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理论和实证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实证论文,人格论文,结构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5-0109-12
一、研究和测量中国人人格的途径
到目前为止，研究和测量中国人人格的途径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也是主要的，是直接修订西方的量表。[1-7]第二类是近年来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们开发的一些直接针对中国人特点的人格模式或人格量表。[8-11]第三类是完全参照中国人的特点编制的测量中国人人格的量表。[12-15]
第一类工具，即修订的西方量表在测量中国人的人格时假设，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与西方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所谓的“修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去除明显不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项目，如“我每天都去教堂”，这时可能会增加与中国文化类似的项目进行替换，也可能不增加。其次，不是对原量表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认其结构，而是针对每一个分量表进行因素分析或项目分析，以删除极端不适合的项目。目前被广泛使用的人格量表，如EPQ[12]、EPQ-RSC[3]、16PF[5]、NEO PI-R[4]等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修订的。然而，到目前为止的大量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与西方人相比有显著的差异。[4,10-15]因此，这类人格量表由于修订时的假设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应用于中国人时会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类研究途径是针对第一类量表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探索。例如，张妙清等[8,9]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证明了“大五”因素模型具有文化的共通性，但却没有包括某些文化的独特因素，如中国人的“人缘”、“面子”及“和谐”等观念，并在指出沿用西方量表的不足之后，编制了中国人人格评定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CPAI)。CPAI是目前在西方文化以外编制的最大规模的多相人格量表之一，它由22个人格量表、11个临床量表和2个效度量表构成。除效度量表外，平均每个量表有15个项目，项目总数为510个。CPAI的编制首先广泛收集与中国人人格特质有关的概念，从中归纳、分类出若干重要的人格构念，再为每一个人格构念编制项目。项目来源包括已有的个性研究报告、中国经典和近代著名小说以及各类民俗谚语集等。通过项目选择、评定和统计分析，最终确定量表的项目。
台湾的杨国枢和香港的彭迈克[10]采用杨国枢和李本华[16]的人格特质形容词词表研究了“中国人描述性格所用的基本向度”。他们首先将杨国枢和李本华的557个词分为他人取向、事物取向和个人取向的形容词三组，然后将以上每一组词按其好恶度分为正性、中性和负性形容词三组，分别从九组中随机抽出1/3的形容词，共得150个词。以近二千例大学生为被试，要求被试用这150个形容词分别描述以下六个熟悉的目标人物：(1)自己的父亲；(2)自己的母亲；(3)最熟悉的一位同性朋友；(4)最熟悉的一位老师；(5)最熟悉的一位邻居；(6)自己。因素分析的结果，以150个形容词描述六个不同的目标人物时，共得到4-5个主要因素，在不同的目标人物下最常抽得的共同而独立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善良诚朴—阴险浮夸”，“精明干练—愚蠢懦弱”和“热情活泼—严肃呆板”。
研究者还将此结果与Norman[17]所得的西方人格五因素模型(FFM)进行了比较，认为该结果中的第一大因素（善良诚朴—阴险浮夸）与FFM的A因素（愉悦性）和C因素（公正严谨性）相似；第二大因素（精明干练—愚蠢懦弱）与FFM的E因素（外向性）相似；FFM中的N因素（神经质）和O因素（开放性）则分别与“镇静稳重—冲动任性”和“智慧文雅—浅薄粗俗”（非主要的共同因素）相类似。
王垒[11]采用大学生被试描述实际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时出现频率在4%以上的形容词（分别为51、51和50个），让被试进行自我评定。因素分析分别得到了五个、三个和三个因素。其中描述“实际自我”的五个因素与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在内容上存在较大的不同。
以上研究尽管考虑到了中国人的独特性，但由于方法的局限，还未能把握中国人人格的全貌。CPAI[8,9]的编制虽然是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选取的人格维度，但难以囊括所有的人格特点，而且量表中包括了大量的从西方量表中选取的项目。杨国枢和彭迈克[10]的研究中所用的形容词既不是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无偏样本，又有相当一部分译自英文形容词，因此难以确认是否测量了中国人人格的整体结构。王垒[11]的研究中所揭示的实际上是“目前意识中的”人格特点，而不是完整的人格结构。
第三类研究途径是根据西方成熟的人格研究途径，采用完全本土的方法探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王登峰等[18,19]在系统收集词典、文学作品和被试实际用于描写具体人物的形容词的基础上，通过对词表的化简和被试评定，得到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由七个因素构成。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测量中国人人格的量表——QZPS（问卷形式）[13,15]和QZPAS（形容词评定）。[20]这项工作完全采用西方学者探索人格结构的方法和途径[21-24]，所不同的是采用中文词典选取形容词，由中国被试进行评定。因此，如果西方按此类方法得到的是西方人的人格结构，那么这里得到的也应该是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二、西方的人格测量工具能否用于对中国人的测量？
以上三类探索和评估中国人人格结构的途径中，除第三类以外，第二类的影响在不断增加，也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和比较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本身能否测量“完整的”中国人人格特点尚且存疑，这类工具的使用还需特别慎重。相比之下，国内心理学界对第一类工具的使用还是最广泛的，不幸的是，这一类工具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有必要对其危害进行详细的论证。
采用西方人人格量表能不能测量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一种观点认为是可以的，尽管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不同，但是人类会面临相似的生活压力，因此也有着相似的人格结构。从人格的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theory)来看[25]，人格结构是人类适应环境要求，实现自身生存和种族延续目的的产物之一（其他如器官的形态、功能，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反应等）。由于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人类的生理结构、器官形态以及功能、生理反应等都应该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人格结构也不例外。这也是Costa和MacCrae在1997年得出的结论，认为大五人格结构是universal的，适用于所有人的主要依据。[26]
另外一种观点也是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文化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人格结构的不同。由于文化的影响造成人们承受不同的压力，或者说在不同文化下人们面临的压力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言，东方人和西方人尽管在人类面临的压力方面是有相似性的，但由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造成这两种文化下人们承受的生活压力的不同，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人格结构或人们的行为特点也会不同。
西方对人格结构的探索始于1936年Allport和Odbert[21]根据人格的“词汇学假设”[27]对英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系统搜索和分类，这一工作是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23,28]模型建立的基础。从“词汇学”假设出发研究人格结构的必然结果，就是文化或语言的局限性。以英语为例，英语中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形容词反映的是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的特点，对它们的分析理应得到描述人格结构的维度，但这样的结果只适用于以英语为母语的群体。[12,23,27]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特点与西方人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必然会在相应的人格结构中有所体现。
因此，在使用西方的人格量表测量中国人之前，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格结构是否相同或相似？这涉及中西方人格结构比较的策略和结果。由此引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西方的人格量表中的项目能否代表中国人的典型行为？这涉及人格量表的项目内涵问题。鉴于“大五”人格结构在西方心理学中的巨大影响以及测量“大五”人格结构的量表(NEO PI.R)[29]的广泛应用，以下对西方人格结构和人格测量工具的分析和讨论就主要以大五和NEO PI-R为对象。
三、中西方人格结构比较的策略
中西方人格结构的比较属于跨文化比较的范畴。Jone Berry曾经提出跨文化比较的两种模式[30,31]，一种称为“imposed etic”，即“强制的一致性”策略。“etic”是语音学(phonetics)的词根，关注的是不同的语言中描述同样内容的字词发音的相似性。“etic”是共同、共同性的意思，或者一般性；“emic”是音位学(phonemics)的词根，研究每一个音节和发音的含义的不同，因此就用emic来代表文化的特异性。所谓强制的一致性是指使用某种文化下建立起来的概念和工具去测量另一种文化下人们的特点，再根据这个结果比较不同的文化是不是有相似的特点。具体来讲，如果用NEO PI-R测量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比较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西方人是否相似，那么就属于John Berry所提出的“强制的一致性”比较策略。
“强制的一致性”策略的问题就在于概念和工具的使用。NEO PI-R是西方文化的概念和工具，用它去测量中国文化下的人们，实际上是把西方文化的概念强加给中国人，这样得到的结果只可能是数量或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可能体现人格结构的差异。因为这种比较的前提就是人格结构的相似或相同。这样的比较只能得到跨文化的相似性，而不可能发现任何实质性的跨文化差异。
目前国内使用的修订后的西方人格量表[1-7]，从跨文化比较的意义上来说，属于这种“强制的一致性”策略，放弃了对中国人独特的人格结构的探索，完全照搬西方的人格结构。这种放弃在带来工作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从这些量表中所得到的中国人的特点可能与中国人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John Berry提出的另外一种跨文化比较的策略称为“derived etic”，即“衍生的一致性”。按照这种策略，要比较两种文化下某一心理特点或者某一现象的相似性或差异性，例如要比较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最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在中国文化下建立起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概念和测量工具并测量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特点，再与西方的人格结构（大五）和人格结构的测量结果(NEO PI-R)进行比较。按照这一观点，不同文化下人们的人格结构应该会有所不同。
实际上，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本土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特点以及与西方人格结构的显著差异。杨国枢和Bond[10]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初步研究揭示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与西方大五人格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Bond[32]的研究表明，使用本土的研究可以近似地复制出除O因素以外的四个因素。此外，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结构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例如，张妙清等[33]应用CPAI[8]对大陆和香港被试进行了测试。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两个地区被试的因素结构基本一致，都得到四个主要因素，将两个样本合并后也发现了同样的因素结构。根据各因素中项目的内容，将这些因素分别命名为可靠性、领导性、传统性和独立性。将CPAI与FFM[27]的各因素内容进行比较，发现CPAJ的可靠性与FFM的N（神经质）因素、E因素（外向性）、C（公正严谨性）因素和A因素（愉悦性）有一定的相似性；领导性和独立性与FFM的C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CPAI中的传统性与FFM的各因素的关系都不明显，而FFM的O因素（开放性）也难以在CPAI中找到相应的内容。
采用“词汇学假设”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系统研究已经发现了中国人的完整人格结构：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由七个因素构成[1-4,20,34]，即“大七”因素模型，而不是西方人的五个因素。根据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每一个维度的含义所编制的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15]和中国人人格形容词量表(QZPAS)[34]也已经开始使用，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表1列出了QZPS的七个维度和相应的小因素以及NEO PI-R的维度和所包含的层面。
表1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人格维度及其具体含义
从表1可以看出，在人格维度和每一个维度的含义上都存在明显的中西方差别，因此，西方的人格测量工具不能用来测量中国人。此外，按照跨文化比较的策略[35]，西方的人格测量工具，如NEO PI-R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西方人和中国人共有的成分（eticl，即在NEO PI-R中的共同成分）以及西方人或美国人独有的成分（emicl，即西方人的独特成分）。同样，中国人的人格量表(QZPS)的内容也可以分为两种成分：中国人和西方人共有的成分（etic2，即在QZPS中的共同成分）以及中国人独有的成分（emic2，即中国人的独特成分）。因此，采用西方的人格量表测量中国人时，尽管有部分内容符合中国人的情况(etic1)，但也有一部分(emic1)不符合中国人的情况，而且还缺少一些中国人独有的成分(emic2)。
目前国内心理学界使用的西方人格量表并没有对其结构或维度做任何的改动，因此测量所得与西方的人格结构肯定是一致的。但从表1可以看出QZPS所测量的七个维度中，只有三个维度（外向性、人际关系和情绪性）与NEO PI-R的维度直接对应，但在内涵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2]当直接采用NEO PI-R的五个维度解释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时，哪些是其中的etic因素，哪些是其中的emic因素呢？是大五中的某几个维度还是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修订西方量表的策略及其适用性问题。
四、修订西方人格量表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目前修订西方人格量表的做法是保留原来的量表结构，只是对个别的项目进行修订，并根据每一个分量表（或因素）与项目的关系进行项目分析，而不是对所有的量表项目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定其量表结构。以NEO PI-R为例，它有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六个层面。分别对每个层面的项目进行因素分析，将六个层面组合成一个维度，再将五个维度组合在一起构成NEO PI-R的修订量表。[4]其他像16PF、EPQ、MMPI等都采用类似的修订策略。
这样的修订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保持量表原来的结构，肯定不符合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因此会产生系统误差。这一点已经在很多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第二，保留下来的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所在因素（或层面）的相关很低。这表明，即使原来量表中的某个因素（或分量表）确实能够反映中国人的人格结构，那么其项目也是不合适的，或其中的项目不能反映这一因素（或分量表）的确切、全面的含义。第三，无法区分NEO PI-R中的etic和emic成分。
针对上述问题，从修订量表的角度出发，首先要做的就是对量表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定该量表的因素结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如果量表的项目能够代表（至少能够部分代表）中国人的典型行为和情境，那么因素分析所得的因素结构会与原来量表的结构有所不同。由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与西方人有着显著的差别，因此在理想情况下，对NEOPI-R所有项目的因素分析应得到类似七个因素的结构。
其次，对项目进行筛选。由于NEO PI-R中包含了emic成分（即只反映西方人的独特特点的内容），因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项目会被删除。另外，由于因素结构的变化，项目与所属分量表（或因素）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肯定会使部分项目在每个因素上的载荷都很小，因此会被删除。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因素分析的目的是探索NEO PI-R在测量中国人人格结构时的因素构成及其含义，因此项目筛选的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以尽可能保留较多的项目。
第三，根据确定的因素结构和含义编写新的项目，完善各个因素。这应该是修订量表的核心步骤。以往的修订工作是在开始时编写一些项目，以替换明显不符合中国文化特点和中国人行为方式的项目，其依据是量表原来的结构。根据前面的分析，这样做只是保留原来量表结构的“补救”措施，并不能增加原来量表对中国人的适合程度。按照目前的策略，这时编写项目所依据的是中国人在西方量表上的反应模式或因素结构。这时项目编写的基础就是中国人的某一方面的特点（由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的因素结构界定），在原量表保留下来的项目基础上，编写新的项目以完善各个因素。
这种对西方人格量表的修订策略，其价值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量表的结构，并通过对各个因素中包含项目的内容分析确定每个因素的含义或所测量的人格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应该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确定各个因素的含义，但又不能完全依据项目的内容确定因素的含义。如果说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去除NEO PI-R中只适合西方人的emic成分的话，这时对各个因素内容的界定应能尽量找回中国人的独特成分。其次，根据每个因素的含义，编写相应数量的项目，使各个因素的含义完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修订西方量表的策略必然会面临如下的后果。首先，修订后的西方量表的结构可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各个因素或分量表的名称和数量也会有所调整。从跨文化比较的理论来看，这是必然的结果，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其次，修订后的量表所包含的项目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会与原始量表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修订后的量表已经彻底改变了原始量表的内容和结构，已经是一种新的工具了。
王登峰编制的“自我和谐量表”[36]虽然不是修订西方现成的量表，但其编制过程却带有上述“修订”的特点。编制所依据的是Rogers[37]的理论构想，即在心理治疗过程中个体的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程度和改善程度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评定。这可以看作是根据西方量表的结构编写适合中国人特点的项目，然后组成问卷的尝试。
日本学者辻平治郎等[38,39]编制“五因素人格量表(Five-Factor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FFPQ)”的做法也很值得借鉴。他们在编制量表的过程中参考了Goldberg[40]和Costa & McCrae[29]的五因素模型，但对每一个因素的含义都根据日本的文化进行了修正，因此其结果与西方的“大五”人格模型已经有了显著的差异。辻平治郎等的五因素模型考虑到日本文化的要素，将日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即人际关系、集团意识和自然的人生观概念化地融入人格结构中，对西方的大五人格模型中的A、C和O因素的内涵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五个因素分别被命名为“内向性—外向性”、“分离性—亲和性”、“自然性—统制性”、“情绪性—非情绪性”和“现实性—游戏性”。每个主因素各包含5个小因素，每个小因素各有6个项目，共计150个项目。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即使进行了这样的修订可能还会有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能否反映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全貌，这依赖于西方原始量表的项目构成特点。如果原始量表的项目中包含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全部内容，即使不完整，也可以得到完整的结构，但这一条件并非都能达到。这可以说是修订西方量表时无法克服的弊端。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明确，要研究中国人的完整特点，只有本土的研究策略才是最佳的。
五、关于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机制的假设
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既可能表现为人格维度的不同，又可能表现为特定情境下的行为特点的不同。按照人格的进化理论，适应文化要求的人格特点会被保留下来，并最终形成某一文化下所有个体的人格结构。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机制的假设是，从行为层面来看，所有文化下的人们在行为的种类或行为谱的类别上应该没有差异，但从行为表现到人格结构需要经历以下两方面的加工，而这两方面的加工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
第一，人们能够表现出来的行为在种类和数量上是一致的，但某一行为出现的情境和频率是有文化差异的。例如，“微笑”是所有文化下的人们都会出现的行为表现。但在西方文化下，微笑是人们对所有与自己目光相接的人的一种“礼貌行为”，因此不管认识与否，都会做出这一行为。与此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下，微笑首先是对自己熟悉的、至少是认识的人的反应，因此出现的频率肯定低于西方人。Matsumoto[41]比较了日本和美国被试对六种基本情绪的再认能力，使用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照片。结果表明，美国和日本被试对幸福(happiness)和惊讶(surprise)的辨别能力相似，但美国人更容易辨别愤怒(anger)、厌恶(disgust)、恐惧(fear)和伤心(sadness)情绪，表明在日本文化中不鼓励人们表现出负性情绪，或负性情绪出现的频率比较低，而美国文化中则无此限制，因此负性情绪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其他的一些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41,42]
第二，某一行为所反映的人格维度与文化密切相关。某一行为的意义与该行为出现的情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同一行为在不同文化中出现的典型情境不同，所反映的人格结构也会不同。电影《刮痧》中的一个情节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个中国人当着美国老板的面打儿子，以表明对儿子与老板的儿子打架的态度以及对老板的尊重。这样的行为及其出现的情境在中国文化下是比较多见的，也很容易理解。但在美国人看来，这样的行为是在虐待儿童，被解释为粗暴无理和违法。同样的一个行为，中国人把它归入友好、合作、自我克制的维度中，而西方人则把它归入违法的范畴中去，即同样的一个行为在不同文化中会被归入不同的人格维度中去。
因此，当面对相同的行为范畴时，中国人界定的人格结构与西方人界定的人格结构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因为同一行为特点可能会被归入不同的人格维度中去。换句话来讲，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别，不是表现在行为的种类，而是表现为行为出现的情境和频率以及对行为归类的差别。这跟因素分析的思路是一样的，因素分析是根据项目之间的一致性来划分维度的，项目之间的一致性是根据人们对项目的评价分类得到的。对于中国人来讲，如果某20个项目的得分是一致的，它们就会被归入某个维度；而对西方人来讲，这20个项目的意义对他们是不一样的，因此会被归入到不同的维度中去。同样的，西方人某个维度上的项目，中国人也可能把它们归入不同的维度中去。
图1 中西方人格结构与行为谱的对应关系示意图
图1是对上述假设的直观表达。图1的中间部分是行为谱，代表中西方共同的行为类别，左侧是NEO PI-R[29]所界定的西方人的人格维度，右侧是QZPS[15]所界定的中国人的人格维度。从理论上看，中西方的行为谱是相似的，但在面对同样的行为范畴时，西方人会把它们界定为五个维度，而中国人则会界定为七个维度。图1只是一个示意图，实际上，NEO PI-R的项目所代表的行为范畴不可能与QZPS所代表的行为范畴完全一致。而且，NEOPI-R所选取项目是依据西方文化下行为的出现情境和出现频率选定的，而QZPS则是根据中国人的特点选定的。
根据以上分析，由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人格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若要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测量，需要建立本土的关于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概念模型和测量工具。即使要修订西方的人格量表，也应首先对其原始量表的所有项目进行因素分析，在确认其因素结构的基础上重新编写量表的项目。为进一步澄清文化与人格结构的关系，以及目前国内通用的修订西方量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实证方式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以对NEO PI-R的修订为例，可以推出以下三个具体假设：
(1)对NEO PI-R的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因素结构应与该量表原来的结构（即“大五”）有显著的差异，而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即“大七”）相同或相似；
(2)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NEO PI-R的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中国人的典型行为关系比较松散，因此在因素分析过程中会有比较多的项目因在各个因素上的载荷较低而被删除，没有被删除的项目与因素的对应关系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3)将NEO PI-R的项目与QZPS的项目合并进行因素分析，由于增加的只是行为谱中的共同行为，或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联系较弱的项目，因此其因素结构仍应保持QZPS原来的结构。
以上假设若能证实，则不仅为修订西方人格量表（甚至其他西方的理论和模型）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导，而且也支持了使用QZPS测量的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效度。假设(1)可以从侧面支持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大七模型”，而假设(3)则进一步证实QZPS的项目效度和构想效度。王登峰和崔红[44]最近的一项研究实际上已经完全支持了以上假设。
六、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实证比较
在王登峰和崔红的研究中[44]，来自大学生群体和社会各界的被试共2671人完成了NEOPI-R的中文版，其中的2540人同时还完成了QZPS。对NEO PI-R的240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由图2可以看出，应选取七个因素进行旋转：从第8个因素开始，是一个明显的拐点，从解释方差百分比来看，也应取七个因素而不是取五个因素。按照七个因素进行正交旋转，以载荷量大于0.15，共通性大于0.25的标准筛选项目（这是非常低的标准，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原来的项目）。即使采用这样低的统计标准，仍然删除了110个项目，只保留了130个项目。
图2 NEO PI-R的240个项目的因素特征值碎石图
这一结果支持了前面提出的假设(1)，即中国人在对NEO PI-R的项目作出反应时，其因素结构已经不再按原来的五个因素出现，而是以更符合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个因素的形式出现。其中近一半的项目（240中的110个）被删除，同时支持了假设(2)。
对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的七个因素的含义分析表明，每一个因素中所包含的项目涉及原来量表中的几乎所有维度。例如，共有36个项目构成因素一，其中24个项目属于原来的C（公正严谨性）量表，另外12个项目分别有4个项目来自N量表，5个项目来自E量表，2个项目来自O量表，1个项目来自A量表。其他六个因素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对组成这七个因素的项目进行的内容分析表明，因素一的内容是严谨、谨慎、认真、切合实际，类似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行事风格”和“善良”两个因素的成分，与NEOPI-R相比，因素的含义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仍可认为与原来的C因素有对应关系。
因素二的19个项目的内容是自信、精明、有才智、精力旺盛、有活力，类似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处世态度”和“善良”两个维度中的部分内容，与外向性也有些关系；因素三也是19个项目，内容是宽和、热情、无忧无虑，类似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人际关系”、“善良”和“情绪性”三个维度中的部分内容；因素四的13个项目内容包括乐观、合群、活跃、淡泊，类似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外向性”和“处世态度”；因素五的17个项目内容包括缺乏机智、敏捷、敏感，类似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才干”维度中的“机敏”小因素的内容；因素六的13个项目涉及不敏感、不重感情等内容，类似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善良”维度“重感情”小因素的负极；因素七共10个项目，内容包括热情、敏感，类似中国人人格结构中“善良”维度的“重感情”小因素，以及“人际关系”维度中“热情”小因素的内容。
因此，尽管对NEO PI-R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了类似于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因素模型，但这七个因素的项目只涉及相关的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部分，而不是完整的内容。换言之，在西方人的反应中，将NEO PI-R的240个项目归类为五个大的维度，但在中国人的反应中，同样的项目却被归类为七个大的维度，尽管这七个维度与完整的“大七”模型相比并不全面。
图3 NEO PI-R的130个项目与Q2PS的180个项目的因素特征值碎石图
前面提出的假设(3)也在王登峰和崔红的研究[44]中得到了证实。将NEO PI-R的130个项目与QZPS的180个项目合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碎石图检验（见图3）和解释方差百分比都表明取七个因素是最合适的。按载荷量和共通性标准删除了NEO PI-R的62个项目，以及QZPS的9个项目后，由239个项目组成的七个因素解释的方差为28%。而且对这七个因素的内容分析表明，它们与QZPS的七个因素有着良好的一一对应关系。这表明中国人人格结构是稳定的。
七、总结与展望
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方的人格结构，结合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最新探索发现，为我们全面了解修订西方人格量表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实践中的指导。事实上，许多内地和港台学者[45-49]对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呼吁和实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心理学界对西方理论和概念的认识，许多研究已经发现了中西方在心理机制和理论概念方面的差异[50-53]。因此，对西方的理论、研究和测量工具持审慎态度，并努力探索中国人的实际心理特点，已经成为国内心理学界的一致共识。
本文从研究和测量中国人人格特点出发，结合相关的理论和实证证据，对修订西方人格量表这一具体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根据有关的研究结果和理论探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研究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及测量中国人人格特点的最佳途径，应该是首先采用本土资料建立系统的中国人人格结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测量工具；
(2)由于文化的差异，西方建立的人格测量工具无论是关于人格结构的假设还是具体的项目都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典型行为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既不能直接照搬，也不能简单地采用直接修订的办法用于对中国人人格特点的测量；
(3)当需要修订西方的人格量表时，应首先对量表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认量表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的项目，构成新的测量工具；
(4)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人们对行为的理解和归类的差异，只要存在行为出现频率和对行为意义解释方面的差异，人格结构的差异就是必然的。
虽然已有许多证据支持了上述结论，但要确认其中的某些观点尚需不断获得新的证据。例如，中国人在对NEO PI-R的反应中显示出了不同于“大五”的“大七”人格结构，这一结果虽然可以说明对西方人格量表进行系统修订的重要性，但还不能据此认为这样的人格结构差异就是由于“对项目归类差异”造成的。如果西方人在完成QZPS时表现出不同于“大七”的“大五”人格结构，那么这一观点才能被最后证实。目前这一研究正在进行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心理学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心理学理论和测量工具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心理学理论和测量工具的效度问题也变得更加重要。为此，心理学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于能否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支持和贡献，对自身理论和工具的构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对待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和测量工具，提高它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心理学发展的作用，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和所提出的观点无疑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