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史上的两次农村改革——邓小平理论与列宁思想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列宁论文,史上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问题，是改变农村政策，即进行农村改革。因而可以说，在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农村改革的实践。我国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改革，出发点也是农村，即我党领导的改革首先是农村改革。这是社会主义史上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重大的实践。对前后两次农村改革的背景、内容和理论成果作一比较，对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推进当前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改革过程与内容的比较
1.关于历史背景。前一次改革，发生于苏维埃俄国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负面影响而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时候。在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如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贸易和商品交换等等。这些措施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也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农民生活上、生产上的严重困难，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争结束初期，苏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粮食危机、燃料危机，从而使城市人民的生活与生产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在这种境况下，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921年3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说明苏俄出现了政治危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维埃政权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由此产生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次实践。当时我国的农村改革，也是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国内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妨碍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上级领导部门可以无偿地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已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割除；农民交售过头粮，承受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过大而造成的生活困难等等。由此农民对于“左”的农村政策极为不满，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都盼望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改变国家发展的轨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党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农村改革及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两次农村改革的背景相比较，不难发现，其相同点是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陷于危机或者说严重的困难。不同点则在于，前者的根本原因是公开的、激烈的战争，后者的原因是党在一定条件下的自身的“左”的错误；前者的问题明确，错误容易纠正，后者的问题相对不明确，纠正错误困难一些。
2.关于改革的启动。前一次改革，是由1921年3 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启动的。俄共（布）的这次代表大会，在俄共（布）的历史和国际共运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所通过的中央政治工作报告和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深刻地阐述了改变农村政策的必要性和具体办法。此后，苏俄的历史由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可见，这次大会是苏俄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农村改革启动的标志。 后一次改革， 启动于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在我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的历史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全会讨论了党的思想路线建设和组织路线建设的问题，讨论了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问题，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讨论了农业发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并且郑重提出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全会的举行，使我党和我国的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全会初步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消除了长期以来农村政策上的“左”的影响，启动了社会主义史上第二次农村改革。两次农村改革的启动相比较，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是随着党和国家的历史发生重要转折而启动的。不同点则在于，前一次启动的涉及面小，它只是涉及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过程，后一次启动的涉及面大，它不仅涉及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过程，而且涉及党和国家政策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换言之，我国的农村改革同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变革是密切相联的。因此，后一次启动比前一次启动意义更为深远。
3.关于改革的措施。前一次农村改革，重要的措施有以下几项：第一，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按照余粮收集制，国家无偿地收取了农民及其家庭生活需要以外的全部余粮，甚至收走了一部分农民生活必需的粮食。按照粮食税制，农民只需将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实物税上交给国家，此外的余粮则由农民自由支配。第二，启开市场，实行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从1921年3月起， 允许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进行交换，既提倡通过合作社进行以物易物式的直接交换，又允许自由贸易和货币交换。到同年10月，完全恢复了商业和市场关系，支持农民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第三，国家尽可能多地对农村供应商品。实行商品交换，要求国家对农村供应足够的工业品，以满足农民交换的需要。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一是允许和鼓励私营小工业的发展，二是实行租让制，很快地增加了工业品，满足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第四，开展农业技术革新。1921年11月举行的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讨论了以农业技术革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要求将农艺师的科技工作同农业生产实际结合起来，重视向全国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这项工作在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同时，国家在农村建立了一批农业技术站和农具租赁站，支持和引导了农业技术革新的工作。第五，国家增加了对农业生产的投资。1922年春，苏维埃政府曾作出决定，利用国外提供的2000万美元的贷款和国内抽调的1000万美元，用以购买种子和饲料，支持农村春播。同时，国家对农村提供了大量的贷款。1921—1924年，农业生产获得的贷款总额为10150万卢布。
后一次农村改革，重要的措施主要是：农村基层生产单位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偿调用和占有农村生产单位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和产品；农村生产单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纠正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允许农民保留自留地、自留畜，扶持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繁荣农村集贸市场；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18%左右，对农业的贷款要比过去增一倍以上；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食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同时降低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农用塑料的价格；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稳定在70年代前期的水平上，绝对不许征过头粮；增加支农物资的生产，推广科学施肥、科学用药，搞好农业机械工业的调整和改革，改进农机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农、林、牧、副、渔业的机械化水平；商业工作要认真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搞好城乡物资交流等等。上述措施的主要精神，一是给农业生产单位和农民以生产自主权，二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他们的收入，改善生活条件，三是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农村的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包工包产与联产计酬，大包干与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等。针对此，党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随后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及时肯定了农村中出现的这些新生事物，使其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两次农村改革的措施相比较，不难发现，相同点在于它们都着眼于给农民以更多的经济利益，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发展农业生产。不同点则在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两者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的立足点是个体农民经济。后者的立足点则是集体农民经济。后者由于立足于集体农民经济的基础之上，所以它始终强调保护农村集体的经济利益和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即使是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党的有关文件中仍然强调，要保护集体财产，原经营效果好的某些集体经营的生产项目要尽可能地保留。立足点的不同说明，后者改革的起点要高于前者。第二，两者的深浅程度不同。前者的内容，主要是改变了实施时间不长的战时非常措施，恢复了个体农民早已熟悉并且希望恢复的个体生产方式。这是一种较容易的、浅层次的变革。后者的内容，则是要排除长期以来思想上、政策上的“左”的影响，由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已经习惯了的生产形式向另一种新的生产形式转变，而且这种新的生产形式必须恰当地体现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正确地、科学地发挥这三个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一种十分困难的、深层次的改革。第三，两者的力量强度不同。前者是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得到巩固的时候实施的，就当时党和政府机关的领导水平与能力而言，就工人阶级及其政权的思想力量和物质力量而言，难以保证改革顺利地、持久地发展下去。当时的政策曾遭到党内许多派别的反对和这种政策未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就证明了这一点。后者是在工人阶级政权早已得到巩固、工人阶级执政党正确地总结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十分系统，党内外对这些政策和措施的认识十分一致，在实践中进展顺利，并且能够长久地坚持和深化下去。这说明后者比前者更具有生命力。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与列宁思想的比较
在前一次改革中，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列宁，从实践出发，形成和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指导着人们实践的进行。
第一，列宁认为，能否实行正确的农村政策，是关系到工农之间的联盟能否得以巩固的政治问题。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农之间的联盟是军事性质的联盟，其内容是农民把粮食无偿地交给无产阶级国家，国家则以军事手段保护农民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不受侵犯。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这种性质的联盟则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此后，工农之间的联盟必须建立在生产和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可是在战争结束之初，由于工农联盟的内容没有改变，即余粮收集制、禁止贸易等战时非常措施仍在实行，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工农联盟面临着破裂的危险。从这一事实中，列宁认识到，能否实行正确的农村政策，关系到工农之间的联盟关系能否得以巩固，这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政权面临的一个政治问题。在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报告中， 他在讲到必须改变粮食政策时说：“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作一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1〕意思是说，当时的政治问题，在于认真地总结以往处理工农关系方面的教训，改变粮食政策和其他农村政策，使工农之间的联盟关系得以巩固和发展。随后，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报告中，他在讲到十月革命以来的成就和问题时，就此又说：“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和制度。这些我们都已经建立了，可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要做的事情还很多。”〔2 〕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农村政策，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消除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这就是他所说的：“不和农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生存。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尽快帮助农民。”“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3〕
第二，列宁认为，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求采取正确的农村政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可是事实上，俄国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小农经济占优势，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的大多数。针对这一事实，列宁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指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4〕这里的所谓“特殊的过渡办法”， 就是指基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事实所采取的一系列可以为农民所接受的办法，换言之，就是采取正确的农村政策。稍后，他在《论粮食税》的著作中指出，俄国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农村的许多地方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野蛮状态占统治地位，这样的国家不能够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必须采取许多“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5〕。在他看来，粮食税政策就是这种“中间”的方法和手段之一。在这一著作里，他把粮食税政策所要达到的社会主义，称作“带有小农占人口大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并且指出：“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6〕这些论述， 十分深刻地说明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对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义。
第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国家需要以经营自由和充足的商品满足农民的要求。实行正确的农村政策，归根结底就是要充分满足农民的利益需要。当时，俄国的农民是小农，他们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经营自由。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他们失去的是这些东西。战争结束时，他们迫切需要的正是这些东西。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7〕这一论述，科学地、简明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国家处理好同小农关系的方法，即给他们以经营自由，并且向他们供应充足的商品。给予经营过程的自由是小农发展生产的动力。由此列宁说：“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8〕即离不开自由的经营和自由的交换。然而，仅仅有经营自由或交换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有供农民交换的商品。至于怎样才能弄到商品，列宁认为，应该采取有效的办法如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等，尽快地恢复大工业，并且需要支持私营小工业企业尽快地恢复生产，还需要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进口一部分商品。
上述列宁的思想，不仅对于指导当时俄国人民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后来其他国家人民的经济建设实践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后一次农村改革即当前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发展了上述列宁的思想。
第一，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是全社会稳定和安定的基础。搞建设需要一个稳定和安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认为农村改革是达到社会稳定和安定的基础。1984年6月， 他在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9〕邓小平清楚地看到， 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农民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种情况一是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和安定，并将由此导致全国政局的不稳定和不安定；二是制约了工业和商业等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国内不稳定和不安定的因素。据此，他1985年4 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10〕
邓小平的这一理论观点，发展了上述列宁的有关思想。如前所述，列宁认为，实行正确的农村政策，有利于巩固工农之间的联盟关系和有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是从工农这两个阶级的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而且是从他们之间政治关系的角度即“工农联盟”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和科学的。在80年代的中国，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成问题。所以邓小平观察和论述农村改革的作用，有一个新的视角，即“全社会稳定和安定”的视角。这一新的视角具有全面性、社会性和明确性的特点。所谓全面性，指它的视角不限于两个或几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投向了包括农村与城市、北方与南方、沿海与内地等关系更广泛的领域。所谓社会性，指它的视角不限于某些阶级间的政治关系及政治局势问题，而投向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必然的社会后果。所谓明确性，指它非常直接地注视到了“稳定”与“安定”的问题，非常明确地指出有关问题的严重性。这一个新的视角说明，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思想。
第二，邓小平认为，农村问题和农村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建设道路。1979年3月，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搞建设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时，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他指出：中国国情的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11〕在这里，他是着眼于我国农村与农民的问题而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1980年1月， 邓小平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说道：“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接着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12〕在这里，他不仅从农村与农民的问题出发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这样的论断，而且还从这里引伸出了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建设目标，从而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精神。此后，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也是从这一问题出发，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来源于长期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3〕所谓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等于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开始于农村，农村改革是这一事业的出发点。
邓小平的这一理论观点，是对上述列宁有关思想的发展。如前所述，列宁认为，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需要采取一系列农民可以接受的政策，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办法。邓小平的理论不仅包含有这样的思想，而且他从中国的国情首先是从中国的农村问题与农村改革出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以系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回答了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目标、发展动力、政治保证和依靠力量等问题。所以说邓小平的理论观点是对列宁有关思想的发展。
第三，邓小平认为，推进农村的改革，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我国农村改革的最初尝试，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的产物。显然，要推进这一事物的发展，也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1980年5月， 邓小平在一次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论及农村改革问题时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14〕意思是说，要通过不断地解放思想，使人们敢于在行动中改变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形式，敢于改变不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和措施。1983年1月， 邓小平在谈话中谈到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时说：“现在放得还不够。”〔15〕意思是说，在“先富”的问题上，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邓小平的这一理论观点，也发展了上述列宁的有关思想。如前所述，列宁在考虑如何推进农村改革的措施时，主要是从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如实行粮食税、自由贸易等入手的。邓小平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仅考虑到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而且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和方针，即不断地解放思想。从这一角度看，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面更宽，活力更强。所以说它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思想。
注释：
〔1〕〔4〕〔5〕〔6〕〔7〕〔8〕《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 卷，第50、50、216、209、54、55页。〔2〕〔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9页。〔9〕〔10〕〔13〕〔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117、138、23页。〔11〕〔12〕〔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223、276页。
标签：农民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列宁论文; 农村论文; 农业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三农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苏维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