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蒙古语辅音构拟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语论文,辅音论文,原始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2)03-0127-05
构拟古代蒙古语的语音系统是蒙古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对原始蒙古语辅音系统的构拟,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认为,现代突厥语辅音系统是构拟古代蒙古语辅音系统的基础。一些学者在构拟原始阿尔泰语语音系统的同时也构拟了原始蒙古语的语音系统。自从波普提出关于原始阿尔泰共同语元音系统以及原始阿尔泰共同语元音系统和突厥语、蒙古语和满-通语族语言语音之间对应关系的假设以来,一些阿尔泰语假设的支持者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基本上可以确定了。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首先,通过对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蒙古语和满-通语族语言语音方面的共同点多于突厥语和蒙古语或突厥语和满-通语族语言之间的共同点。考虑到三个语族间的异同,把现代突厥语言作为原始语构拟的基础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历史语言学认为,在假设三种语言A、B、C具有同源关系并构拟它们的原始共同语时,如果A和B具有某个共同的特征,而C缺少这一特征的话,为A和B所共有的特征一般可视为原始共同语的特征;而C缺少这一特征则可视为后来发展的结果。当然,这条原则并非是绝对的,即C缺少某一特征的共时事实也可用来构拟原始语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说明A和B是如何获得原始语所没有的特征的。[1]根据这条原则,突厥语言不应该是构拟原始蒙古语辅音的基础。
另一种倾向认为,蒙古语族语言及其方言土语和中世纪文献资料是构拟古代蒙古语辅音系统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古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方言土语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大批学术专著,同时,一些鲜为人知的语言和方言土语也得到了介绍和研究,再加上中世纪文献语言的研究和一些中世纪文献的不断发现和刊布,这些都为以蒙古语族语言材料为立足点来构拟原始蒙古语辅音系统创造了条件,从而使重新建立蒙古语语音史成为可能。在原始蒙古语辅音系统中,塞音和塞擦音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原始蒙古语的塞音和塞擦音,是清浊的对立,还是送气不送气的对立?这是蒙古语语音史研究中很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始蒙古语的塞音、塞擦音是清浊的对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В·М·伊里奇-斯维特奇等。支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建立在突厥语族语上的原始阿尔泰语。В·М·伊里奇-斯维特奇在《阿尔泰语的齿音:t,d,δ》和《阿尔泰语的腭音:k',k,g》两篇论文中提出了阿尔泰语系各语族原始语构拟的对应:[2]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始蒙古语的塞音、塞擦音是送气不送气的对立。N·波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对于塞音和塞擦音,要注意到,它们的清浊之分,没有强(fortes)弱(lenes)之分那么大。强塞音(p,t,q,k)和强塞擦音大概曾经是强松气音。[3]
第三种观点认为,前蒙古语辅音系统没有清浊或送气不送气之分。
由于上述争论的存在,对原始蒙古语辅音系统的构拟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解决蒙古语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语言的历史分期是语言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初步考察之后而提出来的分析这种对象的一种时间范围,有了这种范围,我们就可以把杂乱的语言现象排列起来,找出其中的结构规则和发展规律。由于人们对阿尔泰语理论的认识有分歧,因而,人们对蒙古语的历史分期问题,迄今还没有形成共识。从总体上看,主要是由于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造成的。以阿尔泰语系比较研究为主要目标的学者,一般都要在蒙古语族语言发展的分期基础上,进一步拟测其原始语言形式,并进而对其演变过程进行历史分期;而以蒙古语历史比较为主要目标的学者,则多以现代语言、方言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已有文献语言对其历史演变和发展阶段进行分期。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根据现在实际掌握的语言材料,可将蒙古语历史分期为:原始蒙古语(从蒙古-满通语统一体解体到13世纪);中世纪蒙古语(从13世纪到17世纪);近代蒙古语(从17世纪开始)。
其次,解决蒙古语语音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从语言差异的比较,探索语言发展的规律,构拟语言的原始形式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但是,这种比较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即:(1)对蒙古语方言土语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得到更多的语言差异资料和线索,进而根据这些资料和线索寻找更多的语音历史演变规律;(2)对现存蒙古语族语言从差别较小的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入手,逐步深入到差别较大的语言间的比较研究,找出产生差别的原因,确定差异形成的年代顺序,弄清语言发展的时间层次;(3)适当参考其他语族语言,特别是与蒙古语族语言关系较近的满-通语族语言的材料。
再次,假设必须有客观基础。原始语的重建是解释音变的参照点,所以,拟测出来的原始形式一要能合理地说明现实语言的歧异,二要符合语音演变规律。原始语是根据现存的方言或亲属语言的材料构拟出来的,因而要求重建的原始语(母语)同每种子语要合理地相似,而且要求子语与原始语的相似程度高于各子语之间的相似程度,因为各子语从原始语中脱胎出来以后就各自沿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发展,时间越长,相互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每一个子语需要先上溯到共同的祖先才能有效地找到自己的姊妹语言。所以,所根据的材料越丰富、越可靠,构拟的形式就会越接近于原来的状况,它的解释力就越强。
在此思路的基础上,根据现有语言材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构拟的古代蒙古语的辅音系统如下:
迄今为止,人们对原始蒙古语辅音系统的构拟,意见仍然很不统一。笔者就以下四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1.送气与不送气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原始蒙古语的塞辅音和塞擦辅音是清浊两位对比。但是,这只是基于突厥语族语言辅音系统之上的一种假设,它既不能合理地说明蒙古语族语言的歧异,又不符合蒙古语族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律。我们认为,蒙古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蒙古语语音声学分析证明,现代蒙古语的塞辅音、塞擦辅音是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4]九种蒙古语族语言中,除莫戈勒语的塞辅音和塞擦辅音是清浊两位对比、保安语是清送气半浊不送气两位对比之外,其余七种语言都是送气不送气两位对比。我们对中世纪蒙古语语音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元代汉语的声母系统,如果就《中原音韵》来说,浊声母已经不成其为独立的一类了。但是,就《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来说,浊声母自成一类,就是说,浊声母还完整地保存下来了。[5]也就是说,元代汉语有两套声母系统。那么,明洪武年间注音的《蒙古秘史》采用的是哪套声母系统呢?从保存浊音的声母系统看,用清音标注蒙古语不送气音,用次清音和浊音标注蒙古语送气音。
从浊音已经清化的声母系统看,用不送气清音标注蒙古语不送气音,用送气清音标注蒙古语送气音。我们知道,浊音清化后,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在平声时,并入相应的送气音,在仄声时,并入相应的不送气音。《蒙古秘史》注音汉字正是反映的这种语音变化。如“琴、腾、途、池、陈……”等字在保存浊音的声母系统里,读浊声母平声,在《蒙古秘史》里,和现代蒙古语一样,标注的是一个清送气音。可见《蒙古秘中》注音汉字所用的是浊音清化的声母系统,所以,《蒙古秘史》语言的塞辅音、塞擦辅音是送气不送气两位对立。
从八思巴字母看,塞音、塞擦音清浊对比的形式是:[6]是浊,也就是清:次清:浊三位对比。在八思巴字蒙文文献里,虽然有送气辅音和不送气辅音之间的混用,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用清音转写了蒙古语的不送气辅音,用次清音转写了蒙古语的送气辅音。比如:qamuq(整个),dojid(和尚),bas(又)。可见,八思巴蒙古语的塞辅音、塞擦辅音也是送气不送气两位对立。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世纪蒙古语的塞辅音、塞擦辅音是送气不送气两位对立。如果我们接受原始蒙古语的塞辅音、塞擦辅音是清浊两位对立的假设的话,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原始蒙古语的清浊两位对立是如何演变成中世纪蒙古语的送气不送气两位对立的?我们不赞同清浊两位对立说的观点。根据现有语言材料,把原始蒙古语的塞辅音、塞擦辅音拟测为送气不送气两位对立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2.关于[*]p音位
兰司铁认为,阿尔泰语言都曾有过清唇音附图[*]p-或与它接近的清音,这个音在前蒙古语和前突厥语中是作为[*]p-、f、x和h而走向消失的。它在通古斯语言中也以常见的普遍的语音演变规律而存在。[7]后来,伯希和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清辅音不是擦音,而是塞音,并认为兰司铁的例证里,最有说服力的是:
蒙古语oroi“顶”,通古斯语horon,满语foron,奥尔恰语poro,义同前;
蒙古语αluqu“锤子”,满语folgo,鄂伦春语xαluqα,果尔特语pαlū,义同前;
蒙古语ünür“气味”,ünüs-“嗅”,满语funsun“气味、香味”,鄂伦春语xunke“香味”,奥尔恰语xunke“嗅”,等等。[8]
这就是阿尔泰学有名的“兰司铁-伯希和定律”。定律把[*]p-的历史演变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p → f → h → 0(零)
各个阶段语音在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里的分布是:在蒙古语中,中世纪蒙古语为h,达斡尔语为x,土族语为近代蒙古语为0(极少数情况为p)。在满-通语族语里,满语为f,果尔特语为p,鄂温克语为h。在突厥语族语中,按照波谱的说法,前突厥语为h,原始突厥语为h,东南群和西南群语言为h,其他为0。[3]
3.关于[*]g音位。
蒙古书面语的q、k、、g在中世纪蒙古语里是q、k、g,而且有k和g混用现象。以此为根据,有人认为,蒙古书面语的q、k、、g是由q、k演变而来的。[9]也有人认为,q、k、、g是由一个q演变而来的。[10]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曾经有过与[*]k对应的[*]g音位。
蒙古史研究证明,鲜卑语同蒙古语有共同祖源。唐代地理书《元和郡县志》记:“纥真山,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纥真”和蒙古书面语(三十)为同源词。《广韵》:纥,下没切,入没匣。真,职邻切,平真张。应构拟为。汉语语音史研究证明,在七世纪上半世纪,入声字在中原地区已开始发生变化,到宋代只有收唇音-p的入声字还有尾音,其余两类(-t、-k)入声字的尾音已消失,变成了短促的开音节。[11]那么,“纥真”一词的当时的读音应该是。
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已考释出的语言材料看,契丹语和蒙古语之间有相当近的关系。契丹文字研究证明,51号字的读音为标记的是契丹语的[*]g音位。
有些学者把原始蒙古语的舌根塞辅音构拟为四个。[13]按照音位理论,[[*]q]和[[*]k]处于互补关系当中,是同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这个音位写成/[*]q/或者写成/[*]k/都无不可,不过,我们选择比较常用的音标,写成/[*]k/。同理,我们也把[[*]g]归成音位/[*]g/。
〔收稿日期〕200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