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访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长韩康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务长论文,进一步加强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教授论文,国家行政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相继出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调控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如何？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否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宏观调控方面仍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些无疑是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就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长韩康教授。
记者：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在加快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对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为什么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您认为这些宏观调控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
韩康：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集中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有些行业部门的投入过度密集，供给能力的存量和增量都扩张过猛，货币信贷规模也出现了短期内的集聚性扩大。同时，物价变动也令人担忧，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扬，居民消费物价水平也有较快上升的动向。
这种情况，一方面已经引发了我国经济结构内在矛盾的扩大化，例如能源、原材料和运输的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支撑经济高速运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孕育了大规模经济过剩的风险，在一段时间后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和增长下降。对此，中央政府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局部性经济过热，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经济调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货币信贷政策适度从紧，清理整顿土地市场和严格土地管理，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制定和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严肃查处经济活动中的违规违法案件，制止部分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
任何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际效果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后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验证，从而得出比较合理的评价。现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在实施之中，最终的验证并做出完整评价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从目前一些统计数据的分析情况看，调控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说初见成效。根据我的理解，这一轮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严格的讲应该是宏观调控加行政调节和法规调节）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有三个：遏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的势头，控制货币信贷规模的过度膨胀，把基础产品的价格增长稳住。当然还有控制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同时，使经济增长的基本水平得以保持，实现“软着陆”。现在看，这三个政策目标已取得初步成效。第一，1—5月份，投资同比增长34.8％，比1—4月份的增长回落8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3％，比4月份回落16.4个百分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出现明显降温。第二，到5月末，代表货币总供给的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的增幅，分别比1—4月末下降1.6和1.4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增长同比减少了人民币1000多个亿。第三，5月份的生产资料价格同比增长14.3％，比4月份的增长回落了1.4％，是持续了7个月快速上涨后的首次下降，其中钢材价格的下降最为明显。粮食价格还比较平稳，居民消费物价的增长幅度仍在可控范围内。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仍然保持了较好的水平，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没有掉下来。
记者：中央的宏观调控力度不小，而且已经取得了这样明显的成绩，为什么还只是初见成效呢？
韩康：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面临的形势仍很严重。例如，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新开工项目的大幅增长势头仍在继续；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投资曲线下降，但仍属于高位增长；货币信贷的供给增量虽有所回落，但高增长的压力仍然存在。同时价格总水平继续上涨，5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虽然比4月份有所下降，但1—5月份同比仍然增长3.3％，上半年基本上会超过4％，价格的未来走势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全年的物价增长状况很难乐观。同时，经济高速运行同煤、电、运的供求缺口矛盾正在进一步扩大，有些地方甚至相当严重。还有，中央政府在这轮宏观调控中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例如在城市经营中的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和大量低价占用；城市建设规格过高、投入过大；各种名目开发区的运作、热点领域生产线及其装备的大量进口，等等，有些只是得到暂时的抑制和缓解，源头因素并未消解，有些还在延续和发展，只是采取了更加隐蔽和更加难以控制的形式。
可见，要最终实现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真正消除经济加速增长中的虚热因素，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国民经济保持比较协调的可持续增长，任务还很艰巨，深层次的问题和困难也还不少。
记者：看来，进一步搞好宏观调控的任务还很重，难度也不小，那么，您认为问题的症结何在？
韩康：当前我国经济发生的过热问题——我认为准确的提法应该是虚热，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可能还在政府方面，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方面存在着很多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恐怕症结就在这里。
现在人们已经看到，由于房地产和汽车等高消费、高增长行业的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集聚扩大，市场收益的水平和规模也集聚扩大，在市场规模收入的强烈吸引下，由此引动了相关产业部门，例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也出现了需求规模从而产业规模的集聚扩张、投资增长过猛、货币信贷增长规模过大，以及供给规模的过度扩张，由此带动了2003年和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的超常增长。应该看到，从源头上讲，这是一种由社会需求的结构变动激发起来的市场增长力量，也是一种受到市场交易活动约束的增长力量，尽管这种市场交易活动的机制和体制并不健全，例如市场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市场恶性投机活动还大量存在，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等等。
我认为，在推动投资和货币规模的“超常增长”和搅动这一场经济虚热的过程中，还有一种更厉害的、不可忽视的增长力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政府公共产品的低成本扩张和由政府直接组织的经济活动。有一组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银行体系对企业的净债权每年增长10.4％，对政府部门的净债权每年增长61.5％，后者是前者的将近6倍。1998年到2002年，货币供应量增长74％，企业的贷款增长48.6％，后者低于前者25个多百分点。根据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到2002年底，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约占全部社会信贷资金的65％。从这组统计材料可以清楚看到，现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信用总量是明显向政府部门和政府经济领域倾斜的，可以判定，政府部门和由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在这一轮投资和货币供给的“超常增长”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当前政府部门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中，一个主要领域，就是各级政府都在积极进行的、摊子越铺越大、规格越搞越高的城市建设和各种开发工程。根据我的考察，现在许多政府机构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有两个最重要的特殊“资源”。第一是政府廉价征用土地。政府手里掌握着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法规模糊的征用权。政府使用这种土地产权，可以大量廉价地向居民征用土地，既可以用极低的土地投资成本进行城市建设工程，又可以把使用权转卖给开发商获得丰厚的政府收入。第二是政府可以凭借政府的政治信用大量使用债务信贷，到期还款付息绝对不是政府投融资行为的前提条件。现在有大量材料证明，由于政府项目和政府工程而大量拖欠银行贷款，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本来，各级政府受到新一轮市场增长力量的推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大量加入政府行政性的非市场行为，用政府行政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大量干预和支配经济活动，进行行政性的推波助澜，情况就可能发生异变。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管理行为对这一轮增长加速进行行政性的推波助澜，使本来由内在经济动因激荡起来的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性扭曲，市场风险因素加大。因此我的结论是，这一轮经济虚热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政府公共产品低成本扩张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在增长加速的大背景下进行大规模发动引起的。
记者：您把引动当前经济过热的原因分为市场活动和政府经济活动两个方面，很有启发。鉴于以上情况，如何进一步实施宏观调控？
韩康：首先，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宜全面提高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紧度。以货币信贷政策为例，如果全面性地进一步收紧货币信贷政策，不但调控杠杆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而且负面效应也可能发生。这是因为：第一，由政府部门和政府直接推动的经济增长活动，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存量和增量（边际增长）中占有主导份额，但它们的投融资活动的特点，是以政府信用为依凭，而并不受到市场信用的硬约束，它们的投融资活动是惟恐找不到可用的资金和信贷，而不会因为货币价格（利率）的提高而自我收敛。因此，纯粹意义上的宏观货币政策对他们的影响很小。第二，非政府组织的民营经济的增长力量，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存量和增量（边际增长）中，并不占有主导份额，而且基本上是受到市场约束的——投资收益预期和按期还本付息。它们的投融资行为，一部分依赖规范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更多的则是依赖不太规范的社会投融资活动。由此，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货币政策达到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在它们身上施加影响的意义不大。同时，全面收紧货币信贷所引起的社会资金全面紧张和短缺，还会影响这种积极的市场增长力量的扩展，从而对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现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已经出现了资金短缺和周转困难的情况，直接和间接导致了增长下降。这里要做具体分析，如果这种增长下降是宏观调节后的适当降温，就应该说是合理的现象；但如果这种增长下降的幅度特大，甚至可能对今后的持续增长带来严重影响，就不能说是完全合理的了。还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一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特别困难，它们的投资收益预期又比较高，在找不到规范投融资渠道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向灰色融资和地下钱庄寻求帮助，就可能成为一种经济选择。
也同样是基于上述分析的逻辑，对由政府部门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大规模推动起来的增长力量，中央政府进行了强制性的和行政性的举措，例如撤消了大量没有实际效率的各种开发区、严格审查并取消了一批违规项目——包括在建项目和投资项目、重新规定了一些城建项目的建设标准、提高了一些重要产业行业的准入标准，等等。这些举措尽管在理论的意义上不能算作市场调节行为，但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是有充分经济理由的，也肯定是有效的。
从经济调节的方法论上讲，政府宏观调节的目标，是应在区分两种经济增长力量的基础上，对由市场活动激发起来和受到市场约束的经济增长力量进行规范和激励，对由政府部门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推动的经济增长力量进行制约和限制。我国并不是一个充分市场竞争的经济，甚至也还不是一个可以定论为市场配置资源占基本主导地位的经济。对这样一种表现出复杂过渡形态的社会经济，完全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对经济过热采取宏观调控的一般分析方法和一般政策工具，可能会遇到适用性不强的麻烦。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处于上升周期，如果现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仅仅同经济上升周期可能带来的总需求过度扩张有关，似乎也不值得特别紧张，只要政府适当选择使用反周期的政策杠杆就可以了，例如适时收紧利率和紧缩政府财政开支等等。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明显具有我国特色——这些问题和矛盾同现存市场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的重要缺陷有关。例如我国土地要素的配置几乎还没有进入市场化过程，土地价格的制定掌握在政府手中，一旦出现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机会，政府就可以用土地要素最迅速、最有效地加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使用的调节土地价格的办法，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同时，资本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也有较大缺陷，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大量使用债务信贷，不但是形成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政府凭借这种没有多少市场约束的投融资方式，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和最迅速的组织方式进行项目开发，进而大幅拉动经济增长。
所以，从当前这一轮我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和经济虚热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来看，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程度、成长水平不能评价太高。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基础或制度基础，其改进和改造还要走很长的路。为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和水平，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还需要在深化体制改革、克服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方面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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