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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文言学习形成纯粹、典雅的汉语语感，文言是白话的根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上空升起了一片“璀璨”的群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风流儒雅，他们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运用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90％以上用白话写成，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黯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少年时期就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跟随他们成人，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下意识”，使得他们运用语汇肘，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
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啰嗦、抽象。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大陆作家、学者，整体上文字水平（主要是白话表达水平），难以与上半叶的大师“比肩”，根源就是少年时代“语言敏感期”接触的文言愈来愈少。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成为“白话大师”，开白话运用的一代风气，根本原因是，他们在19世纪接受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文言教育，可以说，这些“白话大师”们，少年时期在文言的“酱缸”里浸泡过的，成人后登上文坛，每个“汗毛孔”里都渗透着文言的滋养。而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文人、学者们，少年“语言敏感期”，恰好处在大陆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从诞生、发展、再发展的时期，也即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此时，正是大陆所谓的“现代语文教育”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语文课本摒弃文言愈来愈多的时期，大陆语文课本在七十年代彻底告别了文言。因此，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成人的文人们，少年时期接触文言的数量“一代少之于一代”，因而他们成人时的文风也基本上“一代逊于一代”。几十年来大陆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不可否认，这正是所谓大陆“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少年“语言敏感期”诵读相当数量的一流的文言，成人后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少年“语言敏感期”仅仅涉猎极少的文言，或者仅仅学习白话，哪怕是一流的白话，那么，成人时期，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白话学习白话，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学习运用白话，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这应是“现代语文教学”的基本法则。
可以听听香港著名学者，堪称语言大师的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我绝对不是主张在中小学阶段全面恢复文言教育，全面实行“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我主张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适度加大中小学阶段文言的课文比例，而且是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也绝不是放在培养“白话大师”上，我们着眼于奠定一代几代“现代人”的“白话运用”的根底，提高“现代语文教育”“学习运用白话”的效率。
现代汉语等于“现代”“进步”，文言等于“非现代”和“落后”，用啥即学啥，不用啥就摒弃啥，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逻辑。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们是“现代人”就应该学习现代文，现代语文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实运用”，文言已经不用，至少是几百年前的书面语，是一种落后的甚至是陈腐语言，现代人何必再去学，说不定会受到拘囿、禁锢甚至毒害，也无益于应用。
这里面潜藏着一种简单的认知逻辑：白话等于“现代”“进步”“民主”“自由”，文言等于“非现代”“落后”“陈腐”“封闭”“禁锢”。包含着一种简单的实践逻辑：现代生活应用用什么，就直接学习什么，现代生活不直接应用，干脆就可以摒弃不学。
其实，对文言和白话这种简单的认知逻辑，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过，我们还是细细听听“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先生是如何说的吧：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文言诗文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正像白话中有语言垃圾，也有语言珠玉一样。对于中小学课本来说，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或偏古失今，或偏今失古，关键是编写教材者选择、取舍得当。“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均为林语堂语）
林语堂先生还说，文言与白话的谁现代与谁保守，关键不在于“之乎”或“了吗”，而在于文中是今语还是陈言。如文中是今语，即使借了“之乎者也”穿插，也不碍事，不伤大雅；如果文中是陈言，即使借了“吗呢吧”来穿插，也还是鬼话。其原因就在于，一真切、一浮泛。所以，林语堂说我宁可写“白话的文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简洁素朴的文言），不写“文言的白话”（貌似白话，口语，却啰嗦、繁冗，让人不明不白）。
我们再想想，司马迁《史记》所体现的精神气度、文化襟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堪称博大、恢弘，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超绝。诗经的质拙、唐诗的雍容、宋词的典丽，都已经成为文化史、文学史的绝唱。我们能够说以上这些是“非现代”“保守”“封闭”的吗？
文言诗文，更有对学生精神和语感熏陶感染的作用。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以文言构筑的诗文，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照彻千万年，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精神历程，我们今人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作家李霁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说：“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典诗词，如此量化积累，就是语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这些恐怕是单纯学习白话诗文所不可替代的吧？
另外，如果须循着“学什么，就用什么；不用什么，就摒除什么”的思路，发展下去，进行语文教学，那么，现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量产品说明书、市场调查报告、手机短信、QQ聊天语等等，放在语文课本中呢？因为它们是今天用得最多的呀！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师们”，自身文言根基很浅，却也跟在大师后面，齐声附和“废掉文言”，那么，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使几代人的“白话”成为“浮萍”！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大陆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
我必须声明，我主张在当今语境中重视文言教育，但是，我却极力反对让青少年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