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重估——胡适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四新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一开头便指出：“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陈独秀也在其《文学革命论》中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就是那位当时主张保存旧戏曲的张载厚也认为“文学之变迁乃自然的现象，即无文学家倡言改革，而文学自身终觉不能免多少之改革；但倡言改革乃应时代思潮之要求，而益以促进其变化。”（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版，第404页、410—411页、419—420页、406页、161页。 ）可见到五四前夕，认为中国文学虽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要适应这急速变化的新形势，中国文学就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变革。胡适就是“自举义旗之急先锋”。
自从康梁变法失败之后，以梁启超为首的革新派知识分子，就格外重视、甚至是特别夸大了文学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所谓“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已成为文坛上的常见语。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种新型的小说刊物如雨后春笋，而且在数年之内，各种各样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大量涌现，形成了空前的文学新潮。可是，由于过份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即文学在改革社会、改良“群治”中的威力，而忽视文学自身的建设，所以作品的数量虽多而质量粗糙，致使这一文学新潮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到本世纪初，留日学生鲁迅、周作人等曾经因为深信提高中国人民的精神觉悟，即改造落后的“国民性”，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最能改变中国国民精神的首先是文艺，于是决心提倡新的文艺运动。尤其是鲁迅的文章，强调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述，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卷57页。）。和梁启超相比，鲁迅当时更注意文艺对人们精神上的启蒙，而不只是政治上的鼓舞。但是正如鲁迅自己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当时已经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夕，他要提倡文艺、创办《新生》杂志的动机已经是“背时”，加上文学语言上的“复古的倾向”，就更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所以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到五四运动前夕，在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学生中，又出现了新的文学潮流，胡适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股文学新潮接受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再强调以文学的力量推动政治的革新，而把重点放在文学自身的改革与建设上。当然，他们所这样做，还由于胡适等远离祖国，对于我国社会的急需改变尚缺乏深切的认识，而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传统的祖国文学之急需改革具有直接的、切肤的感受。1915年，胡适、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留美学生，在美国的绮色佳热烈讨论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胡适在《送梅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说：“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注：《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16页、138—139、122页。 ）这首诗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然而胡适在诗中表现出的青年人的报国宏志，却受到任叔永在游戏诗中的一番挖苦与奚落。于是他又十分郑重其事地给以回答，从文学革命进而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批判旧派诗人“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并且表示“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梅光迪对于胡适提出的“作诗如作文”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诗文截然两途”，因而“文之文字”决不可能用于“诗之文字”（注：《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 第116页、138—139、122页。）。任叔永也承认“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但是他认为中国文学长期不振的最大原因乃在于“文人无学”，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当然是“从绩学入手”，不能离开这个根本问题“徒于文字形式上的讨论”（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 月版，第9页。）。
传统的文人知识分子，都是轻视白话文的，当时的梅光迪等，认为俗语白话“鄙俚乃不可言”，不会有什么价值。南社的诗人们口头上也讲“尤重布衣之诗”，实际上复古主义倾向愈来愈重。胡适恰好与之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新的时代，文学不应当再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凡有世界文学价值的作品，“皆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版，第14页。）。所以在文学的价值观上，胡适恰与旧派文人针锋相对。他的这种思想，是和当时已经形成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胡适曾经历数我国古代韵文与散文之变化，认为一种新的文体代替旧的文体，都是一种革命的变革。尤其对元朝以来的小说与戏曲，他给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皆是以白话俚语为之的第一流的文学——“活文学”。如果这种革命的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诸文人复古之劫，则我国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我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的语言”。正是这种“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使胡适坚信白话文必然代替文言文，坚定了文学革命的信心与决心：“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版，第12页。）正是出于这种信心与决心，才使他在白话新诗上进行大胆“实验”，终于产生了他的影响巨大的《尝试集》。
在进行白话诗的“试验”同时，胡适也逐步总结出文学改革的基本内容，即创作新文学的基本要求。1916年2月至4月间，他在通信文章的“自跋”中，先后提出了改革中国文学的五条意见，即须言之有物；讲究文法；不避“俗之文字”；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呻吟。1916年8 月，他在给朱经农的信中，又补充了“不用典”、“不用陈套语”和“不对仗”三条，这就构成了著名的文学革新的八个要点。同年10月，他又在给《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的信中，重抄了这“文学革命”的“八事”。1917年初，由于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他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就成了震动全国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宣言书。而当时的鲁迅，尚在北京寓所痛苦中抄写古碑。
二
革新中国文学的大旗举起之后，立刻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按照陈独秀的说法，赞成与反对者“各居其半”。作为文学革新的倡导者，应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呢？胡适公开表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注：《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卷一，第39—40页。）而且他还进一步说明，他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就是因为文学革命的具体是非，并不是一两个人一朝一夕所能定的，只有国中人士共同平心静气地讨论、研究、互相切磋，才能逐步取得一致的认识。按照他的解释，中国文学的革新问题，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文学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而需自由讨论，集思广益，才能最后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陈独秀则与胡适的态度绝然不同。他站在文化革命者的立场上，对一切的旧文学与旧文学家，一律采取“推倒”与“排斥”的态度，根本不存在任何学术讨论的问题。正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注：《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卷一，第43页。）因此他对文学革命这件大事，只是坚定而却十分笼统地提出了“吾革命军三大主义”，并没有作任何具体说明，亦没有任何具体步骤，更未从事文学革命的具体实践活动。
1918年7月，胡适在回答汪懋祖的信中明确指出， 陈独秀认为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不容许讨论的，“太偏执”了。他相信“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前进的舆论就是要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去说服对方，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对于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意见，《新青年》都是欢迎的，决不敢“不容人讨论”（注：《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卷一，第107—108页。）。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这两种态度在五四以后的长时间内一直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事实充分证明：陈独秀快刀斩乱麻的作法，震慑了反改革的守旧势力，鼓舞了改革派的革新锐气。但是从长远看，却会为历史留下了更大的后遗症。胡适的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主张，似乎是拉长了文学革命的过程，但却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胡适还具体地论证了批判旧文学与努力创造新文学的关系：一方面若不批判文言旧文学，则白话新文学就不被多数人看作文学的正宗，因而仍将被文人知识分子视为“小道”而鄙薄之，也就不会全力创造之，“此犹不耕而求获，不食而求饱”，是永不可得的；另一方面，若不努力创造出一种可以传世之白话文，“则吾辈今日之纷纷议论，皆枉费精力，决无以服古文家心也。”（注：《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卷一，第46页。）这正是当年胡适与陈独秀在文学革新运动中的不同态度的具体表现。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不仅表现于文学革命，也表现于语言的改革中。一个强调以实验、实践的成果去说服对方，另一个则重在批判，推倒旧的文学、语言，以革命的声势压倒对方。三十年代以后，胡适的态度一直当作“改良主义”路线一次次受到批判，陈独秀虽也被打倒了，但他的“革命的大批判”却被肯定下来，直到七十年代末。
如果我们再把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与胡适加以比较的话，其不同的态度也是十分明显的。钱玄同主张，欲使中国不亡必废孔学灭道教，而欲驱除人们的野蛮顽固之旧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具体论述这一思想。陈独秀较为慎重地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的意见更为慎重，他认为“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关于对旧文学的批判，钱玄同对于“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概括表现出他对走向下坡路的桐城古文与选学骈文的极为不满。但是细细分析起来，钱玄同对旧文学的指责与批判比较简单粗暴，而缺乏历史的态度与具体的分析。至于说到如何创造新文学和创造什么样的新文学他更加茫然。说到对古代文学的评价与态度，则更可以看出胡适比钱玄同稳妥而较具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钱玄同认为《聊斋志异》“可谓全篇不通”，但胡适觉得“此言似太过”；钱玄同说《西游记》实为“神怪不经之谈”，胡适却说它在文学上“自有一种位置”，比如能“启发读者的理想”，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恢谐而有庄意”。此外，胡适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论文学者因当注重内容，然亦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结构不能离内容而存在，然内容得美好的结构乃益可贵”（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 月版，第60—61页。）。 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当时的胡适要比钱玄同更具有文学的情趣与历史的眼光。
白话诗的“尝试”，是胡适一系列文学革新活动中最早、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他在1919年8月到1920年8月所写的文章《尝试集自序》《谈新诗》和《尝试集再版自序》等文，就是他自留学美国到回国参加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重要文学活动的理论总结，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理论成果。所谓“诗体大解放”就是这成果的主要内容之一。作者在《尝试集自序》中说：“诗体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起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可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有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胡适认为，“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注：《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卷一，第277页。）在《谈新诗》中， 他更加肯定地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胡适并没有否定“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但却强调“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当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为要表现一种新的内容和新的精神，则不能不先打破那束缚精神的旧形式，这就是五四时代的“诗体大解放”。有了这诗体解放，才可以让那“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注：《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卷一，第227 —228 页。）进入新诗，进入新文学里去！
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可以说是从新诗开始的，而新诗运动又是以胡适所倡导的“诗体大解放”开路的。毫无疑问，胡适在五四新诗大解放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中都是一位开路先锋。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胡适是五四新诗的倡导者，他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
三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以周作人、钱玄同为代表的新派人物，对于传统旧戏曲所知甚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全是门外汉”，但却采取一种极其粗暴的态度，简单化地否定旧戏曲的价值。钱玄同曾经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极其武断地说：“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得几个铜子？……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象话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能推行呢？”（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年10月版，第404页、410—411页、419—420页、406页、161页。）周作人则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中国旧戏之应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首先表示对钱玄同的意见“极以为然”，接着就十分武断地指出中国旧戏“应废”的两条理由：一是中国戏“野蛮”；二是“有害于世道人心”。而且他公开承认：“因为不懂旧戏，举不出详细的例。”钱玄同在该文的后面加上了“句句赞成”的按语，也没有具体的论证。
在当时的文坛上，真正维护旧剧的一统天下，起而反对改革，抵制一切新剧的是极少数顽固分子。宋春舫在《戏剧改良评议》中曾说，当时的“旧剧保守派”以为“一国有一国之戏剧……不能与他国相混合。吾国旧剧，有如吾国数千年之文化，具有特别之精神，断不能任其消灭”。这正好和周作人、钱玄同的主张趋于两个极端。走中间道路的，则是宋春舫、张厚载等戏剧专家。他们对于传统戏剧的腐败有十分具体的感受，对清末以来所谓“新剧界”的每况愈下，也极为不满，因而力主“改弦而更张之”。但是他们对于革新派钱玄同、周作人甚至陈独秀的意见，更觉得过于简单粗暴，既是门外汉，又不作具体研究。宋春舫认为激烈的改革派，即钱玄同、周作人等“大抵对于吾国戏剧毫无门径，又受欧美物质文明之感触，遂致因噎废食，创言破坏”；而守旧派又“囿于成见之说，对于世界戏剧之沿革之进化之效果，均属茫然，亦为有识者所不取也。”（注：《戏剧改良评议》，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张厚载也在文章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当然他更多地是批评新文学家的“极端的主张”。其中说：“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之理。先生等皆为大学教师，实行改革文学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怀疑之点亦不能不为胡、沈诸先生一吐……。”（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版，第404页、410—411页、419—420页、406页、161页。）今天看来， 他们的意见与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当时却为革命派所无法接受。
对于传统旧戏曲的看法，胡适显然和戏剧专家宋春舫、张厚载等人不同。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戏剧，毫无疑问都应当向西方学习，从西方的文学艺术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这一点是当时所有新派人物的共识。但是也并不把宋、张看作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戏剧）的对立面，而且肯定他们是戏剧界的内行、专家，“以评戏见称于时”，而且还热情肯定张厚载“赞成本社改良文学的主张”，因而鼓励他将不同的意见无保留的发表出来，引起大家的讨论与研究。1918年7月， 胡适曾经写信给钱玄同，要求他不要把宋春舫、张厚载“赶出去”，而要努力争取他们“加入我们的一派”。这当然是和他对传统旧戏剧的不同看法相一致的。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他认为中国传统戏曲也是不断进化的，到了元代就出现了“结构大致完整的元杂剧”。后来的南戏，虽然在体裁方面不如元杂剧谨严，但在写物、言情方面都大有进步。新的戏剧改良，就是要采用西洋近百年来新的观念、方法、形式，使中国戏剧有更大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主要是作为一个新文学的倡导者，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主义者出现的。在他的著作中，除去独幕剧《终身大事》外，涉及到戏剧与戏剧改革的作品并不多，主要是《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易卜生主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并不是专论戏剧和戏剧改革，而主要是从思想革命、文学改革与新文学建设的角度谈到戏剧的改革。比如1921年3月他在《新青年》上关于戏剧翻译的通信中就明白地指出， 当时《新青年》介绍易卜生的戏剧，并不是想在中国排演《娜拉》一类的新剧，而是“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借此引进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艺术。
早在本世纪初，蒋观云和王国维就借鉴西方戏剧界的经验，批评中国传统戏曲中喜剧多而悲剧少。在五四文学运动中，胡适最早接受了王国维的思想，大力倡导以西方的悲剧观念为指导，创作新的悲剧作品，深刻反映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悲剧。在谈到中国的传统观念与中国的戏剧改革时，胡适着重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中，“最缺乏是悲剧的观念”。不论小说、戏剧作品，往往是一个美满的喜剧式的团圆，这大团圆正是中国的人“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而且从根本上说，这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决不能引人觉醒，使人反省，而只能使人心满意足。相反，从希腊悲剧开始，直到最近百年来，都有极深刻的“悲剧观念”。他归纳这悲剧观念有三点内容：（一）承认人类是最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开言笑之时，乃在悲哀不得意无可奈何的时节；（二）人类亲见别人遭悲惨可怜之境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都能暂时把个人小我的悲欢哀乐一齐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三）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伤心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会不良使个人销磨志气，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拔。有了这种悲剧观念，才能产生悲剧的文学。胡适认为，这种悲剧观念是医治中国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绝妙圣药。他所以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考证《红楼梦》，就是因为它是一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团圆迷信，而又长期被笼罩在索引派“旧红学”迷雾中的杰出的悲剧文学作品。
1918年春，北京剧坛上昆曲颇盛行，昆曲大家韩世昌的名字也广为人知。于是就引出了上文提到的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旧戏“值几个铜子”的评论。同年六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第一篇就是胡适的论文《易卜生主义》。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这期《新青年》与胡适的有分量的论文，其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日本的青木正儿曾在《支那文艺论丛》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的文章，称该专号是“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的“文学革命军攻击旧剧城的鸣嘀”。（注：转引自鲁迅《奔流编后记》（二），《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七卷161页。）胡适同当时《新青年》的同志钱玄同甚至陈独秀不同， 他不是对旧的戏剧或戏剧家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攻击，而是借鉴西方，以建设新的话剧。而当时所以要选择易卜生，甚至形成了戏剧界的“易卜生热”，显然正是五四时代中国社会需要易卜生那样“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无数”先进思想、先进人物与先进的戏剧。
在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成为许多先进人物一致的主张，胡适也不例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就强调要努力学习莎士比亚以来各种戏剧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如专门研究社会的种种问题的“问题剧”，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象征剧”；专门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的“心理剧”，用喜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的“讽刺剧”，等等。1921年之后，胡适对于欧洲十九世纪戏剧与小说受到“写实主义的洗礼”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戏剧与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以戏剧而论，到了这时虽是象征戏，也不能不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因而所谓“新浪漫主义”在中国是不会有市场的。1923年底，鲁迅在北京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易卜生在中国的深远影响。所以洪深在《中国新文化大系·戏剧集》的导言中，特别强调“胡适的这样推崇易卜生主义，对于后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广大的”，不仅易卜生的剧本有许多译成中文，而且在创作方面“易卜生剧中的思想，甚至连故事讲出的形式，一齐都摹仿了”。
四
五四运动后期，所谓“国学”与“国学运动”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重点热点，而胡适又是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
1919年底，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在胡适、陈独秀、鲁迅与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两个月之后，北大旧派学生也在刘师培与黄侃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国故社”，印行了《国故》杂志。前者积极响应《新青年》的号召，参加了对旧文化的斗争，其基本方针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后者一出现就打出了“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子，表明了“慨然于国学论类，发起学报，以图挽救”的立场。很快，两个刊物即发生了“整理国故”与“保存国粹”的针锋相对的争论。胡适当然是《新潮》的坚决支持者。他在给毛子水（“新潮社”的主要成员）的信中指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努力指导‘国学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做国故的研究。”而且他认为“整理国故”是一门学问，因此“不当先有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而“当先有一个‘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注：《疑古与开新——胡适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版，238页。）去从事这门学问。与此同时， 他已经完成并出版了受到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赞扬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9年11月，胡适又在《“新思潮”的意义》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把“新思潮”的主要内容与意义概括为以下的四句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也就是说，“整理国故”已被列入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的条件，“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所谓“新思潮”，也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的方面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做整理的工作，简言之谓“整理国故”。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导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再后他批评“国粹派”的所谓“保存国粹”的高谈阔论，指出：“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功夫。”（注：《疑古与开新——胡适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版，39页。）不久，他又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从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与系统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对如何整理与研究国故作了扼要的分析。1922年他在其《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进一步提出，要把现代世界文化的精华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协调与结合起来。1923年初，胡适在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对于明末以来近三百年中国“古学昌明”的成绩作了批判性的总结，然后提出了以后研究国故学的基本方针：（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勘国学研究的材料；（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注：《疑古与开新——胡适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版，79页。）对于中国丰富的古典文学的研究，当然是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宋元以来的中国白话小说的研究，胡适给予更大的重视，并且他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开辟古典文学研究新时代的《红楼梦》考证就是最好的代表。
在文学界首先起来响应以新的思想与方法“整理中国旧文学”的是文学研究会。除了写在他们的“简章”中之外，1922年10月在《文学旬刊》先后发表了郑振铎的《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和汪馥泉的《整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见及其他》。1923年《小说月报》又展开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整理国故”是反对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必要条件。其中郑振铎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中明确提出：“我主张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年10月版，第404页、410—411页、419—420页、406页、 161页。）不久， 《小说月报》还出版了整理与研究中国旧文学的专号。同时，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周报》上也发表了郭沫若的《古书今译的问题》，表示“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注：《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十卷56页。 ）甚至他主张有用的古书还应加以整理，译成白话，向广大读者普及，使之“永远不朽”。
然而自“整理国故”的口号提出之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按照自己的观点加以解释。几年之后，从新文学家到复古派都有人以“研究国学”为己任，甚至连文字尚且不通的人也成了“整理国故”的专家。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文化运动向着政治革命方面的转换，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批评“整理国故”的新运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而又有权威性的文章有：
鲁 迅：《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1月
成仿吾：《国学运动的我见》，1923年12月
陈独秀：《国学》，1924年1月
曹聚仁：《为“国故”喊冤》，1924年3月
沈雁冰：《文学界的反动运动》，1924年5月
《进一步退两步》，1924年5月
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1924年1月
就是曾经热情支持“整理国故”、“研究国学”的郑振铎，稍后也在《小说月报》上的《且慢谈所谓国学》中高呼：“打倒国学家”、“我们的生路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输入与追求。”与此同时，学术界还批判了梁漱溟、张君劢等人的“东方文化将要取代西方文化”的理论，而且胡适也是这一批判的积极参加者。上述这些批判，由于是在整个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进行的，除去鲁迅、郭沫若的文章外，都不免存在着一种左倾幼稚病的偏向，有些甚至对于“整理国故”、“研究国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把它完全看成是封建遗老企图“思想复辟”的逆流。吴稚晖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中把“国故”说成“本同小老婆啄鸦片相依为命”的“臭东西”。胡适在上述文章之后对其“整理国故”论的重新阐述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意见进行了某些新的解释。比如陈独秀在文章中批评胡适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胡适在1925年4 月12日给钱玄同的信中说：“我们说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挤香水即是保存国粹了。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决不是“想求得什么国粹来夸炫于世界”。他还指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宜补、泻并用。补者何？尽量输入科学的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注：《胡适致钱玄同》，《鲁迅研究资料》（9），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85页。）显然， 这里对“整理国故”的评价比过去的提法就降低了许多。而且紧接着又提到他刚发表的《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以此说明他对待旧文化的态度。1926年6 月胡适又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全面肯定西洋近代文明的同时，对于东方文明做了全面的否定。1927年2月7日，他在给浩徐先生的信中更加明确地说，他的“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就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腐臭，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而且说“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注：转引自《西滢闲话》，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第33页。）用一种十分通俗的说法就是“捉妖打鬼”。经过他的这一番新的解释，所谓“整理国故”，完全是一种阻止“烂纸堆”里的无数的老鬼去害人、吃人，而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方面的意义。1928年9月， 他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肯定只有多学点自然科学对青年人说才是一条“活路”；从事“整理国故”，钻故纸堆，则是一条最可悲叹的“死路”。如果我们把胡适将近十年来对“整理国故”的主张加以比较的话，应当说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的，这就是“捉妖打鬼”说与原来的“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不同，也就后来所说的为政治服务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同。但在实际活动中，胡适对中国哲学与文学的研究，仍然本着他最初的“整理国故”的主张，即“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所谓“捉妖打鬼”并未体现在他的具体学术活动之中。还是以其《红楼梦》研究为例，它以“自叙传”为中心的考证，一扫笼罩了《红楼梦》一百多年的迷雾，为“红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与广泛的钦佩。虽经五十年代极左思潮的“大批判”，仍然不失其光辉！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正是在历史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胡适、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而胡适在其中又起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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