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与当代国际关系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新科技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欧洲格局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至今这一转型仍未完结。当代国际关系的转型受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但新科技革命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最深层和最根本的。本文仅对新科技革命对当代国际关系转型影响较大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分析。
一、主要关系的变化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当代国际关系转型最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对国家主权关系的影响。
首先，由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设备数量和功能的迅速增加，及通信国际网络的日益扩大，使一国政府对信息扩散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国家的传统权力也随之减弱。一些国家不仅军事和外交行动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和约束，甚至国家内政及首脑们的隐私也往往被传媒公诸于众。
其次，在经济领域，由新科技革命带动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日益加速及国际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使得许多原本是一国所独有的经济权力日益变成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经济法规和国际惯例来运作，如遵守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和一些国际组织的章程等。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出让部分国有土地和资源，供外国资本开发使用，这些情况都使得国家自主管理经济的权力出现部分让渡与共享。
第三，在军事领域，由于卫星遥感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一国境内的任何露天目标都可能被其它国家侦察得了如指掌；而卫星观测、远程理化分析及信息加工技术，又加强了截获军事情报及核查武器设施的能力，国家的军事主权和边界安全都面临无形侵袭的威胁。
第四，全球问题的出现及其统一治理，也要求超越国家的限制，因为随着科技革命发展，全球性问题也日益严重，如环境问题，难民问题，核扩散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影响已超出一国范围，其最终解决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单独胜任的。因此，只有依靠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采取协调行动，才能取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其主权作出一定程度的让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同传统主权观念和主权行使相比，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和行使方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且，随着新科技革命的逐步深入，对国家主权的制约和影响还会发展，但是需要明辨的是：
第一，科技革命对国家主权的制约，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国家主权。主权仍然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主权的民族国家仍然是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并继续在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近著中所言：“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还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代替它。”〔1〕
第二，国家对主权作出的某些让渡既不是无条件的放弃，也不是被迫的让予，而是基于具体主权利益的重新认识和调整，在自觉自愿基础上，服务于国家长远的最高利益的行为；而且，这种让渡是相互的，即一国在出让部分权力的同时，也会得到其它国家出让权力的回报。
第三，随新科技革命发展而产生的对国家主权的制约，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但它的最终结果应是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同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和干涉；主权让渡不能以霸权的扩张为代价。因此，我们应积极地面对和适应科技革命建立和扩展新的主权和权力结构，在新科技革命的竞争中，采取主动，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最高利益。
二、行为主体的变化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化之一是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变化之二是行为主体的多类型化。
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是指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不再是原来的超级大国美苏两家，已出现了若干新的力量中心。它们拥有比较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成为国际关系中基本矛盾的主要参与方。在冷战后的国际舞台上，原主角美苏两国已是一衰一亡，而过去处于较次要地位的行为体却走上前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日本、德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地区大国。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这种角色转换和多元化局面的出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新科技革命，是新科技革命造成的行为主体力量对比变化所致。70年代中期，当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浪潮涌来时，苏联却将赌注压在军备竞赛上，奉行“国防优先”、“军工优先”的战略，错过了新科技革命这班快车，丧失了技术优势，削弱了综合国力，最终在同美国的较量中陷于崩溃。在新科技革命来临时，美国也曾一度反应迟缓，庞大的军备体制和霸权战略又耗费了它相当部分实力，在日、欧的追赶过程中，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而日本、西欧却抓住新科技革命提供的机遇，加速高新技术的开发研制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迅速增强了国力，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虽然国家经济规模较小，但长期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它们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经济水平正在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高，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大。今年3 月由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倡导的首届亚欧国家首脑会议成功召开即是力证。中国、印度、巴西等地区大国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已具备较雄厚的工业基础，近年来又制订并实施了科技发展计划和战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它们的综合国力会更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会更大。
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类型化是指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除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外，又出现了一大批非国家行为主体，如日益增多的跨国公司和区域性经济集团，它们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跨国公司早在上个世纪就已产生，然而其大规模发展却是在本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原因，除了这时期资本输出迅速增长，发达国家政策扶植和发展中国家优惠吸引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科技革命造成的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使企业跨国生产产生了必要；科技革命产生的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提供了新场所；科技革命加深了生产不断扩大与国内市场相对不足的矛盾，促使企业跨国发展。目前跨国公司数量众多，实力雄厚。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目前世界上跨国公司数目已从60年代的1万9千家增加到3万7千家，分支机构20万家。这些跨国公司占全球生产量的1/3， 销售量达48000亿美元，高于世界贸易总额。〔2〕此外，跨国公司还控制、掌握着全世界80%的新技术、新工艺，进行着世界80%左右的技术贸易。〔3〕跨国公司的庞大规模和巨大实力， 使它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作用。
区域性经济集团是为适应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增强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力而由同区域内国家建立起来的经济同盟或共同体。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这类组织大量涌现，且发展迅速，机制不断健全，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长，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南锥体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
总之，随着新科技革命而发生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变化，改变了过去那种由少数行为主体控制、左右国际事务的局面，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三、主要矛盾的变化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东西矛盾趋于缓和，西西矛盾和南北矛盾日益突出。
冷战后东西矛盾趋于缓和的原因，一是东西方实力对比相差较大，原苏联集团解体后，东方国家只剩下中、朝、越、古等国，经济、科技实力远不及西方；二是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差异淡化，虽然西方仍有些人继续对东方搞西化分化，但作法较隐蔽，军事对峙减弱，双方在经济领域加强了合作与竞争；三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之间及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领域的争夺日益激烈，它们需要以更多的力量去应付。但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没有消失，只是重心和方式改变了。
冷战结束后，西西矛盾和南北矛盾日趋公开化，尖锐化，竞争日益激烈，上升为不同时期制约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
冷战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矛盾全面显现。目前，美日欧竞争的主战场则转向高科技领域。前些年，经济实力曾一度削弱的美国，近年来对科技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科技重点从军用转向民用，大力发展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中心的高技术产业。目前，美国经济力量削弱的趋势已经扭转，领先地位又得到了加强。对此，西欧、日本也不甘落后，纷纷采取措施。欧盟1995年4月通过了第4个科研发展框架计划，并于9月成立欧洲科技代表大会，制订欧洲科技发展政策。 日本同期也制订了“新技术立国”方针，并发表“科技白皮书”，决定把研究与开发费用增加1倍。 高科技的竞争将会使美日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摩擦增多，竞争加剧，矛盾尖锐，其原因主要是：其一，新科技革命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改变了发达国家间的实力对比，相互间利益之争日益突出；其二，苏联解体，共同敌手的消失，使维系西方同盟的基础大大动摇，离心倾向加剧；其三，随着两极格局解体，科技经济取代军事和意识形态，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南北矛盾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呈现出更加尖锐化、复杂化的趋势。从一般意义上讲，新科技革命是一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为人类造福的事业。但我们不能忽视，科技进步也象经济发展一样会产生发展不平衡问题。近年来，这种不平衡愈加严重，在南北关系上表现为南北差距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发展中国家积欠发达国家债务总额高达13190亿美元，5年间增加近13倍。〔4〕1992 年世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从1.1万美元增至2.2万美元，10年中双方贫富差距从39倍扩大为56倍。再从科技和教育看，目前发达工业化国家科研经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9%，日本最高为3.3%，人均每年700美元， 而发展中国家科研经费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拉美国家每年人均10美元，非洲国家仅为0.22美元。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日本、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平均1000人有4.4个科学家，而发展中国家平均5000人中才有1名科学家。 新科技革命之所以造成南北差距加大，其原因是：第一，高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工艺的不断发展，使现代工业产品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性相对减少，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优势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日益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落后，资金、人才缺乏，而高技术的开发研制却需要高度的组织和大量的投入，如需要精密昂贵的基础设施，高精尖的实验室，众多训练有素的专家和广泛的教育体系等，这些条件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新技术革命的外围；第三，发达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带动下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广泛发展，发达国家又将传统产业，其中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和耗费资源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对高技术产业和关键技术严格控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也日益突出，其内部出现了分化。南方世界中最不发达国家，约40多个，分布在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技术状况越来越恶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四世界”。南方国家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有的已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分道扬镳。南方国家的这种分化，使南北矛盾的重心发生转移，即转向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目前，双方矛盾日趋尖锐。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众多，市场广大，且已有一定科学技术基础和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加强，发达国家日益感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它们的威胁，正寻求采取各种措施来反击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提出人权问题、劳工问题、环境问题、体制问题等要挟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让步，或以经贸制裁，国际标准等方式干涉新兴国家。
与冷战时期相比，转型期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有如下突出特点：第一，由于科技革命导致北、南方国家发展不平衡及竞争加剧，将出现两大矛盾（西西矛盾、南北矛盾）相互交错影响和主导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局面。第二，两大矛盾斗争的焦点是经济、科技竞争，军事对抗减弱，因此，矛盾双方斗争的强度不如先前。第三，两大矛盾虽较冷战时尖锐激烈，但由于国际社会协调机制不断健全，两大矛盾都不会长期持续激化。第四，由于南方国家内部分化及部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结成经贸合作组织，将使两大矛盾更加复杂化。
四、主题的变化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国际关系的主题发生了转换；战争与革命主题降位，和平与发展问题突出，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当前，新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主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国际经济一体化，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从而促进了国际和平与合作。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际分工也不断深化，出现了多种类型和新的内容，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贸易和金融也有了长足发展。通讯卫星、光电通讯、电子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等高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把世界各国的金融、贸易和生产联结成一个完整的网络。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急剧增加，也把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联在一起。此外，高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高科技的高难度、高风险、高投资等特点，单靠一国力量发展极为困难，因此迫使各国在科技竞争的同时，又加强科技合作，如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其目的仍为提高各自的竞争力。但高科技时代国际经济一体化及各国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客观上有利于缓和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战争的爆发。
第二、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的基点由军事转向经济。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过去那种仅仅以军事力量较量定胜负、以军事力量保安全的国家安全观念已经过时。当今世界已进入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新时代，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能迅速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国家安全就有保障；反之，如果跟不上新科技革命，经济就搞不上去，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就会失败，国家安全就无法保证。正因为如此，日本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克林顿总统上台伊始，也把“经济安全”列为其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首。目前，国家关系的主战场已由政治军事让位给经济科技，各国在经济科技领域里的矛盾和摩擦愈益激烈，军事对抗和冲突大大缓和。
第三，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武器技术变革与飞跃，改变了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从而为限制战争和冲突创造了条件。战后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使武器技术发生了空前的革命与飞跃，出现了核武器，亚核武器及更多高精尖武器。这些高技术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和毁灭性，甚至构成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双方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从而，战争的手段最终成为制止战争爆发的因素。不仅如此，在高技术条件下，战争具有高成本、高消耗的特点，会给交战双方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从而削弱其综合国力。这种情况也制约了战争手段的运用。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防开支都控制在低水平上，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今后还将会压缩。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它们之间相互的军事威胁。
由此可见，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关系中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因素减少，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越来越突出。
五、主要行为规则的变化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带来的国际生活的大变动日益改变着传统国际关系行为规则，并塑造着新的行为规则。
首先，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系列全球问题，诸如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扩散等，这些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已超出所有国家利益之上，威胁到全人类的利益。以传统的行为准则解决之，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和恶化。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协调行动。
其次，由科技革命推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及跨国公司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使生产和经营活动日益变成超国界的，最终产品的国籍也难以断定为一个国家。传统的一国范围内的经济法规已无法限制和管理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逐步建立一套与超国界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机制成为必然。
第三，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人类不断开拓出新的生存空间并开发出新的资源能源，从而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需要国际社会协调解决。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开发利用外层空间丰富的资源，如通过发射人造卫星进行通讯、侦察、测绘、气象预报和资源勘探；利用空间微重力环境从事新材料研制生产，合成新药，改善农作物栽培及搭载试验等。随着海洋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开发利用丰富的海洋资源，如海底矿物资源（石油和天然气及多金属结核）、海底生物资源、海洋能源、海水资源等。这些空间和资源本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理论上不应被个别国家单独占有或排他利用，更不应受到侵蚀和污染。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少数发达国家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已经抢先开始了开发，并带来日益增多的污染，从而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如何合理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开发活动有利于整个人类利益，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制定统一行为规则。
第四，由于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国际经济领域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和危机，如国际贸易和收支的不平衡、世界性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等，它们给各国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就业、对外经济平衡带来许多不良影响，而克服这些不稳定因素，解决这些危机，不是某一个国家——即使是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力所能及的，需要有关国家参与协商，建立相应的调节机制。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变化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其一是国际组织协调国际社会的作用不断加强；其二是国际法规范国家行为的作用日益加强。
当今国际组织的社会协调作用具有多种形式和多方面内容。在协调形式上，有正式的国际组织的协调，如联合国是当今最大的国际协调组织，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起着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无法起的作用。欧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等是协调解决地区性问题的重要组织；有非正式的、双边的或区域性的协调，如东南亚地区的次区域合作，印度支那三国的黄金半岛计划，东北亚的开发图们江计划等；还有专门性的国际会议式的协调，如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国际裁军会议、国际禁毒大会等，对协调解决重大国际问题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协调内容上，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军事、社会的。在政治方面，如联合国进行的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推动非殖民化进程的努力，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努力等。在经济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近年来的协调作用明显加强，其协调的问题涉及贸易、金融、投资、就业、债务、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等所有经济部门。在安全方面，联合国维和行动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外，众多地区性组织是处理解决地区冲突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方面，主要包括环境、难民、贫困、失业、人口、犯罪等问题。
与国际组织对国际社会的协调作用不断加强相一致，国际法对国家行为主体的规范作用也不断加强。现代国际法已不再是只起法理诠释作用的一般国际惯例了。只要是联合国及有关组织通过的决议，任何国家都必须有效实施，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实施国际法软弱无力的状况。今天，各主权国家正按照国际法规定的行为规则进行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并以国际法作为裁判彼此交往中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依据。近年来，有关国际组织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人类发展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在国际组织发挥协调作用时还是在国际法律规范制订、实施时，都有大国的背景和影响，尽管这种背景和影响已不象冷战时代那样强烈和鲜明。这说明在科技革命的时代，实力地位仍是国际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无论如何，科技革命所导致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实力对比将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这将有助于国际组织协调和国际法规范国际社会的行为，从而将有助于国际社会逐步从无序状向有序化发展。
注释：
〔1〕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作准备》中文版第127页。
〔2〕引自李琮《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重大变化》， 载《经济学家》1995年第1期。
〔3〕引自杜厚文主编《世界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4〕引自王怀宁等著：《世纪之交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 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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