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知群体”中引领的规律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知论文,规律性论文,群体论文,核心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09)04-0009-03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高知群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关键性社会群体。要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重大任务，首先必须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知群体”中引领的问题。
一、“高知群体”的接受学特征
“高知群体”是高级知识分子密集并成为主要构成成分的社会群体，是以创造和传播知识、信息和理论为职业的社会群体。如，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院所、文化艺术团体、宣传舆论媒体等。他们既是完善、创新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群体，也是创制和传播各种社会思潮的社会群体。
“高知群体”的社会职业角色决定了他们的接受学特征。“高知群体”接受“思想文化”（包括接受“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不是“木桶装水”，不是“白纸绘画”，不是“认识论”所说“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也不是“反应论”所说“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而是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反思性选择”。“高知群体”，对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接受都必然经过自己的反思和选择，经历一种“反思思想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对某种作为“接受客体”的“思想文化”的重新审视、解读、评价、筛选和重组，是一种不断发问和追问的过程，是一种“反思性选择”的过程。
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反思性咀嚼”。一般而言，要经过以下五种“反思性咀嚼”：“适应性反思”（对“接受客体”是否有利于接受主体适应“接受情境”，并与“接受情境”相统一的反思。如，接受或拒绝“接受客体”安全吗？能否继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等）；“价值反思”（对“接受客体”价值的分析、评估和反思。如，“接受客体”有用吗？有意义吗？对谁有用？对谁无用？“应当”如何？等）；“逻辑反思”（对“接受客体”的合规律性、合真理性反思。如，“接受客体”合乎规律吗？合乎科学吗？符合“逻辑周延”或“逻辑完型”吗？等）；“事实或知识反思”（对“接受客体”的真实性、事实性反思，也即“信度”与“效度”反思。如，“接受客体”所指是真的吗？可信吗？可靠程度如何？等）；“超越性反思”（对“接受客体”的创新性、发展性和超越性反思。如，“接受客体”有新意吗？有创造吗？趋向完美吗？等）。由上述过程可见，“高知群体”对“思想文化”（包括核心价值）的接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反思性选择过程，无论选择了什么或者不选择什么，均要经过五种“反思性咀嚼”，并从整体上做出综合的评价和判断。
“高知群体”接受“思想文化”（包括接受“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以下三个特殊性：
（一）求真性。“高知群体”由于职业特点，具有很强烈的“求真性”倾向。他们往往执著地追求逻辑和真理，而对自身的“环境适应性”考虑得不多。在对“接受客体”的五种“反思性咀嚼”中，特别关注“逻辑咀嚼”“价值咀嚼”和“审美咀嚼”，而对关系自身存在的“适应性咀嚼”不大顾及，甚至不予考虑。所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真理而献身”都是“求真性”的表现。这往往使他们“接受一种理论不容易，而放弃一种理论更难”。因此，要让他们“接受”某种“思想文化”，必须使这种“思想文化”在理论和逻辑上具有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的“彻底性”和“根本性”。
（二）知识性。人们对“思想文化”的接受要靠自己的“前结构”去咀嚼“接受客体”。而“高知群体”的知识“前结构”特殊发达。他们的知识“前结构”要比其它群体大得多、宽得多、深刻得多。这是他们进行“反思性咀嚼”的特殊知识基础和知识凭借。因此，要让他们“接受”某种“思想文化”，必须使这种“思想文化”具有扎实丰富的知识基础，以渊博的知识做支撑。知识贫乏的“接受客体”不仅不能使他们接受，久而久之还会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失去对这类“接受客体”的兴趣和接受必不可少的“注意”。
（三）专业性。一般而言，“高知群体”都是有专业的，有些人是颇有成就的专家。这使他们的“接受”必然具有“专业偏好”——“专业视域”“专业知识”“专业思维”和“专业信念”。这是他们“接受”“思想文化”的“专业性”基础。“接受客体”与“专业偏好”往往呈如下关系：如果“接受客体”与“专业偏好”一致或基本一致，接受顺利；如果“接受客体”与“专业偏好”不一致或基本不一致，则产生接受困难；如果“接受客体”与“专业偏好”有一致，又有不一致，则产生接受徘徊。因而，核心价值体系在“高知群体”中引领，必须充分关照不同专业人员所产生的“专业偏好”，结合专业知识和专业活动进行，并尽可能使思想和价值精神融进专业知识和专业活动之中。
二、核心价值体系在“高知群体”中的“高势位”建构①
“高知群体”接受的特殊性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及其载体要在“高知群体”中发挥“引领”的功能，必须具有“高势位”，成为“高势位”的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如果这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与其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相比，具有“高势位”，则能够发挥“引领”的功能；相反，如果这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与其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相比，不具有“高势位”，则无法发挥“引领”的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及其载体要在“高知群体”中发挥“引领”功能，必须具有“高势位”，成为“高势位”的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
何谓“高势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主要含义有二。
一是“高势位”。“高势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指与其它同类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相比，其内蕴的价值和品质含量“高且丰”，具有更高更大的位能与势能。这使它在价值观念流动中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辐射力、整合力和影响力。
二是“位”。“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指某种价值观念在观念系统的“位阶”上所处的位置及因此而具有的“位能”，即逻辑能量。“高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就是在观念系统的“位阶”上与其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相比，其“位阶”高，是“上位”（或“同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一般而言，“上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能够吸引、凝聚、统摄和引领“下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而“下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无法吸引、凝聚、统摄和引领上位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载体。
思想文化有一种规律——“势位差律”。“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②“势位差律”指具有“高势位”的思想文化具有强大的“位能”和“势能”，能够成为一个思想文化系统的核心，有效地吸引、凝聚、引领其它思想文化，同时，还能自然地合规律地向“低势位”思想文化流去，影响和改变“低势位”思想文化，这个趋势最终无法人为地阻挡。在价值观念领域，也完全一样。“高势位”价值观念一定会成为价值观念系统的核心，有效地吸引、凝聚、引领其它价值观念，并且还能自然地合规律地向“低势位”价值观念流去，影响和改变“低势位”价值观念。这个规律已为人类5000年文明史所证实，无论是“东西文化交融”，还是历史上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各类“事件”，都证实了这个规律。现实也为这个规律提供了佐证。
在“高知群体”中实现“高势位”引领，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及其载体的“高势位”建构问题。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知群体”中引领的基础和前提。主要应做好：
（一）继续深入理论研究。主要是进一步探索、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系”及其多种形式的各类载体。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及其载体建构的高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及其载体应是“共性、特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即社会主义的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它的探索和建构应充分体现如下原则：“理论体系”与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同一性；“理论体系”与理论基础（元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理论体系”与包括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一性；“理论体系”自身的同一性。即理论自身的“三性统一”——“逻辑的展开性、现实的广延性与历史的涵容性的统一”；“理论体系”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同一性。
（三）坚持“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及其载体经常反省和超越自身的意识、能力和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及其载体只有坚持“理论自觉”，才能不断反省和超越自身，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自觉整合体系外的优秀理论知识，保持和发展自身的“高势位”。总之，在“高知群体”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及其载体只有做好“高势位”建构，才能做到“高势位”引领。
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知群体”中的“高势位”引领
实现核心价值体系在“高知群体”中的“高势位”引领，必须掌握“高势位”引领的原则和方法，完善“高势位”引领的条件。
（一）掌握“高势位”引领的原则和方法。首先要掌握“主体性”引领的理念。充分尊重“高知群体”成员的主体地位，并善于通过与“高知群体”对象的“双主体互动”（也即“多主体互动”）的方式（如：对话、沟通、交流、研讨、座谈、交友等方式）实现“引领”。还要掌握“高势位”引领的方式和方法。如：“共识”引领，即核心价值体系通过与社会思潮建立“理论共识”的方式实现“引领”；“整合”引领，即核心价值体系与多元社会思潮均采取“理论自觉”的态度，以开放的姿态，经常地反省、调整和超越自己，从而实现“引领”；“信念”引领，即充分运用认同机制，引导“高知群体”每个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信念，并转化为自觉追求和行为实践。
（二）缩小宣传思想工作者与“高知群体”成员的信息差和知识差。一般而言，在“高知群体”中宣传思想工作者的信息和知识占有量与工作对象（特别是“高知群体”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相比，不占优势，甚至相对不足。这种信息差和知识差是实现“引领”的重要障碍和“瓶颈”。这是一个带基础性的问题，必须逐步解决。因此，有必要做到：一，明确“高知群体”中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成长模式”，逐步使他们成为“两家”，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家”。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家”，都难以做好全球化条件下“高知群体”中的“引领”工作；二，明确“高知群体”中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成长路径”，应提倡“高学历，勤研修、专家化”道路；三，将各级党校建设成“干学研”一体化的现代培训基地。
（三）提供“引领”的社会全方位支撑。“高知群体”是社会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知群体”中的引领，必须有全社会的配合与支撑。主要是搞好以下五种建设：搞好各级领导层“价值共识”建设；实现全社会的科学发展；搞好“物”的国家机器建设；实行积极的文化发展战略，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完善有关“引领”的法律和政策建设。
注释：
①《辞海》中“势”的解释是物理学名词，亦称“位”，描写“场”的一种量。“势”是随空间位置而变化的函数，其数值与“势能”有关。“势能”指物质系统由于各物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具有的能量。不同物体之间“势高”则“能高”，“势低”则“能低”。各物体之间由于“势能”的不同存在“势能差”，推动物体发生运动，缩小“势能差”，直至归零。“势能”亦称“位能”。文化学借用物理学的“势”“位”概念，提出文化“势差”或“势位差”理论。“势差”亦即“位差”。文化的“势差”或“势位差”，指不同文化因其自身的性质、品质、状态等内蕴的不同，而形成的“势”“位”的差异和“势能”的差异。这使不同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渗透力及文化标矢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推动文化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
②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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