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古汉语”?没有古汉语,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_文化论文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古汉语”?没有古汉语,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_文化论文

我们该给“文言”什么待遇?——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论文,找不到论文,待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文言学习形成纯粹、典雅的汉语语感,文言是白话的根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上空升起了一片“璀璨”的群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风流儒雅,他们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运用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90%以上用白话写成,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黯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少年时期就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跟随他们成人,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下意识”,使得他们运用语汇肘,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

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啰嗦、抽象。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大陆作家、学者,整体上文字水平(主要是白话表达水平),难以与上半叶的大师“比肩”,根源就是少年时代“语言敏感期”接触的文言愈来愈少。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成为“白话大师”,开白话运用的一代风气,根本原因是,他们在19世纪接受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文言教育,可以说,这些“白话大师”们,少年时期在文言的“酱缸”里浸泡过的,成人后登上文坛,每个“汗毛孔”里都渗透着文言的滋养。而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文人、学者们,少年“语言敏感期”,恰好处在大陆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从诞生、发展、再发展的时期,也即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此时,正是大陆所谓的“现代语文教育”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语文课本摒弃文言愈来愈多的时期,大陆语文课本在七十年代彻底告别了文言。因此,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成人的文人们,少年时期接触文言的数量“一代少之于一代”,因而他们成人时的文风也基本上“一代逊于一代”。几十年来大陆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不可否认,这正是所谓大陆“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少年“语言敏感期”诵读相当数量的一流的文言,成人后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少年“语言敏感期”仅仅涉猎极少的文言,或者仅仅学习白话,哪怕是一流的白话,那么,成人时期,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白话学习白话,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学习运用白话,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这应是“现代语文教学”的基本法则。

可以听听香港著名学者,堪称语言大师的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我绝对不是主张在中小学阶段全面恢复文言教育,全面实行“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我主张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适度加大中小学阶段文言的课文比例,而且是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也绝不是放在培养“白话大师”上,我们着眼于奠定一代几代“现代人”的“白话运用”的根底,提高“现代语文教育”“学习运用白话”的效率。

现代汉语等于“现代”“进步”,文言等于“非现代”和“落后”,用啥即学啥,不用啥就摒弃啥,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逻辑。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们是“现代人”就应该学习现代文,现代语文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实运用”,文言已经不用,至少是几百年前的书面语,是一种落后的甚至是陈腐语言,现代人何必再去学,说不定会受到拘囿、禁锢甚至毒害,也无益于应用。

这里面潜藏着一种简单的认知逻辑:白话等于“现代”“进步”“民主”“自由”,文言等于“非现代”“落后”“陈腐”“封闭”“禁锢”。包含着一种简单的实践逻辑:现代生活应用用什么,就直接学习什么,现代生活不直接应用,干脆就可以摒弃不学。

其实,对文言和白话这种简单的认知逻辑,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过,我们还是细细听听“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先生是如何说的吧: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文言诗文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正像白话中有语言垃圾,也有语言珠玉一样。对于中小学课本来说,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或偏古失今,或偏今失古,关键是编写教材者选择、取舍得当。“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均为林语堂语)

林语堂先生还说,文言与白话的谁现代与谁保守,关键不在于“之乎”或“了吗”,而在于文中是今语还是陈言。如文中是今语,即使借了“之乎者也”穿插,也不碍事,不伤大雅;如果文中是陈言,即使借了“吗呢吧”来穿插,也还是鬼话。其原因就在于,一真切、一浮泛。所以,林语堂说我宁可写“白话的文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简洁素朴的文言),不写“文言的白话”(貌似白话,口语,却啰嗦、繁冗,让人不明不白)。

我们再想想,司马迁《史记》所体现的精神气度、文化襟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堪称博大、恢弘,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超绝。诗经的质拙、唐诗的雍容、宋词的典丽,都已经成为文化史、文学史的绝唱。我们能够说以上这些是“非现代”“保守”“封闭”的吗?

文言诗文,更有对学生精神和语感熏陶感染的作用。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以文言构筑的诗文,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照彻千万年,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精神历程,我们今人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作家李霁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说:“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典诗词,如此量化积累,就是语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这些恐怕是单纯学习白话诗文所不可替代的吧?

另外,如果须循着“学什么,就用什么;不用什么,就摒除什么”的思路,发展下去,进行语文教学,那么,现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量产品说明书、市场调查报告、手机短信、QQ聊天语等等,放在语文课本中呢?因为它们是今天用得最多的呀!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师们”,自身文言根基很浅,却也跟在大师后面,齐声附和“废掉文言”,那么,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使几代人的“白话”成为“浮萍”!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大陆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

我必须声明,我主张在当今语境中重视文言教育,但是,我却极力反对让青少年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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