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与消解：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兴衰论文,战后论文,青年论文,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5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10-0240-06 在全球化的今天，借助媒介的全球传播，青年亚文化迅速突破地理疆界的障碍，以相同的文化形式在全球范围蔓延。青年亚文化在中国已经成为学者和业界都关注的问题。作为青年亚文化的肇始，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并非只呈现出文化消费的意义，它来自工人阶级文化母体，却逐渐在商业娱乐、消费社会以及在大众媒介的消解功能下，丧失了曾经的反抗能力与活力，分析其兴衰对于我国当下诸如“杀马特”、“小清新”等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一、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态 在文化研究者看来，青年文化是“战后英国社会变化最为惊人、最可见的表达”[1](P5)。在50、60年代的伦敦街头，在英国各个城镇遍布街道的酒吧和Pub里，一代又一代具有自我风格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服饰、言谈、音乐甚至群体斗殴来表达他们认可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青年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出身的)放弃革命后，亢奋地通过衣着、品味和风格建立和表达自我。如果说50年代早期英国还没有形成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青年人虽然具有自由选择身份和爱好的意识，但还没有拉帮结派，形成群体，那么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青年亚文化便喷涌而现。 泰迪青年是英国第一个青少年群体，其后还有魔斯族、光头党、嬉皮士等。对于他们的形成，究其根源人们认为是美国的电影和音乐引发的，例如泰迪青年的标志就是猫王般的摇滚风格。泰迪青年穿着袖口宽大、用天鹅绒或绸缎做面料的衣服，脚蹬大头皮鞋在街上招摇而过，这种优雅而略带夸张的爱德华式装扮风格首先在美国获得热捧，然后才在英国青年中大肆流行开来。研究发现这些青年大多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这种着装风格传递出泰迪青年对父辈传统价值观的不屑与反叛。60年代早期流行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是魔斯族(Mods)。魔斯族一般都是那些从蓝领成功上位到银行或广告公司的工人家庭小孩。他们衣着时尚，沉迷于美国骚灵音乐，开通宵Party。但是，正如柯恩观察的那样，亚文化群体本身就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有工人阶级的家庭出身与其混入的上流社会的矛盾，也有亚文化本身的颠覆性和进入主流的诱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扩大的结果表现在魔斯族身上便出现了一部分魔斯族回归其平民性，穿上牛仔和大头靴，听着躁动的摇滚乐，以虚饰的重金属迎接第一批光头党的到来；另一部分魔斯族被商业化、白领化，发展出其后的嬉皮风格，风靡伦敦乃至全球。 其次，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表现为青年人对于音乐无比的狂热。在50年代时，英国还没有什么流行音乐或摇滚乐可言，但到了60年代英国就以音乐革命出名，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乐输出地。世界闻名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便来自这个时代。人们赞同披头士“爱与和平”的价值观，也欣赏滚石乐队对时代尖锐、直率的嘲讽，称这样的青年人为工人阶级的英雄。 最后，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还表现为当时青年人社会暴力行为的倾向。从1954年发生在英国Clapham Common的谋杀到1964年在Clacton发生的骚乱，以及层出不穷的青年种族主义排外运动，无论是激烈的泰迪青年还是散漫的魔斯族的社会暴力行为都让英国社会越来越感到不安。正如梁(Liang)在描述魔斯族时所说，他们“看似没什么，但总有些行为是成人没法理解的”[1](P71)。他们好像在通过衣着和行为等有意识地转变价值，故意挑战权威，撕烂社会伪造而且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身份和期待，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哪一种风格或行为是固定而持久的。 二、以工人阶级文化为母体文化的特征 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进行亚文化现象研究之前，不少学者将青年亚文化描述为“民间恶魔”，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它只被道德卫道士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1](P71-82)不过，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对亚文化的看法却别有一番意味。他们主张以一种“主体经验”的方式感受青年文化，以个人经验和体验入手来描述青年亚文化，因为早期进行亚文化研究的学者很多自身就浸染在亚文化之中。 (一)青年亚文化的工人阶级属性 青年亚文化发展的根源其实依然是阶级问题。战后对工人阶级生活的系列研究普遍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被小资产阶级(bourgeois)取代，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意识形态都与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没有什么区别。现代性以及大众文化的美国化是新英国的标志，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英国青年亚文化现象依然可以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另一种保存与表达。 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CCCS)早期的教师和学生要么是刚刚失去母体文化的工人阶级子女，要么来自社会少数族群，或者就是归属不同青年文化群体的文化“流浪儿”。曾任CCCS中心主任的格林先生向我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心来来往往很多奇形怪状的人，他们穿着奇装异服，穿梭在校园内。来中心的人都是在研究兴趣上感觉与当时教育体系提供的选择格格不入。他们更想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他们来到了CCCS，组成兴趣小组和老师一起研究‘英国怎么了’、‘我怎么了’。” (二)青年亚文化之工人阶级母体文化的形成 菲尔·柯恩的《亚文化冲突与工人阶级社区》是伯明翰学派在青年亚文化方面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柯恩的研究是通过对生活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进行民族志式的分析和考察展开的。自工业革命以来，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吸入移民以获得廉价劳动力，伦敦东区就是这些移民的非官方“接待中心”。大批来自中欧、爱尔兰、巴基斯坦等国的纺织工人、铁匠等聚集在这里，让它成为英国移民社会的缩影，它被形容为“世界五大洲聚集的一个地方”。由于现代工业发展的经济特征，伦敦东区逐步成为伦敦最贫困的地区，产生出对抗英国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威胁，以至于巴登·鲍威尔呼吁一定要把在那里成长的男孩编成童子军接受训练，否则他们会成为“被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反动言论危险教条捕获的对象”。[2](P41-48)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除了给英国带来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之外，当然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他们逐渐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亚群体，通过不断的文化冲突实现这个地区文化的整合和融合。使伦敦东区克服这些文化的冲突，并逐步整合为工人阶级社区的主要社会因素有三：(1)延伸的家族网络。通过联姻等方式，家庭形成微观社区，维护这一地区的文化持续性和稳定性。(2)邻里关系(工人阶级的生态环境)。这种稳固和睦的邻里关系帮助维护社区团结，保持本地忠诚度和传统习俗，而且它和家族关系往往会缠绕在一起，共同看护并构成一个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系统。(3)地方经济结构。伦敦东区的经济结构呈现非常丰富的多样性，是一种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那里生活的人们根本不需要到外面去找活干，子承父业地保存传统手艺与行业就行。[2](P65-83) (三)青年亚文化“反对”其母体文化 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后代反对原工人阶级母体文化的文化现象。柯恩在伦敦东区的研究项目中逐渐将青年亚文化看作工人阶级失去母体文化后的一种替代型文化或补偿型文化。他认为：亚文化绝非表象那么肤浅，而是普遍的阶级问题，它是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人失去母体文化之后，试图通过一种“假想的关系”，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解决现实关系问题的尝试。 魔斯族的生活方式可以被解读为试图通过一种假想的关系实现白领工人的社会存在条件，尽管魔斯族的术语和仪式依然显现了很多父辈文化的传统价值，但是他们的着装、音乐都反映了富裕的消费者的享乐主义形象。摩托车党重组魔斯族的音乐和着装，形成自己的暗语和仪式，构成自我文化身份。而光头党将这一进程推至顶峰，他们事实上与魔斯族的生活方式完全倒置，流浪者的音乐与着装成为生活风格的中心，呈现出强烈的反享乐主义特征。不管是对锐雷(Reggae)音乐风格的推崇，还是强调重金属的打扮，这些都标志着光头党们反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对父辈文化的侵蚀，以及对工人阶级文化内在价值的重新伸张。所以可以看到，亚文化既在与父辈文化的关系中展现活力，又在与其他阶层的亚文化的区别中定义自我。它的中心词不仅是反抗，而是反对(opposition)，不停地反对。反对一切反自我经验的经验，反对一切强加在身上的、企图教育他们的价值体系。 柯恩这种从阶级的角度解读青年亚文化的研究结论还得到了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的极大肯定和呼应。在《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5)一书中，约翰·克拉克、保罗·威里斯、格拉汉姆·默多克等文化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探究青年亚文化与阶级的关系。在该书的理论部分，约翰·克拉克和霍尔等人撰写了《亚文化、文化与阶级》一文。在文中作者们提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群体是社会阶级，而“阶级文化”是最主要的文化构成。亚文化是亚单位，是一个大的文化构造中更小、更本土和更具差异的结构。对亚文化的分析必须要将它与其母体文化的关系联系起来，产自工人阶级母体文化的青年亚文化相对主控阶级文化而言，都是被控阶级文化。因此，文化研究者批判过去的社会学家在对亚文化研究中一直忽略或轻视了亚文化的阶级问题，并宣称他们的亚文化研究要揭示的问题就有这么两个：亚文化与母体文化的关系；亚文化与主控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它如何展现出主控阶级文化与被控制阶级文化间的关系与斗争。[1](P161-172) 三、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原因分析 (一)英国青年亚文化之母体文化消失 青年亚文化之母体文化之基础即社区结构从战后的50年代开始逐步瓦解，造成了母体文化之消弭。战后的英国是一个“新”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复苏，还有建立福利国家等一系列政府策略将伦敦东区传统社区结构得以维持的三大基础一一消除。英国政府的再发展计划在郊区修建住房，将伦敦东区人从贫民窟重置到伦敦郊区。渐渐地，传统东区人口逐渐减少，过去纵横交织的街道被拆迁，让位给大开发商在市区发展大型房地产。如此一来，(1)工人阶级经常聚集的街道、小酒馆、小商店等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被破坏；(2)传统社区内那种共同生活的邻里关系也随着大家的搬离而烟消云散，小的原子家庭代替了过去的家族或邻里关系，无法实现过去的那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3)地方经济形式消失，连锁店、大型商店和超市成为地方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只有市场营销商和广告人对这样的变化欢呼雀跃。 这时的工人阶级面对一个两极的选择，要么努力成为新技术产业内的高薪工人，向上变为住到郊区去的工人阶级精英或中产阶级；要么作为传统工艺中的低薪工人向下变成相对而言更贫困的贫民。青年人必然地成为这个时代变化的受害者。失去家族作坊，刚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人不得不努力融入大资本主义建立的企业制度中，成为一颗生产线上的螺丝钉。当时的很多研究者认为，政府这个企图使伦敦东区“现代化”的计划带来的是一场灾难，而根源就是这个地区生活的个体主体性丧失，那些承载个体经验及其集体生活的共同文化的社区消失，其鼓励发展的文化只能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和所有权之上的中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直接的表达是，工人阶级的共同文化消失了，大众的文化(culture of the people)陷落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由于失去了母体文化，亚文化群体又是迷茫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亚文化不是由主流文化产生的，它变成失去母体的孩子，只能用反对的姿态证明自己存在，通过建立怪异的符号系统表达自己的存在。 社区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土壤和共同经验的载体。文化是建立在人特有经验之上的价值和意义的分享与表达，文化并非架空了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也绝非纯粹的精神生产问题，它与实际生产的机构与情境纠缠交织。对工人阶级而言，集体共同发展的信念、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复杂整体便构成了他们的文化，而工人阶级聚集的社区是这种文化的集散地和产生机构之一。因此，柯恩说他的研究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区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或调整着文化或亚文化的多样性”，“在什么条件下，文化多样性会通过社区结构带来阶级意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社区结构的瓦解会带来文化冲突或亚文化冲突的重新出现”。[2](P25) 在失去共同文化的工人阶级家庭中，个体经验无法发展为集体经验，对阶级矛盾和冲突的感受便只有内化为家庭内的代际冲突，又通过外化为建立另一套符号系统的行为予以解决，这便带来了亚文化的兴起。经历了战后英国重建的工人阶级家庭，父辈与子辈关系已经由过去那种家族内的团结与保护变成争吵的战场。子辈不仅迫切地通过早婚创立自己的家庭离开，而且积极生产反对父辈文化的亚文化。但事实上，这些家庭的父辈与子辈面对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并没有区别。也就是像霍尔所说，阶级矛盾和冲突在那个时期实际上与以往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变，然而父辈和子辈对待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出现了尖锐的差异。 虽然不可否认在重新规划和建设伦敦东区的政府行为中，部分居民脱离了居住条件恶劣等问题，但是工人阶级共同的经验没有了，共同的文化也剥夺了。正如柯恩非常犀利地指出的那样：“这个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都在发生变化的过程移除了明显的贫困痕迹，但并没有提高很多家庭真正的经济处境……而且它还增加了一个新的贫困——工人阶级文化的贫困。”[2](P25)失去母体文化的工人阶级青年感觉自己处于一个看不见墙的牢狱中，四周都是机构性组织对他们的控制和教化，于是他们本能且自发地孕育出自己的亚文化来满足对文化营养的渴求，以及打破被禁锢状况的渴望。 (二)英国青年对过去价值观的反叛以及美国文化的输入 在20世纪50年代，还未从战争伤痛中复原的英国面临着物质短缺和精神空虚的双重危机。在那个灰暗的时期，英国青年无所事事也没有什么梦想可言，来自美国的电影、电视成为唯一能填补这个文化真空的精神产品。全球媒介发展也是在那个时期正式跨入到电子媒介时代，美国文化通过电子媒介传送到英国，恰好迎合了祖辈工人阶级文化消解之后战后英国青年之迷茫心理以及英国青年对过去价值观之反叛心理。 当时的英国青年人，尤其是在战后成长的工人阶级子女开始反感过去的价值观，对以往那种艰苦而严酷的工人阶级生活，甚至为国捐躯的战场命运本能地逃避与排斥。他们不再渴望成为工人或领袖，而是像文化研究学者霍葛特带着忧虑所描述的那样：在战后风靡英国的牛奶吧里听着美国唱片，和“猫王”一起摇滚；在家里收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梦想着有一天把在媒介上看到的美国生活复制到现实生活中来。但他们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没有钱去实现屏幕中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阶级秩序严明，并没有什么实现“美国梦”的可能。于是创造青年人自己的文化成为英国青年表达自我的渠道。 (三)全球化背景下种族文化的冲击 20世纪50年代，当移民潮随着全球化进程再次出现在英国社会之后，种族文化冲突似乎愈演愈烈。伴随大批西印度群岛和巴基斯坦移民的到来，针对他们的冲突和暴力在伦敦地区频频上演，并延续至今。这些社会现实似乎让社会研究者有了充足理由将阶级问题抛弃，而聚焦文化的差异以及种族主义问题等。但柯恩等人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对英国社会带来极大冲击的袭击巴基斯坦移民事件不仅是由种族歧视带来的问题，更是两种亚文化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巴基斯坦移民群体服从权威、向往中产阶级身份地位的传统价值体系，这些都与光头党文化产生激烈的矛盾，这才是导致他们受袭的深层原因。[2](P31) 四、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反抗”力量的消解 在关于亚文化与主控阶级文化的关系上，如果说早期的亚文化研究对亚文化内在的革命精神充满赞美与肯定，认为这些青年人会带来不流血的革命，不需要社会主义就废除阶级不平等和剥削，那么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亚文化研究则出现了一种集体的转向，表现出对亚文化在维持其阶级性方面的怀疑和批判。 CCCS对亚文化进行民族志方法研究发现英国社会并没有和谐、连贯的英国文化，英国文化是由不同群体的文化斗争和抵抗构成。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反映了不同形式的抵抗和颠覆，通过服饰、风格、时尚等认同形式和亚文化群体的实践活动予以表现。柯恩、霍尔、默多克、海德狄基等人的亚文化分析都肯定过这种文化的抵抗意义，赞同这是一种对过去激进革命的替代。但是亚文化研究学者逐渐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亚文化是青年自发的文化表达，来自活生生的经验，是一种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感觉结构，那么为什么最后它没有形成反抗或者抵抗，反而成为主控阶级社会结构矛盾的解决途径”？在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商业娱乐、消费社会以及大众传媒成为学者最关注的因素。 首先，商业娱乐将被孤立的青年亚文化符号逐渐接纳为流行文化。青年人的本体体验自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提供者对于商业利益之外的东西并非真心感兴趣。由此一来，青年文化正如霍尔所说：“本真的文化(authentic culture)和制造的文化的矛盾混合体。在这里年轻人在进行自我表达，但却又为商业娱乐提供者供应了丰富的资源。因此，那些来自民间的歌手们(cult singer)，例如披头士开始总是以其反叛的特征以及深入人心的歌词大受欢迎，并且在青年人聚集的俱乐部和酒吧崭露头角，而此后他们便被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流行音乐市场的标志。但青年人依然追随他们，而不去辨析此时他们的音乐哪些是本真的文化，哪些是被商人制造出来的。”[3](P56-59) 其次，消费社会使得青年亚文化与享乐主义消费文化合流而消失反抗性。现代社会的消费特性使得文化与经济紧密融合，经济发展的文化导向和文化发展的经济推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4]霍尔、默多克等学者认为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进入到社会发展的超阶级过程中。消费社会的兴起，新休闲方式的层出不穷都为青年人带来了徒有虚名的平等，似乎阶级不平等最后一点残余的痕迹也被慢慢夺走。战后的青年在进入相对富裕的福利国家过程中，沉湎于“休闲社会”的建设与保卫中。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到更统一的文化进程中去。原本工人阶级的存在条件提供了衡量资本主义社会消亡过程的标杆，霍尔本来以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有希望看到反对文明进程的真实标准。但很快地，霍尔及其追随者就发现青年人的形象被更新了，这些给时代带来新风的青年人手举理想主义的火把，精神却被猛烈的物质主义阴霾环绕，最后变成以享乐主义消费为中心。帕森斯(Parsons)等人甚至将亚文化看作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一代人的文化。学校(大学)、休闲和娱乐设施等资本主义社会主控阶级的代理并不是将工人阶级的青年从阶级系统中抹除，而是让他们和这个阶级系统产生新的关系。这点非常重要，它预示着整个过程已经不可逆转，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及固化都被这种享乐主义消费文化阻碍和隔断了。 最后，大众传媒时代加速了青年亚文化“反抗”力量的消解。20世纪50年代中期商业电视的诞生在英国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研究者们称这是第二媒介时代的到来。霍尔在《青年受众》一章写道：当研究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的娱乐和文化时，我们发现很难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进行明确地区分。因为战后的青年是和媒介一起成长的。[3](P36)青年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商业背景下积极地互动，将原本只是青年人与父辈间的代际冲突在大众传媒上放大和抽离，最后被利用并转化为了消费时尚问题。原本是用建立自己的文化符号表达渴望重获母体文化的青年亚文化，在大众媒介时代骤然变为了青年的时尚表达文化，似乎青年人与父辈互相看不惯的只是彼此的着装、词汇与风格。保罗·古德曼认为青年亚文化是唯一一种搞得好像自己就是一个阶级的文化，而这种孤立常常被媒介自身强调和利用。[3](P87)新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标志已变成了电视机和啤酒薯片，或者电视上广告推销最多的牛仔裤。 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亚文化的文化意义及其消解指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如果取代和补偿工人阶级母体文化真空的是媒介文化，那么什么样的媒介文化能继续发挥工人阶级文化的作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并反映工人阶级的真实经验呢？这也是摆在任何一个把媒介文化看作青年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