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183;艺文志》“杂赋”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艺文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志·诗赋略》把赋分为四类，其中第四类是“杂赋”。“杂赋”共12家：《客主赋》十八篇，《杂行出及颂德赋》二十四篇，《杂四夷及兵赋》二十篇，《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篇，《大杂赋》三十四篇，《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篇。
这些作品全部散佚了，前人和今人曾对此作过研究和推测，我们首先从他们的探讨入手。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一《逸遗上·篇章》中说：无名氏杂赋“盖当时类辑者，后世总集所自始也”。章学诚继承胡氏的观点而更有发挥。他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略第十五》中说：“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刘师培也同此说，《论文杂记》云：“客主赋以下，皆无作者姓名。大抵撰纂前人旧作，汇为一编，犹近世坊间所行之撰赋也。”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论客主赋类说：“此十八家大抵皆尤其纤小者，故其大篇标曰《大杂赋》，而《成相辞》、《隐书》置之末简，其例亦从可知矣。”姚氏《汉书艺文志条理》云：杂赋十二家中以前十家为一类，“此十家以大杂赋居其末，则以前九家皆刘勰所谓小制之区畛可知也。”
刘天惠《学海堂集》卷七《文笔考》说：“诗赋家有《隐书》十八篇，盖隐其名而赋其状，如射覆之类。”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申论刘氏之说云：“杂赋有《隐书》，《传》曰：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与纵横稍出入。淳于髡《谏长夜饮》一篇，纯为赋体，优孟诸家顾少耳。东方朔与郭舍人为隐依以谲谏，世传灵棋经诚伪书，然其后渐流为占繇矣。管辂、郭璞为人占皆有韵，斯亦赋之流也。”
《杂赋》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杨倞以为就是《荀子》中的《成相篇》，“盖亦赋之流也”。朱熹《楚辞后语》也说荀子《成相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王先谦《荀子集解》引卢文弨说：“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郝懿行《与王引之伯申侍郎论孙卿书》说《成相杂词》本“瞽矇之词”。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
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云：“此类杂赋，名目甚多。要皆刘氏校书时就丛书篇帙中，区分类次，汇编而成。其各种标题，亦向歆所加也。《文心雕龙·诠赋篇》云：‘汉初词人，顺流而作；皋朔以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即谓此也。”
程千帆先生《汉志杂赋义例说臆》云：“子骏既依作述源流，叙赋为屈原、陆贾、荀卿以下三种，而民间所进，中秘所藏，书简缺脱，篇章总杂者，亦所多有。其中当不乏作者莫征，年代失考之作”，“故唯有著为变例，别录主题，以类相从，于凌乱之中，辟识别之径：或缘问对，或述情感，或标技艺，或举自然，以及动植之文，谐隐之篇，取譬草木，区以别矣。又以部次未周，人代难详，乃多冠杂字，诏示来学。若杂行出及颂德赋，当多属封禅之事；杂四夷及兵赋，当多属征伐之事，则又以主题不一，连类相称者也。”
王小盾先生《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云：“《汉志》以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客主赋（杂赋）代表赋的四种渊源，从其所列的篇目看，这四种赋之分，实乃近于歌的抒怀作品、近于辩的说辞作品、近于书记的写物作品、近于箴言的杂记作品的分别，而其依据，则可能是古所谓‘列士献诗’、‘百工谏’、‘史献书’、‘师箴’的伎艺分别。”
王琳先生《六朝辞赋史》则认为汉世咏物赋的描写对象多为“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即植物、动物、日常器物。在创作倾向上，它与“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京殿苑猎”“贤人失志”赋颇不相同，一般没有政治色彩。班固《汉志》将这类作品归于“杂赋”。
欧天发先生《杂赋与俗赋比议》云：“《汉志·诗赋略》区赋之属为四种，其四为《杂赋》。杂者，言无主名之作也。审其篇名，则盖当时民间谣诵之体也。”
诸家之说，可归纳如下几点：
1.“杂赋”是某一类赋作的汇编，包括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等赋作，也包括作者莫征、年代失考的文人作品。2.“杂赋”在形式上是民间谣诵之体。3.“杂赋”包括箴言类的杂记作品。4.“杂赋”中的《隐书》包括滑稽谐隐之言和占卜繇辞。5.“杂赋”中的《成相杂辞》是一种相当后世弹词的讲唱文学。6.“杂赋”包括描写日常动植物而无关讽谏的小赋，一般篇幅短小，如篇幅长，则特意著明。7.杂赋的总体表现风格是诙谐调侃。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启发很大。当然，其中的结论尚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美。我们认为，《汉志》首先从传播方式的角度把“诗赋”从其他文种中分离出来，然后又根据“歌”和“诵”的不同，把“诗”和“赋”分开。最后又主要根据赋所涵有的“讽谕”之旨的多少对它的价值进行评判并分成四类：第一类“屈原赋”是刘向编辑的《楚辞》的雏形，这类赋体兼风雅，骨含讽谏，《诗》人风谏之旨最浓。第二类“陆贾赋”劝百讽一，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之讽谏之旨陵迟式微矣。第三类“荀卿赋”直陈政教之得失，虽有恻隐讽谏的古诗之义，但与屈原类譬喻象征的方式不同，故得另为一类。最后是《杂赋》一类，来自下层，篇幅纤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诗》人之讽谏之义微乎其微。前三家是文人赋，是口诵文学的书面化；杂赋一类，则基本上是口诵文学。（注：详见拙作《汉志诗赋略赋分四家说》，待刊。）
这里，我还要从《七略》入手，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的论证。
一、《七略》“别裁法”对我们探讨“杂赋”内容的启示
由于同一书的内容比较复杂，《七略》在著录上采用了变通的办法，这就是后来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所归纳出的“互著”和“别裁”的例则。所谓“别裁”，即裁篇别出之法，包括这两类：一类是古书的单篇之本，后人收入全书，其单行之本，也不因此废弃，而是重复著录；二类是全书中某些篇章的内容或体裁判然有别于全书者，就分出来著录。（注：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按此章氏误，当为入‘孝经’）。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原注：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既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俱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说：“观于此（按即指别裁法），则书有单行本者，不必以既录全书于此，而彼一类中遂阙其目。又或一人著述已入集部，名其书曰某某全集，乃其中一种为彼专门之学，并可摘出别行，次诸他部之内，不嫌其割裂也。”孙氏的说法，在申述章学诚的“别裁”之说的同时，不自觉地纠正了章氏之说的不足。章氏所谓“别裁”，实际犯了这样一种错误：他认为先有《管子》这部书，然后才有《弟子职》；先有《大戴礼记》，然后才有《三朝记》。按《艺文类聚》卷55引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余嘉锡先生说：“言今在《大戴礼》者，明古本原自单行也。”（《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弟子职》的情况与此相类，1993年的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一份陪葬物清单中，就有《弟子职》，其书已不存，谭家健先生就认为“可能就是《管子》中的《弟子职》”（《神乌赋源流漫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2期。不过谭先生的原文是“《弟子职》可能就是今本《礼记》中的《弟子职》”，谭先生可能误记）。这说明，《弟子职》也先是单篇流传，然后才收入《管子》。）
《汉志》别裁著录，给我们启发良多。第一，由于诗赋在形制上、传播方式上明显的特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曾是单篇流传着的，刘向、刘歆把“诗赋”单列出来，正是根据这种实际情况。第二，《诗赋略》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从其他各类中别裁出来的。因为“六略”其他各略都是按内容分，并且归于作者名下，只有《诗赋略》是按体裁分的。这种逻辑上分类标准之不纯，体现着的正是刘歆目录学上的“别裁”观和文学独立的文艺观。
《诗赋略》赋类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那么它们是从各位作者的总集中别裁出来的。
如“荀卿赋十篇”，学术界公认为就是《荀子》的《赋篇》和《成相篇》，它们就包括在《诸子略》儒家“荀卿子三十三篇”之中。
“贾谊赋七篇”，我认为也包括在《诸子略》儒家“贾谊五十八篇”之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曰：“《贾子》十一卷，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按，即《史记》、《汉书》本传内载录的《吊屈原赋》，《文选》载录的《吊屈原文》）”，则贾子赋七篇本包括在“贾谊五十八篇”之中，但宋人传本已佚夫其他六篇。余嘉锡先生认为“《新书》独载《吊湘赋》者，以此篇尤其平生意志之所在也”，恐非的论（注：引文见余嘉锡《古书通例》第53页。按，今本《新书》五十八篇不包括赋篇，《朱子语类》曰：“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余亦难得粹者，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耳，中间事事有些个。”《四库提要》云：今本《新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理。”《越缦堂读书》遂谓“其为伪作无疑”。朱子及《提要》所论，说明今本《新语》窜乱良多，赋七篇也因此散失。至于说今本《新语》是伪作，则非是。《汉志》“贾谊五十八篇”乃贾子后学所编贾子全集，其中包括了贾谊平时的札记，与学生的讲学之语。像《连语》诸篇，内容不尽于告君，盖有与门人讲学之语。如《先醒篇》云：“怀王问于贾君”，而《劝学篇》首冠以‘谓门人学者’五字，都是明证。其《杂事》诸篇（《礼容语》、《胎教》、《立后义》）则平日所称述诵说的小故事。班固作《贾谊传》著录他的作品时，对其进行了压缩和改编。如《治安策》一篇，乃班固取十数篇删节连缀而成，故首言“其大略曰”，赞言“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也。后人习惯于读《汉书》，见《汉书》所载贾谊的文章首尾完整，既条理井然，又文彩斐然，乃不谓《汉书》根据《新书》而来，反谓《新书》割裂《汉书》，恰好是颠倒了事实。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考之甚详，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也有精辟分析。）。
“陆贾赋三篇”也包括在《诸子略》儒家“陆贾二十三篇”之中。《史记·陆贾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号其书曰《新语》”，而《汉志》作“陆贾二十三篇”，那么这二十三篇除了《新语》十二篇之外，还包括陆贾的其他著述，《四库提要》所谓“盖兼他所论述计之”。陆贾的“他所论述”，今皆不存，未知是何体制，我认为是包括了他的赋作的。由今存《新语》十二篇看，陆贾文章，概具赋体，如第七篇《资质》的首段，敷衍铺陈，引喻譬况，如不通观全篇，极易疑其为写物之赋。所以王利器说：“陆贾赋今不可得见矣，读《新语》之文，不翅尝鼎一脔矣。”（注：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新编诸子集成”版，第107页。）
《诸子略·杂家》有“臣说三篇”，班固自注：“武帝时所作赋”，可为诸子书中包括赋篇做一有力证据（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涛说：“《志》所引‘杂家’皆非词赋，此赋字误衍。”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谓“赋”字不是衍文。余说是，今从余说。）。
《汉书·司马相如传》：“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子虚赋》不题著者之名，二是《子虚赋》本是单篇流传。
《杂赋》一类，情况更为复杂，其一皆无作者，其二皆无年代，其三多以题材分类，其四多冠“杂”字。由前三条，我们可以知道，“杂赋”是从赋类作品中别裁出来的某类题材、某类风格作品的汇编，胡应麟认为“杂赋”为总集之体，确实是卓见。
“杂赋”不仅有从其他三类赋中别裁者，如从荀子赋中别裁出《成相》（注：杨倞《荀子注》：《成相篇》乃“荀子杂语”，就是《汉志》中的《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朱嘉《楚辞后语》也说荀子《成相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从“枚皋赋百二十篇”中裁出之嫚戏之赋；有从“诸子略”别裁者，如从儒家类“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裁出的“隐书”，从杂家“东方朔二十篇”中裁出之调侃赋（注：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曰：“《新序》引‘大鸟不蜚不鸣’似即《隐书》之一，则《东方朔传》载朔与郭舍人互为隐语，亦似出于十八篇中。”又云：“东方朔赋意即在此十家杂赋之中。”按其说可从。《汉志》无东方朔赋，惟《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汉书·东方朔传》：“刘向所录朔书，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雋》、《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猎赋》。”又《枚乘传》附《枚皋传》：“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据此可考证，《东方朔传》所记《皇太子生禖》以下，都是他作的赋。又《东方朔传》：“朔书有七言、八言上下”，师古注引晋灼曰：“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按汉人不以七言为诗，而为杂俗之赋（说见正文）。东方朔的射覆之词有为七言者，其柏梁台对句亦为七言，则其七言、八言皆入“杂赋”欤？晋灼晋人，已视七言、八言为诗矣。《古文苑》录王延寿《梦赋序》云：“臣弱冠尝夜寝，见鬼物与臣战，遂得东方朔与臣作骂鬼之书，臣遂作赋一篇叙梦，后人梦者读诵以却鬼，数数有验，臣不敢蔽，其词曰”云云，是则王延寿少时曾读过或听人诵过东方朔鬼之赋，《梦赋》乃仿而成。）；还当有从《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中别裁而出者（注：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其他有韵诸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这些有韵之文，包括各种仪式文，如婚词、冠词、驱傩文、射覆词、占卜词等。）。
《七略》的别裁法，还通过杂赋类“杂”字给我们有所启示。
“杂赋”十二家中，只有“客主赋”和“隐书”两家没有“杂”字。由多冠“杂”字，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地了解这类赋作的风格特征。第一，“杂”有“共”的意思，见于韦昭《国语·越语下注》和颜师古《汉书·雋不疑传注》（注：《国语·越语下》：“逆节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韦昭注：“杂，犹俱也。”《汉书·雋不疑传》：“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颜师古注：“杂，共也。”），出土文献可进一步证明，如睡虎地秦简中有这样的句子：“县啬夫令人复度及与杂出之”，“与仓、乡杂出之”，“令其故吏与新吏杂先索出之”，“效者发，见杂封者，以题效之而复杂封之”等（注：张世超、张玉春：《秦简文字编》，（日本）中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640页。），秦《挟书律》有“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之“杂”，也是总共之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杂赋是总集之体。
第二，“杂”有驳杂、不纯正的意思，与“正”对言。古代以庙堂礼乐为雅乐正声，其特点是庄重肃穆，而下层或娱乐性艺术所追求的效果是笑乐嬉闹，与正雅之乐相比，属于“杂俗”之列，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汉志·六艺略》中著录“雅歌诗四篇”，《诗赋略》中又著录“杂歌诗九篇”，与之相对。《汉志》六略共著录596家，书名中有“杂”字者48家，其中“方技神仙类”九家，“数术杂占类”三家，“数术天文类”九家，“诗赋杂赋类”十家。这些有“杂”字的书籍，《汉志》认为“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所以教也”，其内容的驳杂可想而知。所以这些佚赋以“杂”或“戏”冠于名中，应当包括一些民间演诵的赋作和文人创作的调侃取乐之作。
第三，“杂”字还有另外的意义。赋本来就是民间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形式，下层艺人在表演这种艺术的时候，往往夹杂使用了多种手法，如诵唱伴以各种动作、表情等。尤其是优伶侏儒的参加，更使这种表演综合化了。从汉墓出土的为数不少的俳优俑看来，都具有这些特点：滑稽戏笑，调谑娱人；短胖袒裸，畸形丑陋；抱鼓握槌，作敲击状；可见是杂以多种民间伎艺手段的（注：见郎绍君等主编《中国造型艺术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41页记载1957年四川成都天迥山崖墓出土的一尊东汉说唱俑。）。所谓杂赋之“杂”者，恐怕也有这层含义。汉代有百戏、歌舞戏、傀儡戏等，汉人就叫做“杂技乐”（《汉书·武帝纪》师古注引汉文颖说），六朝人则叫做“杂戏”（《魏书·世祖纪》），也是就其表演时夹杂各种手法说的。我们引用一条后世的材料，予以间接地说明。南朝梁慧皎撰有《高僧传》，其中有《经师》、《唱导》两篇，专为诵经的僧人立传。唐初道宣撰《续高僧传》时，将这两篇合并成一篇，名曰“杂科”，他解释说：“自声之为传，其流杂焉。……经师为德，本实以声糅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他用“糅”字解释“杂”字，非常准确。“杂赋”“不歌而诵”，不正是“以声糅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吗？
二、《七略》“小说家”与“杂赋”的对应给我们的启发
章学诚说《汉志·诗赋略》的分类，“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他虽未曾深入论述，却对我们很有启发。《汉志·诸子略》最后一家是“小说家”，《汉志》将赋分为四家，列入最后一家的是“杂赋”。“小说家”与“杂赋”，都相应地处于末流的位置。《汉志》虽对“杂赋”没有叙论，但从它对“小说家”的叙论中可以大概了解一些“杂赋”的信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稗官”据余嘉锡先生考证，是一种官职，专门搜集庶人之言传达给天子（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作于1937年，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潘建国先生补充了余先生的说法，认为“稗官应具有某种特别的指向，即泛指那些将如稗草一般‘鄙野俚俗’之内容说与王者听闻的官员”（注：潘建国：《“稗官”说》，《文学评论》1999年2期。）。
《隋书·经籍志》则更具体地说明“稗官”就是《周礼》中的“诵训”、“训方氏”，而且将“杂赋”与“小说家”混为一体了。根据《周礼》的记载，诵训的职掌是向国王转说四面八方、古往今来的故事，而且向王诵说各地的民情风俗、避讳、禁忌等（注：诵训，见于《周礼·地官》；训方氏，见于《周礼·夏官》。《地官》曰：“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方慝，四方言语所恶也。不辟其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知地俗，博事也。”）；训方氏则是以乐语形式为王诵“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注：《周礼·夏官》云：“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郑玄注：“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为王诵之，若今论圣德尧舜之道。故书传为傅。”就是说，郑玄看到的《周礼》，这句的“传道”作“傅道”，“傅道”，即“赋道”。虽然郑氏根据杜子春的意见，把“傅道”改为“传道”，但作“傅道”当更合本义。“傅道”之“傅（赋）”，即“瞍赋”之赋；傅道，即用乐语形式的诵圣道之颂。）。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周礼》所载的诵训、土训、训方氏等，都是“王巡守，则夹王车”。张衡《西京赋》“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薛综注：“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小学家时常伴驾出巡，随时等待“诵说”。
赋家在这一点上与小说家极为相似。枚皋、东方朔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常从武帝出行。《汉书·枚乘传》附皋传记载，皋曾“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蹵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王褒传》也记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更令人寻味的是《汉志诗赋略》中的赋家，大半曾被皇帝召为待诏者，如吾丘寿王、光禄大夫张子侨、刘向、王褒、枚皋、严助、朱买臣、郎中臣婴齐、臣说、萧望之、扬雄、待诏冯商、汉中都尉丞华龙等。
小说家和赋家，同以待诏、侍郎之职活跃于帝王周围，上有所感，则稗官即兴说之，赋家即兴诵之。
《汉志·小说家叙论》如淳注屡为诸家所引，但却遗漏了很重要的一句话：“稗音锻家排。”“稗音锻家排”者，谓此“稗”字音如“排”，排与俳都从“非”得声，二字可通假，钱坫《说文斠诠》引《三苍》云：“俳，偶也。”“俳可训偶，知俳必是二人对语，时杂嘲戏，故俳亦曰俳谐。”《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说曹植曾对邯郸生“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胡士莹、王运熙先生就认为曹植所诵的俳优小说是指那些诙谐有趣、宜于诵读的通俗赋作，包括《鹞雀赋》一类的作品。（注：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页；王运熙：《为汉赋家见视如倡进一解》，《文史哲》1991年第5期。）共同的口传方式使这两种文体在早期很难判然分开。
把“小说家”与“杂赋”比附，也是刘勰的意思。《文心雕龙》把文体分为“文”“笔”两大类，列在“论文”部分末尾的是《谐隐》，本篇论述的主要内容是“杂赋”。《谐隐》篇说：“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这是明确说把“谐隐”放在文末，就如同《汉志》将“隐书”放在赋末，将“小说家”放在诸子末。这种情况有助于我们对“杂赋”总体风格的分析与把握，顾实先生杂赋“盖多杂诙谐”的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郭绍虞先生曾这样说：“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而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注：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郭先生这里所说的“赋”，当主要指“杂赋”。
以上所述证明，汉代的“杂赋”包括了大量的俗赋。当然，真正的民间俗赋是不可包括在《汉志》所说的“杂赋”中的，因为民间赋不可能进入中秘，就如同清代以来的民间唱本、小说不可能进入“四库”一样。但民间俗赋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汉志》“杂赋”中的俗赋，应当指的是这一类。或者说，汉代文人创作的俗赋主要包括在杂赋中，这样说恐怕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