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四运动的抵抗精神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 吴海勇
[摘 要] 本文试从五四运动历史中提炼抵抗精神，进而以此视角考察抵抗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张扬、抵抗精神在中共党史上的传承与显现，藉以佐证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逻辑关系，并初步梳理抵抗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五四运动；抵抗精神；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构成历史的逻辑关系，学术界已成共识。本文拟从抵抗精神的视角对二者加以考察，再作佐证。冀此番考察，能有助于对五四精神的深入体察，有助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及其当代趋向的解读。
一、五四运动抵抗精神的历史提炼及其观念影响源
五四运动，绝对是一场伟大的爱国反帝运动。在对外强作出激烈批判的同时，五四运动还推动国内的文化思想、社会观念与政治理念发生革命性跃进，由此成为孕育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这场群众政治运动的精神实质势必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但这已不是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前阶段基础之上发生突进，其本质精神当可提炼为“抵抗”二字。
以“抵抗”概述这场运动精神实质，在当时已实现了一定的理论自觉。事实上，1919年，当巴黎和会要将不平等条款强加于我的消息传来，热血青年2月5日聚集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商议对策，9日李大钊等编辑的《每周评论》就此刊发了消息：“北京学生联合会筹议抵抗”，“并联合各校学生，电致巴黎五传使……不要让步。”[1]在五四运动稍事平息、新文化运动步入其崭新阶段的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8号刊文《“积极”与“消极”的抵抗》，对此又有所涉及。该匿名短文起笔即言：“我们国民因为外交问题，天天说与政府抗抗（引者注，当为‘抵抗’），究竟抵抗是什么样呢，讲演吗？罢课吗？罢工吗？罢市吗？这样消极的抵抗，慢慢的冀府政（引者注，当为‘政府’）的觉悟，他的功效迟了，万一政府不觉悟的时候，反说是妄谈政治，妨害公安，派出如狼似虎的军警，把我们国民殴打的殴打，拘捕的拘捕，枪毙的枪毙，这不是于国无裨，于身有损吗？”[2]据此可见，五四运动期间时人实以政府的“抵抗”者自居。只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该文作者将此视为“消极的抵抗”，转而倡导积极的抵抗：“经了这一次的失败以后，我们与政府抵抗，不要消极的态度，要取积极的态度了，什么叫做积极的抵抗呢？一方面联络国内的军警，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国民一份子，不是一人一系的走狗，不因为保持长官的饭碗，就断送自己的国家。到他们个觉悟的时候，那班‘纸糊老虎’的军官，尚能够作威作福吗？这个时候才有真正的民意出现呢。无论何人也要服从民意了，尚怕政府禁止我们吗？若果真是政府不依我们时，就可以把他推倒，再达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了；一方面是与某国的平民携手，助成他们的革命，他们变了民主国的时候，就会变更他们从前的侵略政策了。我们抱定了抵抗的宗旨从两方面着手进行必有成功的日子国民国民快起罢！时机到了。”[3]该文所言积极的抵抗，实以宣传活动为主，设想过于理想，理论不免蹈空凌虚。尽管如此，“抵抗”一词还是具有相当的概述力，“积极的”限定词则进一步赋予行动的冲击力。
据“全国报刊索引”检索，“抵抗”一词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始成高频词。在五四运动前，该词或用于官厅传报地方民间的抗拒行为，或用于纸媒翻译海外有关反抗消息，除了医学、物理学基于学科中性的用法，该词更多给人中性偏右的负面情感色彩，直到辛亥革命之年稍有改观。以“抵抗”提炼五四运动精神，颇能见出这场运动不同于以往之处。引发戊戌变法的公车上书，就不宜用“抵抗”一语加以概述，不仅因为该词鲜用于当时，更为关键的是，历史运动主体之于统治集团确实并无要“抵抗”之意。
而五四运动的抵抗精神在其内惩外争两方面都有显著的表现。除了时代东风的劲吹，就观念史流变的考察，五四运动抵抗精神的爆发不能不首先归功于陈独秀发表于1915年11月15日《新青年》1卷3号的《抵抗力》一文的影响。该文主题鲜明，分为“抵抗力之谓何”“抵抗力之价值”“抵抗力与吾国民性”“国人抵抗力薄弱之原因及救济法”四部分。他取法自然界，界定“抵抗力”为“万物各执着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之谓也”。文章指出，“人类之生事愈繁”，较自然界万物“所需于抵抗力者尤巨”。陈独秀兼重精神与身体两方面：“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且不可得也！”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则分明为中国开出救衰亡的医方。陈独秀认为，“吾人之祖先，若绝无抵抗力，则已为群蛮所并吞”，他深究国民今日“罢弱”的三个原因，“一曰学说之为害也”，“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一曰专制君主之流毒也”；“一曰统一之为害也”，归罪于“民贼独夫”的专制统治，进而呼吁“以热血荡涤此三因，以造成将来之善果”。[4]以《新青年》杂志在当时传播之广，似可肯定这就是五四运动抵抗精神的影响源。
7月5日晨，张闻天见前文一字不改刊出，又写信给编辑刘大白作补充说明，“认定无抵抗主义和人格的问题关系最大”。他界定“人格是真生命底诚实的表现”，而“伟大的人格”是“真生命”“人格底美化和纯化”。张闻天进而主张“精神运动”。[7]
二、抵抗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张扬
就在张闻天写此书信的当日，沈雁冰撰写的《无抵抗主义与“爱”》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沈文质疑：“在行惯了吃人礼教的中国，对虎狼去行无抵抗主义，那还能成么？”他指出：“‘爱’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可以转移人底观念，感化人底气质，未必就能改造社会的组织和制度。”“在未曾根本改造社会组织和经济制度的时代，要先改造人们底思想和品性，效力只是部分的。”为此，沈雁冰认为无抵抗主义不是“到自由之路”。[8]
刘大白7月10日将上述两信一并刊出，这也就省了添加编辑说明。第二天，又发表陈望道文章《怎能实行无抵抗主义呢？》，围绕无抵抗主义话题形成的论战由此构成第二回合。陈文针对昨日发表的张闻天谈无抵抗主义的通信（一）第二段所言“唯有伟大的人格，能实行无抵抗主义”云云，展开议论：既然闻天君认为“至于现代的人，竟无人格之可言”，那么“‘现代的人’又怎能实行无抵抗主义呢？”[10]等等，批驳可谓巧妙。
1921年6月26日，张闻天在杭州清华旅馆撰文《无抵抗主义底我见》，7月3日刊发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张文宣扬博爱，认为无抵抗主义“就是要实现这种爱的最大的道路”。他不认同“现在一批谈什么主义的人，和普通一般人”的观点：“他们常常对于无抵抗主义有‘不近人情’，‘太消极了’，‘不可能的’，‘现在这种主义已经破产了’……等批评。我以为他们大不了解无抵抗主义了。”接着，他罗陈四大理由：“（一）无抵抗主义，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二）无抵抗主义不是服从，是革命。”他反问：“耶稣、释迦牟尼所要旅（施）行的革命不是最大的革命吗？”“（三）无抵抗主义是勇敢者底道德，不是柔弱者底道德。”“（四）无抵抗主义并没有破产，他还在创造的历程中”，其据证之一是“世界自经此次大战之后，一般先觉之士，虽为极少数的，都排斥战争鼓吹无抵抗主义”，并举出罗素、罗曼·罗兰、泰戈尔等名人为支持。随后，文章归结于倡导无抵抗主义以进行爱的教育。[6]
Andrade课题组[32]利用新合成的杯[4]吡咯分子构建出测尿肌酐的新型电位传感器。杯[4]吡咯分子可以与尿肌酐形成主客体识别结合，将受体肌酐夹入其腔内，增强对肌酐阳离子的识别。通过对50份实际尿样检测表明，该传感平台表现出的高灵敏度与高选择性。Xu小组[33]则利用硼酸与唾液酸发生的可逆共价硼酸—二醇的结合，发展了一种用聚苯胺硼酸检测唾液酸(SA)的电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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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创始人，此前倡导抵抗力的陈独秀，以及在“五四”前夕关注青年学生“筹议抵抗”的李大钊，对于他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理应有精神气质的贯注。更何况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毅然走出书斋，支持学运，散发传单，以行动证实自己所具有的抵抗精神。陈独秀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3号上大声疾呼：“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lo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5]
沈雁冰当天下午发信后，张闻天见到了沈雁冰的批评。为此，他又去信，请求编辑将自己的上封书信也予发表，“不过请代为声明这是我未见那评论时所作的”，但打算“再隔几日，如再有其他评论时，我将综合地答复”，末了，又补充一句道：“我底无抵抗主义，决非耶稣等底无抵抗主义，请先生也注意一下，并且我还求先生给我一个批评！”[9]
陈独秀确实是切中时代的脉搏，故能成为引领社会舆论的风标。他在北京入狱前大加抨掊的“不抵抗主义”，两年后遭到理论清算。颇具历史意味的是，撰文批驳的是上海的创党群体，而引发论战的是当时沪上进步青年、后一度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张闻天。
张闻天没有再作回应，有关无抵抗主义的论争以反对方夺得话语主动权而告结束。“无抵抗主义”在当时颇受大众质疑，而“抵抗”一词渐为流行，这应是张闻天偃旗息鼓的原因所在，况且他的思想在中共一大后又向左挺进。事实上，《民国日报·觉悟》早于1920年9月6日曾刊发邵力子《抵抗“强制婚姻”的青年》，分别回答立青、清芬的两封读者来信，其中答复立青的公开信明言：“青年男女，对于将成未成的婚约，倘要抵抗，千万不可稍近靦觍！”[11]这与该刊发表张闻天观点，又刊登反对意见的做法，看似一正一反，实际上在宣扬正确观点方面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沈雁冰、陈望道、邵力子这几位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该组织成员倡导“抵抗”的还可举更具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的李汉俊、李达二人。1919年10月26日《星期评论》第21号发表李汉俊文章《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揭露“业主对于工人，总是取高压态度”，批评“各工人自己，他们不晓得尊重他们自己的‘团体权’”，启发工人要“一致拥护代表他们发表的人”，藉此“抵抗业主同盟的压制”。[12]1920年12月26日，李达在上海撰成《马克思还原》，发表于翌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文章批判国际各类修正主义，强调“要推倒资本主义，必须厉行阶级争斗。所以劳动团体阶级的运动，最关紧要。劳动团体阶级的运动，决不可附属于政治的团体。马克思也曾说‘劳动组合要达到本来的目的，决不可附属于政党……’所以只有劳动组合能够造成真的劳动阶级的党派，能使劳动者的势力抵抗资本家的势力。”[13]上述二文，均将“抵抗”主张用于处理劳资矛盾，更是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作了积极的舆论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首先基于中国民众对世界强权的抵抗。创党成员大多数正是极具抵抗精神的中国先进分子，这绝非偶然。毛泽东1917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作批注有言：“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14]似披露其抵抗的天性，亦可能是受陈独秀的影响。总之，“抵抗”的文化因子在新文化运动中早已播下，在五四运动得以初步爆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促使抵抗精神进一步张扬。历史证明，这是中华民族由消极抵抗走向积极抵抗的关键一步。
张奠宙先生指出，方程是用以求解问题的。仅从这一点来看，20÷□=4只是形式上与方程相像，与方程并没有实质的联系。之所以这样讲，原因有二：其一，文字题缺乏情境，无须学生产生“要将未知数与已知数并列，并同等对待”的意识；其二，文字题是为练习乘法口诀而设，不涉及现实数量关系的意识与呈现。一言以蔽之，它充其量具有了现代方程的形式，却不具备其精髓。因此，若是从这里引入方程，也还是落入了形式的窠臼。
如图8所示，利用PID控制器控制双容水箱，当给系统一个20mm的设定值扰动时，控制指标能够满足要求，但是调节时间比较长，控制时间在3min左右稳定在设定值附近，并且伴有超调。
三、抵抗精神在中共党史上的传承与显现
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对于一个年轻的政党来说，此后漫长的征程尤需其发扬抵抗精神。民国政治的武力逻辑加剧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艰难性、曲折性与长期性，抵抗精神成为其攻坚克难、自我成就的重要精神力量。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来考察，这方面就不乏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书证。
1922年4月，因应世界基督学同盟在京开会，非基运动在中国蓬勃而起。6月，李大钊发表《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提出种种质疑：“即如基督教义中所含的无抵抗主义，如‘人打我左颊，我更以右颊承之’，‘人夺我外衣，我更以内衣与之’，‘贫贱之人有福’，‘富者之人入天国，难于骆驼之度针孔’等语，其结果是不是容许资产阶级在现世享尽他们僭越的掠夺的幸福，而以空幻美妙的天国慰安无产阶级在现世所受的剥削与痛苦？是不是暗示无产阶级以安分守己的命示，使之不必与资产阶级争抗？……这是大大的疑问。”[15]李大钊在此重点批判了基督教教义中的“无抵抗主义”，并敏锐地联系阶级社会，指出这是暗示无产阶级取消与资产阶级的“争抗”。此文是李大钊倡导抵抗精神的明确表达，对于一年半前上海有关“无抵抗主义”的批评不失为有力的补充。
刘仁静在1923年第42期发表《消极抵抗取消矣》一文，报道世界一战结束后法国占领德国鲁尔，德国政府被迫表示“取消消极抵抗”，“对法国为无条件的降服”，“德国人民抵御法国帝国主义的横暴，手无寸铁，迫而行消极抵抗的自卫斗争”。文章最后一节作此转折：“我们试看消极抵抗取消后德国之阶级斗争：鲁尔共产党宣布矿工全体罢工，国民党到处与工人互起冲突，巴伐利亚之宣布戒严，来因地受法比资助之独立党与共产党发生巷战。德国不屈服于英法美德资产阶级协同被害之下的平民们，你们为保护国家不灭亡的英勇斗争，要继续不断的执行下去呀！”同时发出号召：“同样东方人民应乘帝国主义欧事未定之时崛起抵制他在东方之侵略。”“被英国帝国主义践踏之中国国民们，你们应当怎样利用此时机？”[16]
“四一二”“七一五”接踵发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告失败，大批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大革命败因种种，归根究底，中国共产党在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一时丧失抵抗精神是根本原因。蔡和森痛定思痛，在1927年9月即指出：“湖南马日（5月21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及中央特派员指挥自溃的结果。”“中央特派员及省委负责人，先日分析政治，谓将是唐生智整个的叛变，武汉一定已没有了，以为没有办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边境去。”在攻克郑州后，“摇动不堪的逆迹显著的假左派首领都赴郑州开会”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商议对策，陈独秀已认识到冯玉祥所主张的“共同北伐”如若成功，“便是共同解决共产党之日”，当时蔡和森力主先解决两湖问题，终因共产国际代表鲁易误信湖南势力瓦解的消息，致使原定计划流产。同是这个鲁易，曾一度建议武汉工人总罢工、宣布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却又被鲍罗廷制止，“退让已成习惯”。蔡和森沉痛回顾，如此下来，“已使一切上层同志没有阶级的仇恨情绪与感觉：天天坐视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冯玉祥在河南屠杀、放逐，压迫我们的同志及工农群众，这处无抵抗，那处也无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层负指导责任的同志的阶级感觉与仇恨都麻木了。”[17]一言以蔽之，大革命的失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时放弃了抵抗精神。
经此挫跌，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举起抵抗的义旗，八一南昌起义特别是八七会议后，各地起义星火燎原，城市斗争此起彼伏，与国民党当局展开近十年的尖锐抗争。而这期间发生的济南惨案以至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对日一味退让，面对大片国土的沦丧，还腆颜宣扬所谓“不抵抗政策”，以致民心大失。显然，在危境中顽强抵抗的中国共产党更具有领导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精神秉赋。“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毛泽东1937年起草的《祭黄帝文》，表达了自己与广大共产党人顽强的斗争意志，道出了四万万同胞“坚决抵抗”的强大决心，中国共产党所言所行当之无愧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胜利，国内短暂和平后，国民党故技重演，又对共产党与解放区施展杀戮手段。不过不同于前回，这次国民党立时遭到共产党顽强的抵抗与有力的反击。1946年10月16日，《新华日报（重庆版）》发表社论，题为《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社论回顾“解放区自卫战争”自“过去七月至九月三个月中”的战绩，接着写道：“换句话说，还在和平没有最后绝望，解放区没有正式宣布全面抵抗以前……国民党军愈战愈弱，我们的军队愈战愈强的基本趋势，就已经明明白白了。”行文与题名相对应，显见当时共产党人起初是将解放战争视为“抵抗”作战[18]，这也符合历史实情。正是这场抵抗战争，最后促成新中国的诞生。
本文将在综合考察文献中同伴反馈的定义、分类以及同伴反馈类型的识别方法的基础上，对同伴反馈进行重新界定、分类和识别，为深入同伴反馈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揭橥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抵抗精神，有助于对建党精神的奋斗精神内涵的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必须且能够持续奋斗，既缘于远大理想，更因其植根于中华大地，直面中国自近代以来的重重危机、层层困难、步步艰辛。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行使的是人类天赋的抵抗权，具有绝对的正当性。既往与当下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抵抗精神坚决强劲，外压不可能让我们屈服，只会在愈挫愈奋中向美好未来迈进。
参考文献
[1]郭德宏，张明林.李大钊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6：168.
[2][3]“积极”与“消极”的抵抗[J].北京大学学生周刊，8（9-10.10）.
[4][5]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90-94.411.
[6][7][8][9]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故居，北京大学图书馆.张闻天早期文集（1919.7-1925.6）[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69-72.73-74.74.75.
[10]陈望道全集：第6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88.
[11]邵力子文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390.
[12]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册[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31.
[13]新青年精粹：第3册[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242.
[14]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第2册（哲学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126.
[15]李大钊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03-104.
[16]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向导[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329.
[17]蔡和森.五次大会前后（一九二七年九月）[G]//李忠杰，段东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266-268.
[18]胡乔木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4-285.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5-0008-05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晏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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