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兴蜀学论文,表宋风论文,简论论文,刘咸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2003)05-0097-06
20世纪前期，以史笔自任的四川史学家刘咸炘 (1896～1932)欲重修《宋史》，而且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对宋代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是民国初年国内宋史的早期研究者，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本文仅围绕他重修《宋史》的事迹略而论之，期得以管窥豹之见。
一、重修《宋史》的缘起
元人撰定的《宋史》问世后，不断受到指责。虽然后人不能否定《宋史》的史料价值，然欲改撰重修者继继不断，竟有一二十家之多，此亦足见《宋史》在治史者心目中的不佳形象了。元人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而未能。明正统末，其曾孙周叙请于朝，诏许自撰，亦未成而卒[1](周叙传)。嘉靖中，廷议更修《宋史》，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然亦未见有成[1](严嵩传)。时有柯维骐阅20年之力撰成《宋史新编》，以宋为主，辽金附之[1](柯维骐传)。明季重修《宋史》则有王维俭、汤显祖、顾炎武三家[2]，成者有王氏《宋史记》，而汤氏重修《宋史》终未脱稿，顾宁人(炎武)有改修《宋史》之作而去向不明。无论重修或改撰，修撰者立意有所不同。《宋史》最受责难者，一为其成书仓促，编纂杂芜；二为其“义例”，如立《道学传》，被认为乃“元儒之陋”而受非议。清代修《明史》，延时甚长，其间亦有儒林、道学之争，自是因学术认知不同所致。前者为史家所公认，后者则反映了学术思想的差异。改撰或重修《宋史》成为治史者的一块长久心病。
延至清末民初，议责《宋史》者仍然不少，而有“重修”意者已经不多。正如清初赵翼所说：“今时代愈远，宋金书籍可资考订者流传益少，虽有志纂辑，亦无从下手矣。”[3]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有之，则西蜀史家刘咸炘可书一笔。刘咸炘幼从父兄之教，1914年其父卒后，就从兄成都延庆寺所设明善书塾(后更名尚友书塾)习读。1916年任塾师，主持负责书塾。刘氏一生以史笔自任，“于宋、明史部、集部用力颇勤”，其所持论“每每出人意表”，乃“自成一家之学者”[4]。对刘咸炘有重要影响的前辈学者是提倡“六经皆史”的章学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幸承家学，略窥思、孟之义；私淑章实斋，探索史官秉要御变之术。”他服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对章氏史学多有阐发，同时也并不拘泥于章氏之说。总的来说，章氏史学是他治史思想的主要思想资源。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刘咸炘与时以《古史甄微》名闻学界的蒙文通同在成都大学任教，过从甚密，相与涵泳学问之涯。蒙文通过刘咸炘的学问十分推崇，有“其识駸駸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之语。二先生都十分关注宋代历史，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关的朝代，《宋史》的重修问题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戊辰年(1928)三月二日这一天，蒙文通对刘咸炘说：“学林中有一事须君为之，君文出笔如史，又熟史学，宜以重修《宋史》为任。”[5]数日后，同在成都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唐迪风复以此事促刘咸炘应承此事。刘咸炘感到“兹事太大”，但已怦然为之心动，开始了重修《宋史》的准备工作。五月二十八日撰成《重修宋史述意》(下称《述意》)一文，很快对蒙文通、唐迪风的建议作出了回答，并对重修之事作了深入的思考。
刘咸炘谦逊认为自己“于宋事实不甚熟”，故拟“先以宋事诸大端多拈题目与诸弟子合力辑论”。其实，此前刘咸炘已撰著有《宋史学论》、《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等很有份量的宋史论著，蒙文通等人的建议正是对他包括宋史在内史学成就的推崇。《述意》谈到了他的写作计划：准备将来积累数十篇作为基础，“如其能备规模则谓之《宋史略》；如不能备则谓之《宋史别裁》”。刘氏早殁，他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然而却留下有不少研究宋史的杰出篇章，成为民初以来宋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之一(此当另文述之以表)。
自明末以来，“重修”之议未断，刘咸炘慨然以重修《宋史》自任，他以一人之力，是在继承意义上讲的最后一人。可是他之“重修”，决不同于此前诸贤，他要在深入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从他史学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来看，实已属于20世纪“新史学”之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力图撰修“新”《宋史》的第一人。其人其事，学界或少有论及，然其绍述邵晋涵、章学诚之志而重修《宋史》，在民初史学中留下了一段值得注意的印记。
二、重修《宋史》以“表宋风”
清代学术因时而多变，虽然乾嘉学术的所谓“汉学”占有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始终贯穿着“汉学”与“反汉学”的思想冲突(注：此问题论者甚多，可参阅朱维铮先生《汉学与反汉学》一文，载朱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作为乾嘉学术的反动，道光、咸丰以降，以理学为主干的“宋学”渐有复苏之势，“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6]。近代思想家严复说：“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有八九可断言也。”[7]此话讲于1917年，大体表现了时人对宋代历史的新认识。虽然“最宜究心”，而数十年间真正从事“宋学”研究且有成就者殊少，以致宋史研究长期落后于其他断代史成为不争的事实。
然而，“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陈寅恪语)成为一代学人长期的追求。刘咸炘欣然接受蒙文通等人的建议，认为以“时风”言之，重修《宋史》正得其时。清初章学诚(实斋)、邵晋涵(与桐)重修《宋史》而未果，然他们撰修之旨却受到刘咸炘的看重并希望予以发扬光大。《述意》说：“自乾嘉以来，士崇考据词章而行谊不如前人，章先生慨叹宋学之不讲。”认为章、邵重修《宋史》，是希望“表宋风”。而清末民初以来，西风东渐炽盛，欧风美雨弥漫，人崇功利，需要有以矫之。他特别注意到，“已有人主张复宋学”这一“时风”。进而以为：“今日而修《宋史》，则如范蔚宗之修《后汉书》，表狂狷以药当时之柔弊。”(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一云：“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此可为刘氏所言“狂狷”、“柔弊”之意作注。)刘咸炘秉承章学诚所谓“史而有子意”的思想，认为史著应有“史旨”，他分析了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诸书的“主旨”，后来“史法既亡，遂无宗旨”，“独章先生与邵二云欲修《宋史》，以提倡宋学为主旨”。章学诚曾说邵晋涵虽“以汉诂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学”[8](卷一八.邵与桐别传附廷枫言)，章氏知邵氏尤深，是乃为最为相知之言。章学诚《家书五》中亦言：
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宋学矣。……宋儒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往在京师与邵先生言及此，邵深谓然。廿一史中，《宋史》最为芜烂，邵欲别作《宋史》。吾谓别作《宋史》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邵言即以维持宋学为志。吾意维持宋学，最忌凿空言说。
章氏还谈到，“此时讲求文辞，不宜略去宋学，但不可堕入理障”[8](卷九)。他反对的是“空谈性天”陷于流弊的“宋学”，维持的是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的“宋学”。从这个目的出发，章、邵二人要重修《宋史》而使宋学传承下去。章学诚《邵与桐别传》说：“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纪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衷据。”[8](卷十八)章氏《浙东学术》中又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9]对浙东之学重视史学传统予以了充分肯定。对“宋学”的理解，固然因时因人而不同。清代一般讲论宋学，乃指与乾嘉考据朴学相对立而言，所谓空言“性理”者。章氏对“宋学”有一套自己的特定解释。刘咸炘对宋学的理解与章氏所论一脉相承，他没有把理学当作唯一的解释。他说：
乾嘉以来，王学几绝，宋学大衰，天下靡然于考据，其独异者止浙东史学也。[5]
可见在他看来，自“宋学”的继承者王阳明之学衰息之后，只有浙东史学置身于“考据”之外。也就是说，只有浙东史学才继承了“宋学”的真精神。他如此“抬高”浙东史学，也许和民初史学转盛不无相关(注：罗志田先生《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一文对民初史学转盛有深论，可参考，载《汉学研究》第15卷2期，1997年12月。)，学者们重新审视“史学史”，对“史学”有了新的认知。
从渊源上来讲，清代浙东史学远绍南宋婺学。婺学为南宋吕祖谦于婺州(今浙江金华)所创的理学学派，尤尚史学，提倡经世致用。刘咸炘认为，此派史学至黄宗羲集其大成，而黄氏之学出于其乡先生王阳明(守仁)、刘蕺山(宗周)，兼采南宋朱熹、吕祖谦、叶适、陈亮之学。章学诚继承了前贤的这一传统，“史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那种“舍人事而言性天”的人是不可以言史学的[9]。刘咸炘看来，清代的浙东史学与时风颇不相类，一是与吴、皖经学相对，二是独守宋学，三是独守王学，故而学者盖寡。但浙东史学绍宋承明，自成大宗，“今欲复宋学，必并复此学”。所以他说，《宋史》“于今当修”，“而修《宋史》必用浙东史学”，既有“当然之理”，又有“必然之势”。吴、皖经学亦即所谓“汉学”者，清代的“正统”学术，而“宋学”、“王学”为旁支。经学独盛而史学不振，浙东史学独存一线。邵、章二人重修《宋史》，正是浙东史学传统之一体现。
章学诚《邵与桐别传》述邵氏“著《宋史》的宗旨”云：
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予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8](卷一八)
可知邵、章之于“宋学”并不盲目信从，取予之间自有决断，总的便是固守儒家本义而鄙弃空谈。刘氏在《述意》一文中特别表此段文字，自可看作是他重修《宋史》的宗旨。刘氏是服膺章、邵二人学术思想的，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学章、邵之学者”，修撰《宋史》就是要继续章、邵二人之志。邵晋涵说《宋史》南渡以后尤为荒谬，以东都赖有王氏《事略》，故先辑成《南都事略》。章学诚作《邵与桐别传》对邵氏重修《宋史》的宗旨等情况作了介绍。邵氏以为不能过为简约，可“叁倍”于章氏所拟之规模，而章氏认为可“不过五十万言”，可更彰显其“大义”。章学诚在其所撰《邵与桐别传》中记与邵晋涵讨论重修《宋史》事，又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其中说到计划中的《宋史》重修体例：“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圆通》篇今已不存，然其《书教》三篇论“史法”甚详，可借以参考。刘咸炘说：“今欲重修《宋史》，当承先生之志，试用新体而分条辑论，正如先生所谓题目之长编，倘竟不能成体而为别裁，亦非止如寻常纪事本末也。”
三、重修《宋史》与“中兴蜀学”
刘咸炘以史学为蜀中学术的最主要特征，他之重修《宋史》，也有感于蜀中史学之不传，欲借修《宋史》来“中兴蜀学”。
在《宋史学论》中，他谈到“蜀中宋世掌故之学最盛”，如李攸《宋朝事实》、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杜大珪《碑传琬琰集》、张和卿《皇朝事类枢要》、魏了 翁《国朝通典》等。又指出：
吕氏虽传中原文献，而南渡掌故之宗则在蜀中，盖其地自唐以来久不被大灾，而印书之风又甚盛也。
蜀中掌故记注之学则首推二李：丹棱李焘(仁甫)、井研李心传(微之)。韩淲《涧泉日记》称仁甫为蜀中史学之首，叶适序李焘《巽岩集》谓其《长编》“《春秋》之后财有此书。……第使至约出于至详，至简出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予以极高评价。李心传之《系年要录》、《朝野杂记》、《旧闻证误》等，皆为踵李焘《长编》之后的重要史著。
《述意》指出，“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后来却“反如鄙人”了，他深有感触地谈到西蜀史学这一盛衰之变：
五代之乱，北为兵躏，惟吴蜀二方多收文士，北宋资之以开一代之文。欧、曾、王、苏其著也。宋复南迁，复有吴蜀囗。掌故文献，蜀人保存之力为多。元兵略蜀，蜀士南迁于浙，浙人得此，遂成文坛府库。江南文风大盛，蜀反如鄙人矣。
那么，蜀中掌故之学又是如何东传的呢?李心传受命修纂《四朝会要》和《中兴四朝国史》，即辟蜀士高斯得、牟子才二人为助手。高、牟二人都长期担任国史院修史官员，对史学都有很高的热情。高氏《耻堂存稿》中《闲中读书次第》诗云：“要把二岩书贯穿。”二岩指巽岩(李焘)、秀岩(李心传)。原注说：“巽岩《长编》终徽宗，秀岩《要录》惟高宗一朝，欲合为一。”很可说明他的修史决心和愿望。元人袁桷说：“陵阳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为参谋，首辟先生。以自近苍黄出蜀，李公造朝，愿给笔札补其书，先生之助为多。”[10]即指牟子才而言。李、高、牟三家之后又皆侨寓湖州，为“蜀学”的东传发挥了重要影响。元人黄晋卿《隆山牟先生文集序》载说：“昔宋东都盛时，蜀山苏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内。渡江后，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东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遗老相继沦谢，而陵阳牟氏父子遂岿然为蜀士之望。以老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视乎东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之冢子，能世其家业而不陨者也。……父子之间，自为师友，以经学道义相切磨。母夫人邓氏，太史李公外孙女，又从而有闻于史学。大理公殁，学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而考实焉。先生于前朝制度之损益，故家文献之源流，历历如指诸掌。”[11]大理指牟子才之子
宋景濂作《柳贯行状》曰：“隆山牟公应龙得太史李心传史学端绪，先生悉受其说。”后世有宋世文献萃于浙东之说，刘咸炘认为，“金华固承蜀中史学之传也”。《宋元学案·深宁学案》载，南宋后期浙东学者王应麟与汤文清论学讲道，“西蜀史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述意》举例说，清初山阴陈岱(陶庵)独修《明史》为石匮书，蜀中达州李长祥(研斋)见后，推断作者必为蜀人。后来证实，陈氏之先果由蜀徙来。浙东本来文风就盛，得蜀士的推动更加彰显。加上他们深识“深刻之风”，黄宗羲、邵晋涵、章学诚诸大学者从此而出。
刘咸炘在成都大学国学研究会上的一次讲演中说：为学态度有深广二种，蜀学“长于深而短于广”，如好为议论之类。若要想辅之以广，“当复宋世之史学”，此则专指浙东史学而言。而绍复浙东史学，“正是中兴蜀学，非吾蜀学者之当务乎”!对借修《宋史》而“中兴蜀学”寄予了莫大希望。他在《先河录》一文中也曾谈到浙人得蜀人掌故文献之传说：柳贯(道传)得“蜀中李氏掌故文献之传。李氏本南宋文献之宗，至是浙东乃代蜀而兴”。虽然清初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史学的兴起并不一定就是蜀中史学东传的结果，但西蜀史学对浙东学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彼盛而此衰，振兴“蜀学”成为清末以来蜀中知识分子的孜孜追求。清代前期江南问学之风大起，而蜀中文坛却非常寂寞。乾隆十一年进士四川丹棱人彭端淑《大雅堂记》一文中追慕两宋蜀中“人文之盛”，而对“今已不可复”的现实大为感叹。直到咸丰十二年何绍基和同治十二年张之洞先后任四川学政，大昌兴学之风，方一改蜀地文教落后的局面。至于民国初年，蜀中人才继继而出，“蜀学”乃有激活之势。此正西风东渐之秋，旧学新潮无不搅动着知识分子的思想。
刘咸炘虽蛰居西蜀，却也密切关注着外部世界的变化。他在教授学子的《浅书·私塾详说》中阐述了学习传统的子、史之学的方法问题时，就特别指出：“如欲求专，当读近译枯雷顿《逻辑概论》、法人《史学原理》。若为寻常通用，则先取浅明之译籍数本合观之。”他还推荐了一些可读的译著，如刘伯明译杜威《思维术》，严复译耶方斯《名学浅说》，费培杰译《辨论术》等，并说：“采西方专科统系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他认为，佛教的传入，“古”之诸公有所“取资”，古今不异，面对日炽的西风，也必须有所资取，学问方有新的生命力。
陈寅恪于1935年所撰《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之真谛。”刘咸炘之史著是否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自可另论，但他确实对西潮之激荡是深有感触的。他对吾国传统文化更加情有独钟，大体可以归为主张“中学为体”一类。他认为，西来之风“侵削华化”，东南地方受其影响不小。西北文风自汉唐大盛，宋后已衰。而蜀地介南北之间，民性得文质之中，虽经元明时期文风衰减，而清季以来已渐有兴象。蜀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后此或将为华化退据之地乎”?他把蜀地看作是固守中华文化的根据地，对“蜀学”的期许是相当高的。
对于“蜀学”，刘咸炘原本就极为关注，著有《蜀学论》纵论蜀中学术。他论述“史氏家法”说，隋前成书仅存十数，蜀得其二，即陈寿著《三国志》和常璩著《华阳国志》。五代十国攘攘之际，蜀独尚文。载记特备，如宋初华阳句延庆著《锦里耆旧传》、新津张唐英著《蜀檮杌》、贵平(今仁寿)人孙光宪著《北梦琐言》都是这一时期不可多得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堪称极盛时期的宋代，西蜀史学更是独步当世。其中最著名的“四贤”有眉州王称撰《东都事略》，“宋后史之最有法者”；华阳范祖禹佐司马光撰《通鉴》，又别著《唐鉴》；丹棱李焘著书甚多，《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注之善，后亦无伦”；井研李心传“证误之密”，今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此外所论尚多，此不赘述。在《宋史学论》中，他不赞同章学诚对苏氏史论的鄙薄，而认为苏氏之学“有功于史学”。这一点，与他的挚友蒙文通所论十分接近。蒙文通论北宋诸学派中：“唯苏氏能不废史学。……苏氏延北宋一线史学之传，俾蜀之史著风起云蔚。”[12](317-319页)
浙东学术与西蜀文化的契合点，正在史学。蒙文通对此也有过深入的论述，其言南宋之学，以女婺(浙东)之学为大宗，进而引宋人之语论云：“王淮言：‘朱(晦庵)为程学，陈(龙川)为苏学。’《隐居通议》言：‘灵卧吴先生曰：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此女婺之学远接苏氏，又不可诬也。盖庆历而后，程、王二派皆卑视汉唐，故轻史学，北宋史学一发之传，则系于苏。故至南渡，二李、三牟上承范氏，史犹盛于蜀。史称王应麟与汤文清讲西蜀之史学、永嘉之制度是也。女婺之学偏于史，可谓远接苏氏之风乎!吕、叶、二陈皆以文名，固亦规摹苏氏，故朱子有‘伯恭爱说史学’，‘护苏氏尤力’之说。”[11](320页)南宋中期以降，学术思想界趋于活跃。浙东吕祖谦(伯恭)、陈亮(龙川)、叶适(水心)诸家相继而起，均与蜀学特别是苏氏史学发生着学术上的内在联系。
刘咸炘《蜀学论》论道，在源远流长的“蜀学”中，虽然“大《易》之传，蜀为特盛”，然而“统观蜀学，大在文史”。他说：“唐后史学莫隆于蜀，而匪特两宋掌故之所存，且汉《易》本史学之难而尊者也。”此由唐后之西蜀及于清代的浙东，史学气脉一线相承。在刘咸炘心中，《宋史》的重修，正有所谓兼得之益了!
收稿日期：200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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