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美国：权力持平与文明的磨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权力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6-0016-10
一丝恐惧萦绕在美国人的心中：中国将崛起为与美国实力对等的国家。虽然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敌对的，但是将要面对一个新的实力对等的国家，对于美国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值得美国担忧。与此同时，中国也将面临一种全新的情势。过去中国作为亚洲领导者的传统以及新近出色的周边政策使得中国已经准备好了扮演更加积极的国际角色，但是要实现经济实力接近美国无疑也将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
美国许多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如果中国与美国权力持平将会引发世界危机。正如塔门(Ronald Tammen)和库格勒(Jacek Kugler)所言，“权力持平论(power parity)的基本观点就是，当国际体系的主要竞争者确信未来可以超过对手时，将会挑战对方的主导权”。①其他一些人担心，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将由于中国的快速增长而进一步加剧。这种担忧最著名的表现就是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这一理论认为，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不可能的。因而，随着文明之间越来越多的接触，冲突将不可避免，一方总是试图征服另一方。当然，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也有一些乐观的预测，认为中美敌对的成本如此之高将迫使双方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和平相处。但是，问题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以及中美更加平等的互动等问题太重要了，而不能刻板地认为是友好或者敌对。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中美之间未来将如何互动？未来中美关系最有可能的是文明的磨合——冲突与调和的过程——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本文将首先考察美国与中国对于未来权力持平的前景的态度。笔者认为，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特别是美国，要调整对彼此的态度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其次，本文将探讨“权力持平”的内在含义的实际情势，因而中美之间存在的差异就更值得我们加以探讨。只要中国增长的速度比美国快，那么这一接近的过程就是相当复杂的。第三部分将探讨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与调和相互交织的情形。利益的差异将持续地导致新冲突和误解的产生，但是情势的趋同(situational convergences)将会趋向于调和彼此的危机，日益频繁的接触也将使各自的国内利益的集合(set)变得更加多样化。结论部分将指出，对于中美关系的分析应该集中在实际的互动进程，而不应该集中在所假设的权力持平的转型上。
中国崛起与权力持平的担忧
不论中国是否将实现与美国权力持平，也不论未来权力持平出现时可能引发什么结果，在美国政治中，对于权力持平的担忧早就已经存在了。换言之，在美国，对于权力持平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不论这一前景是否将可能实现。相反，对于中国来说，实现与美国的权力持平是中国持续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其发展或者期望的终点。因而，权力持平的未来前景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美国人对于与中国权力持平的思考值得仔细分析。担心与中国实现权力持平，与对中国持敌意或者担心中国发展是截然不同的。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区分这三种态度的差别。当然，那些对中国持有敌意或者担心中国发展的美国人一想到未来将与中国实现权力持平时，可能特别沮丧。但是他们的担忧和敌意并不是由于未来权力持平的前景所致。“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们利用中国崛起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的敌意是基于这种认识：中美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②正如“伊朗威胁”和“北朝鲜威胁”是由于“敌人”实力增强而进一步加剧的，而并不是其本身创造的。因此，“中国威胁论”阵营更加担心中国崛起，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对中国持敌意。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同样持有敌意，因此任何规模(size)的中国都是与美国利益相悖的。
在美国，担心中国发展的人与中国崛起有更直接的关系。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或全球大国，并且还在继续发展，因而在美国这种担心就日益增强，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正在被中国所取代。《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虽然并不赞同“中国威胁论”，但是它们总是从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的角度来报道中国崛起的每个方面及其步骤。例如，如果当它们报道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上升时，它们会将其描述为中国正取代美国的影响力。③虽然并没有认为中国是持敌意的，但是，很明显地，中国的态度是美国所无法控制的，因而中国崛起带来了美国人的不确定感。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担忧”是由于担心不可知的东西，因而，中国成为美国人的世界观中最可不知的(unknown)了。
美国对中国的担心是多方面的。在安全方面，美国担心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化上的明显目标是为了阻止美国军事支持台湾，并且阻止美国在台海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中国的这一目标没有威胁到美国的短期安全，但是它将导致美国从其声称的作为台湾的保护者的角色中后退。而且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涉及诸如太空、导弹和潜艇技术等领域的发展，这将大大地影响到美国军事实力的有效性。当然，美国的军事行业及其相关行业很可能喜欢夸大中国的军事增长，因为这给美国军事预算的增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特别是对于花费昂贵的新武器系统来说。
在国际政治中，中国的崛起正成为以七国集团④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益的共同管理机构的一个严重麻烦。而且，中国成功的地区与全球外交正影响美国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选择自由。中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和投资政策使其在华盛顿的传统霸权势力范围内拥有了外交和发展的选择自由。虽然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并不是为了限制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但是它确实为2005年建议撤销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地提供了一个地区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强调多极化是对美国单极的含蓄批评。只要美国认为它的利益是与单极世界霸权息息相关的话，那么中国就是它的麻烦的一个不可知因素。
在经济方面，目前美国的担心集中在四个事情上：贸易失衡、人民币贬值(low valuation)、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以及最近中国出口产品的低质量。前三个事情在美国公众心中是相互联系着的。几乎每个美国人每天都要买一个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可是同时报纸上却充斥着关于制造行业工作岗位丧失以及贸易赤字的报道。其中，中国最惹人关注，这是因为它拥有最大的贸易剩余，并且中国不允许人民币的汇率上升与其实际价值增长的速度一样快。虽然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对于贸易赤字的原因看法更加现实一些，但是美国人的总体看法是，由于中国操纵了汇率才引起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另外一个长期的担忧就是中国通过贸易剩余持有了大量美国国债，将来就可以破坏美国的经济稳定，这是由于目前中国巨大的购买力规模，甚至只要中国决定停止购买美国债券都会导致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2007年来自中国的受污染的食品和药品问题已经在美国媒体上大肆报道了。鉴于中国在管理地方企业上的困难以及污染食品和药品问题的公众敏感度，这一问题很可能依然很重要。
过去四年里，中美在资源上的竞争已经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竞争中最明显的领域就是石油。中国石油购买量的快速增长很容易被谴责是导致2001年以来世界石油价格快速上升的原因，并且只要设想一下未来中美石油的需求量，无疑将会导致人们担忧未来两国将在这一不可缺少的、日益减少的能源上发生争夺。当然，能源保护和替代能源的开发能够缓解这种情形，而且世界其他国家的石油消费量也在上升，但是没有什么比中美在石油上的竞争更容易被刻画成是一场严峻的争夺战。
最近，美国的主要担心集中在中国崛起对生态造成的影响上。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在世界上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水的供应与质量、土壤的沙漠化和农田的减少等问题在国外都是广为人知的。过去两年里，迅速出现在美国公众视野的全球生态问题主要是全球变暖，特别是二氧化碳等的生产问题。根据估计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的二氧化碳生产国，其经济增长意味着给全球气候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最后一个担忧是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可能是最为复杂的，其根源在于：首先是由于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距离(distance)；其次，中国的成功给美国的信念——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带来了重大挑战。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距离是由于中国是共产党执政所导致的。与欧洲国家——在这里，社会民主党以及共产党都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相反，美国从建国以来就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持有敌意，而且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从来都没有多少的吸引力。冷战期间，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意融入到“邪恶帝国”的刻板印象中去了，并且被用于为美国的每个行动做辩护——美国代表的是“自由世界”。
中国的持续发展已经给美国的后冷战意识形态造成了特别的挑战。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促使美国的自信心在1990年代早期迅速膨胀，并且也增强了美国的信念：诸如民主和资本主义等美国价值事实上是政治幸福(political happiness)的唯一真理。这种喜悦之情最明显地表现在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他认为20世纪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失败证明了西方式的民主是现代政府唯一可行的形式。⑤然而，中国的持续成功却质疑了他的这种观点。
虽然中国与美国权力持平的前景只不过是中国崛起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它给美国带来的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担忧，前面已经对此进行了探讨。中国与美国实力的对等将意味着美国后冷战世界的终结，而这一世界正是建立在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所享有的无可匹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优势之上。确实，与美国权力持平的中国届时将会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加强大。事实上，美国将面临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个真正与之实力对等的国家。美国将那时候的中国想像成现在的自己一样，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而无所顾忌。当然，中国还没有采取挑战后冷战秩序的政策，它依靠这一全球秩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确，不仅中国的军事预算从未达到美国军事预算的10％，而且近年来中国的军事预算占GDP的份额平均起来也只相当于美国份额的55％，2005年时仅相当于它的49％。⑥而且，中国除了参加联合国的维和任务之外就没有向外派遣军队，它也没有在其他国家保留着军事基地。虽然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中国可能看起来和美国是更加对抗的，例如现在中国对伊朗、苏丹和缅甸的政策，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采取意在排除美国影响力的政策。
然而，即便如此，许多美国人仍然担心，当中国实力达到与美国持平时，中国将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对中国来说，在实力还没有达到与美国持平时就急于挑战美国无疑是很愚蠢的，因为这样成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如果美国在中国还不具备挑战其地位的实力之前就采取敌对政策，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缓，因为这将限制中国进入全球经济的通道，而且促使其将资源过早地转到国防上来。因此，在达到与美国的权力持平之前，中国的最佳战略是避免导致美国对其持有敌意，同时增强经济实力的基础以便能够实现权力持平。但是，在达到权力持平之后，安全困境的存在将驱使中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陷入国际关系的零和博弈之中。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将成为一个新冷战的开始。正如亨廷顿的逻辑所预测的，未来利益的全球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并不一定是战争。与这一言论遥相呼应的则是那些认为安全竞争的逻辑将难以避免的言论。
对美国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而言，两国权力持平时将导致最终的对抗，这一逻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⑦关于这一理论的经验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但是，美国人所深信不疑的这种逻辑——它既是一种主观的信念，也是一种客观的断言(claim)——却值得注意。这种信念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亦即，控制其他国家对一个大国的安全而言是必要的。因而，大国间的安全竞争直到实现了这种控制才可能结束。⑧美国地理上的隔绝(isolation)和对西半球的控制，以及卷入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经验，使得它更加确信这一认识。美国人“以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wars to end all wars)”的幻想也是基于一种假设——独立自主的国家间的持续合作是可能的——而不是认为战争可以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多边机制，诸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意味着采取的是多极的决策。⑨美国并不是诸多地位平等的国家中的一员，它是老大，其他国家都要对美国表现出顺从。苏联没有表现出顺从，因而就是美国的敌人。
因而，未来将与中国实现权力持平的恐惧令许多美国人深感忧虑。不论权力持平的未来前景是否已经对中国自己的行为带来了任何影响，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已经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而且，可以预测得到，这种影响还将继续增强。公众的整体趋向是中美必有一战，民意也趋向于担忧最终的这一危机，而主流的专家意见无疑将加剧这种担忧，虽然这种担忧的政策后果并不明显(例如，史文和泰利斯建议采取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塔门和库格勒则建议将中国引诱到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安排中)。美国其他的一些学界人士和民意则不是很令人担忧。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持积极和消极看法的人大致相当，可是对于中国的军事增长却有四分之三的人持消极的看法。⑩另项调查显示，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美国人中绝大多数都偏好一个或者由联合国或者依靠“地区强国制衡”的世界体系。(11)十分之六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实力将增长到与美国持平，只有35％的人认为美国将总是比中国实力更强。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权力持平的后果是最消极的。(12)另一方面，只有9％的美国人认为，权力持平的后果是“最为积极的”。这种结果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
对于中国来说，与美国的权力持平绝对不是一件值得担忧的事情，而且这也不是中国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公众对于赶上美国的信心却低于美国人。只有一半的调查者认为这种前景将会发生。可是，却有38%的调查者认为美国的经济规模将总是大于中国。(13)当然中国人对经济增长的后果持更加积极的看法，91％的调查者认为后果是积极的，只有7％的人认为是消极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官方的长期目标的制定是依据特定的数据(以2020年作为目标是最经常采用的方式)，从实现中等的、均衡的繁荣的角度，而不是从实现与美国权力持平的角度来制定的。以战略的术语来说，中国将世界看作是“正朝着多极化迈进”，(14)而不是朝着两极对抗。
很明显的是，中国是美国这个军事大国最担心的，不论从总体的战略角度来看，还是从台海问题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日本以及最近的北朝鲜虽然也是美国的战略担忧所在，但是它们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则黯然失色了。而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担心也是与美国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脆弱性，中国趋于过高地估计美国的敌意。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目前以及未来的中国军事现代化目标是以能够防御美国的要求而制定的。如果哪一天早晨中国醒来，发现美国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那么中国领导人和大部分中国人都将倍感安全，同时又会不知所措。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存在，或者当中美权力持平时，中国的政策是否就会改变呢？笔者认为“肯定不会”，答案是很明显的。中国的外交已经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与美国实现实力对等时也不会令这个合作的、和平的外交政策失去功效。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就是这种采取错误外交的典型。如果美国不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伊拉克头上，甚至在萨达姆·侯赛因被赶下台、其军队被解散之后也是如此，因而更强的相对实力并不容易转化为控制。不仅美国需要处理在伊拉克的失败，进一步侵略的能力已经降低了，而且恐怖主义——美国最初的打击目标——力量也已经增强。如果美国连伊拉克的问题都没法解决，又怎么可能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呢？毕竟中国有23个省份的人口比伊拉克都大。如果连美国都无法利用其史无前例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优势，将意志强加到更小的孤立的敌对国身上，那么中国又需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够采取敌对美国的战略呢？
然而，在我们预言中国实力接近美国时不会影响到它的外交之时，需要格外小心，原因在于：首先，中国一直以来善于处理不对称的国家关系，但是却不善于处理对称的关系。中国特别擅长处理与小国之间的关系。通常而言，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慷慨，尊重小国的独立自主，并且鼓励它们参与多边组织。中国也曾经很成功地处理好与大国——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之间的关系，例如1949-1956年的中苏关系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中美关系。
但是，当中国认为与自己打交道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实力对等的国家——日本就是这样的重要例子，1956-1961年间的苏联也是如此——那么它的外交就既不是顺从更强的国家，也不会像对待小国那样慷慨大方。它趋向于采取“一抱还一抱”的政策，而且在外交的辞令充满着道德的优越感。(15)如果中国认为自己与美国实力相当，笔者认为，它不会把自己看作是美国世界领导权的挑战者，但是它会坚持采取有助于形成世界两极的做法。
担心中国实力接近美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可能对美国的行为采取过度的反应。两国关系的转变给双方都带来艰难的调整困难。美国习惯于当世界的老大，因此对于中国实力的接近会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担忧。在可见的未来，提防中国可能是美国最积极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由于一直以来中国存在对美国而言的脆弱性，因而可能高估了美国的行为及其提防措施的有效性。(16)如果美国试图孤立或者遏制中国，那么中国可能将这一威胁解释得比美国的本意更为严重，高估这种政策的有效性。如果中国的反应使美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美国就可能自我纠正或者是自我限制。但是，如果中国采取的是反孤立或者反遏制的举动，那么美国的回应可能就会证实中国原有的认识——美国是反对中国发展的，使得这一恶化的趋势难以扭转。因而，美国侵凌弱小的习惯所带来的滞后效应以及中国对其利益的侵犯的敏感可能使得后果变得非常严重。
差异的存在(The Reality of Diffierence)
以上的分析集中在美国对中国崛起及权力持平的前景的主观反应。可是，权力持平的概念，特别是对权力持平的担忧，从根本上说是人们主观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将两国非常不同的现实简化到一个数值上来进行衡量，亦即两国国民收入(GNI)的持平点。塔门和库格勒将权力持平点的范围设定在80％-120％之间，但是，这样仍然留下一个问题，依靠什么来衡量这80％呢？甚至为什么采用这些数值都值得严肃地进行思考。即便如此，在权力持平时——不论是什么达致持平，也不论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种持平——中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情形将仍然与美国存在重大的差异。
将权力持平简化为GNI的相等，其理由是经济的生产能力最终决定军事能力。军队的维持是需要经费的，因而某种程度上经济实力的对等使国家能够进行军事上的竞争。但是，什么是经济的生产力呢？有两种方法可以对此进行衡量。第一种办法是采用本国的货币来计算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然后根据汇率转换成美元(标准的GNI)。(17)第二种办法是根据购买力平价(PPP)对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进行计算。以这两种计算方法来计算中美的经济实力，其结果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5年美国的GNI是12.9万亿美元，而中国则是2.3万亿美元。然而，采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计算的话，美国的GNI是12.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GNI是8.6万亿美元。(18)用第一种计算方法，中国的GNI只是美国的18％。可是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法，中国的GNI则占美国的70％。这两种统计方法都是有效的，可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异表明，要确定什么时候算是权力持平是很困难的。通常认为，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偏低，一方面，第一种计算方法低估了中国的GNI。另一方面，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却高估了中国在先进的高技术领域内的能力。
根据这两种统计方法进行推断将会加剧它们所存在的问题。如果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4.2％，中国的增长率为10％，那么以第一种方法进行计算，中国将在2037年达到与美国持平。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中国将在2012年达到与美持平。塔门和库格勒的实力持平门槛是80％，据此中国将在2033年或者在2008年就可以达到这一范围。但是，如果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话，那么标准GNI的计算结果就会提前。例如，如果人民币升值20％，到2034年时中美实力就持平了，到2030年中国实力就达致美国的80％。由于外部能源、原材料和食品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和非贸易服务(non-tradable services)价格的上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增长率很难达到10％的速度，(19)而中国国内的价格和世界的市场价之间的差距也会逐渐缩小。到21世纪30年代，一个类似的但更为严重的问题将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到那时，中国人口中退休人员所占的百分比将会快速上升。到2012年，工作年龄(working age)的人口与非工作年龄人口之间的比率达到最高峰，为2.5。然后，到2055年时下降到1.5——日本目前就是这一比率。(20)到21世纪30年代时，1970年代前的人口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开始退休，届时大量的退休人口需要数量更少的人口来负担。因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人口优势，到时候将转变成一个严重的负担，使得福利成本升高，经济进一步增长变得更为困难。
除了经济和人口结构的预期变化之外，还有一些变化是我们所难以预料的。正如过去所发生的一样，将来也可能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是否将来会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呢？这样的事件不仅可以导致中美相对地位的急剧变化，而且还会导致人们质疑构成目前世界经济基础的政经关系。是否美国政治将会从布什两届政府的单边主义中恢复过来？或者是否“9·1l”事件标志着美国政治的一个永久的转折点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是否台湾海峡将会发生危机呢？无疑，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迫切的问题无疑都会出现。相对于权力持平的时刻而言，从现在到2030年，或者是从现在到2012年的实际历史过程对于决定中美关系要重要得多。
不论中美权力持平时的数据是多少，中国的人口规模对其政策选择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四倍，中美权力持平时中国的人均GNI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的生产力要满足四倍于美国人口的需要，那么它的预算就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夸张点说，一个有着100万美元的人，与100万个有着l美元的人相比，即便金钱的总额是一样的，可是二者却有着非常不同的选择。中国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由于目前领导人的选择，而是反映了中国人物质需求的紧迫性。如果中国要在军事预算上的花费和美国一样，那么在经济发展上的紧迫性就更强了，因为军事将要从预算这块蛋糕中瓜分出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要实现与美国在人均GDP的持平就更遥远了，以购买力平价来算是2039年，以标准GNI计算则是在2065年。
与人口规模同样重要的是，中美的地缘政治形势是不一样的。笔者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中国应该被看作是三个维度的组合：地区国家、多地区大国(multi-regional power)和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21)中国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地区国家，这是因为它内在的规模和多样性导致了次国家外部关系的复杂模式，特别是与邻国的关系。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多地区大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却又不局限在某一地区。而且，由于这些地区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难以构成一个宏观意义上的地区(macro-region)，中国在一个地区的行为将会影响到它在其他地区的地位。最后，中国在一个多结点的(multi-nodal)全球化的世界里拥有着全球影响力。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现在都要严肃地思考与中国的直接的经济关系。
改革时代中国的繁荣有赖于美国与发达国家所构建的世界秩序。中国强调多极化只是批评美国的单极，而不是要作为意识形态的挑战者。多极化强调的是没有国家可以简单地将自己的偏好强加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国家间的持续关系只能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并且要在一个合作的外交框架内才能维持。很明显，美国是后冷战秩序“一超四强”的中心，但是从多极化视角来看，美国只是这些强国中的一员，而并非可以独裁的霸权。
中国外部环境的三个维度要比美国复杂得多。美国拥有一元化的国内经济，并且在西半球的霸权几乎没有国家可以挑战。同时，美国是后冷战世界秩序的政治、军事中心，虽然对伊拉克的占领已经使它目前的政治领导权受损，也暴露了其军事影响的实际限度。美国关注的是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而且它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便当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接近美国时，美国依然是世界最繁荣的国家。因而，美国看待世界的视角毋庸置疑是全球性的，而中国则是通过对美国的比较来看自己的全球角色。如果将中国看作是正在浮现的全球挑战者，那么就可能将未来塑造成我们所熟悉的冷战模式。由于第一次冷战的经验教训，似乎第二个冷战对美国来说显得并不那么可怕。
然而，中国不是苏联，而且如果中国根据冷战思维采取政策，其后果对美国来讲也将是一种灾难。苏联控制着其盟友，并且将这一集团孤立于世界的其他地区。它在军事竞争上过度投入，经济改革也失败了，而且还阻止国民与西方世界的接触。总之，苏联是自我遏制而不是美国遏制的牺牲品。相反，中国采取了大胆的成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战略，这一发展也使它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友好关系。虽然其他国家欢迎美国在其地区的存在，这样有时可以作为制衡中国的一种选择，但是它们都不急于要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美国试图强迫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的话，那么将要面临被孤立的危险。一个新冷战出现的场景将是，一个沉湎于军事的孤立的美国对抗一个影响力不断上升、备受世界欢迎的中国。这种景象与第一次冷战是大致相似的，可是结果却截然相反。
某种程度上，权力持平意味着A=B。可是将它用于评估中美关系的前景却过于简单了。另一方面，很明显的是，经济影响力正逐渐接近的复杂过程正在出现。只要中国发展速度比美国更快，各项经济指标将会更加接近美国，而政治影响力也将上升。是否这种接近的动力不同于权力持平的动力呢？
磨合：摩擦与调和
由于中美截然不同的情势，权力持平这个概念就是有问题的，那么基于“权力持平将会导致彼此挑战”的预测就值得我们怀疑了。然而，我们也仍然必须严肃地思考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国家间、文明间确实存在对对方理解得很少的情形，中美之间也是如此。因而，中美之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未来更可能是增多，而不是减少。由于双方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这样可能误解对方的行为。是否这种误解将会如亨廷顿所预测的那样升级为文明的战争？或者，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呢？
虽然国家和文明间理解对方是很困难的，但是它们可能在互动过程中从自己的经验和错误中学到一些。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Legro)强调了国际关系中的学习问题，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国家能够根据经验纠正先前不容置疑的世界观。(22)如果国家学习是可能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亨廷顿的问题修改成：中美之间日益增多的摩擦是否如亨廷顿预测的那样将导致相互疏远、敌对和相互挑战呢？或者是否将导致彼此的相互调和适应？我们无法事先知道未来的结果，但是，笔者认为某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取决于中美之间情势的趋同(situational convergence)或者分歧。如果情势是分歧的，那么彼此过去的经验导致它们更为谨慎地对待对方。如果情势是趋同的，那么彼此的经验更容易使它们相互调和。
笔者的观点是，中美之间的情势趋同可能进一步增加，因而彼此调和适应的可能性也就进一步提高了。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基本理由是，随着中国变得更现代、更繁荣，两国都将面临更多的相似问题。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以及执行的政策日益与美国相似，而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对于中国来说越来越相关。三十年前，美国到中国去的访问者(或者是中国去美国的访问者)感觉自己将像是一个外星球的探索者。可是现在，他们的感觉都只是普通的游客了。尽管政治体系上存在差异，现代生活的内容正变得越来越相似了。
第二，共同问题的趋同。随着中国地区与世界影响力的上升，它在诸如北朝鲜和达尔富尔等冲突中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调整并适应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顺从了美国的政治，它需要对彼此的不同之处进行认真的协商谈判。在北朝鲜和达尔富尔的事件中，中美之间朝着彼此观点不断趋同的方向发展。对第三方的不同认识的存在，增强了彼此调整适应对方的动机。如果中美认为对方是敌意的，那么这些关于第三方的问题无疑将变得更加难以管理。
共同的问题也包括了能源和资源的全球竞争。诸如石油这样的问题似乎是彼此冲突的领域，事实上双方的需求是不能被拒绝的，因而唯一的长期办法就是谈判协商管理能源的供应，并且鼓励发展替代能源。全球资源的竞争必须依靠市场、彼此合作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来管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能源竞争和第三方冲突表明了中美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事实上，成功地管理好这些问题要求的是彼此调整适应，而不是对抗。
日益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也提高了中美之间的情势趋同。在现代生活的每个领域内，从科学到卫生，全球知识共同体正进一步提高那些有益于管理共同问题的信息的共享，当然，贸易和投资的联系能够跨越国际边界，甚至旅游也有助于加强对彼此的了解和同情。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欧洲，正进一步向前发展。可以有信心地预测，与中国的接触也将进一步增加。其结果是两国关系将从政府间的关系转变为两个共同体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
在微观层次上，摩擦与调和的磨合过程是从两国利益和情势的差异所引发的危机开始的。利益的内在差异容易被误解、夸大。随着危机延长，问题的解决就要求高层领导人的关注，而且也需要彼此从整体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看待。第一种选择是继续对抗。这是双方情绪和冲动的自然选择，因为它能够表达自己对所遭遇的危机的愤慨和挫折，也表示要求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满足。对抗这种选择的问题是，除非对方迫不得已屈服了，否则对抗将会进一步延长危机。即便延长并不会导致危机的转变，但是它会削弱彼此的关系。
第二种选择就是调和。调和就是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危机办法的过程，通常是通过直接谈判，或者有时候是通过单边的妥协。由于调和是建立在能够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这一假设之上，这就与危机的情绪紧张相互冲突了。因而，调和要求彼此在最初立场上作出改变，需要从最初对利益的要求或者对危机的理解上后退。调和这种选择的优势之处就在于能够使危机最小化，而对抗的选择却使危机最大化了。调和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无法像对抗那样在主观情绪上得到满足。
还有一种选择(half option)就是将危机与其他关系相互分开，以使危机中立化(neutralize)。危机是由于某一事件所致，例如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常常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减弱。其他的一些危机能够提交给共同小组或者第三方，以便转移注意力，使关系能够继续正常发展。虽然危机没有解决，但是它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却是很有限的。形式上，双方都没有放弃最初的立场，但是实际上它们寻求限制持续的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破坏。对抗的选择如同两国关系中会感染其他地方的外伤一样，调和则类似于伤痛，而中立化则类似于一个囊肿。
当然，以上决不是说，由于实力接近和情势趋同中美之间的冲突必定会导致彼此的调和，而不是对抗。在这里，笔者的观点是，趋同使得彼此调和比对抗更加容易。如果中美之间日益分道扬镳——像1990年代的美俄一样——经济差距日益拉大，那么对抗则更有可能。随着中美越来越多的接触，危机将越来越多。但是，伴随着中国的实力日益接近美国，任何一方采取单边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将逐渐变小，破坏彼此关系带来的后果也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情势趋同的过程也会减少这两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距离。
每次危机中所面临的对抗与调和的选择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中美关系最终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然而，事实上，对抗与调和更可能是在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中不断摇摆。一个对抗的决定将会削弱彼此的关系，但是由于认识到关系更差导致的后果，使得下一次危机中彼此调和。一个调和的决定会解决一个危机，但是它可能导致国内的担忧——国家利益或者国家声望正在被牺牲——提高，因而使得下一次危机中发生对抗变得更有可能了。倾斜点朝向一方或者另一方的情况可能不断发生，中美关系的磨合看上去似乎可能像1979年以来的一样，不断地曲折前进。
结论：实力接近与外交的重任
未来中美关系中最可怕的结果不是爆发一场“为了结束所有战争而进行的战争”，或者是任何形式的直接军事对抗，而是彼此之间的日益疏远和敌意。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和地区中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它们的对抗将导致世界政治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如果一场新冷战的军事对抗这样最糟糕的场景都是非常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对权力持平的担忧在分析上就是错误的。过度沉湎于权力持平的担忧将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情势趋同中分散出去，而着重关注假想的挑战时刻的到来。在中国接近美国的过程中，彼此关系的发展路径是互动的，最可能的结果是在对抗与和谐的范围内曲折发展。这个互动的过程是我们研究的焦点，而不是未来那种难以具体化的转折点。
然而，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展及其未来的挑战的担忧是确实存在的。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遏制和敌意的担心也同样是存在的。那种认为未来中美政府之间将会克服对彼此的担忧的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了。那种介于新冷战和成熟的、正常的关系之间的中美关系取决于两国外交的互动。如果一方的领导人激起了国内民众对另一方的恐惧，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的对抗就很难避免，调和似乎显得不爱国或者是过于理想主义。如果双方领导人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来解决难以避免的摩擦，那么谈判将会朝着调和的过程发展。实用主义的外交方式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其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国内政治影响了外交，夸大危机或者将“敌人”意象刻板化所带来的政治好处可能会超过采用实用主义的办法。
美中将要面对不同的国内情势。双方的公众将会受到不断变化关系的前景的影响，但是在权力不对称的早期阶段中形成习惯的态度对公众的影响更大。中国公众趋向于对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更为乐观，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上升，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更加浓重。但是，中国公众也可能在遭受到美国的侵犯或者当美国表现出反对中国的迹象时保持克制。如果台湾海峡的三角关系仍然没有解决，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美国的存在就仍然可以提醒中国公众中美实力是不对称的，这也正是持续的反美压力的来源。虽然中国领导人相对而言不受国内民意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正日益上升，在任何情形下领导人都要考虑到公众的担忧。
美国国内对其中国政策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因为一方面中国本身是很重要的，同时中国也是代表着挑战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现状的一个符号。美国占领伊拉克的失败使公众更不支持侵略性的外交行为，但是同时也促使他们更加关注世界政治的总体趋势。从历史上说，美国趋向于信任那些在它看来与其制度相似的国家，不信任那些与它不同的国家，而中国则被看作是和美国不同的国家。(23)在可见的将来，美国国内政治将迫使它的中国政策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即便目前美国领导人采取的中国政策是实用主义的，他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党也可能清楚地表达出这些压力，将其反映在媒体上。
一个恃强凌弱而又防御性的美国，与一个过于敏感但影响不断扩大的中国之间的外交互动，可能导致谈判变得困难，合作的实现变得不可能。然而，自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历程表明，两国关系既不是敌对，也并非和谐，而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曲折发展。当中美关系的危机爆发时，由于双方的担忧和误解一开始危机趋向于加剧。但是随着危机的继续发展并且变得更为严重时，高层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关系疏远导致的长期影响和实际的可能的解决办法，因而开始了彼此的关系调和。而且，在调和中也存在学习的过程。双方努力避免将来发生类似的危机，进一步从互动的经历和先前调和的经验中学习到应该如何交往。当新摩擦出现时——并不只是旧摩擦的重复，双方管理这些摩擦的方式也变得更加灵巧了。如果21世纪将继续像世纪之初那样，中国将不会经历一个挑战霸权的过程，而是会在复杂而又日益成熟的关系中实现总体实力接近并超过美国。
注释：
①Ronald Tammen and Jacek Kugler,"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2006),pp.35-55.
②例如参见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76:2 (March/April 1997),pp.18-32.
③例如参见 Jane Perlez,"Asian Leaders Find China a More Cordial Neighbor,"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8,2003.
④七国集团(G7)是在1976年由发达的民主国家建立，1997年俄罗斯加入后成为八国集团(G8)。为了行文需要，采用G7更为恰当。
⑤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 (Summer 1989),pp.3-18.See also h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Free Press,1992).
⑥原始数据来自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http://www.sipri.org/.
⑦很明显的一些例子是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W.W.Norton,2001),and Michael Swaine and Ashley 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Rand,2000) especially pp.182-230.
⑧“强国(great power)”笔者指的是能够挑战最强国的国家。
⑨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说，战后的制度确实使美国的领导权受到战略上的限制，反对美国武断行为的制度保障对于联盟是很重要的。然而，集体意见难以阻止美国的偏好，例如越南战争就是如此，参见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⑩World Public Opinion,"Chicago Council Releases Major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October 12,2006.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
(11)World Public Opinion,"Poll of 9 Major Nations Finds All,including U.S.,Reject World System Dominated by Single Power in Favor of Multipolarity," June 12,2006.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
(12)World Public Opinion,"World Publics Think China Will Catch Up With the US-and That's Okay," May 25,2007.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
(13)World Public Opinion，"World Publics Think China Will Catch Up With the US-and That's Okay,"May 25.2007.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
(14)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6,December 2006.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whitepaper/defense2006/defense2006.html.
(15)关于中苏，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16)这一分析的逻辑，参见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The Cases of China,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26:2 (June,2003),pp.91-118.
(17)世界银行现在采用国民总收入(GNI)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国家经济规模。
(18)计算结果来自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http://www.worldbank.org/.
(19)The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points out that as productivity in tradable goods rises,the relative cost of non-tradable goods also rises,and therefore the cost of living is higher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a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See M.E.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Free Press,1990).
(20)Richard Herd and Sean Doherty,"Growth Prospects in China and India Compared,"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4:1 (2007),p.83;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Japan),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Japan:2001-2050 (January 2002).http://www.ipss.go.jp/pp-newest/e/ppfj02/ppfj02.pdf.
(21)Brantly Womack,"China between region and world," China and World,2006:12,pp.16-43.
(22)Jeffrey Legro,Rethinking the World: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23)John Owen,Liberal Peace,Liberal Wa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