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科学技术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1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学术来源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有下述三大学术来源[1]。正是这三大学术渊源的不同影响和作用，构筑了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面貌和学术体系。
(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 可追溯至探讨自然本原的古希腊哲学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围绕科学认识的基础和方法问题进行探讨：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试图通过确立科学的范围、方法和目标等说明科学不同于非科学的特征；理性和价值在科学中的地位及科学的客观性问题；迪昂－奎因论题，关于经验证据和科学方法有限性的讨论；从有限的科学观察和证据作出普适性的科学定律和理论的归纳推理有效性问题；科学理论的确证问题；科学理论的解释模式；科学定律的特性；科学理论的还原；科学研究对象的经验论与实在论之争等等。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传统 在古代与近代西方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学术遗产、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德国古典自然哲学等的成就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认真学习掌握科学和技术知识，研究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功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特殊规律、历史进程，对自然科学进行哲学总结和应用，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其标志性的工作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25年，恩格斯标有“自然辩证法”字样的未完成著作以《自然辩证法》为书名在苏联首次发表。从此，苏联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宣传和对科学与技术领域中各种哲学问题的研究都相当有声势和影响。20年代即有所谓“机械论学派”与“辩证论者”的著名论战，科学家、哲学家和党的领导人都牵涉其中。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经典著作出版，基本理论研究，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的研究，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争论等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学术内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日本等国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于2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
(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关于宇宙本原、关于万物构成、关于自然界及其根本规律的丰富思想。道、墨、名、儒各家的发展变化观、阴阳观表现出丰富的辩证法特征。伴随西方科学和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的传入，中国传统哲学走向衰微。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底蕴，它不仅从各方面对国人的自然观、科学观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影响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
2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
尽管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西方科技进入中国还主要停留在船坚炮利层次，更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但是，19世纪末严复对进化论思想武器的运用，显示出对科学的理解和把握已有相当的深度。20世纪初，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介绍、对“科学为本”观念的阐述和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开始了在哲学和理性高度上对科学进行审视和研究，开始了世纪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2]。
(1)1930年代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 19世纪末，进化论思想和实证主义哲学观念伴随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在中国产生了对科学的哲学思考，并形成有中国特点的“科学为本”的思想。
①“科学为本”观念的形成 严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就开始阐述科学为“西学命脉”、国家富强之源的思想，1902年明确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提出了“科学为本”论点，把科学视为西方文明的根本和非西方民族保种救国的药方。严复等人得出这一论点，不仅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与社会进行了对比研究，而且由于他们吸取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已有成果，尤其是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之下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理论观念。不仅严复翻译出版《穆勒名学》和耶方斯《名学浅说》等科学逻辑和方法论著作，研究科学方法论问题，而且梁启超也介绍培根和笛卡尔学说。
②“科学为本”观念的支配性影响 “科学为本”这一论点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人对科学的哲学认识水平，成为支配20世纪初中国思想和社会的主要革命性观念。从世纪初的革命领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领袖都是以此观念为基本指导的。1915年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相继发表任鸿隽、杨铨、胡明复等人介绍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分类、科学的人生观等方面的文章，1916年《新青年》杂志高扬“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都具有“科学为本”的思想观念底蕴。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后思想界的发展表明“科学为本”观念的影响巨大。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论战中已经显露风采，但其后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的科学启蒙性著作。如1920年王星拱《科学方法论》、1924年张东荪《科学与哲学》、1925年丁绪贤《化学史通考》、1927年罗志希《科学与玄学》、1928年郑太朴《科学概论》和王则森《科学论ABC》、1929年张东荪《新哲学论丛》、1930年王星拱《科学概论》等。
(2)30至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一道对玄学派作战的唯物史观派（陈独秀为代表）和科学派（胡适为代表）分道扬镳。于是，在对科学的哲学认识上形成了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和玄学派等多种流派并存竞争的局面。
①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 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方面，传统的科学启蒙性著作。这时期许多科学哲学类著作仍然具有传统的科学启蒙特点。如1931年胡明复《科学方法》、1934年张绍良《科学导论》和陈正谟《现代哲学思潮》、1936年黄子通《科学方法研究》、1937年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1938年葛名中《科学的哲学》、1939年申自天《科学方法论》、1940年汪敬熙《科学的方法论》、1942年莫绍棠《科学概论》、1944年何兆清《科学思想概论》、1948年克罗丁《自然哲学概论》及1949年石兆棠《科学的方法论》等。
第二方面，西方科学哲学的翻译介绍。出版了罗素、怀特海、汤姆生、皮耳生、彭加勒、卡尔纳普、普朗克、爱因斯坦、秦斯、阿勒里雅斯、柏尔纳、赫胥黎、德尔柏、J.W.德拉帕、丁格尔、石原纯、桑木严翼、永井潜、果林斯坦等人的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或科学概论著作。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对维也纳学派的创立和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现代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介绍。
第三方面，科学哲学专业性研究成果。主要是出现了金岳霖和洪谦这样的专门家。严复之后，中国便没有专门的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深入研究，金岳霖教授则把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他在《知识论》这部科学哲学巨著中对科学哲学中的主观论和操作主义的批判非常深刻。洪谦教授曾随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学习，是该学派的早期成员之一。他对维也纳学派的深入研究引人注目，“现代物理学的因果律问题”和《石里克与现代经验主义》更属于高水平的西方科学哲学专业成果。
②自然辩证法的传播和发展 这个时期唯物史观派所作的主要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3]。
第一方面，自然辩证法著作翻译出版。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1928年被翻译为《马克思主义人种由来说》出版。《自然辩证法》全书最早由杜畏之译，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在三四十年代曾8次印行。其他自然辩证法著作，甚至像格森《牛顿〈原理〉批判》等专门著作也很快被翻译成中文。
第二方面，自然辩证法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我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团体——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会”1936年成立。30年代末在延安有自然辩证法座谈会。40年代“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学习并重新翻译《自然辩证法》等著作。重庆的“自然科学座谈会”聚集科学家学习讨论自然辩证法，并在《新华日报》特辟“自然科学”副刊，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还翻译了瓦维洛夫《物理学与辩证唯物论》、何登《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郎之万《现代物理学与决定论》。在上海甚至出版了中国人自己的自然辩证法著作如罗克汀《自然科学讲话》、陈珪如《自然辩证法》。
③玄学派的延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刺激起来的科技悲观论，给玄学派坚持儒学传统、排斥科学以新的支持和影响。其主要学术意义不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资源的利用或对儒学的复兴，而在于从西方反科学思想资源中输入了卢梭、叔本华、尼采、杜里舒、柏格森、斯宾格勒等人对科学的哲学批判。
(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形和发展阶段[4]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哲学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西方科学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停滞下来，自然辩证法学科成长和发展迅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学派。其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文化大革命”前的奠基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学习和随后的“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运动，自然辩证法是重要内容。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中，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有着重要影响。1953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开设《自然和自然发展史》课程。此外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奠基性工作。
第一方面，制定自然辩证法远景规划。1956年，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国家的全面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史无前例的规划中就包括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这一规划的制定本身就动员了各方面力量参与到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中来，许多中国当时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都集中到了规划制定中。根据规划，1956年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同时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自然辩证法的专业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大学里也成立了专门研究和教学机构，开设了各类自然辩证法课程，开办了研究生班并扩大了学位研究生招生范围。
第二方面，不断涌现的学术研究成果。当时大批涌现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论、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生产实践和技术发展的辩证法、自然界的辩证法等几个方面。它们都反映和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并因此而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中国特色。比如关于生产过程与技术发展辩证法的讨论、物质无限可分的讨论等。围绕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群众、科学与哲学等几方面关系的研究产生了较具系统性的学术成就。龚育之于1961年出版了建国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第一部个人论文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所得的这一成果，在当时就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②“文化大革命”的曲折阶段 “文化大革命”中自然辩证法遭到极大破坏。学术刊物停刊，研究机构停止工作，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遭到批判，相对论等科学理论遭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科学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科学技术的历史也都遭到极大歪曲。
但仍有对这种局面的抗争。《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和马克思《数学手稿》全译本出版。甚至一批有代表性的国外自然科学哲学著作被出版（尽管有时是供批判用）。如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海森堡的《物理学与哲学》等。
③“文化大革命”后的快速发展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然辩证法又被列入全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重点项目，得到长足的发展。随后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已经形成。
首先是学科构架和学术建制的确立。在对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进行历史总结的基础上，由孙小礼等数十人组成的编写组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确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内容基本理论框架，发行数十万册。一批批专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点陆续设立，专业队伍迅速壮大。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下设各专业委员会和地方研究会也陆续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多种学术刊物逐渐创刊。
其次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方法论研究方面，1983年全国科学方法论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出版，同年还出版了陈昌曙《自然科学方法论导论》、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徐利治《数学方法论选讲》等，随后又陆续出版了《系统思想方法》、《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以后甚至出现了几套方法论丛书。
科学的社会研究方面，对科学计量学的引进，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介绍等都卓有成效。在科学和技术的与社会经济的宏观研究方面，以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的理论阐述为核心，出版了《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等在80年代早中期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著作。
在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方面，出版了《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天文学和哲学》、《人工智能的认识论问题》、《化学哲学基础》、《化学思想》、《进化论与分类学》、《现代综合进化论》、《耗散结构论》等一大批著作。
在外国科学哲学研究方面，对西方科学哲学各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如亨普耳、卡尔纳普、弗兰克、波普、拉卡托斯、库恩、夏皮尔、邦格、费耶阿本德、劳丹等的主要著作都进行了翻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科学与哲学》这两个译刊也办得很有生气，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舒炜光和邱仁宗《西方科学哲学述评》表明介绍和评述工作的深入。而邱仁宗《成功之路——科学发现的模式》则是一部对科学发现进行案例研究并试图从中引出方法论结论的科学哲学研究著作，反映了中国学者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
(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国际化不仅是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的产物，也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不断发展的一种结果。
①国际化基础 西方科学哲学各流派主要代表人物的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研究，对中国80年代知识界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此，绝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西方科学哲学背景，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国际化的基本基础。自然辩证法被改称为科学技术哲学。它并不表明要丢弃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哲学的地位，而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哲学之外的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和技术史不再仅仅是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批判之用，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哲学之外的其他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也拥有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表明中国学者想要在以科学和技术为对象的研究领域向世界先进水平学习的热情和决心。
②专业性成果与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反思 国际化的开始要以学术成果的继续不断涌现为前提。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继续出现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殷正坤和邱仁宗合写的《科学哲学引论》，就是中国学者以科学哲学问题而不是以学派为中心进行研究的科学哲学著作。舒炜光主编《科学认识论》、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等都具有一定新意。显示自然辩证法学校体系结构和主要成就的自然辩证法教科书，平均每年新出好几本。其中，舒炜光《自然辩证法原理》、黄顺基等人《自然辩证法教程》、国家教委政教司组织编写《自然辩证法概论》较为引人注意，孙小礼主编《自然辩证法通论》也有一些新的尝试。黄顺基周济主编《自然辩证法史》、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等著作更是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作了引人注目的系统反思和历史总结。
③国际影响 邱仁宗与美国的罗伯特·柯恩教授合作主编的英文著作《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Realism and Anti-Re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范岱年与罗伯特·柯恩教授合作主编的英文著作《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历史与哲学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中出版，表明了中国学者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开始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历史与哲学研究》和霍布金斯大学Lyman H.Miller教授研究80年代中国自然辩证法学者的学术论战后写成的《毛后中国的科学与歧见》(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更表明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工作已经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兴趣并成为国际同行进行学术研究的对象。
中国的科学哲学家、技术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们已经全方位加入了国际上的学术共同体。1987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加入了国际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联合会科学哲学分会，开始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组织加入国际同类学术组织的进程。同年，查汝强当选为国际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联合会科学哲学分会执行委员，后来邱仁宗先生担任国际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联合会理事、国际生命伦理学会理事等职，其他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者也陆续入选国际科学和技术哲学类各种学术组织执行机构。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已经开始走向国际化。
3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特色和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国际影响才刚刚开始，但它的特色是鲜明的、对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5]。
(1)影响20世纪中国的社会进程和民族精神 从“科学为本”观念所支配的1930年代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及其后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到5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支配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哲学都对中国的社会进程和民族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靠进化论打破中国人“华夏优越”的传统世界观后，“科学为本”观念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达到顶峰。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完成了从19世纪就已开始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现代时期。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和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认识及对其发展规律的把握，使中国共产党人于195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国家的全面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采取紧急措施有效地发展新技术，尤其是在经济和科技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快速研制成功“两弹一星”。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和走向，而且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
(2)现实关怀的基本品格 尽管“科学为本”的观念本身来自实证主义，但从严复到陈独秀对科学的推崇都是出于救国救世之目的。他们用科学来改变中国人观念的实践努力也极具成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科学的社会经济解释，把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中产生的科学和技术还原到社会实践，为社会实践服务。50和60年代自然辩证法研究中突出的热点是关于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群众、科学与哲学等几对关系的探讨研究，尤其是关于生产实践和技术发展的辩证法的研究。80至90年代最集中的是关于科学技术生产力特性的探讨。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是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极具社会影响的一个基本原因。
(3)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 从严复到陈独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宣传者和传统文化批判者都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人。他们都同时具有启蒙学者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双重人文气质。在他们将自己对科学的认识灌输给大众的时候，不过是他们选择了一种体现这种独特双重人文气质的救国方式，这种救国方式被海外学者林毓生称之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6]。
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将科学神秘化而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受人类自身的影响，为人类的利益和目的服务。因此，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拒绝那种机械的、非人的科学观。这种人文关怀使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在21世纪的后现代知识环境里也仍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因此，人们有理由期待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能够更好地为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为提升人类幸福水平，作出比20世纪更光辉的成就。
收稿日期：200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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