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边缘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阶级论文,边缘论文,矛盾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力文 译）
宏观经济控制
政府已着手改变过去存在于中国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支柱，并已向重建革命前时期的社会部门走了很长一段路，今天的社会主义所指的似乎主要是对形成中的市场的所谓“宏观经济”的指导和管理。这种想法是：国家各部将仍然有助于指导投资模式，尤其是对诸如基础设施开发等资金不足部门的投资，将能纠正对自己运转的市场制度的最糟的滥用，但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管理，甚至那些继续是国有的企业的日常管理。虽然私人公司因而正在日益摆脱中央计划者的控制，整个经济仍是通过国家投资以及将外国资金引入最需要资本的领域形成的。夜间电视新闻充满没完没了的会议，国家和党的最高级领导人在会议上与较低级别的官员和经理讨论经济计划的设想和进展，往往伴随给以更多政府援助的许诺。
这种国家提供资金的典型是对400项交通运输工程投资7000亿元的计划，这些工程将于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完成。政府目前的另一个重大计划是弥合兴旺发达的南方和沿海省份与落后的北方和内地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这种从较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扩展包括比如西藏的21亿元的耕作和灌溉发展计划。许多省，甚至较小的地区，都采取类似的政策。
价格控制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一种宏观经济控制形式。例如，1993春天，与较低的农业投入款项一起，宣布了谷物、棉花和其他农作物的较高的基本价格。国家采购代理商还受到鼓励，更多地出售他们储备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为的是消除“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操纵。可是，这方面的问题是，私商基本上已取代政府经销农产品，而且，为了用例子说明彻底改变这种形势的困难，1993年，国家采购中心自身企图通过控制供应以恢复丧失的市场份额，从而促使价格上扬。虽然李鹏总理谴责这些做法，但由于国营机构不得不与私人业主竞争，这些做法已成为所有经济部门的流行弊病。
或许甚至更决定性的是，政府企图增强和巩固小型农村公司或者说乡镇企业的作用，乡镇企业被看作吸收大量失业农民的关键。这些企业早已是经济中发展最迅速的部门，从1991至1993年，平均增长率为50%。到1992年，它们已成为几乎2/3农村收入的来源，而10年前仅为1/3。农民收入增加的62%左右也依靠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2%，目标是把它们的份额增至50%。这被认为对防止出现大量“流动的”农村穷人是至关紧要的。乡镇企业现在拥有约一亿工人，仅仅略少于在国有公司工作的工人，雇用目标是到2000年再增加5000万乡镇企业工人。
可是，尽管农村公司有了巨大发展，它们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力图进入全球市场体系的城市高技术企业的挑战。与农民自身一样，这些小型乡镇生产中心发现，由于市场化的经济矛盾不断深化，改革开始后迅速获得的早期利益现在正在失去。尽管存在血汗工厂式的剥削，由于城市生产的商品和进口商品潮水般地涌入市场，乡镇企业的竞争能力是有限的。在一个典型例子中，“曾被证明是巨大成功的江苏南部的公有乡镇企业……越来越受到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的挑战。”结果，“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资本投入，而不是雇用新手。”
国有公司也日益受到乡镇企业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它们正在迅速失去在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许多国有公司不得不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并且越来越得不到以前所依赖的国家支持，被它们自己的不断上升的生产费用和不断下降的收入之间的“价格剪刀”夹住了。原材料和运输价格直线上升，而制成品的价格一直较低。例如，虽然原油已获准大幅度涨价，而石油产品的价格仍或多或少是冻结的，尤其是为了防止对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压力。此外，国有公司现在流入银行、保险公司和广告机构等服务部门的收入也比从前多得多。由于生产率仍然大大低于主要工业化国家，市场化迅速降低了规模效率，工业企业的数量在过去10年中增加了大约80倍以上，从10万个增至800万个，但生产只上升了3至4倍。现在有120家汽车工厂，没有一家大到足以符合全球竞争的标准，不过，已宣布了将它们组建成3个大集团的计划。
与此同时，为了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生存，许多公司被迫投资于新技术和新设备，从而陷入沉重的债务。在这种压力下，几乎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全国至少有1/3国有企业负债经营，使政府在1992年开支大约600亿元补助，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仅为310亿次。为了避免支持非赢利公司所需的预算开支，国家鼓励外国人向亏损工厂投资或者接管它们。
然而，许多国有企业，尤其是生产制成品的国有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并没有阻止商人们从同一些产品中获得巨大利润。1994年2月，35个主要城市的消费品价格比一年前上涨了26%。由于零售定价完全是任意的和混乱的，有些新的百货商店比高出价值10倍的价格出售消费品。报纸充满易受骗的消费者的抱怨。由于通货膨胀压力的结果，国家统计局发现，1993年，主要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准实际上下降高达40%，收入固定者遭受的损失最严重。
通货膨胀压力被看成对社会稳定的极大威胁，为了试图控制通货膨胀压力，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来限制固定资产投资。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上升47%，而生产只上升10%。政府压缩了1993年的货币供应，但由于如此多的建设工程已经开工，这种做法影响的主要是经营资本，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压力。此外，对投资的新限制被广泛地无视或规避，这种政策也很快放松了。结果，尽管有暂时的缓期，固定资产膨胀仍能以增强通货膨胀压力的速度继续。
同样，在房地产方面，政府最近采取信贷控制，限制政府部门用于投机性投资而不是更具有生产目的的货币。新政策成功地减少了这个经济部门的一些不受控制的投机，这个部门吸收全部新投资的大约1/4，并在市场上泛滥成灾。例如，仅仅北京就积压了大约2万套未售出的住宅。但是，有些地区的政府和经济部门仍继续大规模地投资于房地产，甚至违反国家政策。此外，正如香港的主要投资者已指出的，他们的活动未受影响，因为他们得到的支持来自他们自己的银行，而不是来自大陆上服从新条例的银行。因此，服从控制的主要是国内的政府企业，结果，即使对市场采取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控制的尝试，也往往只是进一步增强了外国资本家的有利地位。
宏观经济控制因而已证明是一件难以捉摸的、往往是挖肉补疮的事，而市场的力量总是能回避政府努力强加于它们的限制。这种努力的大部分不过是竞争游戏。到目前为止，通常的做法实际上已不受控制地释放了市场的力量，而且，只是在此之后才尝试采取某种性质的法律控制和经济惩罚。实际上，这意味着在马匹跑出很远后，才作出一系列努力来锁住马厩的门。最近两年，在经济的每一个领域，都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但这些“药方”产生的结果往往几乎与它们想要处理的情况一样糟，或者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它们应该纠正的不平衡。尤其就外国投资者来说，宏观经济控制迄今对限制他们自由的手几乎不起作用，甚至增强了他们的特权。
一国的“市场社会主义”
由于公有制的比例仍然很高，政府继续在发展企业方面直接投资，利用国家进行地区和部门的再分配，以及进行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控制，中国人认为，他们寻找公有制和所有制相结合途径的尝试是社会主义的象征。与此同时，与日本以及其他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的“有指导的资本主义”的任何相似之处几乎都不是偶然的。这些国家显然在许多方面成了今天正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东西的榜样。然而，改革者们强调指出，他们的制度将始终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具有其独特的“中国”特征。
通过投资和贸易，中国与全球经济有了前所未有地密切的联系，因而受变幻莫测的世界市场的支配，其结果正日益影响到地方一级。农民已经感觉到进口货的竞争，而工人们因为他们的工厂不能符合资本主义的国际标准而遭到解雇。甚至经济特区的为出口市场提供商品的重要目标也已开始反其道而行之。1993年，外资企业进口额为420亿美元，占是年中国进口总额的约40%，比1992年增长59%，而出口额仅为2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5%，仅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5%。因此，1993年，外资企业的贸易逆差是全国90亿美元进出口逆差的两倍，这是1989年后的第一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迅速发展时期发生的。但是，市场不可能无限制地支持友好的中国象近几年那样发展。一旦出现不可避免的低迷时期或者甚至市场崩溃，正在解体的旧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使数千万或者甚至数亿中国人失去对付合理化改组的破坏作用的缓冲措施。由于已经深深陷入债务，连续的年度算预赤字，不能为比例仍然很小的失业工人提供失业保障，或者为未就业的农民寻找工作，实际上无法想象，中国政府将会有应付由重大经济危机引起的社会混乱的对策。
此外，国际资本的逻辑是，成功或许几乎与失败一样致命。由于中国人收入提高，或者尝试改变工作条件，那些已经准备迁往下一个低工资的、没有劳动力控制和高税收的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者将会撤回投资。1994年初，外国投资已经下降或者转向北方，以回避不断上涨的工资和新的控制。中国人努力使全球1/5以上的人口享有甚至级别较低的“第二世界”的经济地位，这种努力提出了其自己的、较小的国家没有经历过的障碍。不改变世界经济目前的整个结构，这么大一部分国际劳动力不可能在较高层次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因此，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主要的世界强国一方面试图占领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又试图防止中国成为主要的竞争者，它们已经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这些国家之间目前出现的许多紧张状态，诸如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如何同时既利用又遏制中国经济的矛盾情绪。
当中国试图确定和执行“具有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时，呈现在她眼前的是前苏联的例子，前苏联灾难性地放弃以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导致经济几乎崩溃、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地区分裂。因此，在中国政府说坚持社会主义时，无论这个术语的定义本身是什么，它首先和首要的是指避免俄罗斯目前已经历的那种混乱和全国团结一致的丧失。这种努力在中国人民中得到广泛支持，他们担心他们自己的社会的崩溃。可是，不提高市场改革计划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的公众期待，持续的社会主义稳定的前景就不可能得到维持。因此，虽然制度的名称对其实际行为或许很少有影响，它仍继续代表中国民众中间的一种意识形态力量，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命令”而轻易放弃对社会主义目标的革命要求。
在今天的中国，很难想象方向会再次逆转。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在最近的过去更充满令人惊讶的事。在世界的其余部分，10亿中国人购买外国商品的幻想或许在资本家阶级的头脑中跳跃，这是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反复出现的梦想。然而，在中国本身，仍然担心近百年的恶梦、阶级两极分化、地区分裂和外国统治可能重现。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分歧和全球矛盾，或许正在形成其他梦想，这些梦想截然不同于在跨国资本及其中国朋友的会议室中编造的计划。大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声音尚有待于听取，一旦他们的意见最终得以发表，中国或许会再次使世界感到惊奇。
（摘自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5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