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区域政治史上比较优势的骤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比较优势论文,区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9(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9)06-0100-05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转折点，封建社会从此进入其后期；它也是西北政治史上的一个拐点，从此，西北区域政治的对比优势开始衰落，区域政治边缘化，开始出现了中国西北与内地开发和发展的差距。
一、“安史之乱”：西北政治史上的一大拐点
“安史之乱”以前，西北地区在中国区域政治史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优势
西北先民早在距今1万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在采集狩猎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自然经济条件，形成了一业为主、兼营它业，亦农亦牧，农牧互补的社会经济模式。如战国时期秦人以兴修水利为切点，蜀郡太守李冰“凿离碓”，穿郫江、汶江二水于成都平原，“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1]1407（按：亿，十万。以万亿计，就是以万顷，十万顷计，这里是概数）。始皇帝元年（前246），秦又在关中修郑国渠，“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1408。
两汉西北的水利，除关中的郑国渠仍在沿用外，汉初汉中地区还修建了山河堰，褒城县修了流珠堰，洋县修了张良渠[2]。汉武帝元光（前134～前129）时，郑当时为大农令，建议政府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黄河300余里，可灌“渠下民田万余顷”，朝廷悉发卒数万人穿渠，三岁而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其后庄熊罴又建议：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民愿穿洛（即漆沮水）以溉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此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1]1409～1410、1412、1414左内史倪宽于元鼎六年（前111）奏请穿六辅渠，其后16年，赵中大夫白公，又“奏穿泾水，注渭中，溉田四千余顷。人得其饶而歌之”[3]，后人称之为白渠。盩厔有灵轵渠，又引堵水（一作诸川），“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1]1414。宁夏、河西、西域等地在两汉时期也有大的水利开发工程。
都江堰、郑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一大批水利工程，将秦汉西北经济区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土”，“雍州之地，厥田上上，号称陆海”、“粮仓”，那是当时“天下”最大、最富庶的两块灌溉农业区。加上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几个农牧林业区，“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3262，这一农牧兼营兴国的战略措施为秦的富强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西汉巩固大一统局面创造了条件。史载“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4]1642～1646。秦汉时期，与河北、关东平列的关陇蜀经济区，以“天下”三分之一的面积，十分之三的人口，创造和拥有“天下”十分之六的社会财富，这一经济成果及其区域比较优势，是西部各民族关系融洽、致力于农牧业经济开发和发展的结果。
即使在魏晋十六国中原社会大动乱的年代，西北开发仍然出现过喜人的局面：前秦苻坚“灭燕赵后，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道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5]482。这或许只是一时的现象，但在当时条件下仍难能可贵！
隋朝建都于关中后，为了确保京师长安的粮食、物资供应，引渭水经京城，东至潼关，长300余里，取名广通渠。此渠后与隋炀帝时开挖的大运河连通，解决了南粮北运、东粮西调的问题，还在京城、华州（治今陕西华阴）、陕州（今河南陕县）、洛州（今河南洛阳）、卫州（今河南淇县）等地设置了规模巨大的粮仓。关东、河北、江南地区的物资也通过大运河和广通渠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补强了西北的经济优势。
入唐，西北地区的总体经济优势更加明显。除了全国各地的物资补充外，西北的农牧商业发展也很迅速。“自安远门（长安城西面北来第一门——胡三省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胡三省注云：“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并西域内属诸国言之。”[6]6919就是说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北广大地区，是当时全国最为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源自《明皇实录》的史料，决不是《通鉴》作者随意引用的，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唐以前西北经济的优势地位确是不可否认的。
唐以前西北先民在社会经济领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是先民在生存和发展需求的驱动下，审时度势，洞察地宜，不断摸索、改革和创新的结果。从客观条件看，民族冲突相对缓和、社会相对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国东部广大地区自然条件好，交通方便，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然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东部的战乱兵荒亦较多，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民起义频繁，民族冲突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厮杀，致使中原内地数百年动荡不安，灾荒、饥疫接踵而至，对经济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相比之下，西部地广人稀，政权分散，交通闭塞，远离中原动乱区，本区域内的兵荒疫馑，波及的范围比较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不是全地区、毁灭性的。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等不利因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避免了战乱的干扰，成为内地官民向往的乐土。东汉光武帝建武(25～56)初，“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7]1098。西晋惠帝永宁(301～302)中，官僚队伍中就有“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8]2222的说法。到十六国战乱时期，越是靠近中原的地方受战火牵连越严重，而河陇一带则相对安定。
（二）表现政治力量的军事优势
唐朝及其以前，关中曾经是两周、秦、西汉、前赵、大夏、前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数个王朝的都城，在国家统一时期，这里交通发达，人才荟萃，引领全国，是无可争议的政治中心。即使在分裂战乱局势下，关中、陇右等西北地区亦足以供有志于平定天下者借其广阔的土地、险要的地形、丰富的农牧业资源和勇猛刚健的区域人文精神，高屋建瓴，创建大业，表现出西北的区域政治优势。
西魏北周隋唐前期，著名的关陇集团就是由北周太祖宇文泰以鲜卑入关贵族、胡汉军官与关陇大族等凝聚而成的，它代表了当时西北与其他地区的政治武装对比优势。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关陇地区爆发了人民起义，宇文泰随原武川镇军将贺拔岳、侯莫陈悦一起入关镇压起义军。之后，北魏丞相高欢怕贺拔岳武装势力膨胀，尾大不掉，乃唆使侯莫陈悦杀死他。宇文泰继统贺拔岳军，他打败和兼并了侯莫陈悦余部，成为关中最大的军事势力。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七月，魏孝武帝摆脱高欢的控制，西趋长安，又落入宇文泰手中。不久，宇文泰毒杀魏孝武帝，立元宝炬为文帝(535～551)，建立西魏，他作为关陇集团的首领，挟天子以令天下。西魏恭帝三年(556)，宇文泰死。次年其子宇文觉取代西魏，建北周。20年后，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
关陇集团奉行以关中为根本，宰制天下的基本国策，即“关中本位政策”[9]16。宇文泰创建关陇集团后，隋唐两朝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该集团在治国策略上重视改革、发展生产、强化军事力量，在政治上积极进取，这与一般门阀世族无所作为、缺乏政治活力与生气的状态完全不同。
关陇集团的政治命脉在府兵。宇文泰入关时只有六镇鲜卑部落兵万人左右。建立府兵制后六柱国、十二大将军所领兵发展到近五万人。到北周灭北齐时，其府兵已有20万人。隋文帝进一步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10]35均田制确保了府兵制的实行。隋文帝灭陈时，隋朝的府兵进而扩大到50余万人。降至唐朝，军府最多时达到800个左右（唐朝不同时期的兵府数字不同。据《新唐书·兵志》云：“唐太宗贞观十年……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十年十二月记载同）。在“关中本位政策”的指导下，唐朝的兵府分布以关内道最为密集。唐德宗时的名相陆贽说：“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6]7348唐自太宗以来，又将全国军府分隶于中央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兵权集中于天子，实现了以关中为根本，控驭四方的政治目的，也典型、充分地反映了以关中为中心的西北的区域政治军事优势。然而“安史之乱”后，西北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地恶化，区域比较优势发生了迅速的衰变。
二、西北区域比较优势骤衰的原因探析
周、秦、汉、唐前期，西北地区一直处于国家的核心地位，对于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很明显。“安史之乱”后这一局面突然改变，其中有社会政治原因、经济原因，也有科学技术进步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
（一）民族冲突不断，社会政治环境不稳定
“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6]7146-7147这里补充说明两点，一是唐以前西北的社会环境一直相对稳定，即使在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动乱时期，由于西北地域辽阔，而中原各政权的国力、兵力有限，那里的战乱影响不到河西、陇右，因而就会有前面提到的“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的独安现象。二是唐中期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实力的提升以及西北强盛民族的崛起，中原朝廷的政令、军力能够迅速有效地达到西北各地区，各少数民族上层也能够将它的触角伸到西北各地区。因此就有吐蕃奴隶主贵族乘“安史之乱”占领河陇广大地区，回鹘自北方西迁，党项由西南北上，蒙古从大漠勃兴，南下踏平西北各民族政权，建立蒙古大帝国等现象。他们焚荡庐舍、蹂践禾稼、屠掠民众，不仅给西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也使这里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宋元明清各朝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力量恢复和强化，中原内地主要是汉族居住区，即使在各王朝末期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期，中央王朝对内地的控制力仍然较强，战乱过后，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容易。相反，“安史之乱”后西北各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各民族上层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和冲突旷年累代，长久不止，一直延续到近代晚期。这是西北区域比较优势骤衰的主要原因。
（二）海上交通技术提高
中国的造船业在唐代就以船体大、载重多、牢固、抗风力强而闻名。唐宋之际又有飞跃的发展。
一是车船等先进船只的发明和改进。车船又叫桨轮船，唐中期就由李皋(733～792)发明了。《旧唐书·李皋传》云：“（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11]3640这就是车船或桨轮船的雏形。车船把桨楫的间歇推进改成桨轮的旋转连续推进，是船舶推进技术的一大进步。到南宋，杨幺(?～1135)起义中曾造了许多这样的战船，驰骋于洞庭湖一带：“车船者，置人于前后踏车，进退皆可，其名大德山、小德山、望三州及浑江龙之类，皆两重或三重，载千余人。又设栢（拍）竿，其制如大桅，长十余丈。上置巨石，下作辘轳贯其颠。遇官军船近，即倒栢（拍）竿击碎之。”[12]宋代车船最大的长36丈，宽4丈1尺，有二三层楼高。车数由4或8车增加到20、24或32车，大大提高了航行速度。
车船是一种战船。另有一种“万石船”是地道的运输船。宋人张舜民《画墁集》卷8记载他在鄂州（今湖北武昌）看到的万石船云：“丙戌，观万石船。船形制圆短，如三间大屋，户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以梯级。非甚大风不行，钱载二千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13]“木兰舟”也是南方所造的一种巨型运船。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记其船云：“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尺，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14]这种船不怕浪大，只愁搁浅，适合于作远洋航行。
宋代官方制造的“出使”他国所用的“客舟”和御用的“神舟”，是当时最著名的两种海船：“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雇募客舟。复令明州装饰，略如神舟具体而微，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为三处，前一仓不安艎板，惟于底安灶与水柜，正当两樯之间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仓装作四室。……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所以晖赫皇华，震慑海外，超冠今古，是宜（高）丽人迎诏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15]客舟
为了适应不同地理环境和用途，宋人还采用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创制了新型的江海两用船。船材选用优质木料、多重木板，不同部位的板材采用搭接、平接等不同的连接方式，在结构上普遍采用水密隔舱（隔水舱）法以防漏水。外观有平底、尖底两种。沙船是唐代即已出现的平底船，其前身可上溯到春秋时代。宋代称“防沙平底船”，可载4000石～6000石（一说2000石～3000石），其船多桅多帆、吃水浅、阻力小、平稳耐浪，顺风、逆风皆可行驶，在七级大风中航行也无危险，快航性也很好，故能远达非洲海岸。性能最好的福船是一种尖底船，常行于南洋和远海。它采用了龙骨、大腊、升降舵、平衡舵、一船多舵、多桅杆等技术，稳定性、抗沉性、快航性都很好，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运输工具。
二是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技术。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了“司南”（指南针的前身）。最迟在魏晋时期人们就已经将其应用到交通定向上了。“夫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16]意为一群人在云梦地区迷了路，就须借指南车来引导；在海上远航迷了向，就要靠仰望北极星才能返航。宋人朱彧提到当时海上航行用指南针的情况：“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17]2309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徐兢出使高丽回国后云：“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15]半洋焦南宋时期，海船上已经有了针盘。吴自牧《梦粱录》云：舶商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18]170。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针盘”。它将磁针与方位盘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指南工具，又称“地罗”或“子午盘”［方位盘用汉代地盘的形制，以八干、十二支和四卦表示24个方位。观察时用“正针”（磁针正指24个方位）和“缝针”（磁针指示两正针之间），共可以指示48个方位，精度更高］。唐宋海洋航行虽然还用“夜则观星，昼则观日”的老办法，但指南针逐渐广泛地应用，毕竟是一项划时代的航海技术，它对中外交通及西北“丝绸之路”历史地位的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
唐宋之际，南亚、东南亚、阿拉伯等滨海国家和地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计。大食巨舰……一舟容数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19]59
中外造船和航海技术水平的提高，为海上交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当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畅通并显示出其比较优势后，对于以陆上交通为主要或唯一出路的西北地区而言，由于交通困难而丧失其区域比较优势就是必然的了。
（三）国家都城转移
古代国家选择建都地点，除了要考虑目标地的地理位置、环境、经济、文化、交通等条件外，还与最高统治者的发祥地密切相关。西北的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多个王朝建都，各朝的最高统治者大都起自西北，夺得天下。以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周、秦、汉、唐为例。周、秦王室起自西北，经过几十代人的惨淡经营，终于利用关陇蜀地区优异的农牧业经济资源和尚武勇健的民风，统一了东方，并选择在关中建都，领袖全国，创造了辉煌的政治业绩和文化。西汉最高统治者的发祥地不在西北，然而西北却是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他和他的谋臣们利用关陇蜀地区的“险塞”和“沃野”“以成帝业”的。因此，西汉建立后，就以同样的理由选择在关中建都。唐朝皇室的世系曾在学界引起过不小的争论。然而古人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信念[20]236，唐王室自认为出于陇西李氏，将“弘农府君”李重耳祔入太庙，奉为始祖，唐太宗又对赵郡李氏颇有微词，由此看来，李唐出于陇西地望殆无问题[21]。李渊父子依恃关陇政治集团和关中形胜之地发皇，将关陇地区看作其龙脉和政治命脉所在，也难怪其在关中建都了。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地理位置和经济、交通条件，继唐而起的五代两宋各以开封、洛阳、杭州等东部、南部城市为都城，元明清则最终定鼎于北京。隋唐之后，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个中央王朝在西北地区建都了，究其原因，当与开国皇帝的活动中心区不在西北有关系。
五代后梁太祖朱温，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初从黄巢为同州防御使。降唐后赐名“全忠”，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以败黄巢、破秦宗权、拒李克用功，封梁王，累官宣武、宣义、护国、忠武四镇节度使，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弑昭宗，天祐四年(907)称帝建梁，都于汴（治今河南开封），他的政治基础和活动中心在河南。
后唐太祖李克用“本姓朱邪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22]331。后迁于于瓜州。唐太宗平薛延陀诸部，分同罗、仆骨人置沙陀都督府，上隶于北庭都护，从唐高宗永徽(650～655)间，李克用的四世祖朱邪拔野开始，沙陀朱邪氏就五世相承，继为沙陀府都督。李克用祖父朱邪执宜为躲避吐蕃的威胁，迁入灵州。其父朱邪赤心为唐朔州刺史。克用任河东节度使，封晋王。其子李存勖，出生和称帝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定都于洛阳。可见，后唐皇室虽曾家于西北，但自朱邪赤心后其主要政治活动都在山西、河南一带。
后晋高祖石敬瑭是太原人，沙陀族。石敬瑭的四世祖璟，唐宪宗元和(806～820)时，随沙陀都督朱邪赤心自灵武入附于唐，以边功累官至朔州刺史。祖父翌任振武防御使。父绍雍，蕃字臬捩鸡，在李克用及后唐庄宗李存勖属下累立战功，历平、洺二州刺史。石敬瑭深得后唐庄宗、明宗、闵帝器重，并助闵帝李从厚夺得帝位，累迁中书令、河东节度使，镇太原。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徙镇天平，不受命，在契丹主耶律德光的帮助下灭后唐建晋，都于汴（今河南开封）。
后汉高祖刘知远也是沙陀部人，生于太原[22]1321。父刘琠，在李克用部下为列校，继事后唐明宗，又助石敬瑭起兵建后晋，累官至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中书令，封太原王。契丹灭晋后，称帝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迁都汴。
后周太祖郭威，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西）人，父名郭简。郭威3岁时“家徙太原”[22]1448，历事后唐、后晋、后汉，位至枢密使加平章事。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郭威知隐帝欲加害于己，乃率兵入汴。及隐帝被杀，郭威立刘赟为帝。他率兵北御契丹，到澶州后自立为帝，史称后周。
继后周而起的宋朝，是赵匡胤通过宫廷政变，从柴宗训母子手中抢过传国玺的。他自称天水地望[23]，而其政治根基却在开封。元朝皇室来自大漠以北，统一后建都于北京。明朝初都南京，“靖难之役”后朱棣迁都北京，那是他的始封和发祥地。继之而起的清王朝也是从东北入关，统一全国，建都于北京的。最高统治者的发祥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因素，它反映古代家天下的时代，最高统治者把天下与家拉得更近一些，把自己的指挥部建立在更加安全可靠的地方的愿望。
从客观上讲，唐末五代宋元以降，由于中央集权愈来愈强化，最高统治者可以整合大漠南北各族的军事武装优势，取代西北强悍勇健的民风；又有能力集中南北方的物资富源，满足维持政治中心必需的经济支撑。加上这里人文荟萃，交通发达，指挥方便，适合于在新形势下建都等原因，遂使中国古代的都城和政治中心区从关中转移到了三河（河南、河北、河东）等地区，而西北的区域政治对比优势也由此骤衰。
三、西北区域比较优势衰落与东西部发展的差距
西北区域对比优势骤衰，国家政治中心转移，西北地区在中国政治史上逐渐边缘化，其最为明显的后果是从“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开发和发展史上开始出现了西北与内地的差距。
首先，西北自远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前此虽然也有民族矛盾，然而周、秦、汉、唐前期，中原王朝的都城设在接近西北少数民族的关中地区，朝廷对少数民族的情况明了，措施得宜，或“因俗而治”，或“恩威兼施”，在民族矛盾冲突中多能妥善处理，化而解之，确保国家及西北的稳定。晚唐、五代、宋、金时期中原王朝的国力不振，防务虚弱，给西北各族上层的入掠留下了空隙。以宋朝为例，统治者在治国思想上重文轻武、重内轻外，不能全面有效地发掘利用西北的军事资源。面对北方和西北强悍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族的威胁，宋朝政府攻守两难，只好采取卑辞行贿、委曲求全的办法，致使党项等族强力压境，入掠不断。间或有像范仲淹、狄青那样有谋有勇的人才，也很快就被反对派排挤出局了。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政策。由于远离京都，朝廷有时对西北的真实情况不甚了了，往往被颟顸昏庸的地方官所欺骗，作出错误的决策。连一些维护国家统一、地方安宁的正当军事行动，也由于军队、军需调集困难、长距离作战等原因，以致军情拖延，久战不决，付出的代价极高。例如，清朝政府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从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帝亲征算起，至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阿睦尔撒拉败死俄国，平叛结束，仅此一役，清朝前后用兵达67年。其他各类战事亦多类此。有清260余年，西北各族民众一直在民族征战的煎熬中生活，这与中原内地相对安定的局面形成多大的反差！
其次，在经济开发领域里，周、秦、汉、唐前期，劳役制地租和实物分成租制在土地经营中占主要地位。在这两种地租形式下，不论国家还是私家地主，都对劳动者的生产过程监督很严格，反过来说，劳动者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牢固，无人身自由可言。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立于汉武帝时期而贯穿于其后整个封建时代的屯田、营田等军事化的劳动制度，尚不至于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然至晚唐、五代、宋朝以后，中原内地的官私土地大部分采用文书契约租佃制经营，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强制有所减轻；历史已经让中国古代的佃农获得了较多的经营自由，这是社会进步的反映。然而在西北地区，国家政权为了筹措军需粮草和战马，仍然相当普遍地实行屯田营田制、官苑牧制等落后的农牧业经营，遭到广大佃农、牧民的抵制和反抗。“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陇右、河西地区，还一度将农奴制生产方式带到了这里。至于西北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生产形式也没有大的进步。综上可知，晚唐、五代、宋、元以来，西北的生产关系普遍比中原内地和南方地区更落后，直接阻碍着西北经济社会的发展。
最后，由于都城的东迁、北移，农业核心区域南偏，远洋航行发达，加上东部和南方新开发区水利、社会环境、文化教育等条件的不断改善，势不可挡地促成了西北与这些地区开发和发展的差距。
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过：“中国西北文物骤衰，实为唐中叶以后一极要之转变……自此以后，南方社会，遂渐渐跨驾到北方社会的上面去。”钱先生这段话说的是中国东西部经济社会变迁的史实，同时也指出了延续至今的中国西北与东部、东南部发展差距形成的节点，这对我们认识和拉平这一差距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9-07-03
标签：中原文化论文; 唐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关中论文; 中原论文; 安史之乱论文; 中原集团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汉论文; 东周论文; 辽朝论文; 南宋论文; 商朝论文; 史记论文; 隋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