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视阈下 吕底亚的金戒指问题
王荣槐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 要 ]自由意志从奥古斯丁的论述开始之后直到康德确立了自由意志的核心地位，那么它意味着我们可以摆脱一切经验性因素而打通了自由与自律。如果在康德的语境下不同的自由意志不能相互对抗，尤其这件事是恶的话，这意味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并解答的吕底亚金戒指的古老故事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视阈下则可能得出以自由意志为基石的另一种解释。金戒指在康德视域下无疑已成为了外在，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的自由、自由意志的可贵的话，它高贵于物质利益和恶的话，那么金戒指无疑在这个话语中是等而下之的，倘若要进行选择的话。
[关键词 ]自由意志 正义 自律 理性
对正义与善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将其奠基于何种地基之上才能彻底说服人，千百年来各位思想家都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而始，有人将康德哲学比喻为一个蓄水池，在康德哲学之前一切的水向它注入，一切之后的水从它流出。可以说不理解康德哲学中的启蒙精神以及其中对人类个体和自由意志的肯定，就难以全面把握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意蕴。那么如何理解康德哲学中对人类个体和自由意志的肯定呢？《实践理性批判》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结论中的话广为流传，“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 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1]P172可是为什么壮阔浩瀚的星空被与道德律相提并论，为什么道德律反而贯通着对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与自由意志的展开？正如康德讲的“对这两者，我不可当作隐蔽在黑暗中或是夸大其词的东西到我的视野之外去寻求和猜测；我看到它们在我眼前，并把它们直接与我的实存的意识联结起来。”[1]P172如果说头上的星空代表了近代以来人们尝试并成功用理性对自然界奥秘进行可证伪的实验与科学验证的话，那么如何使道德律奠基于所谓理性的科学地基上，无疑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大问题。打破柏拉图式的“金银铜铁论”[2]P131，即人的德性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一般，通过理性的严密推演给人的德性以更加合理的说明已经是大势所趋。
康德的结论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推论。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讲的“例如，石头的本性是向下落，它不可能通过训练形成上升的习惯，即使把它向上抛千万次。火也不可能被训练得向下落。”[3]P37当然这个比喻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妥，因为石头和火向下不向下落，有其自身的物理学依据，根据自然界的事实判断来推断人的“德性”之类的价值问题值得商榷，毕竟在真空或月球石头便不一定要下落了。但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却不无其道理，即我们人可以被训练和教导并获得好的习惯，这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到了“潜能形式”探讨到了“德性”，但自奥古斯丁到康德却确立了自由意志的核心地位，自由意志为何物？我想理解不了它就没法深刻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53，没法深刻理解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实践理性批判》之中。但是如何更深刻的把握它呢？我想如果康德能和柏拉图对话的话，《理想国》中关于金戒指的故事会有一个新解，这个新解就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要确立和给出的关于每个人的价值、自由意志和自律的道德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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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针对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从业环境和特点，学校在理论课程和实践教学体系的设置上应进一步结合农村卫生医疗环境；或者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医学的学科教育中，尽可能多地设置农村医学课程，进行符合农村医疗实践的技术实习，早期接触农村，提高学生对农村医学的兴趣[14]。如此一来，因为农村户籍的学生对农村环境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其在基层工作拥有比城镇户籍的学生更得天独厚的优势，由此可以增强农村户籍学生的自信心，减少其自卑和挫败心理；其次也增加了农村户籍与城镇户籍学生的共同语言，减少农村户籍学生对城市文化的疏离感。
一 、金戒指问题的提出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中讲述了吕底亚国王坎道列斯因为宠爱自己的妻子，“以致认为她比世界上任何妇女都要美丽得多”[5]P5，于是要求其侍卫巨吉斯偷看其妻子的美丽，结果被王妃发现，感到被羞辱的王妃让巨吉斯选择要么杀死国王，娶她为妻，自己为王；要么当场自杀。巨吉斯杀死坎道列斯取得王位。而在《理想国》中，当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在谈论正义的本质和起源的时候。格劳孔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些做正义事的人并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仅仅是因为没有本事作恶。这点再清楚也没有了。”[2]P46随后他举了一个像“吕底亚人古各斯的祖先所有的那样一种权力”。[2]P47一个牧羊人得到了一只“把戒指上的宝石朝自己的手心一转”别人就看不到他，而“把宝石朝外一翻，别人又看见他了”，[2]P47随后因为有了这个可以隐身的本领，这个牧羊人做尽了恶事。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戒指”，但是倘若我们把戒指换成法律、理性、爱欲之类的用语，那事情就会变得既可能又复杂，到底什么是支撑道德与价值不会倒下的最后一个支点？柏拉图给了一个答案，康德也给了一个答案。随后格劳孔理所当然的认为，“假定有两只这样的戒指，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各戴一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没有一个人能坚定不移，继续做正义的事……”[2]P47当一个人“把正义只拿来装装门面，做出道貌岸然的样子”[2]P54，干坏事而不被发觉，尽得好处而不受惩罚时，我们如何尊重正义做一个正义的人？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当善恶的绝对性被模糊，正义被描述成了弱者自保的武器，仅仅是因为一些人能力低下而无法作恶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而且在现实的获益上也是不正义的人得到了更多现实的幸福，这似乎是十分吊诡而又深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善。
在康德那里平静的生活不等于书斋和无知，规律不等于束缚，当康德在自己书房挂起卢梭的画像时，可以看出这平静之下的不平静，他的目光转向了人类的普遍情感。我们可以说他缺少道德实践，没有在事上磨，但这个事上磨的标准是什么呢？十分复杂。你可以说如果按照康德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
1.1 调查对象 调查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助产机构上报数据，所有北京市常住人口孕产妇均纳入监测。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母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7〕42号)文件，本研究中严重高危妊娠包括橙色及红色高危。
排除政治上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以及自由权利，以及与必然相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上的自由和经济上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我们还有一种自由内在于我们自己即自由意志，它意味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面对生或死我们都有自己选择怎样做的可能性。自由连接着选择甚至是行动，仅仅凭自由意志本身而给出行动应当是道德行动，如果自由意志本身有其形式的实践原则既不互相矛盾和伤害的话。如果我们无法否认人有自由意志和有自由的可能性的话，那么道德律将始终存在，正如康德在道德律中可以发现自由一样，发现自由意志的我们同样无法抛弃其本身的规律。
二 、康德对吕底亚金戒指问题的可能解释
对幸福原则的反思。对幸福本身的不同理解可能对其态度截然不同，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幸福作为最高善”[3]P7但它是“合德性的实现活动”[3]P343。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质料与形式的划分以及对经验性的排除使得“自身幸福的原则”无法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1]P48即使它是“普遍的幸福”，也只是准则而非法则，因为康德将其划归于“经验素材”[1]P50。可以说，在这里既是打破了我们通常以所谓幸福来指导我们的道德生活又将道德律的地基变得坚实了，因为他排除了可能总是自相矛盾的经验性因素，而最终归于自由意志和自由。无疑，如果按照康德自己的划分，将所有幸福原则排除在外而仅仅确立“形式的实践原则”是更加科学的。
一旦康德确立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以及打通了自由与自律，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不需要上帝为我们颁布道德律令。没有了上帝的我们不是自由堕落而是崎岖向上，在没有人发现的情况下作恶违背了自由意志，因为这意味着别人也可以做出同样的事情，其结果只能是人们互相伤害，而自由意志存在的话它将伤害到的是人的自由本身。而在康德的语境下自由意志、纯粹理性、高级欲求力则都是同义语，而欲求力本身则包含着高级欲求力而欲求着善。堕落的方法与恶的道路有无数条而且十分容易去走，但每时每刻之中向上向善的适宜的路却只有一条而且往往难走，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立德最难的原因。而且幸福的获得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德行和好的生活几乎要维持一生“幸福的人拥有我们所要求的稳定性，并且在一生中幸福”，而且后代的幸福与命运也与我相关[3]P28-30，可见幸福的获得是极其不易的，它也包含了别人的评价。那么康德会如何对待这枚金戒指呢？我想如果康德将人的欲求力分为高级和低级欲求力的话，他是不会否认人会想要这枚戒指的，但他应该不会去选择要这枚戒指，这同样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因为如果我们不放弃自己还有理性的话。也许就是因为有了更有意义的事与行动，我们必须避开它，但康德也许解决的更为彻底。须知作恶首先必须要有对象即他人，否则就无所谓善恶，其次如果已经有了他人的存在，那么不同的自由意志就不能相互对抗，因为这意味着他者也同样可以做出相同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是恶的话。这意味着金戒指已成为了外在，无论它有没有，我不做这事而做那事，金戒指的存在似乎都没有必要去考虑，因为我不靠它而行动。尤其这事是会使人互相伤害的话。可以说，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的自由、意志自由的可贵的话，它高贵于物质利益和恶的话，那么金戒指无疑在这个话语中是等而下之的，倘若要我进行选择的话。
“保供工作做好了，每年春耕、秋收提供的油品可以达到50万吨，几乎占到黑龙江销售全年柴油销量的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说，保供不仅是体现社会责任，更是体现经济责任。”黑龙江销售加油站管理处处长刘延奎说。
三 、超越与回应
(一 )无法回避的自由与选择
而作为近代高扬个人主义的启蒙运动和康德哲学无疑给了这个问题又一个解释，这个新解正如《实践理性批判》所言“后者从我的不可见的自我、我的人格性开始并把我呈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具有真实的无限性，但只有对于知性才可以察觉到，并且我认识到我与这个世界(但由此同时也就与所有那些可见世界)不是像在前者那里处于只是偶然的联结中，而是处于普遍必然的联结中。”[1]P172康德通过对自由因的追溯，确立了自己完成自己的绝对自动性，也就是每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而一切其他的、作为一些单纯理念在思辨理性中始终没有支撑的概念(上帝和不朽的概念)，现在就与这个概念相联结，同它一起并通过它而得到了持存及客观实在性，就是说，它们的可能性由于自由是现实的而得到了证明；因为这个理念通过道德律而启示出来了。”[1]P15-16从道德律中发现自由，进而合理的运用自由确乎是一件难事，康德举了一个“绞架”的例子[1]P43，克制自己的爱好是可能的，退一步讲，如果那个人无法克制自己的爱好在明知结果的情况下选择了绞刑，毕竟一般人眼中生命的价值更高，可那人如果为爱好而超越了生命，那么同样证明人是可以选择的，甚至为欲求而可以超越生命，无法否认的仍然是其自由意志和人本身的选择与自由。无疑这样一来，当无法否认的自由意志成为道德律的地基时，它的地基是稳固而坚实的。
但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却避其锋芒，“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2]P57之后苏格拉底却话题一转“我来告诉你：我想我们可以说，有个人的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那么也许在大的东西里面有较多的正义，也就更容易理解。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2]P58也许这是一种解决方案。他的比喻也很现代，例如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就将国家看为人造的人，甚至是一个大写的人，不过，将个人与城邦分开论述，两者的正义是否真的相同？国家的职能会不会仅仅有社会职能就可以，当个“守夜人”就好，并非内涵着正义。退一步讲，混杂着无数人的“历史的合力”的城邦正义是否还是原来的正义，还是城邦运行内在有其自身的规律？城邦的正义真的可以看见和照亮个人的正义吗？由大见小是否意味着城邦的价值永远高于个人的存在，缺少内在自律和自由意志的正义是否真正能说服个体的人。
(二 )对近代理性来源更加深刻的反思与超越
理性恰如柏拉图所比喻的“怪物与人”[2]P384-385的例子人应当驯服这头怪兽，但是一旦追问理性的来源，我们可能又不得不将其诉诸于灵魂中的高贵。而如果将其本身诉诸于不得不存在的人的自由和每个人本身的自由意志，并由人本身的欲求力来为自己立法，显然其地基将更为牢固，而道德律与理性的实现则恰恰是我的自由的可能所在与必然选择。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明确区分了质料的实践原则与形式的实践原则。在摆脱了“欲求能力的客体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的一切实践原则”[1]P33之后，无论是幸福、快乐、对智慧的爱等经验性的外在事物已经被排除，而且近代意义上可以计算推演的理性也被排除在外了，因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恰恰反对功利的计算。而形式的实践原则只意味着自由意志之间并不会相互矛盾，而对自由意志的追问恰恰又是康德的引导性概念，它是我们思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得不给出的理由和“拱心石”可以说其逻辑之严密与推演的确让人信服。
(三 )对后现代与部分批评的一个回应
后现代一般认为反对理性的“专制”不过当他们遇到如何说明人具有自由意志和自由时他们似乎难以驳倒，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和自由的话，他便不能思考和解构甚至去突破，那更是一种万事万物都处在必然性支配当中的“专制”而一旦无法否认人有自由意志和自由，也就无法动摇康德道德哲学的地基，因为他的道德哲学恰恰是要建立和维护人的自由，在这里国家和法等等权威和圣人不是道德的制定者而是形式的实践原则。对去独白式与商谈伦理和交往理性的一个批评，规范伦理最大的批评似乎是如康德等人制定了规则，他们的疑问是康德等人凭什么制定规则，现代社会不应该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平等的商谈吗？如哈贝马斯等，所以我们要先注重商谈前的规则，这才是最重要的，在保证大家有简单的语言规则和真诚性等规则之后再说吗？[6]但明确的道德规范却是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康德虽然预设了意志自由者都是理性成熟的个体(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但这也恰恰奠定了每个人真正的平等即自由和人格上的平等，而且小范围的商谈与讨论往往有可能导致谬误和得不出普遍性的结论，其可能导致由个别意见到一般结论的断裂，如在中国古代一个时期内庞大的多数得出了忠君的思想，君主则说自己受命于天，人人都讲忠君这似乎没有问题，它成为了普遍的观念。然而一旦追问到为什么同样是人，君主受命于天呢？那么除非与君主对话和打破道德的质料实践原则确立每个人的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平等，否则假的道德原则往往会成为真的。而康德的贡献则恰恰在于他确立了形式的实践原则，其标准即是人格平等的自由意志者之间不能相互矛盾来作为衡量标准，这有些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并没有过时。
四 、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 )绕不开的对现实利益的思考
正如马克思早期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的农民贫困问题的思考，法的票数和利益的票数孰高孰低，思想是不是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德福一致或者相配的问题不能说康德已经有了最完满的解释，因为现实世界并非完美的道德世界，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人们对高尚人格追求的理由。但相比于古代严厉的道德说教以及如《了凡四训》的文本并没有从严格的逻辑推理上一步一步的给人以证明，以理服人。而康德则通过对自由和自由意志的形式的实践原则从学理上给道德律以数学式的证明，这不能不说是理性的应用在道德律基础的突破和对近代启蒙精神的发扬。正如“德性是一种适度，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3]PP49也许崇高与伟大的人格也正是在现实与实践的博弈和扬弃中才能显示出其崇高与伟大。
(二 )对动力因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运动的四因说，为什么人会一直趋向于善，向上与向下的道路的动力因如何解释，如果没有情感价值上的自我支撑与可能的现实幸福，一个纯粹理性的“纸片人”该飘向何方呢？道德律是形式因又是自由的动力因无疑通过康德证明是真的，不过之后是否还会有人好奇的去看看道德律的背后是什么，而忘记了道德律背后人本身的自由与自由意志或许才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我们是自由的选择了善的生活，通过无数的历史与哲学思辨的科学之路，仅此而已。
善与恶、真和假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从柏拉图对正义的理解到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阐释再到自由意志的出现，将德置于何种基础之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由大见小”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更是人们从根本上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个世界的深刻变革。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了吕底亚牧羊人金戒指的故事，如果将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康德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以及由这个问题带来的回答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德]康德. 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M].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古希腊]希罗多德. 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上册)[M].王以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欧阳英. 关于交往概念的综合理解——由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引发的深入思考[J].世界哲学，2018，(2)：118-126.
[中图分类号 ]B 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73(2019)01-0044-05
DOI :10.16162/j.issn.1672-3473.2019.01.011
[收稿日期 ]2018-10-21
[作者简介 ]王荣槐(1995-),男,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 ：降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