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的“上帝之死神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尔论文,神学论文,之死论文,上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是不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肯定有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对于很多人来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是二十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教父卡尔·巴特，但是对于二战后的几代人来说，巴特已经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了，朋霍费尔才是新一代中最伟大的神学家。朋霍费尔在他死后成为二战后新一代神学家的领袖和新一代神学的开端。朋霍费尔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欧洲，也远远超出了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教会。朋霍费尔并不像巴特和布尔特曼在神学上拥有巴特派和布尔特曼派，但是朋霍费尔却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牧师和神学家重返基督教的信仰之上。朋霍费尔不是二十世纪的神学教父，却是二十世纪基督教的使徒和圣徒，二十世纪基督教的殉道者和英雄，是二十世纪基督教的象征和骄傲。
朋霍费尔在纳粹的狱中寄出的《狱中书简》是本世纪最独特的神学文献，对二战后教会的建设和基督教会的普世运动的新的方向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教育出来的神学学生，朋霍费尔是在基督教神学和教会之外最具有广泛影响的二十世纪基督教人物。尽管朋霍费尔本人晚期对其早年推崇的基督徒圣洁虔敬的品质和生活方式在救赎的意义上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本人却有圣徒般的人格。最终这位建立了参与和分担苦难的上帝、为他人而生存的神学的神学家以自己传奇的一生践复了这一神学。朋霍费尔对于这个世界和二十世纪是一个基督徒的传奇，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使徒，纳粹集中营中的殉道者，抵抗纳粹的基督徒英雄。人们把这位真诚的牧师、天才的神学家和伟大的殉道者的传奇人生拍成影片《朋霍费尔：恩典的行迹》，并在2000年蒙特卡罗电影节获得金奖。
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所面临的时代信仰的状况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而朋霍费尔的神学就是一种“上帝之死”神学，一种正视“上帝之死”的信仰状况和时代困境的新神学。朋霍费尔所出自的自由主义神学在二十世纪初遇到了历史性的危机，不仅仅是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衰落，而且也是神学本身研究和教会生存基础的危机。因此，“上帝之死”决不仅仅意味着传统的上帝概念不再为人所接受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上帝之死”决不可能通过对“上帝”一词的语言分析和解释学就能完全得到彻底解决的。朋霍费尔对此的思考是二十世纪里对“上帝之死”最为深刻的回应。1951年出版的《抵抗与顺从：狱中书简》(Widerstand und Ergebung:Briefe und Aufzeiehnungen aus der Haft)这本二十世纪被最广泛地阅读的神学著作，就是朋霍费尔思考“上帝之死”问题的激情独白。
在《狱中书简》1944年4月30日给贝特格的信中，朋霍费尔谈到自己正在形成的神学观念：“不断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是：今天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基督教，甚至谁是基督？(Was das Christentum oder auch wer Chrisms far uns heute eigenfiich ist？）人们能够通过不管是神学语言还是虔敬的话语来理解每件事情的时代终结了，内心和良心的时代（这才是宗教本身的时代）也终结了。我们正走向一个完全无宗教的时代(einer v
llig religionslosen Zeit)：现在的人们简直完全不再可能具有宗教气质。即使那些真诚地把自己说成是‘宗教的(religis)’人，也很少实行它。所以，当他们说到‘宗教的’的时候，显然是在指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整个有一千九百年悠久历史的基督教的宣道和神学依赖的正是人的‘宗教先验(religise Apriori)’。‘基督教(Christentum)’一直是‘宗教(Relision)’的一种形式，也许是一种真正的形式。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这种‘先验’完全不存在了，而它不过曾经是一种历史的、有条件的、过时了的人类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达到了彻底无宗教的阶段，我认为，现在或多或少已经达到了这种无宗教的状况，（这体现在例如这次和从前任何一次都不同的战争怎么没有唤起任何‘宗教的’反应？）那么这对于‘基督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迄今的整个基督教都脱离了根基，只剩下一些‘最后的骑士’或者一两个理智不诚实的人，从他们身上我们还能看到‘宗教的’东西。……如果我们最终不得不把基督教这种西方形态看作仅仅是一个完全无宗教的状况的预备阶段的话，对我们、对教会来说，所面对的是什么境况呢？基督如何还能够成为那些无宗教的人的主呢？存在无宗教的基督徒吗？如果宗教只是基督教的外衣，尽管这件外衣在不同的时期十分不同，那么，什么是无宗教的基督教呢？……在一个无宗教的世界中，一个教会、教区、传道、仪式、基督徒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宗教，也即没有形而上学和内心等有时间条件的前提，我们如何谈论上帝呢？我们也许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来‘谈论’他，我们如何以世俗的(welflich)方式谈论上帝呢？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无宗教的和世俗的基督徒呢？如果不认为自己是宗教上得宠的，而认为自己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如何是‘蒙召的(Herausgerufene)’呢？因此，基督就不再是宗教的对象，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即这个世界实实在在的主。然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无宗教的状况中，敬拜和祈祷意味着什么呢？这种隐秘的修行(Arkandiszisplin)，说得确切一些，就是在次终极的和终极的区分（你已在我这里了解了它），在此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吗？……”（注：参见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译文有所改动。）
在这段叙述中朋霍费尔首先是对时代精神状况的判断，朋霍费尔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彻底的无宗教的时代，用他后来的话说，叫作世界成年的时代。与此同时，他对那些受到自由神学的影响仍然为“宗教先验”或“宗教的”东西进行辩护的人进行了批判，朋霍费尔认为他们是理智上不诚实的鸵鸟；其次，朋霍费尔提出了在无宗教的时代中，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教会意味着什么？基督意味着什么？作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一种无宗教的视角之下重新得到理解；再次，朋霍费尔追问在无宗教的世界中如何谈论上帝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谈论上帝的语言和逻辑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神学解释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重新理解“谁是上帝”的问题；最后，对无宗教时代的诊断下基督教的困境的解决尝试，朋霍费尔提出了完全基于此世的基督教方案。
在1944年6月8日的信中，朋霍费尔提出了“成年的世界(die mündig gewordene Welt)”的概念：世界已经成年，不再需要上帝的监护。“成年的世界”这一概念本来源于康德，席勒在关于世界普遍历史的著名演讲中也使用了这个词，但是朋霍费尔是在狄尔泰的“世界的自律”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的。朋霍费尔在狄尔泰上的“世界的自律(die Autonomie der Welt)”意义上描述了世界的成年的进程，他把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作为他的“非宗教地解释圣经概念(die nicht-rehgise Interpretation der biblischen Begriffe)”的历史处境，也就是说，成年的世界与成年的人类是我们面对上帝的真实处境，必须在这个好像上帝不存在的世界上尝试去站在真正的上帝面前，就是那个在这个世界上软弱无力被送上十字架的上帝。朋霍费尔在这封信中粗线条地勾勒了“世界的自律”在人类事物各个领域中的一个“长时段”的发展史：在神学中，切伯里的赫伯特(Herbert von Cherbury)对理性的肯定；在伦理学中，蒙田和博丹以生活的规则取代上帝的诫命；在政治学中，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从道德中分离出来，建立了国家理性学说(die Lehre von der Staatsraison)；在法律中，格劳秀斯把国际法上升为无需上帝神法的自然法；在哲学中，笛卡尔认为世界是一部无需上帝而自行运转的机器，斯宾诺莎干脆就把上帝等同于自然；康德与笛卡尔一样是自然神论者，而费希特、黑格尔与斯宾诺莎一样是泛神论者；在自然科学中，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的无限理论导致了宇宙目的论和创世论的破产……于是，理智诚实的尼采发现了这个已经发生了几百年的历史：“上帝死了”。在任何领域中，成熟自律的人类都不需要上帝了。这是朋霍费尔对世界历史的描述。但是，我们切忌把朋霍费尔的现实困境的诊断误当作是他的思想结论。托伦斯指出，如果我们忽视朋霍费尔对时代的描述与他自己的问题之间的区别的话，就会造成对朋霍费尔严重的曲解，甚至是完全对立于他自己的思想，使朋霍费尔成为表达某种神学观点的手段。（注：参见Thomas F.Torrance,"Cheap and Costly Grace",in God and Ration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56-85.P74）
朋霍费尔没有把无宗教的成年的世界视为对基督教的彻底的毁灭性打击，相反，他在这种基督教的危机中看到了面对真正的上帝和真正的基督，返回真正的基督教和真正的教会的新的机会。朋霍费尔在“无宗教的世界”中，看到了基督教不同于其他宗教之所在。“宗教”只是基督教的外衣，基督教的本质不在于作为一种宗教形态。朋霍费尔在“成年的世界”中看到了一种积极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本人就要求一个能自由行动的成年的人类。成年的世界可能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的终结，但是也是重新聆听基督之道的新开端。耶稣基督并不贬损和消灭世界的实在和世俗性，同时也不需要宗教依赖的软弱的人。朋霍费尔说，耶稣为自己和上帝之国所要求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人本身及其社会。耶稣并没有为了显示自己恩典的权能而故意使人先成为一个罪人，而是竭力呼召他们脱离自己的罪恶；他也没有为了让人们走向终极的事物而先贬损世俗的世界和人性。相反，当我们思考上帝的道成肉身和耶稣在此世的行动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要求人的自由和成熟，要求人在世俗的世界中和在其成熟的力量中学会面对上帝。
面对无宗教的历史境况最为重要的是重返基督教的真正的上帝概念。如果没有真正的上帝概念，没有圣经中的上帝形象，没有真实的上帝，无宗教时代中对上帝的信仰就愈加不可能了，基督教就彻底地不可能了。能否在无宗教的世界中重新真正坦诚地谈论上帝，谈论上帝对于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这对于理解真正的上帝，对于基督教的生死存亡都是决定性的。按照传统的宗教的解释，上帝是人的拯救的力量。但是，朋霍费尔认为，宗教谈论上帝总是在人处于软弱或边缘的生存境况中，把上帝作为突然显灵的干预力量，帮助人解决困难或实现愿望的。朋霍费尔把这个上帝称作“机关的上帝(deus ex machina)”。这个上帝是一个能随时显灵、施展奇迹的上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他才能满足人的需要；而人一到了能力不足的时候，就祈求上帝来解决问题。这个上帝是一个全能、全善、全在、无限的、超越的上帝，而相对应的是必死的、有罪性、有限性、定在性、内在性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依赖和需要上帝的人。这样的人在罪和死之中，唯有接受上帝的恩典才能得到救赎。但是，在一个成年的世界中，人们不再惧怕死亡，也就是没有了宗教的恐惧；人们也不再认为自己有原罪，也就是没有了拯救灵魂的需要；人们也不再在失败的时候祈求上帝来解决问题，也就没有了对上帝的依赖感和信赖感；人们也通过各种手段消除了生活的痛苦，也就没有了对苦难和爱的敏感和理解；人们也不再相信天堂的神话，也就没有了到宗教的庇护中逃避世间一切负担的冲动。传统的那些宗教先验的东西在成年的世界中都成为一种历史的、过时的东西了；传统的对上帝的宗教解释，传统的宗教语言和宗教概念所描述的上帝，那种显灵的上帝，因此也同样成为过时的和多余的东西了；传统试图用上帝来论证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做法也已经不再采用了，在人类事务中根本无需上帝的作用了，用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
然而，宗教只是上帝的外衣，上帝可以完全不需要宗教的解释，因为圣经中的上帝本来就不是宗教的对象。真正的上帝应该在成年的世界中，在此世的生活的中心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真正的上帝应该是要求人的成年，要求人的力量，要求人性和此世的生活。朋霍费尔说，要在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在生活的边缘谈论和寻找上帝；要在生命和成功中而不是在死亡和苦难中谈论和寻找上帝；要在生命和生活的完整性中而不是在人的内心中谈论和寻找上帝；要在人的成年的力量而不是人的软弱中谈论和寻找上帝，要在人的此世而不是在灵魂拯救中谈论和寻找上帝。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成年的世界中，在此世的生活中谈论上帝和寻找上帝。
在1944年7月16日的长信中，在对“世界的自律”做了一个描述之后，朋霍费尔说，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自然科学的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前提的上帝在无宗教的时代中已经被人们彻底抛弃了。这里的确没有给上帝留下任何地盘，这个世界好象上帝根本就不存在。“理智的诚实(der 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迫使人们必须直面这一“上帝之死”的世界，而没有任何退路。“唯一的道路是《马太福音》18:3（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意义上的道路，也即通过忏悔，通过终极的诚实。如果要诚实，除非承认，我们必须生活在世界上，即使上帝不存在(etsi dues non daretur)。而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的成年迫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处境。上帝实际上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象没有上帝也能完成生活这样地生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Der Gott,der mit uns ist,ist der Gott,der uns verl
βt)。（《马可福音》15:34，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需作为起作用的前提的上帝而生活的那位上帝，就是我们永远站在他面前的那位上帝。我们生活在上帝面前，与上帝生活在一起，无需上帝而生活(Vor und mit Gott leben wir ohne Gott)。上帝允许他自己被推出这个世界，被推上十字架。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是无力的、软弱的，而且正是这样且只是这样，他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马太福音》8:17（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说的非常清楚明白，基督帮助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的力量，而是靠他的软弱和他的受难的力量。
这就是基督教与一切宗教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所在。人的宗教性在他困境中显示给他上帝在世界上的力量，把上帝作为一个‘机关的上帝’。然而圣经却显示给他上帝的无力与受难；只有受难的上帝(der leidende Gott)才能帮助人。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世界的成年的过程，一种虚假的上帝表象就被放弃了，就为圣经的上帝扫清了地面，这个圣经的上帝凭借自己的无力而在世界中赢得了力量和空间。这将应该作为我们‘此世的解释(weltliche Interpretation)’的出发点。”（注：参见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76页。译文有所改动。）
由上可知，朋霍费尔的非宗教的此世的解释的基础就是“受难的上帝”。上帝允许并要求我们成年，强有力地独自生活，但是这一上帝本身却是软弱无力被离弃被钉上十字架的“受难的上帝”。朋霍费尔这一新的上帝概念乃是“重返圣经的上帝”，借着世界的自律的世俗化历史进程，抛弃了宗教的、虚假的、全能的、显灵的、救赎的上帝概念，重返以自己的软弱中的爱征服了这个世界的力量的上帝。1944年7月18日的信中，朋霍费尔写道：“‘基督徒在上帝的受难中与他站在一起’，那就是把他们和异教徒分开的东西。……人必须在无神的世界中现实地生活，不要试图用某些宗教的东西去掩盖、去美化世界的无神。人必须过此世的生活，并且正是在此世之中分担参与上帝的受难。人可以去过此世的生活，也就是摆脱虚伪的宗教的约束和束缚。做一名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成为隶属一种宗教的人，也不意味着要用某种方法把自己造就成某种人，比如一名罪人，皈依者或圣徒，而是意味着要做—个人，不是某种类型的人，而是基督在我们中造就的人。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不是某种宗教行动，而是分担并参与上帝在此世生活的受难(das Teilnehmen am Leiden GoRes im weltlichen leben)。……耶稣并不召唤人们走向一种新宗教，而是召唤人们走向生命。……成年的世界是更加无神的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比未成年的世界更接近上帝了。”（注：参见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180页。译文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