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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官印与历代玺印一样，是一定的社会、文化发展时期政治权力物化的产物，它直接依赖于政治并服务于政治。
研究民国官印的面目及演变，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篆刻全貌，促进印章艺术史研究的突破和发展，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史料意义。客观地说，尽管民国官印在艺术上有别于历代玺印的惊人之处，但它仍然明显地沿袭着清代官印遗风；从中国印学观点论析，其艺术价值不亚于史料价值；就文体的嬗替而言，民国谱写了篆体官印的绝唱。
一、民国官印明显地沿袭清代官印遗风
尽管玺印有着某种承先启后的继承性，但各朝代存在不同差别，袒露出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在民国官印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看到积淀于其中的文化深层的意蕴，主要表现在师承传统的三个方面上。
一是民国官印在其行世的近四十年间，承袭着清代官印的宽框制式。
官印边框宽阔做法始于宋。或许是这样的宽框形式，极为适合官印载体，致使近现代官印在边框宽阔的设计和运用上大都臻此。宋代篆印官与工匠，为维护威严正统的王权思想，创造了这种具有稳定结构和富于装饰的形式，它一直影响着后世官印边框的发展。据考，宋官印印框阔于印文线条一般为二至三倍；金官印印体普遍比唐宋官印增大，笔画的折叠次数明显增加，为平抑曲折回环的动感，其边框有意识增阔；元明官印承上代，在边框宽窄和印文呼应上分别作些微调整；清官印仍袭旧制，个别官印边框厚达一点七厘米；民国官印对边框的考虑在清官印基础上变本加厉，均比其印文线条宽阔五至十几倍。
清代官印“流行书体”较多，印式除“关防”为长方形，其它均为方制。边框一律宽阔，这一点最为明显，明显地让人感觉到它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当然，民国官印在沿袭这一传统同时，强调了稳定静穆的官印风格，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边框的宽阔而达到目的。
二是文体嬗替前的民国官印，接受清代官印创意适于自己的官印“流行书体”做法，主要采用传统的玉箸篆和铁线篆入印。
玉箸篆结体舒展，字形细媚，方中寓圆，灵动多姿，给人以平和、安详、稳定与充实的美感。丰润秀丽，刚柔相济的“大元帅印”（图一），章法和疏密关系处理得当，首开民国玉箸篆官印之先河。这方印信与孙中山一九一二年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的官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图二）同期问世，民国史这样记载其背景：依照南北议和的条件，孙中山于清帝退位的次日，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十五日召开临时参议院会议，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解职后，仍继续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二年，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一九一四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革命旗帜，次年发表《讨袁宣言》，一九一七年段祺瑞解散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这时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大元帅印”在这动荡不宁的社会背景下问世，其制作水准还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同出一辙，尚能贴近清代御玺端倪，实属不易。袁世凯窃任正式大总统后所琢刻的“中华民国之玺”（图三），“国务总理之印”（图四）是民国玉箸篆官印之佼佼者，其方笔圆转的线条，尽显清润端庄风范。
铁线篆线条纤细而刚劲，瘦健且有神。铁线篆入印的“最高法院之印”（图五）、“最高法院检察署印”（图六），以刀功见长，印艺圈内誉称“工人印”。“工人之印以法论章，字毕具方入能品”，这两方官印，印文从方制，分别做二列或三列安排，纤细刚健的线条与厚重沉稳的边框形成强烈对比，颇具威严庄正感。“水利部印”（图七）和“北平市政府印”（图八）中的“水”、“北”与“印”字的弧线竞相呼应，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有效地“化板为活”，又没有削弱其端稳静穆的官印面貌，显示出民国官印在把握文字上的得心应手。老到不苟的刀功，对印用文字的刻画恰到好处。这种“流行书体”采用，使得民国官印的风貌出众。
三是自隋唐以来，朱文官印以其清新、直观的特点，取代了先前官印以白为主的地位。民国官印自觉地执行着这一阳刻手法。
战国时期有过阳文印，其方式是铸成或凿成。秦统一中国后，制度化的阴文印形式被确定下来，到南朝以前的数百年间基本上没有变化。北朝出现秦汉以来也是目前所能判定并见到的第一方阳文“永兴郡印”官印，但不普及，隋朝时才一律地用阳文印。唐采用焊接线条法加工官印，史称“蟠条印”；宋为了理顺和强化专制统治，重新恢复铸印，禀阳文样式；明官印字里行间的斧凿痕迹宛然可辨，别有情趣，亦宗阳篆；清官印循明官印法，为印论学者研究清代篆刻艺术成就的依据。
民国官印步阳文印辙。目前见著的民国官印“清一色”为朱迹，未出现“阴文现象”。民国篆刻艺术曾形成五大流派，各具风骚，争妍斗丽，蔚为壮观，所播所染，不能自觉。民国官印一如既往，不为美诱，不改阳文初衷，它的风格也因此更具魅力。
二、民国官印的艺术价值不亚于其史料价值
民国历史短暂、社会动荡不宁等因素对官印面貌的影响同民国篆刻艺术对官印面貌的影响并驾齐驱。言民国官印在总体艺术的表现上无法与清代官印抗衡，是不负责任的批评。用产生于元代，成熟于明代，发展于清代的印论廓定民国官印艺术风格，必须分析其章法和线条在承袭传统过程中，经过不懈的经营和拓展，使民国官印具有艺术价值的成因。
首先，我们分析民国官印的章法。
印之章法，即“分朱布白”或是布局上的“虚实处理”。从印学上看，是一门概括篆法，涉及美学内容的综合学问。历史上的官印纵然有大小、阴阳、钮式、文体、质地、高低等等方面的区别，甚至还有艺术优劣之分，然而，各朝代“官印流行书体”对章法的影响却是一样的。
民国官印的章法变化，原则上取决于流行书体的文字笔画多寡，但是，像历代玺印那样，民国官印的章法在一定的客观因素作用下，非“章法随自然”。从战国以迄民国，各代官印为追求某种章法效果，均努力创造和发展着自己的“官印流行书体”。汉官印为了“印面之风格更加充实与完美”，最终丢弃秦玺界格和籀篆，将文字笔画做增损，处理成屈曲缠绕的“缪篆”；隋官印为了加强“权物”管理，“废弃佩印制度”，解去囊绶时，将加大了的印体中原本的缪篆安排得“婉转灵动，拙中寓静”；宋官印开始定制，为趋一统，将少笔画文字回折成对称的装饰味极佳的“九叠篆”；清官印书体繁多，曾有“左清篆，右汉篆中间又增加一行蒙文楷书”官印行世，体现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风貌。
“官印流行书体”从官印发展而来，又对官印章法有制约作用，各朝各代皆对官印书体进行必要改革。可以说，在这方面，朝廷“章法”对官印“章法”起着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因此，民国官印的章法在其流行书体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影响下，具有艺术的、史料的双重价值。“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十字作二列安排，采用彼时私印中经常见到的杂篆入印，章法缺乏应有变化，文字线条摆动较少，篆法与刀法均比较生硬，似在追求一种布满的效果。然而，政府的临时性不无痕迹地折射于官印中。“黑龙江汤原县知事印”（图九），九字分作三列安排，杂篆入印，别说文字俚俗，刊刻功力亦不到家，更无章法疏密可谈。这些官印来不及在章法等方面加以认真考虑，即匆匆出现在特殊背景的“舞台”上，倒为其史料价值增添了重大砝码。
并不是说，艺术价值小的玺印，史料价值就大。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大小，是因印而异的。较多民国官印在章法上是有从容考虑的，如“国务总理之印”为了追求章法的绵密和均衡，将“之”和“印”字的笔画做了“折叠”。这是一方既体现印人主观想法，又体现官人权位的印信，其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同大。“全国经济委员会印”（图十），在顾全章法的基础上，对文字做了错落安排，笔画做了“婉转”处理。印中的曲线、斜划有呼有应，是一方章法有致，印风隽逸的高品位作品。
民国官印在章法上的考虑常常“有的放矢”。说它有的放矢，是指这一时期，由于新学思想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较多的官印在风格上呈“文人印”时代特征。“文人之印以趣胜，天趣流动，超然上乘”。“教育部印”（图十一）中“教”字的“
形成形式对比和疏密构成。此间章法上的“胜算”，流露出文人印人的主导思想，这是一种比之汉印时代更高的认识，说明了民国篆刻家们进入了自觉认识和表现印章美的时代。虽然，受官印风格约束，“天趣”的流动不便直接，尚须保持含蓄和矜持，但是，与同时的印工和古代的印工相比，无疑是一种不失传统的升华和飞跃。
其次，我们分析民国官印的线条。
民国官印的文字线条并非无本之木，与清王朝玺印相比，既有承袭，也有新变。“清理黑龙江官产事宜之关防”（图十二），风格鉴借清“直隶大沽协中右营中军都司关防”，刀笔刻画处纤丝毕露，有条不紊，历历在目，是民国官印中有代表性的铁线“关防”。这方“关防”中，方中寓圆，圆中寓方，直线寓曲，曲线寓直的线条变化“别开生面”，能与民国“石破天惊”的篆刻艺术媲美。
民国官印的文字线条并未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比如，在维系较高铁线质量同时，追求平正中的“圆融洁净，不可如细汉文之端方，要如秦文之袅娜”。它的一个明显突出特点，表现在铁线笔画的“一波三折”上。线条是构筑书法篆刻艺术的最基本要素，而线条的极为复杂的内质运动，在外态的感觉应是最平静的。成熟阶段的民国官印移情清代流派“西泠四家”，在较多的印作中采用切刀法创意的有动感的线条外态做法，实在是大胆之举，它冲破业已形成的端庄静穆风格，让伸展和变化的“线条使内力分散到各个尽头”，这在历代官印发展史上都是鲜为人见的。如“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关防”（图十三）、“中华民国驻满州国大使馆印”（图十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印”（图十五），线条朴拙隽逸，与浙流派大相径庭，特别是“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关防”的波状线条，不墨守“纤细刚劲”、“典雅优美”的规矩，向着“灵动”、“迹化”和“有工有写”的层面突破。明徐上达就篆印刀法的“工写”有论：印“有工有写，工则精细入微，写则见意而止。工则未免脂粉，写则徒任天姿。故一于写而不工，弊或过于简略而无文，一于工而不写，弊或过于修饰而失质”。必要工写兼有，方可无议。“所谓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是也”。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官印的艺术价值是大的。尚有些官印谨慎地追求章法上的绵密与重叠，文字上的平直与均衡，虽不出众，但其风格惯式已为当权者所好，在使用中循序渐进，约定俗成。如果说，清代篆刻是中国印学史上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那么，把民国篆刻发展视为清代篆刻流风余韵的延续，其官印在这延续中受到传统艺术同化，并记载不同时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是谓顺理成章。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官印的史料价值亦是大的。频仍的战争竟未能使篆刻这门艺术中断，本身是值得称道的。更值得称道的是，绝大多数的民国官印章法有致，线条隽健，刊勒精良，其艺术价值不亚于史料价值。
三、民国谱写篆体官印之绝唱
印章作为信物，其用途是多方面的，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权力的象征物。《说文》释“印”曰“执政所持信也”。《文献通考》亦云“无玺书，则九重之号令不能达之于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对印章的政治作用作了洞彻的说明。
民国官印作为民国时期各职能部门权力的象征物，经历了多年的故事，在使用与管理方面是个什么情况？原印流落故土还是他乡？现世究竟有多少方？国内尚无权威的整理和开掘。研究目前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民国官印印蜕，通过有关的档案部门查阅，对照其背景和年代，可以判断划分民国官印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即以玉箸篆入印的初始阶段；以铁线篆为代表的成熟阶段；以追求章法和线条变化的发展阶段；以后期同一个字的“声符相同，形符差异”为标志的文字嬗演阶段。
民国官印的“流行书体”出现嬗演，与民国时期权的作用相关，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分析和看待问题。从大的方面而言，为了适应新旧政权的更替变化，各朝代都必须进行一番较系统的调整工作，从服色、德尚到仪仗、玺印乃至官制方面都要进行新的改革。从小的方面而言，各政权在官印文字上的“界定”和“管理”亦要统一完善。“西汉初犹承秦制，印文错落，质朴犹存，以后日渐成熟，部居有秩，舒展端庄”；宋官印所以给人印象深刻，不仅仅是采用了“九叠篆”，而且在篆法与章法的处理上均取得了令隋唐官印无法比拟的成就。然折叠形式在汉印中就有偶见，故“实出于缪篆屈曲填满之法，但加甚耳”；“九叠形式直到民国初期以后才废而不用”。综上所述，文字的演递，非一朝一夕所完成，更非断代唯一条件。
民国官印在总体艺术的表现上是上乘的，许多官印或在章法布局上，或在文字线条上，或在风格韵味上有惊人之处。徜徉在民国官印的纤细刚健或典雅隽逸之间，我们为其不失传统的现代美韵所感动，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字不可避免地出现嬗替，但篆体官印作为华夏传统意义上的篆刻艺术的一群体，在它最后的“生命”阶段，留给世人的辉煌，宛若一首近代“离骚”，其韵，其意，其凄，其美，都尽在不言中。
总之，民国官印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面貌。其“流行书体”的嬗替结局——史学家说，它是历史社会之进步；印学家说，它是篆体官印之绝唱。无论谁怎样评说，这一进步和绝唱都是唯物的，客观的，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