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香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弹丸之地，却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如皇冠上的明珠光耀全球；香港，誉满五洲，却也刻着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她是英国殖民者通过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割让的。香港的命运牵动了多少华夏子孙的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关注着香港的发展，为有一个繁荣的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做了大量工作。
三顾香港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发展迅速，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回国参加革命。
经过1个多月的海上航行，1924年9月，周恩来抵达香港。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看着整齐的楼房、繁华的街道、拥挤的人流，周恩来心中感慨万千，这块本是中国的土地却处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这一切都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的。长期的军阀混战，更是闹得民不聊生，国势日微，使国家根本无收回香港之力。此情此景，激起了周恩来的爱国忧国之情，坚定了他为中华崛起而斗争的决心。
下船之后，周恩来在香港大学找到了南开时的同学石志仁。在彻夜长谈中，自然也谈到了香港。对于香港的未来，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等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一定会收回香港的！”铮铮铁语，一直印在石志仁的心中。周恩来抵港后第三天他就乘佛山号轮船到广州，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之中。
周恩来再一次来到香港已是大革命失败之后。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3日至7日，起义军按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在南下途中，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部队被打散了。
过度的劳累和炎热的气候使周恩来病倒了，潮汕地区党的负责人杨石魂，把周恩来转移到陆丰的甲子港，从这里乘一条小船去香港。
到香港时，周恩来的病势仍十分严重，继续发高烧，处在半昏迷状态。杨石魂把他送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安置下来，对外则说是一位姓李的商人因患病在此疗养。广东省委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后，当即派一位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并请来了医生为他治疗。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静心休养，周恩来的病情逐步好转。身体刚一康复，他就坚决要求工作，渡海到香港岛上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此时，已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南方局让周恩来前来参加会议，得此通知后，周恩来便于11月上旬从九龙深水埗乘船赴上海出席会议。
4个月后，周恩来第三次来香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香港。这次他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前来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中的“左”倾错误。在这以前，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善后事宜，他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处分了一批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抵港后，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了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的配合，在斗争形势不利时没有及时撤往农村。他同时对有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工作，周恩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春风吹拂
伴随开国大典隆隆的礼炮声，香港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不仅全体华人关注，全世界也为之瞩目。国际上的不少舆论认为红色中国会以大军横扫之势收复香港，彻底打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洗却百年国耻。但是，目光深远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作此决断，而是出于国际斗争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考虑，决定暂不收回香港。此决定一出，世界为之轰动，有人钦佩中共的英明，也有人表示不理解。为此周恩来作了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这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他同时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联系的基础，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此语既出，拂去诸多的疑云，安定了众多的人心，保证了香港的平稳与发展。
1957年的春天，当时国内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这三大改造，特别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工商界一些人士的疑惧和不安，他们担心这场运动会波及香港。
4月2日，和煦的春风吹拂着上海。
在上海延安路200号小礼堂内，春意融融，周恩来正在这里举行座谈会。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简日林等。
周恩来宣布：“座谈会就从香港问题谈起。”
他用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到会的朋友，接着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希望大家不要拘束，敞开心扉，说出真心话。”
短短几句开场白，缓和了与会者有些紧张的心情。在轻松、亲切的交谈中，周恩来得到许多他渴望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吴志超谈到香港工商界对中央进行的“五反”运动持有戒心，现在情况虽有好转，但今后情况如何，他们还想再看一、两年，周恩来说：“太好了，应该多看几年！”
简日林谈到国内的工资改革搬到大陆在香港的工厂，工人意见很大。周恩来关心地问：“工资后来加了没有？”简日林回答：“加了。”周恩来宽慰地点了点头，说：“香港与大陆情况不一样嘛，我们不能什么都一刀切，而应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政策。”
会谈结束前，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处于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这么想。”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周恩来的讲话通过不同途径传到了香港，如同二月春风吹散了长期以来积聚于港人心中的疑云，增加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
春雨滋润
1984年12月11日，香港《文汇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香港前任总督麦理浩说：“在我作为总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国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帮助。”
他的话毫不夸张。周恩来任总理期间就是这样做的。
对香港大到政治问题，小到淡水供应，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些工作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治局势的稳定、人民生活的保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秋天至1963年初夏的几个月中，从大陆深圳到香港几乎没有下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极度缺乏，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已降到死水线以下，连有限的死库容水也被抽上来使用。到处可以看到水龙头前排的长长的队伍。干旱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严重影响了各项生产。
面对无水之苦，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联名致信广东省省长陈郁，请求协助解决香港用水的困难。香港同胞的难处牵动了大陆人民的心，广东省人民政府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提供帮助。他们协助香港巨轮在珠江口汲取淡水，同时从各航运公司中调出轮船，组成船队向香港运送淡水，以解燃眉之急。看着来自大陆的一船船淡水，香港人民激动了，这是救命之水啊！里面含着几亿大陆同胞浓浓的情，深深的爱，这载不动的深情厚爱，如同春雨滋润了港人那干涸的心田，化作一汪泪水洒向大地。
香港供水的严重困难很快传到周恩来耳中，日理万机的总理听此消息后，当即指示广东省委，要认真采取措施，帮助香港同胞渡此难关。他同时要求广东省委，要采取办法长远解决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以保证香港人民生活的安定有序，促进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广东省政府开始酝酿讨论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向香港供水的工程。
1963年12月，周恩来出访前绕道广东，详细询问了向香港供水工程。他在听取了广东省委领导的汇报后作了六点指示：
一、向香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
二、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
三、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
……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1964年2月，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1965年春天始向香港供水，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一旱就闹水荒的局面。
寄希望于香港同胞
周恩来时刻都为香港的回归而努力着，他在努力争取香港回归的同时，更寄希望于香港同胞，希望他们同大陆同胞一起为香港的回归而斗争。
1955年冬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来自香港大学的E.C.布兰顿教授。布兰顿教授率领的24人访问团成员十分复杂，有商界巨贾、政界名流，以及香港媒体的知名人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大陆不太了解，此次是抱着怀疑态度前来看看的，周恩来的热忱给了他们最初的美好印象。
谈话间，周恩来说：“香港离北京不远，但消息不通，有隔阂。你们这次来了，要想法把消息沟通才好！”他问道：“不仅是消息不通，交通也不畅，香港到广州，广州到香港很麻烦，把它通起来好不好？”
周恩来的话引起大家的兴趣。布兰顿教授指着在座的原香港大学毕业生石志仁说：“你们铁道部的副部长，很向往母校，如果他愿意的话，一定能想办法把这件事办好。”
周恩来高兴地说：“如果大家都赞成，就请副部长办好了。”
在热烈的气氛中，周恩来话锋一转，谈到北京、广州、香港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来指出：“我们经常通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我们希望今后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的关系。”
布兰顿表示回去后尽量发挥影响，以促进两地关系的发展。
周恩来还提到，在座的很多朋友与台湾有联系，希望他们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多做贡献。
谈话的气氛愈来愈热烈，客人们完全放松下来，象回到自己家中。
后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两次会见了与布兰顿教授一同来京的香港著名律师陈丕士等人。在第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称赞陈丕士的家庭是“国际家庭”、“外交家庭”。陈丕士的父亲陈友仁在大革命期间做出过杰出贡献，支持过省港罢工。周恩来向陈丕士详细介绍了省港罢工的情况，并一再赞扬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陈友仁对罢工的历史功绩。
陈丕士很感谢周恩来对他父亲的评价。他说当时自己在外交部工作，曾与英国人谈判，由于年轻争不过英国人，就去请教父亲。陈友仁告诉他：“你只需要向英国人说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中国人民不同意。”
周恩来寄希望于香港人民。他说：“香港人民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同胞，他们愿意看到祖国前进。”
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着重谈到在香港设立机构问题。他问陈丕士：“从律师角度看，在香港用什么方式同香港政府保持接触较合适？”陈丕士回答：“我认为在港的中国人都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正式机构设在香港，和大陆发生联系。”
周恩来恳切地希望陈丕士在香港多做一些工作，陈丕士答应一定尽力去做。周恩来不无感慨地说：“我对香港了解不太充分，注意得不够，现在接触一下，知道那个地方大有可为，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祖国。”
周恩来把香港回归的希望不仅放在大陆人民的努力上，也寄托于香港同胞。他的希望没有落空，在大陆和香港两地同胞的努力下，香港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到祖国怀抱。1997年7月1日，那个辉煌的时刻，亲爱的周总理的遗愿将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