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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政治责任和政治秩序这两个基本主题的研究，探讨了非洲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其中，政治责任是指，政治精英为了维系统治而运用权力满足被统治者的利益时，他们是有责任感的；政治秩序则是指人们强行保护而非侵犯财产权的程度。许多人认为，只要有了政治责任，执政者就会制定政策来增加个人福利；只要有了政治秩序，财产权就会得到保障。
文章利用当代非洲政治改革、政治秩序及其对政府行为影响的大量资料，证实了政治改革对公共政策的有限影响，阐明了改革和冲突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限制非洲发展的政治陷阱。
一、政治责任
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中，那些支持非洲经济发展的人同样拥护非洲的政治改革。他们把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政策的失误，如寻租之风，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采纳使市场信号失真进而削弱了投资的积极性，以及难以有效利用稀缺资源。为了增进非洲的政治责任，改革者们倡导引入竞争性选举。人们对经济改良的渴望也推动了竞争性选举在非洲的发展。非洲在1960－1994年间经济增长缓慢，在探寻其影响因素时，有人将非洲经济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余值的缓慢增长”。为了解释这一发现，他们强调独裁的影响，并像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非洲的经济衰退与独裁是相关的。
在下一节，我们建立了一个政治责任模型，以政治制度与政策选择关系的公式化来阐明改革家们争议背后的逻辑。模型采用非洲和全球的样本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文中的数据取自46个非洲国家，时间跨度为1970—1995年。
（一）模型
为了探求政府责任产生的动机，我们设定了一个博弈，其中如果政府（G）是通过政党的代表选举团（M）而执政，其靠抽取租金来获得效用。选举团可以是狭义的——比如说某位将军或首领；也可以是广义的，如某个立法机构或选区。由于缺乏约束机制，选举团有理由怀疑政府是否会履行其诺言。选举团由此采取一套惩罚策略：如果在一段既定时间内，经济运行没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他们就会“炒”政府“鱿鱼”。鉴于政府想要继续当权，选举团的策略选择使政府有动力利用财政收入为那些争取执政机会的人谋取利益，这里的责任问题其实是契约理论中的问题之一，也可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
此模型是个三阶段的动态博弈。在第一阶段，每个公民独自选择最低的满意水平，
[J]；在第二阶段，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在第三阶段，公民选择是否让该政府继续执政。如果有M个公民同意，政府就继续执政。如果有少于M个公民支持政府，那么该政府就会倒台，其概率为1－q［q∈（0，1）］。当政府解散后，一个新政府将取而代之。因此，博弈又重回到了第一阶段，即公民选择标准以评价执政政府的表现。
（二）模型分析
在探究公民约束政府行为能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探寻，当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时，当政府能满足一些集团（M个委托人）的需求并且使任一委托人都没有动机改变其策略时，公民使用回溯性投票规则的临界点｛[J]｝的条件。在这样的一个均衡状态中，政府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其成为委托人的代理人。政府以租金形式使用公共收入的行为受到了约束；相反，为了重新执政，其将提供一些公共产品。
本模型的逻辑表明政府以征税获取私利的程度随以下几个因素而降低：
（1）政府贴现率。如果政府对是否继续留任并不十分在意，它就会更倾向于冒险疏远其代表选举团，因而也就更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2）决定性联盟的性质。政府制度规定的否决点越高，决定性联盟的范围就越广。政府重掌政权所需的费用越多，以提供公共产品为核心的策略就越具有吸引力。
（3）经济基础的结构。就约束个人挪用公共收入的必要性而言，税基的弹性越高，税收水平就会越低，其“代价”也会越高。因此，为了维护政府利益，政府绝不能一厢情愿地谋取私利，而应把税收用于满足公共利益。此外，此模型也可用于检验政治责任与政府选择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检验
为了验证以上讨论的正确性，我们收集整理了非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方面的相关数据。作为统一的标准，我们把变量全部大写。为了研究制度对政策选择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下面两个量度标准。第一个标准来自于政治风险顾问公司出版的《国别风险的国际指南》，并使用了由国际投资者专门小组提供的数据。该小组每年都从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等多方面地对政府进行评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度量标准QUAL（公共政策的质量），将政府腐败的倾向等级同政府掠夺的可能性联系起来。我们根据对主要内容的评估来对这两个等级进行加权以获得相应的数据。由此计算出的要素得分度量了分配性政策实施倾向和利用公共权力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二个度量标准是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下称CPIA），世界银行每年都对向其借款的政府的行为进行年度评估，CPIA使我们能够评估政府营造可持续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避免严重经济扭曲的努力程度。世行的评估等级涵盖了政府在20个特定领域内的政策表现，这20个领域共分为四大类：宏观经济管理、公共部门管理、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以及减少不平等的政策。
1.独立变量
我们将按文中所述政治责任的逻辑顺序来一一阐述以下自变量：制度、贴现率、决定性联盟的性质、经济结构。
制度：根据政治责任的逻辑，由于政府面临着垮台的可能，因此其有动力对种种责难做出回应。为了按此逻辑分析经济改革中对选举竞争作用的争论，特别是在非洲的作用，我们对选举竞争进行了度量。对一个政体而言，如果其没有执政者在任，得1分；如果执政者不是由选举而产生的，得2分；如果执政者经选举产生但选举不存在竞争，得3分；如果执政者是选举出来的，并且竞选人之间存在竞争，但是其政党之间不存在竞争（因为反对党被取缔），得4分；如果执政者是选举出来的，并且竞选人之间存在竞争，但是其政党之间不存在竞争（虽然反对党是合法的），得5分；如果执政者是选举出来的，且竞选人之间存在竞争，并在竞选期间得到其各自政党的支持，得6分；当执政者的得票少于75％时，得7分。
贴现率：由责任制度所引致的激励强度取决于政府的贴现率。政府对在未来执政可获利多少的估算取决于其对政治风险的判断。为了衡量政治波动中出现的政治风险，我们采用了一种度量政权波动的方法，这一方法由政府失败特别小组（State Failure Task Force）提出。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问题”，表明一国是否沦为政府失败特别小组“问题集”中的一员，取决于在上一年度中该国是否卷入了国内冲突，是否出现过极端的暴力冲突或者不利的政权更迭。
决定性联盟的特性：根据这个模型的逻辑，一个政府使用政治权力创造集体利益的程度取决于一些决定性联盟的规模。制度规定的否决票数越高，决定性联盟的范围就越广。此外，规定的否决票数越高，政策制定者就越有动力为公众谋福利。变量“控制（CHECKS）”，是以政治进程中独立团体（个人）的数量为基础的。统治联盟中不同政党的数量及竞争性立法机关独立于某政党（总统或总理所隶属的）的程度都会影响到“控制”这一变量。
经济结构：政策制定者受到其所遵循的经济运行方式的束缚。如果经济行为体能够因减少生产或者转移财产而躲避政府的掠夺，那么掠夺性政策为政府带来的利益就较少。
文中使用两个变量来测算政府是否能轻易抽取税金。第一，农业人口（AGRICPOP），测量经济中农业人口的比例。第二，石油（OIL），测量石油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我们预测，经济结构中的这两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负相关的。
2.控制变量
我们在分析中所用的变量涵盖了国家财富、增长率和时间的信息。同时，在把全球数据带入模型分析时，我们还添加了“非洲”这一虚拟变量，如果我们的推理能够成为解释非洲政府政策偏好的一个恰当的理论，那么当解释责任逻辑的变量被纳入到分析中的时候，虚拟变量的系数就不能获得统计上的显著性。
3.结果
计算结果表明，当以QUAL为因变量时，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即自变量的水平越高，政府利用公共权力从经济中谋取利益的倾向就越弱；当以CPIA为因变量时，自变量的系数亦为正，即自变量的水平越高，政府使用公共权力创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倾向就越强。
对于控制变量，我们注意到公共政策存在着明显的滞后倾向：滞后因变量系数的大小以及显著性表明，政策一旦被选择，就有持续实施的倾向。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财富和GDP的增长是同更高的政策评级相关的；尽管我们并不太愿意将其归结为因果关系。
制度：根据对非洲政治改革的争论以及本文的论述逻辑，政治责任通过将当前行为与未来的利益回报相联系而对政策制定者产生激励：自我约束的激励源于再次选择所固有的风险。
贴现率：如果一个政府极不稳定从而陷入政府失败特别小组的“问题集”（也就是PROBLEM＝1），那么，以QUAL度量的私人投资者所处的政策环境就会恶化。在全球样本中，世界银行对政府政策的评级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政权越不稳定，政策制定的机会主义倾向就越强。
决定性联盟：我们的模型强调第三组变量——与决定性联盟相关的一些因素的重要性。重要选区的规模越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以回报选民的激励就越强。混合回归分析表明，面临多重否决点的政府——受到各相互制衡力量的约束——倾向于采取可获得更高评级的政策。
经济性质：当纠正了滞后因变量所引致的偏差时，非洲的一些样本数据表明，私有经济中初级产品重要性的上升导致了利己主义政策。
当使用私人投资者评级时，来自全球样本的固定效应分析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结论。当以OIL变量来度量资源流动时，混合回归分析也支持了我们所假定的政府选择与掠夺私人物品代价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QUAL作为因变量、利用GMM评估方法来计算时，带入不同数据的方程以及用全球样本在同一方程所计算的OIL的系数都无法证伪我们的论点。
关于农业人口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证实的是：农业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倾向于采取分配性政策。虽然AGRIPOP（农业人口）的系数不能在所有模型中都获得统计上的显著性，但对所有样本数据，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均为负。
由于非洲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其最重要的产业是以资源汲取为基础的，政府实施掠夺性政策的代价很小，进而对制定掠夺性政策的约束激励也就越小。
我们在分析中添加了非洲这一虚拟变量，但其系数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就我们构建的政策选择模型而言，非洲政府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地方的政府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4.结论
我们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与制度密切相关的：面临选举竞争压力进而具有政治责任的政府更有可能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榨取私人物品。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使其倾向于选择“更有利”的政策，因此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更快。
然而，要注意一个明显的反常现象。竞争性制度与私人投资者评级的数据之间的关系与责任逻辑相符；竞争性制度和世界银行的评估数据之间的关系则不然。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竞争性选举过程就像世界银行所倡导的那样，与政策选择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最直接的解释是，这些结果反映了稳定性政策在政治上并不受欢迎。只有在公民支持世界银行给予高度评价的非扭曲性政策时，我们的经验估计才是对责任模型的检验。然而，来自Afrobaromete调查的证据表明，尽管非洲民众支持一些微观经济改革，但他们并不支持伴随着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所作出的调整。非洲民众不认为这些调整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些调整看成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利益的行为。
二、政治秩序
政治责任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的一部分，政治秩序则是另一部分。当执政者利用其控制权力来保卫而不是掠夺公民时，当公民放弃使用武力时，我们说政治秩序是存在的。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非洲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政治改革大潮的兴起，政治秩序的水平降低了。在下文中，我们将先构建一个政治秩序模型，然后对它进行检验。模型使用的数据来自46个非洲国家，时间跨度为1970—1995年。
（一）背景
在历史上，国家由暴力者所缔造。在中世纪欧洲和早期的现代欧洲，国王就是武士。军事统治对日本的领导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在美国则是独立战争之后。在当代非洲，我们再次发现国家首领就是暴力使用者。在非洲大陆的东南翼，例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卢旺达、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这些国家无不处于武装力量领导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就是通过武装力量夺取政权的。
鉴于历史和当代的现实，以及政治理论家如韦伯所提出的将政治研究看作是对暴力使用的研究，我们引入符号G以代表暴力头目。文章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会对促使G尽其所能对财产权进行强制性保护，进而保护私人部门的安全，而不是实施掠夺。
国家会崩溃。历史上的例子有法国、俄国、中国和墨西哥的革命。在当代，南斯拉夫、索马里、利比里亚、刚果和苏联都已经解体了。由这些例子可知，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这些国家是暴力独裁的。更恰当的说法是，当引入私人行为主体时，我们认为他们同样有实施暴力的能力。在冥思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时，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会促使公民不去使用暴力？
如果政府是掠夺性的，并且公民也实施暴力，那么政治秩序必定来自于他们的选择。要探究政治秩序的基础，就必须厘清在何种条件下，政府不实施掠夺的决策与公民不实施暴力袭击的决策能够成为一种均衡。
（二）模型的关键要素
利用贝茨、格雷夫和希纳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我们列举出一些安排，在这些安排下均衡得以产生，其中私人部门遵守与一位使用暴力保护生产活动的暴力头目签订的自我执行的合同。特别是，我们试图找到能够支持合作统治均衡（cooperative governance equilibrium）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暴力者很温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府是存在的。
（三）合作统治（CG）均衡
我们根据下述假设来寻求实现均衡的条件：每个私人主体作出最佳选择
（给定其他参与者的策略）；拒绝掠夺；如果其他人没有劫掠或者如果G不掠夺私人部门的财富，私人主体向G纳税。否则，私人部门将“反抗”，拒绝缴税并实施自我防卫。
只要每个私人主体不主动攻击或照常缴税，G就不会劫掠。如果有某个私人主体发动袭击或拒不缴税，那么G就会诉诸武力来掠夺。
在多时期分析框架中，一国重陷混乱的可能会减缓暴力和掠夺。在混乱状态中，私人主体自我保卫，暴力头目的行为则像个军阀。我们称这种均衡为政府失败（State Failure，SF）均衡。当政府倒台时，私人主体会将其资源投入军事活动中，此活动的最好结果是能够导致再分配。在政府失败均衡中不仅安全水平较低，而且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
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统治均衡能够得以维持？对一项策略而言，如果偏离该策略将导致重陷政府失败（SF）均衡，进而所有参与者都无法从中获利时，该策略即是均衡策略，即：
（1）没有私人主体能够通过掠夺或拒绝缴税而获利。
（2）没有一个主体能够通过改变其在工作、闲暇和军事准备之间的资源分配而获利。
（3）G实施掠夺的威胁必须是可信的。
（4）当经济主体都遵守他们的策略时，G会认为不掠夺是他的最佳策略。
在寻找行为主体不是偏离而是遵循均衡路径的条件时，我们关注的是G所面临的激励，以及各主体处在均衡路径时偏离与坚守该均衡的激励。
G坚守均衡策略的动力在于他能够从税收中获得收入。给定私人主体的策略，如果他们交税，那么税收水平τ必须高到使G认为不掠夺私人财富是其最佳选择。当然税收水平也不能太高，从而能使私人部门更愿意购买G的服务而不是自己承担自我保卫的成本。
此外，税收水平也必须低到使G实施掠夺的威胁——如果私人主体不足额纳税的话，仍然是可信的，G必须在实施惩罚进而重陷政府失败均衡与继续实行合作统治均衡这两种策略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在合作统治均衡下的部分收入超过在政府失败均衡下的收益，那么G的惩罚威胁将是不可信的。也正基于此，税率不能太高。
G是否坚持均衡路径也依赖于其在政府失败（SF）均衡下的收益。如果政府除了向公民征税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它就不用担心政府失败所带来的税收损失。G的贴现率也同样重要。假如政府对在政府失败时所遭受的损失不太在乎，那么它将不会害怕偏离均衡路径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假如政府认为其处在均衡路径上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或者当前比未来更重要，那么在政府失败时低收益的威胁将不足以迫使它坚持CG的策略选择。
在说明把政治秩序从政府倒台中分离出来的条件时，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G。我们的论据是常识性的，即公民能敏锐地观察到政治精英们的行为。他们知道其领导人的偏好与能力，知道他对自己在每个任期将获得的报酬与实施惩罚的态度。因而他们能够预期暴力头目的行为，尤其是，他究竟是使用高压政治以保护他们或是不顾及他们的安全。如果公民认为政府会背叛和机会主义行事，那么私人部门也会选择背叛，因此合作统治均衡将不复存在。私人主体把资源从享受闲暇和创造财富转移到寻求财产保护上，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也会通过掠夺其他人而暴富。这些行为将加速政治秩序的破坏。
（四）实证分析
我们利用46个非洲国家的样本来探寻社会采取暴力反抗的可能性。我们的模型表明：
1.随着军国主义可能性的降低，财政收入将随之增加。
检验我们对政治制度基础理解的方法之一，是看财政收入是否以二次方的形式作为模型的变量，而且在模型中线性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
2.政府获得其它收入的来源越广，军国主义的可能性越高。
如果政府预期其在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时仍能保有财富，那么不实施掠夺和遵守CG均衡策略的动力就更加微弱。对一些政府能够掠夺石油，矿产，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国家而言，情况确实如此。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里，政府很少考虑未来。
3.当政府贴现率下降时，市民社会的军国主义倾向就会增强。
当政府只注重眼前利益时，他们就不会过多地考虑未来的损失。对政府失败均衡下收入的担忧可能不会使G遵守CG的策略选择，因为从独裁政权到竞争政治体系的转变会使政府行为有可能再次朝着军国主义方向发展。
（五）结果
前文的推理表明政府的收支规模与市民武装重组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是当收入“太高”时，这个关系可能发生逆转：因为过度的征税会破坏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契约。在所有的例子中，模型计算出的系数符号与预期的一样。尽管按照合并样本估算的系数标准差支持我们的论据，但按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系数标准差则不然。对政府收入的估计系数大于“原始”变量的系数，政府收入与政治威胁之间是负相关的。将传统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时，收入测量在合并样本估计中的工具化价值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依据我们的逻辑推理，即使在政治混乱中仍确信经济前景会改善的政府也会受到诱惑而做出加剧社会不安定的行为，因此也就增加了重新武装的可能性。石油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共同为我们的推理提供了支持，在固定效应模型中系数是显著的，但按合并样本估计的则不然。当引入控制变量后，石油系数的符号正常了并具有了统计上的显著性。
最后，我们回顾了贴现率的重要性：执政者有理由担心未来会出现政治混乱，因此他们会注意加强公共安全。然而，假如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政治风险中，并且执政前景极不确定，他们对未来的损失就不会太在乎，进而更容易为当前利益所诱惑。
在1970—1995年的样本期间，在任精英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来自民主改革。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曾经面对无序竞争的精英们现在不得不面对执政的竞争。根据我们的推理，随着政治不稳定的上升，政府掠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长。当我们引入了竞争性政治体制这一虚拟变量时，按合并数据估计的系数表明一党或者无党体系提供了一个比竞争性政党体系更高水平的政治安全环境。对于他们来说，固定效应模型中的系数表明从一个无党或一党体系转变到一个竞争性政党体系增加了市民社会武力反抗的可能性。
当在模型中引入上述变量时，无党或一党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并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在数值上则有上升的趋势。很显然，这个量度标准不能减少政治竞争对军国主义倾向的影响。毫无疑问，政治改革与政治不稳定是关联的，但这种情形不会贯穿政治竞选的始终。由于这个发现排除了另一个对竞争与冲突之间关系的似乎合理的解释，使得我们的论述更加可信，即竞争影响现任政权的行为。
现在转而考虑其它控制变量，我们看到在一个既定年份中不安定的程度似乎受到邻国冲突水平的影响。然而，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却不存在这种影响。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跨越边界的人口流动是不稳定的传播机制。
三、结论
近年来，研究非洲经济发展的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政治问题。他们倡导政治责任，拥护政治改革；强调暴力的经济和人道主义代价。
本文分析了责任与混乱背后所隐含的政治逻辑。我们将政治责任和政策选择、关键变量（如财政收入、自然资源租金和政治竞争）和非洲社会的军国主义相联系。通过将引起责任与秩序的机制分离开来，我们突出强调了一些激励，这些激励可能导致理性政治行为人作出经济代价高昂的决定。而通过对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我们证明了所持论据的有效性。
政治改革能够诱致更加高效的政策选择；但是当寻租水平降低时，责任的传统机制——竞选——无法带来对宏观经济的约束。当执政者的贴现率提高后，向竞争性政治的转变只会加剧政治混乱。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精英们可能会丧失不实施掠夺行为的动力；公民们则理性地预测精英的行为，进而做好自我保护的准备。非洲政治改革的代价是潜在的暴力升级，因而对那些试图通过推进竞争政治来寻求经济发展的人们而言，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政治陷阱。
一些调查研究再现了已有的真相。例如，从政治责任的分析可知，我们发现在一些经济资源丰富的国家，其政府好像没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强烈激励。而从政治秩序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当资源禀赋使经济免受政府失败的代价时，政府造成不安定局面的倾向就越高。非洲的经济结构促使政府做出提高集体福利的选择。
其他的观察开拓了新的领域，虽然方法麻烦了些。这些观点突出强调了那些寻求非洲发展的人们所面临的政策上难以取舍的困境，而这种困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非洲不仅“治理不善”的代价极为高昂，“善治”亦是如此。
孟艳/王克宁 编译 王燕燕 校译
校译者：王燕燕，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助理研究员。本文选自CID Working Paper No.107,2004。
注释：
① 参见《对市场的普遍态度：选自非洲国家（1999—2000年）》，www.afrobarometer.org/survey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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