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货币供应政策与物价稳定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价论文,日本经济论文,时期论文,稳定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后，日本当局结合本国国情，有选择地引进欧美诸国经验，建立了适合本国条件的金融体制。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货币供应量（M2+CD）的增长远远高于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日本的物价却相当稳定。而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同样是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我国却正在经历着一场自1993年初开始的持续通货膨胀。本文试图探讨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并未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为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起一点借鉴作用。
日本的金融体制包括中央银行、民间金融机构、政府金融机构三大块。日本的中央银行是日本银行，它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独立于政府的特殊法人。日本银行股本的55%系由政府出资，其余为民间出资。它有四大职能，充分反映了它在日本金融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1)发行的银行。(2)银行的银行。日本银行不直接向企业提供贷款，它主要是通过同金融机构的三类交易介入金融市场。即：①存款交易。各金融机构要在日本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用于缴纳准备金和同日本银行进行结算，在日本银行的存款是无息的。②贷款交易。日本银行通过票据贴现和票据贷款（以票据、债券为担保的贷款）提供资金。③债券、票据的买卖。(3)连接政府与民间的银行。日本银行同政府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包括：①办理国库的出纳业务。②向政府提供信用，包括对政府提供无担保贷款、承购国债。③作为政府外汇管理的执行、操作机构。(4)运用各种金融政策。
日本的政府金融机构主要是2家银行（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和10个金融公库。其资金绝大部分为政府的财政资金，具体资金来源有：产业投资特别会计资金、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资金（这是最主要的部分，其中很大一块来自邮政储蓄）、简易保险资金等；小部分来自政府以政府保证债券、政府保证借款方式吸收的民间资金。上述政府和民间资金都被纳入了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它是政府投资的主体。政府金融机构以此再以入股、贷款、购入债券等形式对民间企业进行投资。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与其它欧美国家不同的一重要特征就是人为地压低再贴现率。
日本银行的再贴现率，是指“商业票据再贴现率以及以国债、特别指定债券或近似于商业票据的票据为担保的贷款利率”，以及“以其它债券为担保的贷款利率”。再贴现率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利率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从日本银行筹措贷款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它的变动又直接影响了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化，进而决定民间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筹资的成本。虽然战后日本银行的再贴现率有升有降，但从总体上看，日本银行的再贴现率是偏低的。
早在战后初期，日本经历了长达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与欧美国家采取高再贴现率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同，日本选择了低再贴现率的做法，即通过低再贴现率来抑制贷款利率的不正常暴涨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乃至生产成本，从而达到物价稳定的目标。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后，日本银行继续运用低再贴现率的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再贴现率一直在4.25-6.25%之间波动，而同期日本企业因发行股票筹资所需支付的年股息一般为12%。由于企业主要是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来融资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一时期日本银行的低再贴现率政策保证了民间金融机构较低的贷款利率，从而为企业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筹资环境，进而促进了企业再生产能力的扩大。
再看日本银行的货币供应政策。战后初期，在道奇路线的指导下，日本银行大力控制货币供应量，有效地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但在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后，日本银行则采取了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做法。整个高速增长时期日本货币供应量几乎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加，这不仅在日本经济史上前所未有，而且也大大超过了其它发达国家同期的水平。1955-1973年这18年间，日本银行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6.3倍，大大超过了英、美等国水平，而同期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仅上涨了1.36倍，平均年上涨4.9%，可见其物价之稳定。
作为对照，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年增长率和消费者物价年增长率采用1985年至1994年为计算期，其相应的数字见下表：
1985-1994年中国货币供应量和消费者物价年增长率
年份 货币供应量 消费者物价
（M2）年增长率
年增长率
198517.038.8
198629.276.0
198724.227.3
198822.38 18.5
198918.32 17.8
199027.992.1
199126.522.9
199231.285.4
199324.013.0
199434.424.1
（资料来源：《金融研究》1994年10期，1995年4期）
同期，我国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也同样被压在很低的水平上，不仅大大低于市场利率，而且低于通货膨胀率。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严重的一种扭曲。
对比上述情况，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同样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同样是在低利率政策和高货币供应量增长政策下，日本为什么未出现通货膨胀？
显然，在日本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中间，存在着一些与中国不同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得日本银行增发的货币并未直接用作消费，而是流向了生产领域，取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由这些因素构成了日本金融体制的高效率机制。具体地，这些因素包括：
（一）日本的高储蓄率。日本当局一贯执行以储蓄作为高设备投资源泉的政策，组织和鼓励政府和民间开展储蓄运动。日本的储蓄率一直高居发达国家之首。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简单模型：国民收入＝消费+储蓄，储蓄越多，则消费越少；另一方面，凯恩斯的恒等式还表明：投资＝储蓄，即储蓄率越高，投资速度越快，投资规模越大。根据OECD的统计，1961-1970年这10年间的年平均设备投资增长率，日本为15.2%，美国为3.9%，英国为4.7%，西德为5.7%，法国为9.1%，意大利为5.2%，加拿大为5.4%。也就是说，日本的年平均设备投资增长率约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二至三倍，这是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总产品也急剧增加，从而吸纳了由于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而带来的潜在物价上升压力。
（二）产业政策的指导和卓有成效的政策金融。战后，为了恢复和重建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制定宏观产业政策，即以就业效率最大化、出口效率最大化和投资效率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在各个时期内选择不同的重点产业部门为扶植保护的战略产业，通过各项财政、金融政策和具有相当强制性的行政干预措施，优先投入资金和外汇，促进其发展。日本这种明确资助重点产业部门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起飞的产业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独具特色。这样，由于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业政策，虽然日本企业设备投资规模很大，但也基本上保证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为急需的产业发展上，从而创造了资金和物资良性循环的生产机制，保证了高增长、高就业和低物价等经济目标的实现。
为了支持产业政策，作为金融配套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大力发展和完善了政策金融。所谓政策金融，是指战后日本政府建立的一系列政府金融机构，运用政府提供的资金和民间融资，配合民间金融机构完善产业融资，支持产业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的增长。政策金融的活动，补充和完善了特定领域内的民间融资，健全了国民经济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提高了日本产业界的总体投资效率。
具体来说，政策金融的作用如下：第一，对于那些需扶植但又前景尚不明晰的重点产业，投资庞大或收益低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风险较大的新兴行业或中小企业来说，民间金融机构在考虑对其投资时常踌躇不前，这时政府金融机构对其的先行投资，表明了这些部门的远期预期和政府对其的扶持意向，便会引发民间金融机构的群起响应，甚至放宽对这些部门投资项目的审查。而当民间金融机构对该产业的投资热情高涨起来后，政府金融机构就逐步减少其投资份额，把该领域让位于民间金融机构，转而扶持其它的专业。这种“先导—跟踪”机制，不仅使成长中的产业获得了资金来源，而且得到了低息的政府贷款，降低了成本，有效地促进了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第二，政策金融既可以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对风险企业、低收益企业、高投入企业进行融资，间接地对企业信用形成担保，引导民间金融机构对其投资；也可以通过专门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等）为资信低的中小企业提供直接信用担保。政策金融的上述这两种担保功能对那些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弱小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其对企业投资效益优化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日本银行的“窗口指导”。
所谓“窗口指导”，是指日本银行根据产业行情、物价趋势、金融市场动向和前一年度同期的商业银行贷款情况，规定每家都市银行和较大的地方银行等金融机构每季度贷款的变动额，并要求其执行。这意味着日本银行从量的方面（而不对贷款用途进行质的限制）直接干涉商业银行的贷款活动。如果商业银行不按日本银行规定的变动额贷款，日本银行可以削减向该行贷款的额度，甚至采取停止提供信用等制裁措施。接受“窗口指导”的对象虽然主要限于都市银行和少数较大的金融机构，但其效果却很大，足以调整整个金融市场的货币信用量。因此，“窗口指导”虽然是在日本银行与商业银行双方合作的前提下进行说服指导，没有法律保证，但仍有很大的威力，在贯彻1959年、1961年、1964年和1967年的金融紧缩政策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民间金融机构尤其是都市银行的“超贷”现象十分严重，由于超负荷经营，其不足部分要向日本银行借款或进行同业拆借，此时，日本的都市银行乃至其它金融机构在资金方面对日本银行的依赖性很强。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日本银行使用“窗口指导”这一工具便会事半功倍。
（四）日本的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均按市场规则运行，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
日本企业和民间金融机构在投资和放款时会对每一笔投资和贷款都进行严格细致的审查自不必说，就连日本的政府金融机构在开展政策金融（相当于我国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时也要对具体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在对企业放款时同样要求其提供担保或抵押，利率也随市场浮动。这样做的结果是经营效率高，很少发生倒帐损失。例如中小企业金融公库1985年倒帐损失仅为1.6‰。正是由于日本企业界和金融界的严格把关，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日本企业才会在高投资率下取得较高的投资效益。
综上所述，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物价得以稳定的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点：投资比率较高（相应地，消费比率较低）；投资效益高。这两点，尤其是后者，正是目前我国需要改进和借鉴的。具体来说，为了在低利率和高货币供应的情况下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我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
（一）大力压缩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用于消费的资金越多，则物价上涨的压力就越大。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按消费主体可分为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两部分。居民个人消费决定于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这一部分是有约束的。社会集团消费中行政机关消费在预算经费范围内也是有约束的。除此之外，包括企业、机关团体的预算外消费，则是没有约束的。公款消费膨胀是我国物价上涨的一个原因。
（二）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监管职能。我国企业的间接融资比重比日本还大。1988年我国工商企业间接融资占企业外部融资比例高达98.8%，1992年仍达93.7%。同时，银行贷款利率偏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这就进一步逼迫各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超额借贷，从而形成企业——专业银行——中央银行的信贷倒逼机制，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在日本，几乎在同样的条件下，日本银行采用“窗口指导”成功地实施了对金融界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中央银行有必要向日本银行学习，建立某种具有权威性、科学性、计划性的类似“窗口指导”的手段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不是相反地，被专业银行牵着鼻子走。
（三）制订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并建立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引导机制。从日本的经验看，产业政策能够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地应用于对经济发展战略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重点产业，调动一切可以运用的政策手段，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益，而目前我国并没有制订一套明确的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和指导，这样，巨大的投资需求不仅不能带动物资供应的相应增加，反而破坏了资金与物资的平衡，造成宏观投资效益低下和通货膨胀。由此可见，制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已迫在眉睫了。与制订产业政策相配合，我国还应借鉴日本政策金融的经验，利用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建立一种引导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合理配置资金和资源，以协助政府产业政策的实现。
（四）搞活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提高微观投资效益。在我国，目前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都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企业，并未完全脱离旧体制的约束，同时缺乏风险和盈利意识。正是由于对资源、投资和贷款的使用风险和效果并不真正负责，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财务预算的软约束和银行信贷的软约束使得各部门和企业不计成本地争资源、争贷款和争投资，其结果是使用过多的资本替代劳动经营管理和使微观投资低效益成为现实。微观投资的低效益又使得国有企业负债累累，于是银行只得再继续注入资金，这样的企业投资效益可想而知。目前我国银行贷款的80%都给了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1／3明亏，1／3暗亏，由于各银行尚未真正商业化，还得继续向这些企业“输血”，大量的投资资金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白白地被浪费了。所以，要改变我国企业投资效益低下的问题，就必须真正搞活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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