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庚辰[1]2003年在《许昌市“经营城市”理念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十六大报告已将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作为实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中小城市要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实力，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树立“经营城市”的全新理念，充分发挥中小城市的个性特点，科学定位，走特色发展的道路。论文阐述了“经营城市”理念的内涵，探讨了“经营城市”的目的，以及市场与政府在“经营城市”中的作用，提出以“经营城市”理念来规划、管理和建设城市，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经营城市”这篇大文章。论文还论述了“经营城市”的具体方略，构建了“经营城市”的战略设计和战略途径，对“经营城市”中的土地、资金和“城中村”农民安置叁大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论文以许昌市为例，就内陆地区中小城市如何借鉴国外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实施“经营城市”战略进行了实证研究。论文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对我国内陆地区中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刘彤[2]2005年在《基于融资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讨各国市场体系条件、法律制度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模式选择的不同影响,从微观层面探讨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融资结构内在关联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认为,要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就需要强调企业融资结构对目标治理模式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寻求与融资结构相匹配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本文主要从企业融资结构视角出发,探讨我国国有企业(国有控制企业的简称)目标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并根据利益相关者适当参与公司治理的观点,着重分析了加强债权治理对改善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积极意义及其现实途径。 总体上看,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表现出“大股东权力超强和内部人控制混合”的股权治理主导型模式特点,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被认为是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提倡减持国有股、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公司股权分散化的观点被普遍认同。然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过程并未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产生应有的积极效应,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拓展融资渠道之外并没有体现出融资结构调整对公司治理模式运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在公司治理环境尚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股权治理为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融资结构的主要特征并不契合,不能发挥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互补作用,不可能解决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和监督机制问题,也不可能协调不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根据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特点加强对债权治理工具的重视和运用,可以为目前因矫正股权结构的方案收效甚微而陷入的改革困境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即立足于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现状改善各种治理机制的运作条件和环境,从而以最低的改革成本实现增进国有企业绩效的最终目标。
孙敬良[3]2016年在《经纪选择：“城中村”拆迁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论文认为当前我国拆迁与农村治理的研究中存在着视野上的缺陷：或宏观地讨论土地制度而忽视了丰富多样的地方实践,或存在“农民维权”或“抗争政治”的价值预设,过多地关注农民抗争、越轨和政府暴力执法、对个体妥协的一面,研究模型大多基于“国家——基层”、“政府——农民”等视角上。因此,文章把嵌入到国家、农村中间层中的多层次代理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对拆迁过程复杂往复的博弈过程进行多层次的解构。论文发现,在区政府接受拆迁任务后,区政府-乡镇-行政村等各主体间,经过了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式的任务分解、责任下放、运动式动员和利益激励,最终形成了各种制度和专门的拆迁机构。强制性权力、操纵性权力并不适用,功利性权力和人格型权力成为影响拆迁户的关键。区政府和拆迁指挥部的多种制度保障和权力架构,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最终不得不回归到街道办和村社区层面上来解决问题。这既是缓和指挥部与乡村权力结构张力的无奈之举,也是推动拆迁工作的现实选择。其实质就是国家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依托,介入乡土社会私人的人际关系网,利用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习俗等一系列的非正式的规则制度来达成预设目标。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国家公共权力嵌入的环境中,基层村组干部和村庄精英和国家正式权力形成契合,传统乡土的社会规则被重新形塑为一种崭新的却有行之有效的“拆迁治理术”,也由此形塑了乡村动员机制和“经营”机制,为经纪选择的形成提供了权力空间和制度空间。拆迁具体落实,拆迁各主体需要经进行复杂多重的博弈过程。其中村干部具有双重角色,他们既是拆迁进村领路人,也是拆迁利益的相关者,村组干部对政府拆迁任务的代理与利益激励与村民对村组干部的授权和信任形成冲突,开发商则强化了村组干部的经纪动力。拆迁利益对拆迁秩序既有强化的一面也有消解的一面：它能够促成家户之间的“抱团取暖”和“共进退”,也能被村组干部以利益交换而“各个击破”,甚至能够俘获传统门户精英。这种博弈关系,甚至影响到村庄政治的选举,激活村庄内部的派性关系和民主竞争制度。行政村干部和村组组长征地拆迁通过吸纳小组组长、宗族精英等主体,并嵌套在传统“熟人社会”结构中进行推进；政府-农户的条线逻辑被政府-乡镇、乡镇-村组、宗族农户等经纪制度扩展、过渡和链接,征地拆迁的博弈发生在经纪结构内而不是农户和政府之间的直接对话；官僚体制的升迁机制、经纪主体的赢利动力、宗族共同体的保护机制等动力机制,最终形塑了征地拆迁过程中的经纪选择,并影响征地拆迁各主体的博弈结果。各主体围绕拆迁利益而进行的种种策略选择,勾勒出“拆迁经纪选择”的全景。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用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经纪选择”的解释性概念。经纪选择是在面临重大利益变革时,农民与利益相关各主体的博弈呈现出的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在官方宣传话语中,“和谐拆迁”成为拆迁工作的符号,这种春秋笔法遮蔽了拆迁政治的基层实践逻辑。文章认为,拆迁权力结构的权力等级差和信息差,是拆迁秩序形成的基础条件,政府主体在拆迁利益上的自由裁量权就是利益的“经纪空间”；经纪选择是一种非常状态而非日常状态,经纪的基础是“有利可图”可经纪,只有面临征地拆迁、矿山林木等集体资产变卖和变更时才经纪关系和经纪选择才会显化；在经纪人的选择上,利益、风险和成本是最重要的变量,血缘与地缘关系、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大小是一种序列性的选择,但在“血缘”原则与“利益”原则冲突时,利益成为拆迁户选择的优先序列。最后,文章指出在此次研究上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受钉子户问题回应的不够。经纪选择是根植于当地的传统价值、社会网络和权力结构中去的,而单个的钉子户治理确实如一些研究中指出的,体现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对抗性矛盾,体现的是钉子户单个的、孤立的特殊性的逻辑。在钉子户的解释上,由于篇幅所限和调研难度的限制,并没有展开讨论,但用经纪选择的视角去研究钉子户,这将是经纪选择解释框架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也是钉子户研究的另一种视角,这是需要完善的地方。
石永拴[4]2013年在《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既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施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全新的重大理论问题。1978年以来,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实现跨越式增长,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经济成果。在此其间,由于区域内部金融支持能力不足,导致金融运行状况整体呈现弱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原经济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成为制约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发展瓶颈。鉴于此,本文在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力求揭示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动力机制和发展趋势,并从中总结出有关金融支持与区域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以期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并在金融实践领域中做出有益探索。本文从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存在动态相关性这一逻辑出发,以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理论为支撑,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所采用的主要模式及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将区域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叁化”协调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构建了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逻辑框架,探讨金融支持对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利用实证研究分析了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渠道和效应,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趋势。同时,基于区域金融支持对产业关联、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叁化”协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结合开放条件下金融资源全球配置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从金融发展层面来寻求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了有关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发现,中原经济区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存在强相关关系；金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原经济区内部经济增长的差距。在区域发展进程中,一方面,金融只是被动地适应区域开发对融资的需求,未能全面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监督企业、传递信息等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中原经济区在金融生态、信用环境、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对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从中原经济区金融支持的实际出发,明确本文的研究背景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确立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然后定义和规范研究中涉及的相关概念,概括相应的研究思路、结构框架和主要内容,并归纳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对国内外文献研究进行述评。本章梳理了国内外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从区域金融、金融支持的视角对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厘清了国内外有关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研究的内容和现状,发现了既有研究的空白和不足之处,并从中找到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第叁章主要提出了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金融发展与金融支持,分析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创新能力提升、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叁化”的发展脉络,建立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该框架研究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第四章着重分析了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结合经济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实践,梳理出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具体模式,并结合中原经济区实际,找到适合中原经济区发展的金融支持策略,为本文相关章节提供借鉴。第五章主要考察了中原经济区金融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从总体上对中原经济区金融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了分析,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来衡量和评价区域金融发展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原经济区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现实基础。第六章着重对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主要是对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从金融发展与产业关联、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技术能力提升等几个层面揭示出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效果,并结合实际指出影响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七章主要是提出完善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章明确提出了中原经济区强化金融支持作用的总体思路,并根据区域发展特征,提出可以通过优化金融生态、构建区域金融中心、加快融资模式创新、加大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来提升区域金融支持能力,扩充金融服务功能。第八章为结论与展望。总结本文的主要结论,根据论文所做的工作,分析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有待进一步改进和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王永胜[5]2012年在《城市公交成本、票价和补贴联动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正制定并实施积极有效的公交行业管理政策，以进一步深化落实国家“公交优先、城乡一体”的发展战略。在公交行业规制管理中，公交服务合理成本如何核算、公交企业合理回报如何确定、公交公益性票价如何制定与调节、公交补贴如何量化，政府补贴责任如何划分落实等，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交行业管理绩效水平的基本前提。论文以探索我国公交行业管理中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相关理论和方法为目标，首先借助于能够收集并整理的文献资料对国内外公交成本、定价和政府补贴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和评价；其次深入研究了相关理论、原则和方法；并通过参与公交行业管理专项调研和总结分析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构建了我国公交合理成本核算与确认，公交企业合理回报管理，公交公益性票价制定与调节，以及政府财政补贴量化、责任划分与落实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城市公交成本、票价和补贴联动机制，为政府在公交行业规制管理中制定并实施基于联动机制的公交补贴动态调节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通过研究分析我国现行的公交行业定价成本监审方法，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的方向。论文提出了以我国法律、法规、政策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以政府相关统计数据及城市公交行业实际水平为基础，根据公交成本形成的特点，将公交企业成本按行业规制管理目标进行重新分类和归集，并相应建立政府和企业都能认可的成本指标体系，然后据此对公交企业提供的成本审计数据进行核算、比较和确认，从而获得城市公交服务的合理成本，即公交规制成本。在公交规制成本核算和确认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公交企业合理回报的管理机制，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公交行业规制管理政策以促进公交行业健康持续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分析我国现行的公交定价方法及其弊端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我国公交定价方法改革的方向，并从公交公益性体现在为居民大众生产生活基本出行的公交需求提供保障的角度，探讨了基于公交补贴的最优定价、公交企业合理回报价、城市中等收入家庭成员公交出行能够承受的票价与公交公益性票价的关系，建立了我国公交公益性票价制定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探讨了我国公交公益性票价调整的原则和方法，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探讨我国公交补贴合理量化与实施方案制定的理论方法，论文分析了我国政府对公交补贴的理由、责任、目标和原则，研究了我国基于公交最优补贴、规制成本核算与合理回报管理机制下的补贴、以及完成政府委派的公交专项任务的补贴量化方法。同时，论文构建了基于全分摊公交成本核算的我国政府公交补贴责任划分方法，以划分和落实不同辖区政府的公交补贴责任。相关公交补贴量化的理论和方法，能为政府制定、组合和实施相关公交补贴政策，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论文以提高公交补贴效率的角度，从城市公交成本、票价、补贴联动机制构建的目的、目标、运行基础及核心要求的分析出发，在分析公交成本、票价和补贴叁者属性及相互联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联动机制模型的构建及应用方法，并探讨了基于联动机制的公交补贴管理方案的制定比选方法以及政策实施的保障措施，为公交行业管理部门制定并实施基于联动机制公交补贴管理政策，提供了相关理论和方法支撑。论文以“河南省城市公共交通成本规制管理课题”为依托，结合许昌市公交行业的具体情况及本文的研究成果，以构建许昌市基于城市公交成本、票价和补贴联动机制公交补贴管理方案为目标，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在许昌市城市公交调研及企业提供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许昌市城市公交基本情况及行业管理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探讨了公交企业规制成本核算与确认、合理回报管理、公交公益性票价分析与制定及公交补贴量化的方法，并探讨2011~2015年度许昌市基于联动机制公交补贴方案的制定及比选方法，并提出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相关研究成果在许昌市公交行业管理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孙德中[6]2015年在《“四化同步”测度与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在“四化同步”相关文献梳理、数据搜集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思路,依托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利用实证计量手段,明晰研究视野、确定理论依据、综合比较分析测度方法、深入剖析研究案例、尝试提出问题解决策略。据此,梳理“四化同步”研究的国内外历史现状;厘清“四化同步”的内涵意义和基本特征;全面综合分析“四化同步”的理论本质和机理基础;综合筛选“四化同步”的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比较分析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深入研究分析案例;结合测度评价结论,尝试提出策略建议。本论文的研究结论认为:一是“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基础着力点在于逐步化解区域和城乡发展水平的区域空间差距。二是对“四化同步”的问题区域,应针对性地构筑差异性区域政策体系,促进综合性、整合性的空间区域政策创新转型,优化结构性政策体系。叁是应充分利用影响“四化同步”的主要因素的作用机理,有目的、有方向地控制“四化同步”的演进方向及结构构建。四是推进“四化同步”应依托工业化构建产业基础,打造就业吸纳平台和创造收入机遇;高度关注信息化的融合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继续加大对“叁农”的财政扶持与金融引导力度,促进社会资本向“叁农”领域转移,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充分发挥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构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环境,配合人口转移和要素集聚;构筑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宽松体制与政策环境;继续深化户籍制度区域差异性改革;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全面阐释了互动机制的理论基础。系统、全面、综合地梳理分析了“四化同步”的互动机制理论,构建了针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深度诠释“四化同步”中各个“单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努力阐释“四化同步”的系统论、协同论、产业链、地理学、互联网+等理论支撑基础;系统深入地梳理分析了“四化同步”四个层面中,相互排列组合、互动发生作用的6对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基本关系特征;提出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机制导向。二是综合提炼了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全面、系统、合理地遴选分析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指标体系;上升到理论高度对“四化同步”的测度评价指标进行初步理论遴选;采用模糊隶属度、相关度分析等方法,分别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四化同步”测度评价指标的隶属关系和相对关系,为合理精简繁杂指标,科学优化指标结构奠定了基础。叁是比较梳理综合了指标数据预处理。综合分析了指标数据预处理的思路和方法;介绍了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思想和方法;综述了指标数据的权重赋值思想和方法;综合分析了指标数据权数地位确定的熵值法、标准离差法、CRITIC法等的数理原理方法,以及主观赋权法,使得分析研究可从总体上全面把握“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数据处理思路和方法。四是比较分析了综合发展水平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及适用性。比较分析了主成分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法、优劣解距离法(TOPSIS法)、熵值法等四大类测度评价综合发展水平的数理方法原理和适用性之优劣,提升了研究的视野和对问题把握的能力。五是比较分析了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及适用性。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耦合法和协调法、灰色关联度法、单位根--格兰杰法等叁大类测度评价互动关系水平的数理方法原理和适用性之优劣,使得研究能从总体上全局把握“四化同步”互动发展关系测度评价的实质所在和切入点。六是详细构建分析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河南案例。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理论研究文献的综合梳理、理论基础的构建、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比较分析、指标数据处理的思想方法、测度评价主要方法的比较分析选择等等研究结果,具体运用于河南案例的测度与评价实践,并将测度结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事实相对照,以验证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筛选、指标数据处理、测度评价主要方法应用等方面的科学合理性,以增加“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研究的信服度。七是尝试提出了“四化同步”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利用河南案例测度评价的相关结果,结合“四化同步”的发展实际及未来趋势,尝试提出了政策建议,构建了从“四化同步”的理论阐释,到“四化同步”的实证计量,再到“四化同步”发展实际验证的研究逻辑框架和研究过程。本研究在指标体系构建与科学性改进、评价方法的多元选用比较、数据实证的横纵综合分析完善等方面仍存在遗憾不足和改进空间。
胡华杰[7]2018年在《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功效研究》文中认为世界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是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城市的发展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前进的主要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从薄弱的基础开始,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78年,随着中共第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结束了“文革”以来城市建设的倒退和停滞局面,进入了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新阶段。显然,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本质上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不断渗透和替代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给我国的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深度广度逐渐加大,不仅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正在加速进行,而且城市也逐渐成为区域和国际竞争力较量的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的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城市内部自身各要素禀赋的协调开发,而且更需要站在区域乃至全球竞争的角度,系统地审视城市内外的各种因素,从而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赢得城市发展的先机。按照历史的脉络审视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线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重大问题。自从1988年实务界提出城市经营理念并揭开城市经营的实践以来,历经近20个年头,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经营成为推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但与此同时,因强政府带来的资源浪费、土地财政、市场机制扭曲等负面问题日益暴露,成为理论界诟病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城市经营实质是计划经济思维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延续,是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要求。在这样背景下,2006年以来,学术界以大量密集的研究抨击城市经营,抨击政府主导的城市经济发展思路。继之而来的是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关注,认为城市政府的本质就是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好发展环境的优化,提供优质的服务,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要内容。经过几年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沉淀,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科学调控作用的论断。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相反应该理解为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主导思想。事实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至少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已经证明市场与政府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模拟是按照市场规律来操作的,而不是违背市场规律进行的,另一方面,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政府的顶层设计而无序发挥作用的。在此背景下,研究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功效,就不是仅仅就政府谈政府,实质是立足市场规律看政府的作用,也即是在不违背市场功效的前提下,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何更有利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本论文中,笔者以为,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功效应当被视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层级代理显着的大国经济体系中,国家治理最终要依靠城市载体来实现,而城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挥程度,以及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促进水平,直接决定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进程,也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安全。由此来看,本项研究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性和战略感。在篇章结构中,论文重点聚焦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命题,以政府功效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在这里,功效一词特指作用和效果。也即是说,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到底如何?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功效不强的问题。通过理论建模,详尽地阐释了地方政府在层级代理中的困境,揭示了制约城市政府功效的根源。进而,通过对288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测段与排名,运用计量统计模型验证了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发现在地区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政府功效是不同的,特别是欠发达城市的政府功效作用更为显着。为了进一步解释城市政府功效的因子变量,笔者对河南省18个地市进行了数据采集和问卷调查,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及分类验证方法,详尽地剖析了政府间代理关系、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冲动、政府工作满意度、政府工作能力、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对城市经济发展质与量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城市经济发展总量方面,政府的功效是值得肯定的,但与市场化的作用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质的方面,政府功效在被政府特别划定的区域内显着且与市场化相互补充,而在非政府划定区域内则不显着,市场化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实证判断基础上,笔者结合实地调研的结论,提出有为经营的理念。这这种观念即是对前期政府主导的政府经营的发展和提升,也内含了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内容。因此,有为经营是有为政府的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也隐含地指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发展思路,即完全排斥政府的功效。也正是因此,本文提出有为经营的逻辑起点是政府功效,而央地关系及其考核机制则是影响城市政府功效的关键因素。说到底,有为经营是提高政府功效的最主要的手段,实施有为经营要全面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肯定的说,本论文的探索是初步的,许多观点也是不成熟的,还有待实践的验证。但笔者认为,立足中国国情,遵照中国实践,直面中国问题,就需要对中国样本进行全面剖析,从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经营到政府与市场双主导的有为经营,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手段。基于此,本论文的探索尽管是不足的,但提出的问题却不容回避。当然,鉴于本人的学识和能力有限,在此恳请专家老师给予批评指正!
孙敏[8]2013年在《许昌市“叁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河南省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中原经济区发展建设的指导意见，做出让许昌市加快建设“叁化”协调科学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决定。走“叁化”协调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新型城镇化为引领、新型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的发展道路。本文在对许昌市发展现状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叁化”协调发展测度模型，从定量的角度对许昌市“叁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从而针对性地指出许昌市“叁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发展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根据系统论、田园城市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等相关基础理论界定了“叁化”协调发展相关概念的内涵，并指出“叁化”协调发展既包括新型工业化子系统、新型城镇化子系统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叁个子系统自身内部的协调发展，又包括叁个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各要素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实现系统理想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建模，构建“叁化”协调发展指标体系，选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并借鉴廖重斌协调发展测度模型计算“叁化”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利用该模型对许昌市2002-2011年的“叁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显示，许昌市这十年的“叁化”协调度有五年处于高级协调等级，五年处于中级协调等级，没有失调、勉强协调等等级，协调等级不低；但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由02年的0.935下降到11年的0.825，期间只有04年跟08年呈现出上升趋势，10年降幅最大，比09年下降了6.5个百分点，说明现有的发展方式有拉大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趋势。最后，提出许昌市“叁化”协调发展存在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增长缓慢、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发展、工业化发展方式有待转变等问题，并从加快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建设新型城镇化、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实施生态建设、科学发展等方面给出了优化建议。
张翔[9]2011年在《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恶化导致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包容性开始被众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进入21世纪,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包容性增长"是指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它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更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2009年11月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党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进行了规划和描绘,"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可预见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将是"包容性增长"的五年。与此同时,我国城市与区域规划正发生着重大变革:多元价值观导向下规划理念的多样化,多利益群体参与下规划主体的多样化,多部门管理控制下规划体系的多样化,多尺度时空限制下规划层次的多样化,多目标决策引导下规划内容的多样化,多学科技术综合下规划方法的多样化。因此,规划领域要解决如此复杂的空间问题,已有的规划理论与方法显得力不从心。鉴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提出了以包容性增长的共享共赢互惠互利的公平、协调与可持续增长理念为核心价值理念,对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创新研究。通过将包容性内涵融入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中,使规划能全面地促进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公平合理的改善民生,促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从而,能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空间布局为重点,以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为路径,以精英式的决策与规划方式为依托的城市与区域规划范式。基于上述总体目标与研究思路,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专业GIS为数据处理与分析支撑平台,以空间分析技术为主要手段,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管理学、规划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分析方法,构建多尺度包容性城市与区域理论框架,提出宏观区域保障发展权、中观城市保障享有权、微观街区保障话语权的不同尺度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方法体系与分析模型,并分别选取淮河流域、南京市主城区以及福建长汀店头街历史街区开展实证研究,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当今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变革、包容性理念的由来以及数字规划方法的革新等背景的研究,深入揭示本文的研究目的及其在理论、方法与实践等方面的意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通过对包容性理论产生与实践及其在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的运用研究,从规划的可持续可参与性与可操作性角度,找寻当代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实现包容的差距与存在问题及运用数字规划方法实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叁章为理论模式构建。通过对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分析,剖析中国现今公权与私权的使用过度与不当,引出城市与区域规划是公权与私权矛盾突出的焦点与问题解决途径,进而提出了包容性规划的"公平正义"的核心准则以及叁大总体目标。进一步,分析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在多尺度中的重点,宏观尺度应保障发展权,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中观尺度保障享有权,解决人与城市的矛盾;微观尺度应保障话语权,解决人与人的矛盾。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笔者构建了叁大尺度内包容性规划的理论模式。宏观尺度引入发展权的概念,对发展权进行分维分级,提出了发展权的实现原则、实现模式与分配方案。中观尺度将引入按需分配与外部性的概念,构建城市各类设施享有权分配的分析模型。微观尺度引入利益相对人与利益相关方概念,将话语权划分为强、中、弱叁个层次,进而划定各层次话语权的空间区划模型。第四章为宏观流域尺度区域发展包容性规划分析模型与实证。综合运用各种社会经济统计与GIS空间分析方法,结合国家科技项目目标,选择淮河流域作为实证研究区,运用水文学D8方法对淮河中上游进行子流域划分,并与社会经济数据相耦合;运用分层线性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质污染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参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引入水资源压力与水环境敏感性等因子,得出流域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约束区划,进而划定流域内城市的发展权——经济发展权、生态发展权和社会发展权。为了保障与落实区域城市的发展权,笔者引入了水权交易管理、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措施,建立了全新的流域管理模式。第五章为中观城市尺度公共基础设施包容性规划分析模型与实证。在对传统关于城市公共设施空间布局方法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传统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式的以供应为主的分配模式无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因而,引入按需分配的理念,根据居民需求自下而上的分配各类设施的享有权。在此理论模式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南京市主城区作为实证区,选择消防设施与生态设施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消防设施布局研究中,引入交通可达性、道路可靠性的概念,综合分析各站点的责任范围及其响应时间,在兼顾设施外部性的基础上,优化全市消防站点的布局。在研究南京市主城区绿地系统空间布局中,本文从生态效能与社会服务供需角度,综合评价全区绿地现状;同时划定绿地外部性影响范围——紧邻、可达与可视范围;在此基础上确定绿地系统优化布局方法及外部效益公众化的建议。第六章为微观街区尺度城市更新包容性规划分析模型与实证。从话语权的主客体、空间区划、制度构建等角度出发,结合相关规划研究,选取长汀县店头街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实证区,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踏勘,以及GIS平台的交通影响分析、可视性分析、可达性分析等方法进行话语权空间区划,构建切实可行的听证反馈机制,予以保证当地居民的话语权。第七章为结论与展望。总结研究结论,提炼创新内容,指出不足并明确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包容性增长理念应用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领域,运用跨尺度的思维方式、系统性地提出多尺度的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框架,阐释了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的核心准则、总体目标与各尺度上的规划重点。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宏观区域尺度保障发展权、中观城市尺度保障享有权以及微观街区尺度保障话语权的城市与规划理论模式。(2)在中观层面提出基于公共基础设施(绿地消防等设施)享有权,以供需关系为基础,以按需分配为原则,同时兼而考虑公共基础设施外部性的包容性公共基础设施布局规划分析方法,弥补了传统城市规划在公共设施研究领域仅从供给层面进行思考的不足,丰富了公共基础设施的研究方法体系。(3)在微观层面提出话语权的空间区划方法,将明确与规范公众参与的对象以及不同对象所具有的权利,使抽象的概念具象化,这将为我国街区层面的城市更新以及公共参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支撑,拓展了公共参与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公众参与的研究方法。(4)将教育学心理学领域针对嵌套数据的分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应用于流域社会经济与水质分析中,构建基于GIS的时间—空间分层线性模型,能够增加地理学、环境科学研究的分析视角,从流域层、区域层等多个递进层面上对应的社会经济不同变量的作用机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质污染的关系,为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提供有力的分析模式。(5)本研究首次结合路网可靠性与交通可达性分析方法,综合考虑了不同时段道路通行能力与阻抗程度,结合城市土地利用布局及人口分布密度,提出分时段消防车行车速度的计算方法。并将计算交通通行能力的有关指标代入可达性的计算方法,将传统宏观尺度的交通可达性分析方法拓展为适用于中观城市尺度的交通可达性方法。
李好朋[10]2011年在《许昌市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县域经济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对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愈加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权稳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许昌市县域经济发展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水平低、发展速度缓慢等问题,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中原城市群各项举措的推进,许昌市县域经济发展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背景下,深入研究和分析许昌市县域经济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具体对许昌市五县(市)的县域经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比较系统的论述了县域经济的内涵、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县域经济的一般特征、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着重从经济综合实力、叁次产业发展状况、城镇化发展情况和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入手,收集和统计了大量的数据,横向纵向比较分析了许昌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分析发现许昌市县域经济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即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城镇化发展水平偏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在深入分析许昌市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许昌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许昌市县域经济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并且分别从提高思想认识、创新体制机制、发展特色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许昌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对策。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靠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来进行发展、深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将县域经济理论用于指导县域经济的发展实际,如何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更好地提升县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层次、内涵更有待我们去研究、探索。
参考文献：
[1]. 许昌市“经营城市”理念的实证研究[D]. 赵庚辰. 浙江大学. 2003
[2]. 基于融资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D]. 刘彤. 四川大学. 2005
[3]. 经纪选择：“城中村”拆迁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D]. 孙敬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4]. 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 石永拴. 武汉大学. 2013
[5]. 城市公交成本、票价和补贴联动机制研究[D]. 王永胜. 长安大学. 2012
[6]. “四化同步”测度与评价研究[D]. 孙德中. 河南农业大学. 2015
[7].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功效研究[D]. 胡华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
[8]. 许昌市“叁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优化研究[D]. 孙敏.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3
[9]. 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D]. 张翔. 南京大学. 2011
[10]. 许昌市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D]. 李好朋. 东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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