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进入夜郎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夜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主要代表。据蒋国维《夜郎土著与外来各族的融合》一文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发现汉墓的有：清镇、平坝、金沙、安顺、兴仁、兴义、威宁、赫章、毕节、黔西等十一个县。尤以清镇、安顺一带的汉墓最为密集，约三十个点，总数近千座。”而“汉墓中的死者身份，主要是汉族的官吏、大姓和地主。”并且进一步指出：“大量的汉墓的存在，说明夜郎地区的汉人不少。”（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对于古夜郎的族属，目前史学界较一致的看法是属于百越系统的“僚”或者“濮”。具体论述如刘琳《夜郎族属初探》、江应梁、史继忠《夜郎是“百越”族属》、（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春元《略论古夜郎的族属问题》（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而在《简论古夜郎居民的族属问题》一文中，张正东、翁家烈两位同志更是具体地指出：“古夜郎境内居民的民族成份不止一种，计有濮人、越人、羌人、僰人、以及楚人、巴人和蜀人。”并且，“我们认为创建夜郎国的应是‘遂雄夷濮’的竹王所属的这一部分濮人。”（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可见，如此众多的汉民族居民既非夜郎土著，更非夜郎王族，而是由外地迁徙而来的。那么，这种迁徙是始于何时呢？
不仅如此，在《古夜郎是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共同体》一文中，朱俊明同志也指出：“在对夜郎社会性质的探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估价中央集权制的秦、汉封建王朝在开发‘西南夷’中，对夜郎固有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他认为：“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无疑地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远不足以改变夜郎社会的性质。有的论者，把并不畅通的五尺道、南夷道的开凿，邮亭的设置，‘西南夷’的豪民垦殖区的开辟和郡县城邑修筑等对夜郎社会的影响，估价过高，似乎一旦置为郡县和豪民到来，夜郎原始的经济、政治结构就会迅速崩溃。其实，汉王朝根本没有奉行这样一种改造夜郎或‘西南夷’的方针。而这些行封建之制的，不过是散在广大‘西南夷’地区的星点，其封建制度散布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会很大的。”（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事实是否如此，这也必须探讨汉民族进入夜郎是始于何时。
因此，弄清汉民族进入夜郎的具体时间，不仅对于探讨汉民族自何时起通过融合而成为古夜郎的居民之一，从而对夜郎族属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有所帮助。而且，对于探讨随之进入夜郎的汉民族先进生产技术如何促进古夜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古夜郎社会性质的改变，同样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二）
对于汉民族何时进入夜郎，至今史学界亦多有表述。邓少琴《试谈古代滇与夜郎的族属问题》引“庄
王滇”一事后指出：“楚人为后来汉族族源之一，也就是汉族进入滇而融合于滇的开始。”并且说：“汉族文化之传入自‘滇王之印’开始。”（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显然，邓氏虽仅指庄王滇，但是庄王滇必经夜郎早已众所周知，如《夜郎考》讨论文集代前言中所说“夜郎国，战国末庄入滇途中亦与它遭遇”即是一证（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故依邓氏之意，则汉民族之进入夜郎乃始于庄。而在《简论古夜郎居民的族属问题》一文中，张正东、翁家烈两同志同样指出：“属于华夏族群的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进入夜郎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而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变服从俗，以长之。’”（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联系上下文之意，显然张、翁二先生不仅认为“庄王滇”是汉民族进入夜郎之始，而且，楚将庄及其部率皆属于今汉族等先民的华夏之族。另外，在《略论古夜郎的族属问题》中，周春元先生也指出：“自庄伐夜郎，唐蒙通夜郎以后，汉人先后迁入夜郎的，日渐增多，也是意料中事。”（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认为，上述诸说都是值得再行商榷的。
首先，庄是否属于流民族或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这是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载：“庄者，故楚庄王之苗裔也。”《汉书·西南夷传》卷九十五亦载：“庄者，楚庄王苗裔也。”而以楚君自称“苗裔”为据，近人亦多有论点认为苗族即历史上楚国之主体民族。例如在其所著的《从史学结合民族学看楚国与苗族的关系》一文中，田玉隆先生即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楚国乃苗族所建（注：见《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二期。）。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苗裔”并非专指苗族之裔，因为在他们看来，古之“苗”亦为我国南方众多少数民族的泛称。谁是谁非，在此姑且不论，但仅就“苗裔”二字而言，入滇为王的庄及其部属就与中原的“华夏民族”毫无联系，汉族文化传入夜郎始于“滇王之印”则更难以成立。
其次，就汉民族的形成而言，范文澜先生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始认为汉民族的形成最早开始于秦汉时代，因为“范老认为秦汉时代的汉族，已具备了形成民族的四个条件，一是‘书同文’，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二是‘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就是‘共同的地域’。三是‘行同伦’，就是有了‘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四是‘车同轨’，‘可以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因此，范老得出的结论是：“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注：见牙含章、孙青：《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从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起》，载《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一期。）后来有不少人著文不同意范老的这一观点，因为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所说的“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这一基本原理。尽管“有些人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但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应从鸦片战争以后算起。这就是说，汉族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形成为民族的。”（注：见牙含章、孙青：《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从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起》，载《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一期。）按照牙含章和孙青两位先生的看法，上述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分歧主要出自历史上对“部族”一词不同的解释，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不难得出结论，这就是汉民族的最终形成决不早于秦代。由此可知， 先此近一百年（依《史记》所载之“楚威王”则至迟从公元前329年算起，若依其它史籍所载的年代稍晚的楚倾襄王时代算起，从公元前263年至秦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亦有40年之遥）的“庄王滇”本身就不可能成为汉文化进入夜郎之始，更何况庄 并非华夏之族呢！
其三，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历代史籍关于“庄 王滇”一事的记载也是歧说不一，令人难以置信。下引几条为例：
《汉书》卷十一：“初，楚庄王使将军庄，循江略地黔中南以西。至糜莫，变服从俗。”（注：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一期第77页。）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郡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注：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九集。）
《华阳国志·南中志》卷四：“周之季世，楚威王谴将军庄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分候克党，传数百年。”（注：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九集。）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初，楚顷襄王时，谴将军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注：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九集。）
《太平御览》卷七七一：“（楚）将军庄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椓牂柯系船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是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因改其名为牂柯。”（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又《北堂书钞》卷三八引《华阳国志》：“楚顷襄王谴将军庄 溯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而步战。既灭夜郎，而秦夺楚地，无路得归，遂留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舟牂柯处，乃改郡为牂柯矣。”（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显然，仅从上述几处引文即可看出，目前关于“庄王滇”一事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尚待探讨：（1 ）进入西南的楚国将军是“庄”还是“庄豪”？（2 ）楚国将军被谴进入西南的时间是开始于“楚庄王”、“楚威王”，还是“楚顷襄王”？（3 ）楚国将军进入西南的路线是“循江”还是“沂沅水”？（4 ）楚国将军进入西南后的终止之地是“王滇”、“至靡莫”，还是“既克夜郎，……遂留王之，号为庄王”？而仅据史家考证，谴庄入西南的楚庄王，有的言即公元前613 年至公元前591年在位的楚庄王（注：孙华《楚经营西南考辩》：“庄王滇的时间，或谓其为楚庄王时；或谓其为楚威王时；或谓其为楚顷襄王时。前后相差达三百余年。”（见《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一期。）），有的则言此庄王乃楚顷襄王之简称（注：徐中舒、唐嘉弘《夜郎史迹初探》：“此庄王如为春秋时继晋文王称霸的楚庄王，则去秦夺楚巴黔中的年代更远，……荀悦所说的楚庄王乃楚顷襄王的省称。”（见《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第28页。））。至于其它问题当然也就可想而知。故本文在此不得不认为，以此莫衷一是之事作为汉民族进入夜郎之始，至少在目前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
排除了“庄王滇”是汉民族（亦即汉族文化）进入夜郎之始，汉民族进入夜郎并不因此就再无线索可寻。相反，历代史家都为我们留下了可供参考的宝贵资料。如《史记·西南夷列传》就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注：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九集。）又《汉书·西南夷传》亦说：“秦时尝破（按：即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咧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注：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九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所引的这些记载均是紧接于“庄王滇”一事之后。故本文认为常頞“通五尺道”是秦民族（也即汉民族）进入西南的最早记载。
然而，在其所著的《汉代夜郎方位探索》一文中，席克定先生却指出：“秦时的‘五尺道’，是由蜀入滇的道路，这条路要经过牂柯江的上游，但不经过夜郎。”（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50—151页。）因此，弄清秦代常頞所通的“五尺道”是否经过夜郎地区，对其是否属于汉民族进入夜郎的开始，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省已故的著名学者候哲安先生在其所著的《夜郎初步研究》一文里说：“五尺道即唐蒙所修西南夷道，是隋唐时期石门道的前身，其经过路线：北起四川宜宾，通过庆符、高县、筠连、盐津、石门、昭通、威宁、宣威、沾益到曲靖。”并且指出：“这条路线与司马相如所修清溪道不同，后者不在夜郎国境域之内。”（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4页。）由此可知，“五尺道”当在夜郎境内无疑。此其一。
其二，在《简论古夜郎居民的族属问题》一文中，张正东、翁家烈两先生亦指出：“秦之五尺道经夜郎辖地的西北角入滇。”（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三，蒋国维同志也在所著的《夜郎土著与外来各族的融合》一文中指出：“秦始皇在统一过程中，为补充新得到的土地上的劳动力不足，……不久，又派常頞修五尺道，从僰道（今四川宜宾）通夜郎境到今天云南的曲靖附近。通过秦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种种开发活动，不少华夏族（或华族）人，包括农民、部分工匠和官吏移居夜郎地区，随之传入中原的先进文化，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注：详《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常頞所通之“五尺道”，时间不仅是在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亦即汉民族形成之后），而且通过夜郎地区也是毫无疑义的，并且还因此促进了夜郎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故本文认为：汉民族及其先进文化进入夜郎的时间，最早应该始于秦代常頞，通“五尺道”，然后才繁荣于汉代唐蒙入置犍为郡县。至于唐蒙进入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西南夷传》、《汉书·食货志》、《资治通鉴》卷十八、《文献通考·四裔考》，以及《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均有明确记载，但由于时间较常頞通“五尺道”的时间为晚，故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