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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06-05-10；录用日期：2006-05-15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000(2006)04-0280-04
体育社会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历程并不长，自从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中国创建以来，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在短短二十多年中，体育社会学在学科建设、理论及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大量成果。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论文大量涌现；各级体育学术期刊专辟体育社会学专栏；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人员倍增。体育社会学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俨然位居“显学”之列。但在仔细分析体育社会学相关学术专著和论文之后，却发现在内容繁杂、数量众多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理论不扎实、研究方法不规范、研究结果缺乏实用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反映出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体育交流的深入，体育现象的复杂化和扩大化趋势愈发明显，要求体育社会学必须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学科理论体系，加强自身理论建设，才能应对体育与社会协调发展、体育全球化、体育社会问题等理论阐释之要求。美国作为体育社会学的初创国家之一，较早地介入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国体育社会学开创阶段曾借鉴和参考了大量美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在我国体育社会学经过二十多年的独立发展之后，再度比较中美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系和发展概况的异同，对于加强学术交流，借鉴美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学科发展溯源
1.1 中美体育社会学源起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并试图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体育；而体育自身的发展也使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要用社会学理论对体育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二者的结合促成了体育社会学的出现。这是中美体育社会学的共同起因，但在学科发展中，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美国——体育实践与社会学理论结合的典范。
美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一方面根植于体育和运动领域的实践，同时也建立在社会学母学科的繁荣与发展的基础上。20世纪20年代，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闲暇时间增多，作为休闲参与的大众体育和提供消遣娱乐的表演竞技体育都迅速地发展。“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迅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体育进入‘黄金时代’”[1]。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许多行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美国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却无意中激发了体育的迅速发展。根据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政策，在居民区建设过程中，建成了大量竞技、健康体育运动场和休闲娱乐运动场，由于经济萧条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余暇时间，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政策刺激人们的体育消费，大众体育和竞技表演业随即兴起。同时，鉴于体育在缓和失业工人的对立情绪、消磨过多的空余时间、强健士兵的身体及满足工业化大生产对工人体力的要求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资本家和社会学都对运动的认识产生了质的变化。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开始得到各方学者的关注。部分学者开始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其中也包括社会学者。
美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奠基，进而引起教育学界的关注，最后经过体育界学者的全面介入和不断努力，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和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体育教师认识到体育运动是一种和历史、文化相关的社会实践。传统的以体操、田径和运动实践为重点的教师培养方式是不完善的，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体育。与此同时，一些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包括Theodor Adorno,Norbert Alias,Max Horkheimer,Charles H.Page和Gergory P.Stone认识到体育是一个日益重要的社会实践，虽然之前尚未认真进行过体育社会学研究，但此方面研究会丰富今后社会学研究，并很可能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代表[2]。于是，在西方大学扩张期间，伴随着学科间的交叉、合并与竞争，社会学成为增长最快的学科之一，而体育社会学也随之在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和体育教育专业中开展起来。在体育社会学发展过程中，众多社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进行着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许多社会学系教授成为出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如Jay Coakley现任Colorado(科罗拉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授体育社会学、种族和民族关系、大众文化、老年和社会心理学等课程。其著作《体育社会学：问题和争议》(Sport In Society:Issues and Controversies)(2001年)作为体育社会学教材在全美广泛使用[3]。另一位著名学者Eitzen也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2)中国——体育理论学者的学术改造。
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轫是经由体育理论工作者的努力，通过翻译，参考和借鉴国内外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结合体育发展实践，在体育理论体系的框架内形成了中国体育社会学。1981年底，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自编讲义，以讲座的形式在小范围内介绍这门学科；1982年6月，蔡俊五先生在《体育科学》撰文介绍该学科[4]；1990年，沈阳体育学院刘德佩教授编著第一本《体育社会学》。我国业已出版的多部体育社会学专著全部由体育界学者完成，包括沈阳体育学院刘德佩的《体育社会学》(1990年6月)，华南师范大学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1990年7月)，广东黄捷荣、李泽润的《体育社会学》(1990年7月)，广州体育学院吕树庭、卢元镇的《体育社会学教程》(1995年4月)，北京体育大学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1996年4月)，武汉体育学院毛秀珠的《体育社会学》(1997年7月)和南京师范大学顾渊彦的《体育社会学》(1999年12月)。至今，“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队伍仍以体育理论研究生导师和“文革”后招收的首批体育理论研究生为主。20世纪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也是由这批研究生培养出来的体育理论研究生及后来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5]。
以体育理论学者为主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主体，虽然具有熟悉体育实践，对体育内部问题认识深刻，学术眼光敏锐等特点，但在社会学理论基础上较为薄弱。和母学科——社会学界的联系较少，在应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体育现象上理论功底不足，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体育社会学自身学科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1.2 中美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时间差”
虽然美国并不是社会学的原发地，但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国际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发展最繁荣、成果最丰富的国家。中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大多数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涉足这一领域。虽然目前中美体育社会学同时面对同样快速发展的体育实践，但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时间差”。
美国学者对体育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学者杰布林和阿米里肯对运动场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分别在《美国社会学杂志》1898年第四卷上发表题为《芝加哥市立运动场》和《小型运动场的运动》的论文；1899年范伯伦在《闲暇阶级的理论》中论述了美国大学体育；1973年，美国体育社会学家Edwards出版了第一部《体育社会学》专著”[2]。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文化热的兴起，体育社会学才开始进入国门。1981年底，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自编讲义，以讲座的形式在小范围内介绍这门学科；1982年6月，蔡俊五先生在《体育科学》撰文介绍该学科；1982年3月，刘德佩教授的《体育社会学初探》发表于《沈阳体育学院学报》。从此，拉开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帷幕；1990年我国学者编著了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在《体育社会学》专著正式出版时间上，中国比美国晚了近20年。
在体育社会学学科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学术期刊的发表大大加强了学科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职业社团——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the 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NASSS) ]自1980年成立，并于1984年创办了体育社会学杂志。国家体育社会学学会和国家社会学学会每年举行联席会议，并出版自己的季刊——《体育社会学的国际观点》[7]。有了这些组织的保障和支持，美国体育社会学才能保持持续稳定地发展。而中国体育社会学会的成立也比美国晚了十几年，中国社会学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4年6月在福州市成立，此后也举行了十几次学术会议，但规模和发展都不及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至今尚未有学会的公开刊物出版。
2 中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比较
2.1 研究内容和热点比较
在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围的界定上，中美两国体育社会学基本一致。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体育自身结构与功能，体育与从事体育的主体——人的关系，这一点是达成共识的。但在具体研究中却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作为一门偏重应用的理论学科，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必须紧密联系体育实践。中美两国因其体育实践层面上的显著差异，以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和热点也不相同。
美国体育社会学沿袭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传统，注重实用性。在探讨体育社会学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以及探索社会诸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时，多以问题的阐述、理论阐释和提出对策为主。如体育社会学家Jay Coakley出版专著就命名为《体育社会学：议题和争议》[8]。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有关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立足于美国社会的现实并以应用研究为主。在体育人口、体育与政治、暴力事件、种族歧视、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新闻媒体、体育的性别歧视、体育与宗教、运动员服药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9]。近年来美国出版的多部不同版本《体育社会学》教材与专著也基本涵盖了上述研究领域。虽然研究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但却难以克服西方科学研究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在研究中对局部问题的微观层次研究较细致，但缺乏宏观层面的全面系统分析。
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同样紧密联系着中国的体育实践，注重宏观系统研究，并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研究特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引进时，江苏最先建立了省级的体育社会学学会，并开创了“小城镇体育”调研的学术研究方向。而在中国体育改革中，体育社会学结合中国改革实践，将体育改革与社会发展这一宏大课题纳入研究视野。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体育社会学，在它逐渐趋于成熟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学科的自身建设，另一方面始终将自己的视角放在研究我国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上[10]。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社会学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社区和区域性体育、体育群体、体育社会问题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从总体上说，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多以结构功能论为基础，对体育社会问题探讨较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据金育强等对1990—2001年发表的721篇体育社会学论文统计分析，“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对一些概念的阐述还缺乏统一性；尽管有的研究敏感地接触了体育领域中的一些新问题(如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体育商业化、社会越轨等)，但深层次的、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研究不多”[11]。而在国家级体育社会学课题中，绝大多数是宏观理论探讨的研究，一些微观层次的应用课题基本不可能被立项。比如我国“十五”期间体育社会学规划重点课题为：我国国民体质现状调查与分析；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前景及相关产业政策研究；北京市承办奥运会预期效益分析；体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标准研究；我国乒乓球项目成功规律研究；维护赛场社会安定问题研究；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体育制度创新研究等。由于学术传统和应用导向的不同，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对问题的研究切入点不同，美国学者由点及面，以微观的问题研究为主，中国学者由整体到局部，以宏观研究为主，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相互融合的趋势。
2.2 研究方法比较
社会学研究在传统上就有人文化取向和科学化取向的分野。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到舒茨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在个体、社会组织、社会整体的研究方面形成了理论阐释和调查、试验等不同的研究方法。美国体育社会学不仅仅局限于用历史方法来探索体育社会学的历史，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由单纯地定性分析已逐步发展到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但更多采用定量分析[10]。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研究对象和内容上，都发生较大的变化，更多地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多变量分析方法也广泛地运用，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成为美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从理论研究转向应用性研究，这又是一重要的发展趋势。
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与提高，逐渐从理论思辨向应用实证发展。在1994年中国体育社会学研讨会上，“提交的38篇论文中，研究与体育有关的社会现象和具体问题的有16篇；涉及学科发展和体育改革思路的16篇；其他6篇。从论文的类型上看，属调查、实验等实证类研究4篇；属理论分析思辨类研究34篇”[13]，理论分析成为当时主要的研究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成为中国体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课题逐年增加。一些规模庞大、严格按照社会调查程序进行的课题，如1997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和“中国体育场馆调查”等为今后体育社会调查网络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问卷热”也成为体育社会学界的特殊现象。据杨威对1990—1999年发表的体育社会学论文进行的统计，“其中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的占58％，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理论研究转向应用性研究，由描述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发展的趋势”[14]。但在定量化研究趋势中，也应看到单纯依靠调查可能产生的偏差，一些问卷设计粗略，调查实施措施不完善，统计分析不科学，造成了研究结果似是而非，甚至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并重，是未来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3 中美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趋势
3.1 美国体育社会学——跨学科对话
进入21世纪，体育将在国际政治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方面显示独特的功能，也必将带来更为复杂，涉及面更广的体育社会问题，这些都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予以研究。美国体育社会学在学科组织体系、人员培养和学术刊物出版等已成体系，基本完成了学科框架和组织建设，未来的学科发展将着重时代前沿的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近年来，美国体育社会学者紧跟体育的全球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在跨文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和网络与体育的研究方面走在前列[15]。而在学科建设方面，则更加注重与其他学科合作，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丰富自身学科理论。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2004年第25届年会的主题就定为“跨学科对话(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s)”[6]，指出由于过去25年在社会学领域内学者们使用多种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所以有必要进行跨学科对话，同时应该继续加强在学者和实践层面的体育工作者间进行交流。在体育社会学的正确发展方向、体育社会学的方法论、体育社会学的应用、体育社会学的专业作用或实践作用等方面也继续深入探讨。
3.2 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系完善
中国体育在改革开放以来，已进入世界体育的大循环，有目的的接轨意识已引带出许多有待于体育理论工作者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体育社会学便是强有力的理论工具。21世纪，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的任务，仍是十分繁重的。中国体育社会学必须加强同本国社会学界的联系，加强在国际体育社会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建设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和完善学科组织和框架体系，建立健全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和数据库中心，出版自己的出版物；实现新老体育社会学工作者的交替，新一代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将逐步取代由于历史原因改行而形成的队伍，这支新生力量将具有较强研究能力，能够吸收与利用社会学理论和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活动，积极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国际体育社会学论坛上要有中国学者的声音，要通过与西方体育社会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确立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国际地位。
中美体育社会学都是在体育和社会发展中应运而生。美国社会学界在体育社会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中国体育理论学者通过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的引进和改造建立了中国本土的体育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两国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研究实施时，表现出不同特点：美国体育社会学注重应用型、微观研究，在社会学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体育社会学注重宏观理论阐释，以论说为主，在应用社会学理论指导研究方面较为欠缺，中美体育社会学应相互借鉴，将中国整体思维和美国的实用主义相结合，运用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体育自身发展、体育与社会的关系、体育社会问题等进行深刻而有实效的研究。新世纪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学术组织体系；加强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研究；培养更多具备社会学理论素养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