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海外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在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还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1988年1月， 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上，75位与会代表经过4 天的讨论，提出了16条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结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孔子的评价是很高的。尽管如此，孔子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最近几个世纪才开始的。
《论语》的最早译本
孔子《论语》最早的西文版本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它就是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2]书中附有一段简短的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致谢词，感谢国王对该书出版的支持。该书的编者之一是刚从中国回来的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与他同行的还有刚皈依的年轻中国教徒沈福宗。1684年，柏应理带着这位中国教徒去凡尔赛宫觐见了太阳王路易十四。自然，这一恰当的表示增加了国王对此事的重视。
路易十四对中国人的来访极有兴趣，甚至还让皇太子和太子妃一同来参加会见，并要求客人表演用筷子进膳的方法；当时，食物都被放置在金制的盘子中。国王还饶有兴趣地看了沈福宗的汉字书法，听他用中文念主祷文。作为回报，国王下令打开新近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有喷泉，让中国客人尽情地欣赏。中国来客磕头致谢，行三跪九叩之礼，国王再三劝阻。
尽管《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所署的编译者是柏应理和殷铎泽（Intorcetta）、恩理格（Hendtricht）和鲁日满（De Rougemont）这三位耶稣会会士，但是该书的出版事实上只是一个复杂过程的最后阶段。在此一个世纪之前，耶酥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首次进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尝试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利玛窦发现，中国的人才培养开始于所谓的《四书》，其中包括《论语》。如果耶酥会传教士不掌握它们，将不会被中国学者认为是知识分子，从而也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做皈依的工作。于是，利玛窦开始将之粗略地翻译成了拉丁文。随后，至少有17个耶稣会会士对此进行了修改和研究，其中有法国人、葡萄牙人、热那亚人、西西里人、比利时人和奥地利人；他们都通晓汉语和拉丁语[3]。
不幸的是，他们的开拓性工作从一开始就很有争议。论战与日俱增。包括编译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经典翻译以后不应与基督教教条相背；教会中的一些反对者则认为，这些耶稣会会士们正在放弃他们信仰中的基本观点，试图与中国的迷信调和，但徒劳无功。
其它早期译本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争论，使得《论语》的拉丁文译文没有立即被译成其它欧洲文字，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可以算作《论语》和其它儒家著作译文的有法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La
Morale
de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 China）（1688年）和英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跃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到来的500 年前， 本书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华》（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Chinese Philosopher,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being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Nation）（1691年）。但是，这两本书事实上都不是孔子论述的翻译，它们只是拉丁文版本的概要。尽管书中相当详细地论述了《中庸》和《大学》，但是对于《论语》的处理则很草率。在这些概要中，《论语》被处理成一系列道德说教，没有明确表现出孔子本人的个性。它们表现为80条短小而无趣味的“箴言”，任何人读了以后都不会想作深入的了解[4]。
除了1687年的完整拉丁文版本，要想了解《论语》的精妙之处，只有是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文月刊《世界和历史文库》（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的订阅者了。在该月刊1687年12 月这一期上，刊登了新教学者让·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 ）的一篇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书评，长达68页，十分引人注目。勒克莱尔对该书的内容作了细致的概括，并在评论的最后附上了他从拉丁文转译成法文的《论语》中16段译文，还注意涵盖十卷中的各卷，附上拉丁文的译文[5]。 勒克莱尔对《论语》中所包含的孔子的广泛而丰富的思想以及关于孔子生平的信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仍持以保留态度，认为耶稣会会士编纂者们模糊了孔子论述本身和在同一段落中出现的评注。使勒克莱尔感到遗憾的还有，书中没有汉字，使得读者不能区别正文和评论。
勒克莱尔的分析似乎没有在英国引起什么影响。继《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的一个歪曲缩短的版本（1724年）以后，孔子的论述被变形为可以在奥立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作品中看到的一种模拟文。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们重新回来从事《论语》的翻译工作，他们的译著被美国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所知， 并由他介绍给了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19 世纪初的版本都是不完全的。它们或者由于编纂者们对汉语知识的不足而被曲解，或者由于他们的宗教目的而混淆。在传教士学者麦华陀（W.H.Medhurst）于1840年完成的一个独特的版本中，《旧约》和《新约》的段落被插入于《论语》之中，以引出有关的道德和宗教意义。
直到1861年，苏格兰传教士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 ）在香港出版了《论语》的英译本，它成为后来所有《论语》学术译本的原型。它是按照中文逐字翻译的，并附以中文原文，以及根据两千年来的大量中文注释而写的解说。理雅各还首次使用了“Analects”这个词来作为《论语》英译本的书名，他认为这样可以言简意赅地表示出这本书实际上是“讨论和评论的选段”。
这部学术巨著得以出版，是在约瑟夫·查顿（Joseph Jardine）的帮助下才实现的。查顿是英国在华最有影响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这一贸易公司的成员， 其公司以鸦片生意以及常规的茶叶和丝绸贸易而著称。正如理雅各在引言中模仿查顿的口气所写的那样，“我们在中国挣钱，我们应当乐于支持任何有利于我们挣钱的事情”。
利斯译本
自理雅各以后至今，一直有人在努力重新翻译《论语》，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原作的微妙和复杂的内涵和道德力量。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译本，并且还有人努力去尝试新的译本呢？因为《论语》不仅是一部微妙且优美的书，而且它用词简练，几乎没有一个版本可以完全和准确地捕捉到它的精要之处。此外，各个版本的差别还取决于他们所依据的不同的注释。
1997年，美国诺顿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籍的比利时汉学家、小说家和文化评论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 ）（即彼埃尔·里克曼斯-PierreRyckmans ）的译本[6]。
利斯的版本精细且优美。他心目中的孔子既是人，又是思想家。他在书的引言中指出，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涉足这一中国传统之核心的优势是，他没有将《论语》看成是经典著作，而是作为现代作品来欣赏。利斯说，他“可以不带偏见地看待这部著作，好像是全新的作品。”
利斯在翻译中的用词也很有独到之处。例如，《论语卷之五·子罕第九》第25章中的“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一段中的“志”，过去不同的版本都有不同的翻译。1861年理雅各将“志”译为“will”（意志），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在其 1938 年的版本[7 ]中将“志”译作“opinion”（主张）；刘先生（D.C.Lau）在其1979年的版本[8]以及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 ）在其 1993 年的版本[9]中将“志”都译作“purpose”（目的）；而利斯将这一句译为“onecannot deprive the humblest man of his free will”，其中“志”译为“free will”（自由意志）。
又如，《论语卷之六·颜渊第十二》第10章中的“子张问崇德辨惑”，利斯译作“Zizhang asked how to accumulate moral power andhow to recognize emotional incoherence”，也就是把“惑”译成为“emotional incoherence”（情绪不一致）。而在过去， 理雅各将其译作“delusion”（欺骗、 错觉）， 韦利将其译作“being in twominds”（三心二意），刘先生译作“misguided judgement”（被误导的判断），道森译作“confusion”（困惑）。
利斯的译本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完全是译文，后半部分是注释。其注释旁征博引，出现了大量西方文化名人的语录，他们包括柏拉图（Plato）、帕斯卡（Pascal）、司汤达（Stendhal）、尼采（Nietzsche）、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 康德（Kant ）、 叶芝（Yeat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等等。例如， 在关于《论语卷之四·泰伯第八》第4章中“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句的注释里，有如下这些段落：
“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象深沉的音乐一般，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场）[10]。在欧洲文化中，天鹅之歌的神话起源于柏拉图：“天鹅们歌唱了一生，当它们感到死亡将至，会更热情地歌唱”（《菲多篇》，8.5a）。认为“临终遗言”具有特殊的智慧，这是人类所共有的信仰，尽管这看来有背于明显的肉体和心理上的障碍—死亡通常是一件很吸引人注意的事情，它留给人们极少的珍贵时间和精力来简短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由此可见，利斯的译本还是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的产物。在此之前，利斯曾经以自己的原名出版过法文版的《论语》[11]，1998年的西班牙文版[12]也是以他的译本为基础的。
黄译本
同在1997年，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也随后出版了由美籍华人黄治中翻译的《论语》[13]。该译本可以说是目前所见的最新的译本了。除了《论语》译文以外，该译本还包括了“引言”、“术语”、“比较历史年代表”、“发音指南”、“地图”、“中国历史年代表”、“孔夫子生平”、“孔夫子的弟子”和“索引”等部分。
在“引言”中，译者介绍了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术语”中，译者用相当的篇幅详细解释了《论语》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重要术语的意义，它们包括：“道”、“德”、“仁”、“义”、“礼”、“智、仁、勇”、“忠心”、“忠恕”、“中庸”、“权”、“孝悌”、“文质”、“恭敬”、“圣人”、“善人”、“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君子、小人”、“儒”。例如，译者指出，“仁”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在每一方面有着不同的解释。在礼的方面，有“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第十二）；在言行方面，有“仁者其言也訒”；在工作方面，有“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第六）；在政治方面，有“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第十七）；在待人方面，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
在《论语》正文的译文中，译者在每一章后面都附上了一定篇幅的注释。例如，《先进第十一》的第24章包括了10个注。这些注释主要是对译文字面意义的进一步解释，还有一些人物和历史背景的介绍。
最后，译者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和《论语》，对颜回（渊）、闵损（子骞）、冉耕（伯牛）、冉雍（仲弓）、冉求（子有）、仲由（子路）等孔子35位弟子的生平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通过这个译本，人们可以对孔子的所有方面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其它各种文字的译本
其它英文版还包括山西省太原府大学堂、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于1910年的译本[14]、斯科特（Delm-ore E.Scott ）的译本[15]、斯威特（Dennis Sweet）的译本[16]、贾尔斯（Lionel Giles）的译本[17]、1991 年马尼拉的版本《儒学大全·第一卷·论语》[18]以及刚问世的埃姆斯（Roger T.Ames ）的译本[19]。
除了英文版和以上提及的一些法文版本以外，还有各种西方文种的版本，例如：
·法文版：G·波蒂埃（G.Pauthier）翻译的1865 年法文版《四书》（Les Quatre livres:Les Sse-Chou ou Les Quatre Livres de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和1981 年法文版《四书》（Les quatre livres de Confucius qui représententsonhéritage spirituel et se nomment:La Grande Etude,l'Invariable Milieu,les Entretiens,le Meng Tzeu），还有若干种法文版《论语》[11,20,21,22,23]；
·理夏德·威廉（Richard Wilhelm）翻译的1948 年德文版《论语》（Gespr 
che.Lun Yü）等等；
根据利斯的版本翻译的1998年西班牙文版《论语》[12]和多种西班牙文版《四书》[24,25]；
弗洛伦蒂娜·维桑（Florentina Visan）翻译的1995年罗马尼亚文版《论语》（Analecte）；
王崇芳翻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世界语版《论语》（Analektoj de Konfuceo）；
奥勒·比约恩·龙根（Ole Bj 
rn Rongen）翻译的1988 年挪威文版《论语》（Konfutse samtalar）
阿尔贝托·卡斯泰拉尼（Alberto Castellani）翻译的1924年意大利文版《论语》（I dialoghi di Confucio）；
·阿尔夫·亨里克松（Alf Henrikson）等人翻译的1997 年瑞典文版《论语》（Samtalen med Konfucius）；
·约恩·克卢比恩（Joergen Klubien）翻译的1955 年丹麦文版《论语》（Samtalerne.Den store laere.Ligevaegt og bestandighed.Confucius laere）；
·马亚·米林斯基（Maja Milinski）翻译的1988 年斯洛文尼亚文版《论语》（Pogovorj）；
·菲克－卢格腾（W.A.Fick-Lugten ）根据阿瑟·韦利的译本翻译的1946年荷兰文版《论语》（De gesprekken van Confucius）；
·哈吉·穆罕默德（Haji Mohamad）翻译的1994年马来文版《论语》（Lun Yu:pembicaraan Confucius）；
·托克依·费伦茨（T 
kei Ferenc）翻译的1995 年匈牙利文版《论语》（Beszélgetésekés mondások）；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 
sěk）翻译的1995 年捷克文版《论语》（Rozpravy:Hovory a komentáre）。
·谢梅年科（И.И.Семененко）翻译的1994年俄文版《论语》（Изреченuя）；
·拉格纳·巴尔迪松（Ragnar Baldursson）翻译的1989 年冰岛文版《论语译注》（Speki Konfúsí usar）。
·纳比·厄泽尔蒂姆（Nabi 
zerdim）翻译的1974 年土耳其文版《论语》（Konusmalar）。
在东亚，早在公元三世纪末，百济的博士王仁将《论语》带到日本。当时因日本尚无自己的文字，所以人们直接阅读中文版的《论语》。后来在日本流传的是各种注释本，其中具有权威性的是伊藤仁斋著的《论语古义》（10卷）和荻生徂徕著的《论语徵》（10卷）。其它翻译本包括：武内义雄译注的《论语》（岩波书店，1954年）、金谷治译注的《论语》（岩波书店，1991年）、久未旺生译的《论语》（经营思潮研究会，1965年）、新岛淳良译注的《论语》（新地书房，1984年）、平岗武夫注释的《论语》（集英社，1980年）、诸桥辙次译注的《论语三十讲》（大修馆，1974年）、小林一郎讲述的《论语》（上、下）（平凡社，1938年）、吉田贤抗解说的《论语》（明治书院，1984年改订19版）。
在韩国，《论语》的主要译本有桂明源（音译）译注的版本（三中堂，1983年）、金京拓（音译）译的版本（海东出版社，1984年）、金锡源译的版本（三省堂，1976年）。
尽管本文所收集的资料有限，不可能介绍所有的译本，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主要的语言，都有自己语言的《论语》译本。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广泛传播，《论语》一定会有更多的版本问世，今后的译本也一定会越来越全面而准确地诠释孔子这位先哲的伟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