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金衢地区的交通与商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交通论文,地区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95.5；F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4-0053-09
本文所指的金衢地区，包括金衢盆地及其周边的小盆地和山地，现为金华、衢州两市及它们所辖的13个县市，土地面积19754平方公里，其中丘陵山地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它位于浙江省中西部，与安徽、江西和福建三省接壤，省内与杭州市、绍兴市、台州市、丽水市相接。该地区自宋代至民国时期经济并不发达，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傅衣凌关于明代龙游商人的研究，李国祁、朱鸿关于清代金华府市镇的研究，祝碧衡关于徽商在衢州、严州活动的研究。（注：傅衣凌：《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载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186页；李国祁、朱鸿：《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第113—187页；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本文试图从交通与商业发展的角度，考察近千年来金衢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探讨制约本地区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寻求该地区现代化转型的独特历史根源。
一 交通与商品流通
金衢地区四周被山岭包围，但在其西面翻过玉山岭就可以和江西、两湖及两广相通，在南面翻过仙霞岭就可以和福建相通，因此它是南方内陆地区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从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后，沿钱塘江一线的衙州地区成了南北交通的一个中转站。唐代的李翱在元和四年（809）正月曾经从长安出发，经过洛阳、汴梁、杭州、衢州等地到达广州。（注：李翱：《李文公集》卷18《来南录》。）在这条洛阳至广州的水陆通道中，金衢地区是很重要的一段。
在北宋，钱塘江是南方的主要水上通道，“衢、睦、处、婺、宣、歙、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都通过钱塘江而汇于杭州（注：苏轼：《苏轼文集》卷32《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其中江西的饶、信和福建路八州必经衢州沿钱塘江至杭州。南宋定都临安，钱塘江水道更是连接行都和广大腹地的纽带。当时的衙州与福建、江西及更远的两湖、两广地区相通。程俱（1078-1144）说：“衢之为郡，郊邑疆理错处众山间，大溪贯其中，东会浙江入于海。其源实出岩谷畎涧，至郡城始大。郡西三邑之人，输赋租，走期会，适市井，与行旅之出入荆闽者，皆绝溪往来。”（注：程俱，《北山小集》卷18《衙州溪桥记》。）《方舆胜览》引毛开《伫舟亭记》云：“衙为甫走闽，西适楚，距浙江五百里，而近当东南孔道。”其中从衢州到福建原来要绕道江西信州，后来黄巢于乾苻五年（878）辟山开路700里，由衢州经江山，越过仙霞岭直接入福建的浦城。南宋史浩（1106—1194）又募人修砌仙霞岭道路，使之加宽平整。（注：徐望法：《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7页。）
尽管金衢地区处于南方交通的枢纽，但就交通的便利程度而言并不十分理想。金衢地区与外界交流大都需翻越山岭，水运主要依靠钱塘江。而且金衢地区处钱塘江上游，从下游到上游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险滩，因此货物的运费价格昂贵。北宋苏轼（1037—1101）说：“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阳、新城二邑，公私所食盐，取足于杭、秀诸场，以浮山之崄覆溺留碍之故，官给脚钱甚厚，其所亡失，与依托风水以侵盗者，不可胜数。”（注：苏轼：《苏轼文集》卷32《乞相度开石门河状》。）钱塘江上游又多山区，不通水运，运费相应又要增加。如崇宁二年（1103）尚书省言；“浙东西山僻州郡，商贾运盐，比之水运，剩费脚耗，依立定省则外，乞更少增之。衢七斤，婺、睦、处各五斤，山僻县每百斤增三斤。”（注：《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37。）食盐的运输如此，其他货物的流通也大略如此。
不过在宋代浙江水运中，除了海上运输，钱塘江沿线是货运的一个主干道，然而如上所说，钱塘江水运的缺点是从下游上来比较困难，“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徽、衢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但往来严、婺、衙、徽州船，下则易，上则难，盖滩高水逆故也”。（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因此虽然金衢地区处于全国交通的主要干道，但由于交通条件的不便，货物流通自然受到影响。
况且宋代全国市场还正在形成之中，商品流通主要集中于地方市场，长距离的大宗货物的流通主要是由于政治需要，如赈灾和军事的需要而产生。（注：包伟民：《宋代的粮食贸易》，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53—75页。）就金衢地区而言也是如此，如粮食的流通一般只局限于两浙地区。在宋代浙西是产粮区，钱塘江上游地区产粮不多，时有欠缺。北宋的苏轼说：“唯苏、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饱数路，漕输京师。自杭、睦以东衙、婺等州，谓之上乡，所产微薄，不了本土所食。里谚云：‘上乡熟，不抵下乡一锅粥。’盖全仰苏、秀等州商旅贩运以足官私之用。”（注：苏轼：《苏轼文集》卷37《论浙西闭籴状》。）不过金衢地区如果不是荒年，粮食还有赢余，可以调剂到邻近常年缺粮的严州，“严不产米，其来已久，每视上游之商舟至否，为之丰歉”。（注：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8《答严陵史君书》。）因此严州“官兵月廪，率取米于邻郡以给。而百姓日籴，则取给于衢、婺、苏、秀之客舟”。（注：《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甚至金衢地区的粮食还用来接济太湖流域地区的灾荒，“而苏、常大歉，小人趋利，争运衢、婺，谷粟顺流而下，日夜不止”。（注：姜特立：《梅山续稿》卷6《和司马倅喜雪》。）
但金衢地区从两浙以外地区贩运粮食，则相当困难，而且只是在救灾时的特殊贸易。朱熹曾设法从广东运粮到金衢救荒，“而衢、婺荐凶，公私匮竭，尤未知所以为计。……且散榜自广以东诸州以招诱之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贩去处，谨复具公移，并以榜文三百道，仰累颐指散下晓谕，不胜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须般运，方得至衢、婺，正自不易为”。（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别集》卷5《书·林子方》。）由此可见，宋代金衢地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主要是过往旅客和较轻便的物资，大宗货物的长距离贩运还是有限的。
明代全国商品流通和市场体系发生了一些变化，长江流域东西部的贸易，主要是中游和下游之间的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过宋代以来形成的以运河与南方内河航运之间的贸易仍占重要作用。（注：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1—143页。）就金衢地区而言，钱塘江沿线的商品流通仍占据重要地位。如福建的货物有很大部分还是从衢州下钱塘江运至杭州，其中包括福建沿海漳泉地区的货物。明代的王世懋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注：王世懋：《闽部疏》，不分卷。）其中分水岭一路是福建绕江西过常山然后下钱塘江的，因此常山也仍然是东南各省货物的中转站，明人胡应麟说：“常山邑全浙上游，其地界七闽三楚，舟车之所绾毂，富商巨贾万货之所走趋，钱塘之水实滥觞焉。”（注：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94《唐令君新建信阳愿丰堤碑》。）
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国市场体系中一个巨大变化是1840年以后海禁的彻底开放，使沿海的贸易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然而沿海贸易的重要性其实在清前期就已比较明显，相对于明代，清代南北内河航运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一个主要标志是清代对大运河的整治远不如元、明，只是修修补补，而北方沿海航线的重新开辟，使沿海贸易得以加强。不过长江以南的内河航运由于海禁而仍然比较重要，其中又以湘江和赣江为主。（注：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144—148页。）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清代钱塘江水运不再是全国主要的交通干线，并且货物结构也有了变化，这可以从有“两浙首站”之称的常山的货运中表现出来。陆藁在《玉山至常山二首》描写了清初历经战乱后的玉山至常山道上的货运情况，“海椒远北贩，山药向南装。……羊头车载米，驴背篓驮盐”。对此诗人解释说：“时洋货俱至上海、宁波，胡椒等物皆从北至。惟药材南宋，亦寥寥矣。”（注：《雍正常山县志》卷10《艺文志·诗》。）可见南方沿海地区的货物都从海运至江浙，而通过内陆下钱塘江航运的明显减少。这与明代福建各地包括漳、泉地区货物都过分水岭而“下吴越如流水”的情景大不一样了。（注：当然常山至玉山的贷运仍然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繁忙，但有些是为了逃避税收而绕道这里，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八《常山山行》一诗就描写过这种情况：“常山玉山相去百里许，山行十人九商贾。肩舆步担走不休，四月温风汗如雨，劝客何不安坐湖口船，船容万斛稳昼眠。答云此间苦亦乐，且免关吏横索钱。”）
至于浙江内陆的大宗货物远距离运输，亦由内河航运至海口，然后从沿海运至南北各地。如浙江粮食运至福建，“先将宁，台、温、绍、金、衢、严、处八府所买新收好谷十万石，拨为第一起，皆由小河运至海口，等候闽省领运之员，到浙雇备大船，由内洋装运”。（注：《世宗宪皇帝殊批谕旨》卷174之3。）
1840年海禁开放以后，常玉间货物仍局限于江浙地区货物与东南内陆地区货物之间的运输为多，民国17年（1928）《常玉公司营业概算书》指出：“每年由常运玉之海味、杂货、布匹、石油、食盐等项约20万担……又玉运常之各种纸类约10万担，夏布类1万担，烟箱、烟篓约2万担，茶叶1万担，瓷器3万担，五杂类5万担，合计22万担。”（注：新编《常山县交通志》，常山县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88年，第109页。）可见清初至1840年之前与1840年之后常山和玉山之间的货运结构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沿海的货物都从江浙运至内陆地区，而南方沿海的货物从内陆运至江浙则相对减少，钱塘江上游的货运以江浙沿海地区产品与内陆地区的产品为主。
南方沿海的货物通过钱塘江至江浙之所以减少，其原因无非是衢江流域水运实际上并不便利。清代江山县要求南米改折，郭卫民《条陈兴革详文》认为江山“居浙江上游，石溪小涧，滩高水浅，竹筏梭船运米独艰”。又王宏仁《兵船协济详文》云：“衢属五邑，止有西、龙、江三县通船，然滩高水急，非驻船之都会，止有小舟往来。至常、开僻在深山一线之水，并无舟楫。”（注：《同治江山县志》卷11《艺文·奏琉》。）实际上常山港还是可以通船的，只是载货量比江山港更小罢了。就整个衢江流域来说，大规模运输粮食这样的大宗货物并不方便。
尽管如此，衢州地区仍然担负着内陆地区与江浙之间货物运输的功能。民国初年编写的《浙江经济纪略。在论述衢县、江山、常山的商业贸易时，认为在清代晚期海禁没有开放之前，与衢县、江山、常山接壤的闽、赣、皖货物都通过衙州地区达于苏杭，而晚清海禁开放之后，这几个地区不再从衢州地区经过，因此衢州地区商业顿行衰落。（注：《浙江经济略》，第363、376、385页。）但海禁开放之后，闽、赣、皖交界山区的货物甚至更远的内陆货物仍有不少从钱塘江运至江浙沿海。自明代嘉靖至清代光绪年间（1522—1908），常山至玉山的道路数次修建，其中清中期以后修建更加频繁，由于货运的增长，独轮车运输越来越兴盛，虽然屡次严禁独轮车行驶，但道路往往为独轮车所损害，由此可见海禁的开放并没有影响货物的流量。（注：《光绪常山县志》卷14《道路》。）
因此自清末至民国，衢州地区的货运量并没有减少，可能随着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而有所增加。但相对于沿海的货物运输而言，商品流通量的比率是下降的。
至于金衢地区东部的金华江流域与浦江县，因为不通舟楫之处颇多，货运以陆路为主，水路只能通筏或者雨水多的季节可以通小船，所以这些地区的货物运输一向受到限制。尤其是金华江支流东阳江上游的东阳县和水康江上游的永康县，以及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
《光绪浦江县志》卷3《风俗》载“地非水陆孔道，惟日用所须，以有易无，无富商大贾”。
《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3《物产·食货》：“东邑非水陆之会，无舟车往来，远货不至，肩挑负贩，土物之运，有不胜其劳。论者较之近地，谓上不及本郡之兰溪，下不如邻州之诸暨。”
永康县也是如此，“县地多山少水……非舟车之所辏，商贾之所聚。”（注：《康熙永康县志》卷6《风俗》。）
不过金华地区的兰溪由于地处衢江和金华江的交汇处，又与钱塘江直接相通，航运最为便利，因此商品流通量也最大。1949年以前，航行于金衢地区河道中的木船主要有以下几种：
（1）义乌港船。行驶于金华江及其支流义乌港、永康港，载重5—10吨。
（2）大麦船。俗称汤溪划船，多行驶于兰溪至杭州、萧山、临浦之间，载重6—20吨。
（3）徽港船。行驶于兰溪至屯溪与杭州一线，载重10—30吨。
（4）灵山港船。俗称灵山港划船，行驶于衢江支流龙游灵山至兰溪一带，载重4—6吨。
（5）海宁船。俗称炭船，船舱深，载重30—60吨，深水时航行于兰江。（注：新编《兰溪交通志》，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7页。）
从以上可知，只有航行于兰江的船，载重才能超过10吨，而衢江和金华江及其支流的船只载重量都在10吨或10吨以下，所以在水运占货物运输主导地位的时代，兰溪由于商品流通量最大而逐步发展成为金衢地区的商业中心。
二 交通与商业资本
宋代以来金衢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也随之成长。但商业资本的成长也与地区的交通有密切关系。
宋代由于衢州地区是南方交通的干线，因此见于文献记载的以衢州商人为多。宋代衢州商人从事广州的海外贸易相当活跃，如景祜四年（1037）正月二十七日衢州客毛英言：“将产业于蕃客处倚富赊真珠三百六十两，到京纳商税院，行人估验价例，称近降诏，禁止庶民不得用真珠、耳坠、项珠，市肆贸易不行，只量小估价。缘自卖下真珠，方得限钱，纳税无所不出，乞封回广州，还与蕃客。”（注：《宁会要辑稿》食货41之46。）又1963年在广东曲江南华寺发现的北宋庆历（1041—1048）年间木雕罗汉像共360尊，造像中有铭文记录了施像人，其中包括连州人17名，衢州人3名，泉州人15名，潮州人3人。这些人都寄居在广州经商，如上所述，衢州也有商人来广州购买真珠，运销汴京。（注：张荣芳：《南华寺发现的北宋木雕罗汉像铭文反映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91—97页。）另处于钱塘江航运干线的兰溪，宋代商业贸易也比较发达。据兰溪现存家谱记载，从唐末至南宋，兰溪周边的建德、义乌、歙县、丽水等地有不少商人到兰溪贸易而定居于兰溪各地，同时也有兰溪人外出至福建、扬州、广东等地经商。（注；胡汝明：《兰溪谱牒初探》，载《兰溪文史资料》第10辑，政协兰溪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3年，第101—102页。）
明清时期金衢地区的商人已经以地域而形成一定的群体。明代衢州地区就出现了以龙游商人为主体的商业群体。《弘治衢州府志》卷1《风俗》载：龙游“瀔水以甫务耕稼，以北尚行商”；常山“地狭民稠，风习勤俭，事医贾，妇人供纺织，不出户亭”。其中以龙游商人最多，《万历龙游县志》卷五《风俗》载：“贾挟赀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谚曰遍地龙游。”
但衢州商业资本并没有成长起来，相反在清代却日趋衰落。傅衣凌对明代以龙游商人为主的衢州地区商人作过研究，发现龙游商人主要成份有书商、珠宝商、纺织品商，并从事海外贸易、开采矿产和放高利贷等活动。然而龙游商由于本地区资源的缺乏，邻近地区徽商和宁绍商的扩展，使龙游商至明末就日趋衰落。（注：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179—186页。）
金华地区各县不通舟楫之处较多，因此行商者甚少，但明代兰溪经商人数不少。兰溪在宋代经商之风已经比较兴盛，至明代兰溪商人也比较活跃，“远而业商者，或广、或闽、或川、或沛、或苏杭、或两京，以舟以载者比也。近而业贾者，或货食盐、或米谷、或材木、或醋、或鱼肉、或布帛杂物，肆而居者籍籍也”。（注：《万历兰溪县志》卷1《户口》。）如著名戏曲家李渔（1610—1680）本籍兰溪县下李人，但生于江苏如皋。据《龙门李氏宗谱》载：“本族外出商贾者多，故流寓于外者几分之二”。李渔的伯父李如椿是个冠带医生，父亲李如松也是吃“医药饭”的，他们都客居如皋经营医药。（注：肖荣，《李渔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页。）
义乌在明代也是一个经商风气较盛的地区，《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下》引《万历义乌县志》云：“男子服耕稼，妇女勤织纺，商贾鬻鱼盐，工习器械以利民用。”可见明代义乌的商人应有一定比例，如下骆宅骆氏第四十四世骆得源家甚富，次子骆征信做粮食生意，经营南粮北运，于洪武十五年（1382）运粮北上亡于南京。又骆崇辉亦是行商，嘉靖二十七年（1548）经商亡于广东。（注：新编《下骆宅村志》，下骆宅村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97年，第56页。）又《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风俗》解释“东亲戚不如乌相识”时说：“乌人世经商他处，远至京师，著籍不啻千家，他乡故知视同骨肉。”《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完成于康熙二十年（1681），去明代不远，说明义乌商人至少在明末外出经商，世居他乡者比比皆是。
清代金华商业资本成长比较突出，在江南地区，金华商人是仅决于宁绍商人的一支浙江商人。金华商人在江南的大都市苏州、杭州、上海都建有会馆，而且在小城市和一些市镇，如湖州、德清、乌镇、吴江、震泽等地都建有会馆公所。这些会馆公所主要为火腿商所设，如苏州除了金华会馆，还有兰溪公所，该公所就是腌腊业公所。不过金华商人的资本是有限的，在苏州修建会馆时前后历时十余年，足以说明其建造的艰难。（注：范金民：《明清江甫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227、286—308页。）
医药业中的“兰溪帮”也是金华商业资本的主要部分。兰溪因为便利的水运，成为周边地区药材的集散地，除了浙江的金、衢、严、处各地药材，还有安徽、福建、江西，甚至两湖、两广、四川、云南等地药商都慕名前来交易，兰溪商人亦以从事药业为多。如前述李渔家族从事药业，又《兰溪诸葛简史》称：“我氏族人丁繁衍，日盛一日，至于习业方面，以沿袭祖授经营药业者居多。”乾隆九年（1744）兰溪药业商人建立药王庙，为兰溪药商的会馆，清末兰溪药业更加兴盛，药王庙又成为“激西药业公所”所在地。明清以来兰溪药业不断向外扩展，谋生立业者遍及大江南北。兰溪人在外地开设的药店不下500家，从业者多达5000人以上，远及陕西、山东、江苏、香港、广州等地，近则福建、安徽、江西，尤其本省的温州、丽水、衢州、杭州、金华所属各县为多。他们师徒相授、亲邻相带、父子相承、代代相传而形成了“兰溪药帮”。（注：新编《兰溪医药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8页。）
虽然兰溪药商与徽州绩溪、宁波慈溪同为东南地区三大药商，但在长期的商业竞争中，兰溪药商渐居下游。如兰溪药商在明末清初与宁波药商共同占据温州药业市场，先是兰溪药商在温州称雄一时，但后来因宁波药商资金雄厚而取代兰溪帮在温州的地位，迫使兰溪药商转入丽水经营。（注：同前书，第49—50页。）兰溪药商主要活动地区也就是闽浙赣交界的丘陵山区为主，在沿海大城市的毕竟不多。
明清时期金衢地区的龙游商人、金华商人和兰溪药商在东南市场竞争中的失利，并不仅仅是因为本地区资源缺乏，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明代以来水上航运有了长足发展，从而推动了市场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长江流域中游和下游之间的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是明代以来，尤其是晚清海禁的全面开放，使沿海的贸易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因此长江流域地区和沿海地区成了中国市场的中心。（注：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227、286—308页。）然而金衢地区水上航运不便，而且又偏离长江和沿海两大航运主干道，因此商品流通受到限制，商业资本自然难以成长。如徽州由于地处长江流域东西部之间，虽然徽州本地区航运不便，但与金衢地区相比，离长江航道更为接近。因此徽商就以从事江浙和两湖地区的贸易为主，参与粮食、木材、食盐、纺织品等大宗货物的买卖，从而跻身全国大商业资本集群的前列。（注：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24—31页。）宁绍商人又以沿海贸易为基础不断向东南地区扩张，清末海禁的全面开放，使宁绍商人如鱼得水。金衢地区商业资本不仅难以与徽商抗衡，也远逊于宁绍商人，可谓左右受掣，大商业资本难以成长。
本地区的大商业资本难以成长的同时，周边地区的商业资本凭借自身的优势，不断向金衢地区扩张。除了徽商和宁绍商人以外，福建商人和江西商人在明清时期也迅速成长，这些商人群体在金衢地区的各大城镇设立会馆公所，有的甚至垄断当地的商业。
在衢州地区，会馆最多的当属西安县。衢州城就有天后宫为福建会馆，其中老天后宫置于明末清初，新天后宫建于乾隆十七年（1752），又城东十五里樟树潭天后宫建于嘉庆八年（1803），城西二十里航埠天后宫建于道光年间（1821—1850）；万寿宫为江西会馆，乾隆十一年豫章商人建，又西乡航埠、南乡大洲、北乡上方均建有万寿宫：朱文公祠为徽州会馆，乾隆二十一年建：宁国太平公所不知创自何年；宁绍乡祠，亦称宁绍会馆，乾隆四十七年建；须江公所：宣统间（1909—1911）设；金华公所：在城西二十里航埠河东，道光年间建；遂龙公所：遂昌龙泉木商在城东十五里樟树潭镇，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注：《民国衢县志》卷3《善举》。）因此至民国时期“衢县虽当水陆之冲，而地瘠民贫，生产不饶，商旅不行……一切金融之流通，价格之上落，悉操诸客帮之手，闽、赣、徽、宁、绍各树一帜以为敌，其为土著之家，无非小本经营以丐分其余”。（注：《民国衢县志》卷6《商市》。）
龙游县在明代虽然号称半数人民经商，但其所生产的烧纸，“若其销路，清初以前有闽汀帮销流江苏一带”。（注：《民国龙游县志》卷6《物产·纸》。）清代以来龙游县也是“遍地龙游之说，久不闻矣。如万历壬子志以为积习可慨。嗟夫，今又安得有些积习也。为商贾者既不轻去其乡，所业甚细微，其稍大之商业，皆徽州、绍兴、宁波人占之，乌在其能商贾也”（注：《民国龙游县志》卷2《风俗》。）。龙游最主要的物产纸“至清中叶盖由宁波、绍兴销售，今称甬帮是也”。（注：《民国龙游县志》卷6《物产》。）
明代常山县所产著名的球川纸每年价值数万两，但其利润“往往为西安、江山及仁、钱二县人纂名争夺，至于徽商亦得为之”。（注：《光绪常山县志》卷28《物产》引《万历县志》。）徽商还在常山经营盐业，以致迁居常山经商的徽人形成了一个新安里。（注：《光绪常山县志》卷67《艺文·文集上》，叶向高《新安里记》。）清代常山县的球川纸也逐渐废弃而不能生产，虽然桕油、糖蔗、莲、橘、山场竹木等商品可以赢利，然而“若谓富商大贾则未有也”。（注：《光绪常山县志》卷21《风俗·四民》。）《光绪常山县志》卷16《祠庙》载有文公祠：天启七年（1627）徽商公建；天后宫：在大东门内左侧，旧在北门通化巷口，乾隆四十二年移建城东；万寿宫：乾隆二十四年江西商人建。可见常山县的外籍客商势力不小。
江山县也有很多外籍客商，《同治江山县志》卷1《风俗》载“列廛而市者，间有豫章、皖南之人”。
金华地区外地的客商也很多，其中兰溪的商业最为发达，会馆公所也最集中。在兰溪设立会馆公所的有福建商人、江西商人、徽州商人、宁绍商人、金华其他地区商人等。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经营桂圆荔枝的福建商人建造了天后宫——闽商会馆，乾隆三十一年（1766），徽州商人建造了新安会馆、新安阁和新安庵，乾隆五十六年经营纸业的江西商人建造了江西会馆。在此前后，又有绍兴商人的越郡会馆、越郡别墅、越济庵，义乌商人的义乌会馆——稠州公所，东阳商人的东阳会馆，永康商人的永康会馆，宁波商人的四明公所以及南京商人和徽商的江南公所等。各同乡帮会有一定专业，清同治年间绍兴商人同乡会越济庵中，就有“铁钉组培土会”设立。清光绪以后，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有些行业跨越同乡组织，而以各地客商同行业组成公所，如绍兴商人、宁波商人及本地商人中经营钱业的商人联合组成了“兰溪县钱业公所”。（注：新编《兰溪市商业志》，兰溪市商业局编印，1988年，第101—103页。）
除兰溪外，金华其他各地主要商业城市和集镇也有各地商人设立的会馆公所，如《嘉庆义乌县志》卷7《坛庙》载有天后宫，是福建商人的会馆。《嘉庆武义县志》卷5《祠祀》载有设于乾隆三十一年的绍商义冢，还有徽商义冢，说明徽商和绍商在武义有商人组织。又如永康县城有福建商人设立的兴安会馆，绍兴商人设的绍兴会馆，又称越郡公所；徽商设徽州会馆，又称新安会馆，还有台州盐商设的台州会馆，又称赤城公所；另还有兰溪医药商设的兰溪会馆等等。（注：《永康名店名厂》，永康市政协文史委、水康市工商业联合会、永康市档案局编印，1995年，第168—169页。）
从以上各地的会馆公所设置情况看，外地客商的势力不小，本地区的商业资本难以成长可见一斑。
然而由于本地区以陆路交通为主，同时又是东南地区陆上交通的枢纽，因此以肩挑背扛的行担贸易非常发达。从事行担贸易的一般是小本经营的流动小商贩，这种小商贩行担在金衢地区种类繁多，比较著名的有挑鱼担、挑盐帮、山货担和六陈担、敲糖帮等，其中山货担和六陈担主要从事本地区山区和平原地区商品的交换，而挑鱼担、挑盐帮和敲糖帮则更多地从事跨地区的商品交换。
（1）挑鱼担
挑鱼担是指贩卖鱼苗的行担。宋代金衢地区已经有商贩到江西九江贩运鱼种饲养。“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注：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鱼苗》，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这种习惯为后代所沿袭，《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3《物产·鱼》：“其种皆自外来，本地所产鲤鲫而已。诸种皆自江右九江，谓之鱼秧。”汤溪养鱼的鱼苗也是从九江贩运而来，《民国汤溪县志》卷六《土产·鱼》：“须购鱼苗养之，贾鱼苗者多为兰溪人，云取自长江。”兰溪厚仁乡上戴、莲塘岗、石塘坞等村，长期以来（据传四五百年历史），有去九江购买鱼苗运归，饲养至约三寸长，叫“鱼花”，然后出售。（注：新编《兰溪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又据传义乌陇头朱村在明天启七年（1697）已经能够人工孵化鲤鱼，并年年赴江西九江一带采购鱼苗，一家一户挖塘培育鱼种。（注：《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永康人则到诸暨和杭州贩运鱼苗。（注：新编《永康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明清时期衢州地区的西安县千塘畈、江山新塘边、开化马金、常山湖东、龙游塔石等地，亦有到江西九江贩运鱼苗的兼营专业户。（注：新编《衢州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4页。）可见自宋代以来金衢地区这种挑鱼担长盛不衰。
（2）山货担和六陈担
宋代以来随着金衢地区河谷平原开发的完成，土地的垦殖逐渐向上游的山区和沿江的沙地推进，平原和山区的各种农副产品不断增多，商品交换也随之频繁起来，金衢地区的交通以陆路为主，因此山区和平原之间的商品交换大多通过行担的形式展开，其中主要的就是山货担和六陈担。
清代以来，随着山区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山区人民必须生产各种“山货”到集市交换，否则难以生存。“深山居民无田可耕，则治以为器，以卖钱米，如门市，非是则不得食。”（注：《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3《物产·竹类》。）山货在集镇里销售之后，山区的农民一般都要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中最主要的是粮食，古人以稻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和芝麻等6种粮食称为“六陈”，因此粮食市场也叫“六陈市”，短途的挑卖粮食就叫“贩六陈”。这样形成的山货市和六陈市是金衢地区集镇中的主要市场，山货担和六陈担也因此得到较快的发展。如义乌稠城镇就有山货市和六陈市。（注：新编《义乌稠城镇志》，义乌市稠城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90年，第75页。）又如浦江的风俗，贩六陈的专门从甲地贩卖到乙地，谓之“长扁担”；山区专以背竹木、柴炭上市卖的，谓之“背脚”。（注：新编《浦江风俗志》，浦江县文化馆、浦江县方志办编印，1984年，第52页。）
（3）挑盐帮
所谓挑盐帮实际上是挑贩私盐的商人组织。唐宋以来历朝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尽管不同时期食盐的专卖制度有所差别，但历代一般禁止私人贩卖食盐。然而在唐宋私盐的贩卖就非常盛行，甚至发展成为有武装组织的私盐贩集团。如闽、浙、皖、赣交界包括金、衢地区在内的丘陵山区，“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南宋卫博就建议朝廷把这些盗贩茶盐之民收编到军队中，用以维护社会治安或戍卫边防。（注：卫博：《定庵类稿》卷4《与人论民兵书》。）
明代东阳等地私盐仍比较盛行，并且成为贫民的一个谋生手段。《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7《盐法·盐禁》载，“窃闻父老相传，明万历以前盐禁巡检司主之。凡贫弱之民，肩挑四、五十斤以上者，听登其姓名、居址于籍，一年不得数至，数至者籍其盐，若百斤及数十成群者罪。后巡检司废，而奸黠者稍稍犯法，然其时商人取足引课而已，不甚以诛求为事也。”
清代义乌、浦江、东阳等地因为水路运输不便，运费高昂，而离盐产地又近，随着人口的增长，食盐需求大增，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多，因此挑卖私盐发展更快，政府屡禁不止。《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7《盐法·引盐》：“顺治十八年（1661），本邑大旱，贫民至嵊买盐，与温、处之民易米，白峰、里诸岭，肩背相接。上官闻之，令有司商民不得禁止，全活数十万。彼时为救荒奇策，而不知为天地自然之利也，向为人事所阻而不行。”可见挑卖私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很好的行当，虽然资本微薄，但对于促进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有很大作用，这种情况在义乌和浦江更加突出。“诸暨、义乌、浦江三县先因康熙年间私盐充斥，片引不行”。（注：阮元：《重修两浙盐法志》卷5《引目》。）又康熙三十六年（1697）两浙巡盐御史博泰言：“浙东之诸暨、义乌、浦江等县奸民百十成群，聚众贩私，所贩之盐收之于绍属场灶，而侵卖于金华、严州等府引地，妨碍盐业，为患已久。”（注：《重修两浙盐法志》卷10《奏议》。）由于挑贩私盐受到官府的严厉稽查，因此是很危险的行当，于是就出现了“挑盐帮”组织，保护入帮者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如东阳南乡一带农民多以挑盐为业者，一般都组成“挑盐帮”在农闲时到台州挑贩私盐。（注：新编《东阳风俗志》，东阳县文化馆编印，1985年，第135页。）
义乌、浦江、东阳等地的“挑盐帮”，虽然无法与徽商那样以贩卖官盐的大商业资本相比，然而由于“挑盐帮”贩卖的食盐已经不仅限于本地，而且及于周边地区，因此它对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也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成为这几个地区贫苦农民的一种谋生行当。
（4）“敲糖帮”
“敲糖帮”主要为义乌人所组织。据民间传说，明代戚继光从义乌招兵抗倭，后这些士兵回到原籍，因无田可种，于是利用义乌土产的青糖制成糖块，挑着糖担走村串户藉以谋生，逐渐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人称“敲糖帮”。至清代乾隆年间（1736—1195），义乌“敲糖帮”已发展成糖担万副，并且不再限于以钱交易，可以物换“糖”，“物”的范围极广，主要是废铜、废铁和鸡、鸭、鹅毛等，这就是所谓的“鸡毛换糖”。太平天国以后，除了卖和换糖之外，又兼卖和换针、线等什物，而且贸易的地域也由城、镇、市集深入到偏僻的山区，范围也由近而远，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至徐州。“敲糖帮”贸易的路线主要有3条：南路、中路和北路。南路从义乌东乡的廿三里镇出发，到达衢州后继续进入江西和湖南；中路是到达衢州后往北进入皖南，再取道建德和兰溪回来；北路则从义乌北乡的苏溪镇出发，达到杭州后继续往北过嘉兴、上海、南京一直到徐州为终点站，或从杭州转向绍兴、宁波方向，再从嵊县、东阳折回。另“糖担”所收购的货物中最主要的是鸡、鸭、鹅及零杂骨头，这些是必定先运回义乌，再由义乌的田料店批去销售，因此义乌又成为附近地区的肥料币场。（注：胡琦：《义乌的“敲糖帮”》，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176页。）
有关“敲糖帮”的口传资料在文献中亦有记载，明末义乌、东阳等地应募前去抗倭的士兵回乡后确实有不少从事肩挑贸易的行当，《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4《风俗》载：“后万历年间，率多习兵应募，已而罗募营废，皆散入江干，徙为他业，如肩挑买卖不等。每当冬春之交，来者熙熙，往者攘攘，不啻数千人，其迁居著籍者，又不胜数也。”
由于“敲糖帮”深入农村山区，很受农民欢迎，因此它有很强的市场扩张能力。如地处山区的开化县，商店多为徽州人所开设，但由于交通不便，营业难以展开，而促进商品流通的主要为肩挑负贩、穿行于山村乡间的“敲糖帮”。（注：新编《开化风俗志》，开化县文化馆编印，1984年，第17—18页。）更为重要的是由“敲糖帮”带动的日用小商品批发和贩卖市场的形成和扩张，为1978年之后全国最大的日用小商品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奠定了历史基础。（注：包伟民、王一胜：《义乌模式：从市镇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考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49—153页。）
不过类似“鸡毛换糖”的行当并不止义乌一地，在龙游县挑卖日用小商品的货郎担因其担小而称之为“绿豆担”。虽然担小，但利润不低，一副“绿豆担”可养活一家5、6口人，因此又叫“六头担”。（注：新编《龙游风俗志》，龙游县文化馆编印，1985年，第35页。）又如绍兴堕民从事的主要行当之一是制作饴糖，平民叫做“堕民糖”，所制的糖包括麦芽糖、芝麻糖、糖饼、春管糖、玫瑰糖等等，除了用以贩卖之外，也用来换取各种废物，如破布、头发、棉絮等，也有用饴糖、缝衣针、炒黄豆换鸡毛、鸭毛、鹅毛、破布、棕丝等物。（注：郑公盾：《浙东“堕民”采访记》，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第95—96页。）台州路桥也有“换糖担”收购废旧钢铁，以供应路桥一些农村生产船钉、土钉所需的钢铁原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废旧钢铁市场。（注：孙家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浙江专业市场现象剖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绍兴和路桥在1980年以后也如义乌一样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专业交易市场，其中是否与“换糖担”传统有直接关联有待论证，但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早期的从业人员大多从“鸡毛换糖”转化过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由“敲糖帮”脱胎而来当无疑问。义乌的市场规模超过绍兴和路桥，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义乌是沿海与东南内陆地区的陆上交通枢纽，“敲糖帮”在历史上形成的3条路线，就很清楚地勾勒出了由义乌独特的交通位置形成的一个巨大商业网络。虽然其货物的流通量与水上航运无法相比，但义乌确实凭借“敲糖帮”而形成了一个大规模市场的雏形，随着铁路、公路等现代陆地交通系统的建立，义乌终于在1978年之后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
三 小结
综合以上所述，自宋代以来金衢地区的商业发展与交通有密切的关联。一方面，自宋代以来商品运输主要依靠水上航运，而金衢地区水上航运不便，因此与水运便利地区比较，商品流通量的增长和商业资本的成长都受到很大限制。本地区内部的情况也是如此，水运便利地区商业相对发达，如衢州、兰溪成为本地区的商业中心就说明了这点。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陆路运输在商品流通中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陆路运输为特征的行担贸易在金衢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虽然无法占据地区商业的主导地位，但其影响和潜在的能力不可低估。同时由于金衢地区处于东南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主要通道，随着沿海商业的发展，通过行担组织而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金衢地区，尤其是靠近沿海东部的东阳、义乌等地的商业发展。这些行担组织随着现代陆上交通技术的改进，其规模迅速扩大，最终为现代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成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可以做更深入的探讨和理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