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枚乘《七发》的命意、师承及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意论文,师承论文,后世论文,论枚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七”体成林，枚乘《七发》肇其端绪；而其命意卓尔，则迥异乎诸作。这是我们将枚乘《七发》与“七”体诸作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模拟之风引人注目。一篇作品问世并产生影响后，拟作常会出现。有时这种模拟创作还会延续较长时期。辞赋创作也有这种情况。班固撰成《两都赋》，张衡即写有《二京赋》，西晋左思便创作《三都赋》；东方朔写了《答客难》，扬雄便撰就《解嘲》、班固继写有《答宾戏》等等。而仿作数量之众多，延续年代之久远，当推“七”体之作为最。而汉枚乘首创《七发》，以手法新颖，壮貌富赡著称。西汉一代不见拟作，但到东汉时期却形成了模拟《七发》的高潮。绵延魏晋齐梁不绝。到梁代竟有卞景其人汇编成集，名曰《七林》，得十卷之多。《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更记载有《七林》三十卷。“七”体之作蔚成大观。致使梁萧统《文选》特辟“七”体的目类。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亦予专门论说。《七林》一书至今已不传，但我们从晋傅玄所写《七谟》序中可知“七”体之作除枚乘《七发》之外，尚有汉到魏晋不少人的作品。至于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一书的篇目则更多。而清代《渊鉴类函》则更收录了唐至明代的一些拟作。可惜的是，其中全篇存于今者不多。或留若干段落，或仅数句可见。
如果从作品命意的角度考察齐梁以前的“七”体之作就可以发现，枚乘的“七发”确实卓尔不群。《七发》设计了楚太子和吴客两个人物以为主客展开作品的内容。楚太子疾病缠身，吴客指出致病原因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所致。进而出言耸闻地指出“世之君子以要言妙道”可说而致瘳。在此已明白地表达了戒除昏靡的本旨。通过楚太子病情之愈否，明白地显示了取舍去就之路。其“讽谕”的命意，表明作者深刻的识见和苦心劝戒之诚。他在一片豪华背后发现了隐匿的危机，嗜欲之乐中潜藏着祸根。晋代挚虞《文间流别论》说：“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泰甚之词，而不没人讽谕之义也。”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也论道：“及枚乘摛辞，首创《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交，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异口同声指明《七发》“讽谕”的命意，奠定了辞赋“讽”的立意基础。
《七发》之后的拟作，几乎无一例外地一改其“讽谕”的基调，而为“颂扬”，并由此形成“七”作立意的传统，使《七发》成为绝响。其始作俑者，则是傅毅，“七林”发展的历程，这是一个转折点。傅毅《七激》展现的是出世与人世的思想斗争，并通过玄通子、徒华先生的主客答问方式展开。玄通子劝诱徒华先生违弃泉林，摆脱隐遁生活人世。他举妙音、美食、骏马、畋猎、聚宴等乐事，不获所愿，而后言曰：“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含咏圣术，文质发朦。达羲皇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坟，遵守孔氏之宪训，投颜闵之高迹。推义穷类，靡不博观，光润嘉美，世宗其言。”（《艺文类聚》卷五十七）专举东汉永平之年政教和顺、学术昌明的社会情况，尽颂扬之能事，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把汉明帝的功德推崇备至。徒华先生终于转变初衷，投身盛世。这最后的一笔，把颂扬的声浪推向高潮。在这里，并没有对诸般享乐给予否定、贬低，它们倒成了光明盛世的烘托陪衬。傅毅以下的拟作，皆准此为式，“颂扬”成为命意的基调，倒是曹植《七启》在“颂扬”的路数上唱了一个变调。他把主上当成了一个次要的人物，却把一位大臣捧成造就盛世的“圣宰”，着力推扬。这位大臣不是别人，正是乃父。因此刘勰对傅毅以下“七”体拟作论道：“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忠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魄，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骋郑卫之声，曲终奏雅者也。”（同上）洵乎所论，这些拟作，千篇一律，语言徒事华艳，夸博炫奇，读来不免生厌，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枚乘《七发》确实独能彪炳“七”林与辞赋之苑。
二
枚乘设计了以“说”疗疾的基本脉络，“说”七事以为针药，递次展开；又以楚太子听后病愈否以为抑扬取舍，从而为全篇设计了合宜的框架。为驰骋文辞开拓了空间。构思奇崛、巧妙，有分有合，驰张得度，全篇浑然一体，有力地传达了“讽谕”的本旨，形式和内容相得益彰。“七”林余作没有继承《七发》的思想内涵，却全部因袭了这样的构思方式，结构全篇。正是因为它的新颖、巧妙，生动、有层次有起伏，富于表现力的长处。
语言可以疗疾，出人意表又是情理中事。这样的讲法，具有独创性并引人注目。在“天人合一”，万物统一于一个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西汉时代，这自然是可以接受的命题。语言是带有物质外壳的精神形态，思想观念；疾病则是发生于物质实体的人身上的物质形态的东西。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某些疾病又是由于人的精神、思想发生障碍而产生的。精神状态如何，往往又能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造成疾病、或促进健康。二者之间又是相通的。因此物质和精神性的东西就产生了联系。《文子》有言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胃，闭嗜欲，养生之末也。”精神因素成为决定身体健康与否的首要因素。语言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通过语言，端正思想，驱除杂念，强本固精，去邪除蔽，从根本上解决养生问题，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正是“言”可以疗疾的思想内涵。楚太子的病正是不善于正确处理自身与骄奢淫靡生活的关系，贪于嗜欲，耽于安乐所致。疾病表现于身体而根子却在于心，辩证施治，对症下药，治身则治标，攻心则治本。那么可以解蔽去惑的“要言妙道”，不是灵丹妙药是什么？使太子明了致病之由，戒除奢靡，挣脱享乐的泥淖，深求于天地万物的奥义，政教人伦的纲常，是去病的根本。邪与正，去与就，昭若日月。何去何从已明，霍然病愈，岂非理之必然？“言”可以疗疾，浅出而含意深刻、生动而有生活气息，这里绝没有方术之士的诳人之谈。涵咏其奇情妙趣，自然领悟其“讽谕”之本意。
言之为用大矣，其表现于去作者不远的战国时代的效果，再明显不过的了。其时，在政治、外交、军事、思想各个领域，语言都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大至万乘之国，小至一介之身，往往系这于一言而兴替。语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虽说此语慨乎言之，有些极端，但语言价值、作用由此可见。枚乘有鉴于这段历史，专取语言之一端，以艺术想象和夸张手法，又赋于治病的功能。借鉴之后，又有了创新之意。
吴客叙说七事并结合楚太子听后病情愈否以为抑扬的构思，前所未有，为枚乘所独造，十分新颖、巧妙、而且体现出艺术辩证法的意味，因为使其作的“讽谕”本旨获得鲜明强烈的显现。
我国是较早领悟到辩证法的国家。“奇正相生，正反相成”之类的认识早已形成。在文学作品中，对虚实、曲直、轻重、驰张等关系的处理，往往颇具匠心，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增强了作品的魅力，鲜明生动地传达出作品的内涵。《七发》即是一例。该作的思想核心是集中于末段文字来表达的，这是作者所要强调的主意，是“讽谕”本旨的落脚点。这当然是该作的重点所在；与其余逸乐之六事相比，这才是作者倡导的实质性内容，其余仅是虚晃的花枪如果作者不讲求曲直关系的处理，径情直遂地进入实质性内容，大量笔墨安排其上，这样似乎突出了重点，但艺术是忌浅露，忌平直的。这样处理很可能有声嘶力竭却苍白无力之弊，无明白表达“讽谕”意图之利，显得形貌呆板，意味寡淡。枚乘的作法是避实就虚，违直追曲，从反面作开了文章，非重点落了浓墨重彩。他先叙说了逸乐六事，层层递进，环环展开，以丰富的词汇和华丽的词采，描摹泼洒，这所谓虚的部分渲染得极为充分，极为鲜明，铺张扬厉，紧锣密鼓动。如果拿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旨作参照物来观察这段文字，我们感觉作者是那么从容，那么松驰地兜了一个大圈子。然而在一番摇曳多姿，扶摇直上之后，作者笔锋一转，以简洁的语言，一反发扬蹈厉的气度，强弓劲驽般亮出本旨。反衬之下，这末段的文字，如离弦之箭，划破长空，强劲无比，如高耸的山峰，兀立目前，凛然难犯；六事所构筑的琼瑶之台，陡然之间，瘫塌下来。加之楚太子霍然病愈的一笔，“讽谕”之意石破天惊而出，雄资英发而立。如果说《七发》有奇处，奇就奇在从反面作文章，却收到有力的正面思想效果。在生活中，南辕北辙，永远达不到目的地，但艺术上的辩证处理，却可能是一条妙趣横生的坦途。
《七发》中吴客历述七事的构思，为“七”林作者所继承，或谓此一作法源于枚乘。清人梁章距即揭出其谬并辩其源：“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孙德谦的说法也大同小异，谓：“证之《孟子》犹不若‘说大人章’益为符合。”（《六朝丽指》）而范文澜先生认为《七发》为辞赋之作，从辞赋与楚辞一脉的角度探源，认为出于《大招》：“详观《七发》体构，实与《大招》符合，与其谓其为《孟子》，无宁谓其变《大招》而成也。”（《文心雕龙注》第2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并从《七发》与《大招》进行比较中，标其相似之处，言之凿凿。
《七发》叙说七事确与《孟子》有关章节和《大招》有相似之处。《大招》首言“魂兮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继而历陈四方凶险艰危。而后以“魂兮归来，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它以定只”为纲，领起饮食之美、乐舞之盛、女色之艳、宫室游观鸟兽之大观和家庭安泰、国治民安之盛世，夸赞楚国之美。《孟子》也历叙诸事如大厦、美馔、侍妾、醇酒、畋猎、般乐等。二者叙说的内容相去不远。但其中也有不同的地方。（1）《大招》叙说诸事，语言丰赡，词采斐然，铺陈排比的特色明显。而《孟子》所述言简意赅，不事渲染。（2）《大招》叙说，不存褒贬，一视同仁统以为炫诱，招呼魂灵。《孟子》抑扬取舍，态度分明：“堂高万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驰骋畋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孟子·尽心下》）“齐桓晋文之事”中的有关文字，也是意存贬抑，由此可知。《七发》叙说逸乐诸事，并不专取一家，而广事铺陈，则从《大招》处多所借鉴。显扬褒贬，明示抑扬，则是继承了孟子是非分明的态度。枚乘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使之成为具有创新意义的表现形式；并在这种新的形式中充填了新的内容。这绝非邯郸学步的简单模仿，而是匠心独运的创造。
三
《七发》是枚乘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力作，是辞赋创作史上较早出现的巨构，占有重要地位。其命意与作者的思想性格是密切相关的。枚乘明于治乱的识见，敏锐深刻的思想特征和敢于劝谏、不事阿谀的性格，早有表现。这和《七发》讽谕的命意，有着血肉般的关系。
枚乘早在文帝时代，曾是吴王刘濞的郎中。而刘濞是景帝前三年以“清君侧”为名制造“七国之乱”的祸首，其叛乱失败自杀均于是年。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兄刘仲之子，以军功与宗室至亲的原因在于高祖十三年封为吴王。吴国有铜山和临海之利，刘濞开矿铸钱、煮海为盐以自富，并以为扩充国力军备之资，发展个人势力。文帝时代，刘濞的儿子在长安与汉太子博戏，被太子杀死，从此刘濞怀恨在心，蓄意谋逆。他起先诈病不朝，进而变本加厉地私擅鱼盐之利，加快扩充军队的步伐。汉太子立，是为景帝，前三年，刘濞借晁错削藩的机会，勾结楚、赵等六国兴兵反叛朝廷，“七国之乱”起。如果说铸钱、煮盐仅是刘濞违反朝廷禁令的不法行为，是诸侯拥土自重对中央朝廷集权统治的离心倾向的表现的话，那么儿子被杀，心怀异志，则成为吴王走向谋反之中的转折点，问题的性质就变化了。其后的一切行为都纳入了他有朝一日以求一逞的轨道。枚乘一区区郎中，在如此严重的政治事件面前，又是如何表现呢？
《汉书·枚乘传》上载“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枚）乘奏书谏。”这篇书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吴王书》。写作时间据史书所载推断，当即是文帝时代吴王之子被杀之后不久的事，并非叛乱前夕的举动。由于事件处于萌芽状态，反状未形，所以这封奏书并未明言后叛之事。正像《汉书·邹阳传》所说：“其言尚隐，恶指斥言。”但却把表面平静的事态讲得异常危险、严重、耸人听闻。枚乘十分敏感地指出，当此之时，吴王的命运已处于关系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其际“间不容发”。而进他指出“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当从根本着眼，从长计议，以免除祸难。要“积善成德”，不要“弃义背理”，以此制止吴王的不轨之图。这封奏书写得疾言厉色，而又扑朔迷离，云山雾罩，雷声隐隐，结合历史背景，方得其解。诚心劝导，成为全文的主调。通过这封奏书，我们可以看到枚乘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对事物发展的预见性和对事态严重性的清醒认识。敢于谏言、切中利害的勇气，也给人深刻的印象。以郎中之身，而有如此胆识，确乎不易。
吴王没有听从他的劝谏，枚乘遂与他人一起北走至梁，从梁孝王游，投靠阙下。枚乘去吴于前，刘濞造后于后，枚乘之去就，不仅表明了他政治态度明朗，又可见出先行一步免除覆巢之下完卵无存的明智。景帝前三年，枚乘在刘濞兴兵之际，于梁孝王处又致书吴王，以朝廷与吴楚七国力量对比之悬殊为有力论据，晓谕吴王，劝他迷途知返，悬崖勒马。
枚乘的《七发》是作于他从梁孝王游时。梁孝王是窦太后之少子，景帝的亲弟弟。其生活之奢侈，权势之显赫，无人可比。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他入朝时“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阙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梁国境内有四十余城，加之所受赏赐，“不可胜道”。他广筑园囿，规模宏大，拟于天子。“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余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五十余里。”其财富之多难于想象：“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孝王生前“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死后，藏府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可以想象，在梁孝王意气飞扬之际，其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枚乘的《七发》就是针对梁孝王骄淫奢侈的生活而作，他在钜富豪化的背后，看到了它的腐蚀作用。他通过《七发》讽谕梁孝王戒除奢靡，留心治国修身之道，故借吴客之口来劝谏梁孝王这个“楚太子”戒欲修身，避免重蹈吴王刘濞的亡国灭身的覆辙。其现实意义无疑是很深刻的。但梁孝王对枚乘的劝谏，并不当作苦口的良药，而其野心越来越大，依仗其在平吴楚七国之乱中所立的功劳，窥企大位，谋立皇太弟，后因大臣反对，未能得逞，于是怀恨在心，派人至京师刺杀子袁盎等十余人，景帝大怒，梁孝王虽赖窦太后庇护，免得致罪，但其恩宠却因之而烟消云散了。而枚乘却因此而知名，景帝后召拜其为弘农都尉。
刘邦初创天下，形势所迫，曾大封异姓诸王，以后又封宗室为王。广树“藩屏”并未达到维护汉室的目的，反而扶植了与中央朝廷对立的各方势力。政治局面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成为势之必然。刘邦生前为解决这一祸患，曾先后俘藏荼、败陈豨，除韩信，火彭越，诛黥布，翦卢绾，异姓王歼剿殆尽。对同姓王他则未及考虑其将来的危险和所应该采取的措施。他的《大风歌》表现出这位开国君主面对不安定因素而生的忧虑，其中诸侯王的存在，其势力和野心膨胀，必然酿成叛逆的出现，造成政治局面的动荡，“七国之乱”正是这种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汉朝廷削藩之策应运而生，有贾谊倡导于前，晁错、主父偃等实施于后。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维护汉朝中央集权统治，避免政治局面的动荡，社会的混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言，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对历史的前进是有利的。枚乘的行为，应该说维护的是汉朝廷，而从根本上来说，也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向，应予肯定。他所表现的思想识见，性格品质，确有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