)。
⑥超边际-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用现代的数理工具复活了斯密(Smith，1776)和杨格(Young，1928)分工、贸易、市场容量与经济进步的古典思想。参见Yang(1988)，Yang & Borland(1991)，Yang & Ng(1993)，Yang(2001)等。
⑦有关“专业化”的概念见杨小凯的英文专著(Yang，2001，pp.45-48)。
⑧为了聚焦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不打算把中间产品的种类数内生。
⑨在本文，“研发服务”、“研发知识”、“研发活动”是指同一件事情，相互替换使用。
⑩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参见杨小凯(Yang，2001)。然而，本文模型也能揭示出，生产(包括研发)的固定学习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参见第四部分的均衡分析。
(11)有关中间商的超边际均衡分析，可参见庞春(2009)。
(12)有关学习成本(learning costs)，参见杨小凯(Yang，2001)。
(13)有关生产、消费的超边际决策的含义可进一步参阅杨小凯(Yang，2001)。
(14)本文为了简化，假定买方承担交易费用(下文的最终品交易也是类似的假定)，但这不会影响分析结果的一般性。
(15)这个排除会改变划分超边际均衡子空间的临界值，但不影响本文的总体结论。在讨论外包时，分析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分析与现实不太相符的其它部分分工结构实际上就会偏离研究的焦点。
(16)这用到“文定理”，参见Wen(1998)，Yang(1988)，Yang and Ng(1993)，Yang(2001)。黄有光认为，用“最优结构定理”表述更为恰当，因为该定理最早被杨小凯(Yang，1988)在特定条件下证明，后经Wen(1998)，Sun et al(2004)，Pang(2005)等学者发展、深化。
(17)有关“角点均衡”，参见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杨小凯(Yang，2001)。在笔者看来，角点均衡就是结构内的均衡，它实际上是，结构是否出现在均衡点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将在下文分析。
(18)见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Yang(杨小凯，2001)；Sun et al(2004)证明了内生分工结构的均衡存在性。
(19)这证明了巴比奇(Babbage，1832)有关成本与分工的洞见，参见杨小凯(Yang，2001)。
(20)运输和通讯条件差、相关法律的缺位都可能使得分工外包得不偿失，不如一体化产销。例如，在缺乏相应知识产权保护下，丽都花卉公司开发的花卉品种通过花农接包种植，正受到不利的影响。参看毛学麟的案例分析(2008)。
(21)这里可看出，可用产出的相对弹性σ来刻画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的某些特征。Williamson(1985)分析了资产专用性对一体化和外购决策的影响。
(22)本文不考虑职业的转换费用。
(23)这里假定劳动力总人数M是给定的常数，且不考虑失业。
(24)庞春(2010)基于庞春(2009)的模型，从中间商提供交易服务的视角分析了服务经济的兴起。
(25)实际上一些超边际模型已经内生了交易效率，参见杨小凯(Yang，2001)的有关章节。此外，庞春(2009)已经内生了产品的实际交易效率。
标签：杨小凯论文; 生产率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一般均衡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交易费用理论论文; 边际收入论文; 产品专业化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外包公司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产品研发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