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周期率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周期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谁能料到，在阿芙乐尔号炮声中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经历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之后，竟然灭亡了。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宣告结束。历史留下的是对斯大林保卫战、攻克柏林、加加林的宇宙飞船，以及其他一连串重大业绩的回忆，当然也包括对斯大林的贬谪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种种怨言和否定。
谁能料到，在经历火烧圆明园和南京大屠杀、受尽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中国，又以和平发展的新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阔步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世界历史画卷跌宕起伏，风云多变。历史事件难以预知，但历史有规律可循。历史没有天降的奇迹，奇迹的创造者是民族的奋斗和觉醒。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三个永远铭记”，就是以理论的逻辑再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的历程。其中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对于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历史周期率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重要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可以。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要人民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时中国共产党偏隅延安，国民党可能发动进攻，内战箭在弦上，随时会再度爆发。黄先生提出的是一种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抽象可能性：毛泽东的回答虽然很原则，却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民主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政治体制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有效防止历史周期率的一条重要保证。当时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紧迫性，但毛泽东开的“民主”这味药，应该说是高瞻远瞩，极具政治远见的，至今仍然是有效的良方。
新中国成立前夕，取得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已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已向全党敲起警钟：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后来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进北京城时，毛泽东又以李自成为例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考试不及格。
毛泽东的这些远见卓识，都涉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巩固政权，不要走历史上农民革命因进城而腐化的老路。毛泽东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下决心执行张子善、刘青山死刑，就是基于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战略考虑。张、刘均为革命的有功之臣，判处极刑可以比为“挥泪斩马谡”。
在社会主义政权稳定以后，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历史周期率问题，也是毛泽东考虑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等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都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意义。可从总体上说，毛泽东生前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上、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如何巩固政权上。他开展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从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最后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口号下进行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等“左”的路线和政策，伤害了大批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经验证明，试图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来巩固社会主义，防止历史周期率，不仅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无助于民生的改善，最终也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巩固。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忍饥挨饿，但社会总体仍然安稳，人民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因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感恩之心、怀有战胜困难的必胜之心。在“文革”中，人民分裂，迫近内战，仍然高举《毛主席语录》在“武斗”中进行所谓革命。
这种状态能持续下去吗？农民能永远安于贫困和饥饿吗？人民能在缺乏法制的政治生态下长期“安定团结”吗？不可能。感恩之情不会永不消退，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会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状态恶化而不断弱化。毛泽东逝世前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人民长期积蓄的不满已经开始爆发。
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人民生活老是贫困、商品老是匮乏、人民处于名义上当家做主的地位，他们能长期无条件地、一贯地拥护社会主义吗？不会。全部中外历史经验都证明，历史周期率的作用，就是在人民逐渐积累的不满中完成它的周期的。
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
我们总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打的江山。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能跳不出历史周期率，是难以想像的。可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70年后出现的历史大倒退和东欧剧变，极其现实、极其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尤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无产阶级政权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其亡也忽”。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单纯依靠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阶级斗争来巩固的。斯大林直到逝世前，从来没有放松过阶级斗争，曾经采取严厉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可谓弄得“干干净净，纯而又纯”。70年后苏联还是解体了，苏联解体和十月革命成果的丧失，是一个极具悲剧性的历史教训。
十月革命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有论者说十月革命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性质不合，注定要失败，难以令人信服。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那么中国革命发生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性质并不比俄国十月革命时更具先进性，岂不是要引出中国也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应该夺取政权，只应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利用政权宋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吗？这不算什么新创造，是从建党开始就争论过的问题。现在有些理论家们又利用苏联解体，或露骨或委婉，或直截了当或旁敲侧击地把它放在我们面前。实际上，这是把条件即使成熟该不该夺取政权和取得政权后如何进行建设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列宁曾经在《论我国革命》中驳斥苏哈诺夫时讲过这个问题。至今我仍认为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
历史的进程是不断演变的。不应倒过去算旧账，而应各算各的账，因为整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时间、条件都不同。历史事件的主角也不同。有历史的巨人，也会有历史的侏儒。十月革命是人类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70年后的解体，是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一次失败。从这里得出的教训，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后应该如何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后继者自己应该独立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创业者的历史任务。任何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都不可能提出一个永恒不变的治国方案，也无法保证他们开创的事业在多少年以后不会中途夭折。总之，一切事在人为。
按照中国古人的历史观，一个是取天下，一个是治天下。用贾谊《过秦论》中的话叫“攻守异势”。夺取政权是只管往前冲，不用治国，不用管饭。取得政权以后是自己当家，处于守势，即要管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要行良政、善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革命前和革命后的任务是不同的：一为破，一为立；一为革命战争，一为社会主义建设。国情不同、传统不同、国际环境不同，道路和方式肯定不可能一模一样。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说它完全是偶然的，是列宁的阴谋，是完全错误的说法。一个具有世界历史创举的伟大革命不可能纯属偶然。十月革命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苏联的发展举世瞩目，西方世界曾为之惊惶失措，说明革命是合理的，是必要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符合民心的。只要它后来的一轮又一轮的后继者真正根据苏联的实际，妥善解决面对的各种矛盾，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革，它完全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历史并没有注定苏联一定要解体，注定社会主义一定要失败。
可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却在国内外、党内外政治力量作用下，在群众的不满和参与下，陷于垮台。为什么？斯大林执政以后，苏联取得的成就是不能否认的。连英国首相丘吉尔都说，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柄犁的国度，而他留下的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可他的错误也是巨大的。他主要是以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来巩固政权、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需要正确处理和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是实行专政和高压政策。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和对他的个人迷信，作为一个长远因素说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但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他们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当权者，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影响的同时，结合俄国的实际，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纠正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可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变为丑化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错误思潮沉渣泛起。领导者们在理论和舆论上对此采取放任态度，而在经济和政治上仍然维持斯大林时期确立的原有体制，没有进行有成效的改革。这种诋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舆论的泛滥，使人民思想极度混乱，无所适从：最后，当苏共领导人根本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所谓新思维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方针时，人民面对苏联共产党解散，社会主义失败，或袖手旁观，表现为一种政治冷淡主义，或走上街头积极参与，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狂热主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历史规律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样在起作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十月革命是必然，70年后的解体也是必然的。这两个必然性之间表面上似乎矛盾，如同水火冰炭，实际上是可以并存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之外的命运之神。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面对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当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立宪政府无法解决战争、土地和面包问题时，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的起义是必然的。而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则存在于长达三十多年的“后斯大林”时期苏共自己的活动之中。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失败，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一步一步筑就的。由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由叶利钦彻底破坏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断壁残垣，由两个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的当权人物来埋葬苏联和社会主义，以最生动的实例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埋葬社会主义的只能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本身及其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有学者说制度是决定性的。其实制度是可以改革的，而决定有没有勇气进行改革、如何改革、朝什么方向改革的是共产党人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奉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当年把中国革命的胜利，比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比喻现在想起来，确有远见。革命胜利以后，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危险，以及它的复杂性，确实要比夺取政权时多得多。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伟大意义
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夺取政权时期，革命的领导者包括革命群众是理想主义者。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社会理想正是革命的精神动力。可是革命胜利后，如何利用手中的政权来实行自己的社会理想，这需要重新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根据革命狂飙时期的理想来决定政策。因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无产阶级胜利后必然面对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是一个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单纯依靠阶级斗争来确立、建设和巩固的。
当然，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才会起飞。智慧老人的脚步总是比现实来得要迟些。历史活动中的人需要经验，需要教训，需要积累，需要停下来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在新中国经历28年长期摸索之后，在经历挫折之后，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之后，邓小平终于发现，在中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许多政策性错误和挫折，都是源于本本主义，源于抽象的理想和狂热，从而脱离中国的实际，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初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迈开了改革开放步伐，从此，中国社会主义踏上了举世瞩目的飞速发展道路，中国龙开始腾飞。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转折，不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改革开放，在内外政治势力鼓动下，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重蹈苏联的覆辙。谁也无法保证历史周期率不会在中国重演。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第三，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这三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才能真正巩固社会主义，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过程，同时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但其中历史周期率问题又具有特殊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从理论上打破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即社会主义社会似乎注定是稳固的，老百姓会天然地拥护“社会主义”，从而使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提高了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重要性的自觉意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是社会主义实践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经验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最有效防止历史周期率的道路，也是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其中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也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权处于国外敌人包围，国内仍存在反动政治势力，新生政权立足未稳时，着眼于从政治上巩固政权，强调阶级斗争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以它为纲，把它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思想，则必然会导致政治上不着力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不能继续。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构成的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开辟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途径。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绩。如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等，这充分证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一系列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也是最有效跳出历史周期率，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根本保证。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有人说，西方早就提出了发展理论问题。自《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人们已经关注发展问题。联合国也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并有专著发表。可是有一条，西方所有关于发展的著作，重点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敲响的警钟。它们都没有或很少涉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离开西方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把发展问题单纯归结为保护生态问题。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吸取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也总结了我国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它远远超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远远超出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成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关系，以及东部和西部、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以及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我们要高度重视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地位，仅从社会主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角度看也是绝对必要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在关于发展的问题上，如果不弄清为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是不可能真正弄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的。
“人心向背”在人类全部政治生活中最终具有决定意义。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如此。不以人为本，不改善民生、关注民情、倾听民意，不使社会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一旦有政治风波，人民就会袖手旁观，表现为政治冷淡主义。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建设一个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任何力量，甚至外来的军事力量所不可能动摇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人民会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给自己带来根本利益的社会制度。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伟大的理论创造，也是社会主义沿着自我完善道路前进的群众性保证，是由13亿人筑成的铁的万里长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角度看，也是一项重大理论创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各种经济利益群体、存在贫富差距，存在多种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一种合力而不是相互对抗相互抵消的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创造性和实际政策操作性的战略途径。
和谐不是既成的状态，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矛盾是事物的普遍特性。矛盾普遍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道理。我们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但以承认矛盾和正确处理矛盾为前提。和谐是正确处理矛盾的结果，而不是掩盖矛盾、否认矛盾。和谐需要创造、和谐需要构建。从家庭和谐、校园和谐、社区和谐，到城市和谐、农村和谐，直到整个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工程，需要在处理各种性质和不同类型矛盾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甚至细节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正确处理社会各种矛盾角度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伟大构想。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看，任何社会制度的终结或灭亡，都是与矛盾的激化到不可解决相依存的。社会主义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化解矛盾中前进和巩固的。我们不能忘记斯大林在哲学思想上否认矛盾和实际政治操作中激化矛盾的恶果。无矛盾状态是没有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要继续解放思想的根本原因。正确处理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矛盾和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任务，只是时期不同、面对的矛盾不同，因而采取的政策不同。世界发展不会停止、社会发展不会终结，人类总是在解决矛盾中前进的。
四、居安思危和增强忧患意识
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就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新时期最显著特点是发展迅速。我们已经取得如此重大成绩，举世瞩目，全民满意。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还要谆谆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呢？这不是从一般道理上说的。凡居安必须思危，这是我们历史的经验和先哲们的教训。这里说的不是抽象的哲学道理而是实际的“安与危”的问题，是值得忧虑的问题。在世界上，我们是挑战和机遇并存，机遇多于挑战；在国内，我们是成绩多于问题，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有机遇，就会有挑战，挑战存在于机遇中；只要有矛盾，就会有问题，问题存在于矛盾之中。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居安思危和增强忧患意识的同时，要全党注意“风险”和“困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否真正成为我们的纲领、旗帜，最终要落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道路”，是处在实践中的特色理论和纲领。离开了道路，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在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要克服国内各种矛盾和困难，要一代又一代人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存在困难和风险的道路。我们必须遵照胡锦涛总书记的教导，居安思危和增强忧患意识。
风险存在何处？既有来自困难的客观的风险；更有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决策的主观的风险。当今世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交往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更强化了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西化和分化的危险是始终不应忽视的。但对我们来说，在研究客观风险时，更应着重化解风险的能力的研究，这就是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干部队伍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研究。
1.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的党，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宗旨。在当代中国，我们党不仅是执政的党，而且是在领导改革开放伟大革命的党。我们的任务更艰巨、更困难，但我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于战争年代，经济成分多样化，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员来自不同阶层。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大风险可能来自执政党自身。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只有永远保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本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成为化解前进中任何风险的决定性力量。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
2.风险可能来自干部队伍
一个社会的状况如何，人民是否满意，是否拥护，最重要的是吏治。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说过，对国家危害最大的是“贿赂行而征赋乱”。这当然是指封建社会。但这种说法对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也有警示意义。在我们国家，党的正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具有决定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各级干部首先要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级干部首先要去贯彻落实。没有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道路就有可能受到挫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才能和政治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但毋庸讳言，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权钱勾结、腐化堕落现象，也是触目惊心的。尤其是高官纷纷落马，更是令人忧虑。我们党一直强调，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再次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②十六大以来，我们在惩治腐败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在预防腐败方面也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但反腐败仍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认识到，腐败是“居安思危和增强忧患意识”中的重要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威胁。
3.风险来自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领域中的混乱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经过很长一段思想混乱和各种错误思潮占领舆论阵地的过程。理论阵地和舆论阵地是最重要的。理论的混乱，必然是思想的混乱，而思想混乱，必然导致行动的混乱。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一贯重视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党。胡锦涛同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扎实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明显成效给予了充分鼓励。但在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方面，仍然有许多需要认真研究和澄清的问题。就我们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职业性质和承担的任务来说，除了认真学习、宣传十七大文件，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外，还需要承担从理论上研究十七大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任务。
例如，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特点，它的某些共同点不能成为否定市场经济总是与特定制度相结合的所谓普世性依据。事实上它是而且必须是与不同社会制度结合的。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是遵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自发发挥作用，只能是两极分化的加剧和阶级对立的产生。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分化，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强化和最终形成的。在中国，只有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功能。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企图重新回归计划经济的“左”的观点是错误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但企图使市场经济摆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样是错误的。
再如，有的理论家强调民主的普世性。表面看来，资本主义是民主制度，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应该是民主政治。民主这个德先生，西方有，中国也应该有。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社会主义需要民主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列宁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甚至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③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把民主作为防止历史周期率的有效工具的论断，也是理论界众所周知的。
当然，民主作为当代政治文明会有某些共同点，例如票决制、少数服从多数、公民的普遍参与等，但西方的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民主是选举的民主，是多党制的民主。在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和人民利益。选出的并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往往是政治家甚至是政客，是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大财团愿意出血支持某个竞选人的“秘密”。至于多党制也是如此。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的、有利的。因为它能通过换马来“纾困”，平息人民的不满和燃起对新一届政党政府的“希望”。这种“纾困”和“希望”不断交替，对资本主义长期维持自己的统治是有利的。难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民主制是资本主义“最好的”统治形式，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外壳”。
我们能照抄西方多党制的民主吗？能满足不管选出的是不是政客，是不是特定利益集团代表人物都无关紧要，而只要一人一票就算是“民主”吗？当然不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做主相结合的民主政治。这三者不可分。其中，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而它的实现程度和方式，是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成熟与否的重要尺度。至于用多党制来代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用西方政党不参与政府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都会根本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民主和市场当作普世价值，否定民主的社会制度本质、否定在中国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任何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都懂。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在不断“教育”我们。当年东欧开始改革时，西方有位高水平的理论家为他们提出一个包治痼疾的药方，就是最简单的两味药：市场和民主。他所谓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所谓民主就是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民主。药效如何，世人周知。
还有，我们党自十六大以来更着重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注重社会福利，注重教育、医疗的公益性和全民性，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可有的理论家往往朝西方所谓福利社会或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上拉。这是制造理论混乱。社会保障、全民共享、社会福利，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想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当年在批判《哥达纲领》关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总劳动所得中扣除，分为“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部分”，以应对“社会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还特别强调，要“用来满足共同需要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马克思指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④可见，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全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事实也是这样。无论斯大林有多少错误，苏联为全民的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的投入仍然为现在俄罗斯人所怀念。就中国来说，毛泽东有过“左”的政策，但是作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中国共产党还是在低水平的基础上实行一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如免费教育、医疗和廉价的房租等。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制，但社会保障部分占的份额并不太小。任何一个没有政治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注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的局限，由于平均主义和其他“左”的错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总体仍然是低水平的，而且覆盖面较小，广大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养老问题，并没有得到非常妥善的安排。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是判别社会制度性质的标准。毫无疑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有很大变化。尤其是一些人口少、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恩格斯在1892年为他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德文版第二版序言中说，“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⑤这表明恩格斯晚年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大量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揭露所造成的理论和社会压力；工人运动传统和工会组织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经验和调节社会矛盾的方法更趋成熟；等等。这是一种社会合力的作用。社会性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提高，对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和发展有利。
我们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向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靠拢，而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共同富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只是由于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但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们党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断增加投入；在农村减免农业税和逐步推广新合作医疗，在城市实行低保制度。可以肯定，随着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发展，我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投入会不断提高。
社会是复杂的，充满各种偶然性。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都有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宏伟壮丽，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平坦的，它会遇到各种新问题。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能化解各种风险。
理论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无须讳言，理论领域各种倾向都有。“左”的路线和思潮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和停滞决不能重复。但鼓吹突破公有制主体地位，取消所谓“一党专政”，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甚至“儒化中国”、“儒化中国共产党”等言论，也极具危害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抵制和澄清“左”的和右的思想和理论，深入研究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③《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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