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农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733X（2000）02—0010—04
五四运动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必然要发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工人、商人等都广泛地参加和支持了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一部分农民也积极参加、支持了五四运动。只不过由于农民阶级没有广泛地参与，因此在全国影响不够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农民在五四运动期间所起的作用和斗争精神。五四运动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划分了两个时代。五四以前，农民阶级反对外来侵略和本国统治者的斗争，虽然连绵不断，但从未从根本上取得过胜利。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农民阶级有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斗争逐渐从失败走向胜利，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农民阶级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分水岭。本文选取几个典型农民斗争事例来说明农民的反帝爱国精神和伟大力量；同时针对大多数农民尚未觉醒的事实，说明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必须深入农村，唤醒农民，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一、五四爆发前农民阶级的状况
辛亥革命并没有使农民阶级的处境得到改善，相反，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不断深入农村，与地主阶级一道对农民强取豪夺，农民日趋破产，农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各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实在让农民忍无可忍，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9年，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至少在二百起以上。少者数百人，大者数千人上万人，自南而北，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这一时期的农民斗争主要是为了满足经济上的要求，如抗捐、抗粮、抗税等，其口号主要是“打富济贫”之类，政治要求极为稀少，其斗争和起义都归于失败。
总之，辛亥革命后，农民的政治待遇和经济状况都没有得到改善，特别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和对农民利益的直接侵害，使农民处境更加悲惨，农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愈加强烈了。
二、部分农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都掀起了反帝爱国浪潮。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遍及20多个省。本文选取山东、东北三省、上海市的农民运动和斗争来作重点考察。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东三省是日本控制中国的心脏；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强的地区。这三地的农民斗争最具代表性。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具有光荣的反封建反侵略的传统。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又是由于山东问题所引起，包括农民在内的山东各界对这次运动最为敏感，特别是胶济铁路沿线的农民更有切肤之感，他们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就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反抗，如中止对日军粮食和蔬菜的供应，给侵略者不同程度的打击。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山东农民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荼。1919年5月24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后二十天， 山东益都召开了各乡农民参加的国民大会，到会的群众纷纷发表演讲，痛斥侵略者的罪行，坚决反对政府将山东权益转让日本。在场的老农更是痛哭失声，哭诉割让山东权益的切肤之痛，许多群众为之感动。同年7月17日， 日军为禁止学生运动，在益都车站逮捕了省立十中学生马忠怀，消息传开，周围各乡农民怒不可遏，纷纷拥入城内，和各界群众包围了县署，强烈要求释放学生。经过不懈地斗争，终于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杨家庄、刘家井等地农民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组织“爱国十人团”，在铁路沿线与学生一道阻止日军收购粮食，附近农民与日军也不断发生冲突。村民李继寿、刘硕田等为阻止日军收购粮食而打伤日军，遭日军逮捕，受到严刑审讯。为援救李继寿等人，附近北园、杨庄、刘家井、黄台、霞侣市等各村农民集会，商议营救之策，并派代表与学生取得联系。1919年7月19日， 手执红旗的千余农民和各界群众在省公署前集会，要求省署与日军交涉放人。经过几次斗争，山东省署被迫派出警察厅长、济南道尹及历城县知事与日本领事交涉。起初日本领事馆拒绝放人，但各界群众越聚越多，层层包围领事馆。迫于群众压力，日方不得不将李继寿、刘硕田等人放出。[1]
山东北园农民除参加营救李继寿的斗争外，还积极配合学生反帝爱国斗争。在济南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时，北园农民也配合学生，禁止向日本人卖粮。有的北园农村妇女，“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给学生做为爱国商行的基金”。[2] 为了抵抗日本人及少数汉奸在胶济铁路上的非法勒索，北园数千农民，“聚省署前，要求严重交涉，取消苛例”。[3]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卖国贼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峡石镇后，父老乡亲感到海宁人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脸面，无不咬牙切齿，向全国发出通告说：“青岛问题，交涉失败，推原祸始，良由陆宗舆等秘结条约，甘心卖国所致。义情愤激，已于元旦特开国民大会，到者万余人。公决以后不认陆宗舆为海宁人，以为卖国者戒。”[4] 据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记载：“卖国贼陆宗舆免职令下，全国称快。海宁开公民大会，议决卖国贼竖勒碑石。当场由众踊跃输金，饬匠赶办。”[5] 海宁农民和各界群众将碑“竖立邑庙前及北门外海塘镇、海塔下等三处。碑约五尺余长，真书‘卖国贼陆宗舆’六大字，左右两边并列民国八年元月海宁公民团云”。[6]当时前去参加立碑的农民及各界群众“人山人海， 途为之塞”。[7]
山东各地农民的斗争，给五四运动以有力的支持，给北洋政府以很大震慑。山东省省长沈铭昌在向北洋政府报告山东乡民反对割让山东主权的情况时说：“……旋又乡民数千环署请求不签字，其原因由于近日风传沿胶济路桥洞，日人对于居民及牲畜经过，有抽税之说，益以青岛不签字，免担重税之请，经剀切开导方散。”[8] 由于日军对山东农民利益的直接侵犯，也由于五四运动精神的影响，山东农民对日本侵略者强占青岛、内窥闽鲁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慨。他们认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山东，“山东父老子弟诸姑伯姊，永永沉沦于大陆之下，终无见天日之期”，[9]所以，山东农民反对日本侵略者最坚决、最激烈。
山东农民运动是五四期间山东各界群众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有力地支援了山东学生、工人爱国运动。山东农民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运动时间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山东农民就开始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侵占山东，与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的爱国运动相呼应，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二是范围广，山东有二十多个县的农民参与了五四运动。
正当山东农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时，被日本帝国主义独霸的东北三省农民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坚决支持和声援了五四运动。东三省农民的斗争主要表现为武装斗争。
日本1905年打败俄国之后，开始独霸东北。1915年5月， 日本和袁世凯签定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重点侵略东北。1917年至1918年，日本和段祺瑞政府签订“西原借款”，以吉长铁路收入和吉、黑两省林业和金矿为抵押，农民特别是铁路沿线的农民受害最为深重，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张作霖在东北横行霸道，残酷镇压东北群众，农民处境更是苦不堪言。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东北农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抗税抢粮，政治上主要反对“二十一条”。
五四运动爆发后，东北延边地区的学生深入附近农村向广大农民散发传单，讲述五四运动的事实真相。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农民反日运动又重要新爆发。很快，农民反日斗争从延边扩展到附近各县乡村。在柳河县的三源浦和大河沟、通化县的长白及集安县境都相继发生了朝鲜族农民的反日武装斗争。延边的延吉、汪清等地还建立起反日的农民武装队伍，在图们江、鸭绿江两岸不断袭击日本军警。
此外，在柳河三源浦和宽甸一带也建立了反日农民武装，不断地袭击日本军警，打击亲日的“保民会”、“济愚会”等反动组织。
东北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对反日农民武装十分仇视，多次制造借口，入侵延边地区。在延边，日军烧杀劫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对广大朝鲜族和汉族劳动群众严酷拷打，进行灭绝人性的大迫害，许多群众被杀害，许多村庄被焚毁。在围攻村落时，“不论男女老少，一律锁闭屋内，纵火焚烧。”[10]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怒。沈阳、吉林等地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军的侵略暴行；延吉、和龙、汪清等5 县各界群众发表声明，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在广大人民的反对下，经过北京政府的交涉，1921年5月，日本侵略军不得不撤出延边等地。
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核心地区，东北农民的起义和斗争像一把刺刀刺入了侵略者的心脏，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受到遏制，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五四运动。
6月3日后，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运动的决胜力量。上海工人、学生、商人掀起了罢工、罢学、罢市的高潮。上海郊区农民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也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配合市区的三罢斗争。据1919年6月9日《时报》报导：“本埠商界罢市以前，曾经大小各商号议决，一律抵制日货，如违察出议罚等因。兹闻大南门外某米店执事抗违众议，暗与日商交接，出售白米一千石，每石连水脚共洋十六元，雇极大驳船装运，由上南川小巷迤逦而至川沙县海滩，然后运上输船出洋。据云，正在卸货之时，为该处当地乡民‘土匪’察悉，上前扣留，共得四百石之多。闻此项损失，外人不肯承认。”[11]川沙县农民扣留售与日商大米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对反帝爱国运动的有力支持。
上海的农民并不多，斗争规模也不大，但由于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心脏，直接配合了三罢斗争，支持了五四运动。
此外，农民的官方组织——农会，尽管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但在国家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各界民众反帝爱国热情高涨之际，也自觉投身到五四运动中来。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9年4月初， 山东农会等联合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此事关系中国存亡，务望力主取消（亡国条约），毋令于载一时之机，败坏于一二宵人之手。”[12]奉天省农务总会也发出电报：“此次巴黎会议，日本恃强蔑理……如果无可挽回，即并绝签字以为最后之抵制。”[13]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湖南衡阳、永州、彬州农会等团体向全国发出通电：“此次青岛失败，北京学生激于义愤，殴伤章贼，焚毁曹宅，实为国人心理所共快。”[14]
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是最彻底反帝反封的一场爱国运动，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各社会团体都参加和支持了五四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
三、大部分农民尚未觉悟，唤醒农民阶级任重道远
五四运动中，学生、工人是运动的主力军，而农民阶级无论从参加人数、斗争规模来看，是运动的支流，起着配合运动的作用。虽然少数农民积极参加、支持了五四运动，但从整体而言，农民还没有觉悟，没有被组织起来，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一方面由于当时信息不灵、交通不便等原因影响了农民参加五四运动的广度，但最主要的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使农民阶级未能觉悟。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决心从教育农民入手，鼓励农民学习文化，冲破封建束缚，唤醒农民觉悟。
北京学生组成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北京附近农村如丰台、七里庄、大井村等地，向农民宣讲教育，但是，除少数农民对学生的讲演有兴趣外，许多农民似乎漠不关心。据讲演团报告说，学生在讲演时：“村中的老人听讲的还不少，个个都点头称善。只是那位年轻的先生，吸著旱烟闭著眼，颇有点不赞同的样子。仿佛我们说的话，都足以引动学生的邪念似的。”[15]“当讲演时，有一位年轻的媳妇，方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16]可见，当时农村大部分地区死气沉沉，北京郊区是如此，其他地区农村更不用说了。
但是，农民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本身有着极强的革命性。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17]然而农民阶级要实现本身的革命任务，必须寻找新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无法领导农民实现革命目标，领导任务自然落到了五四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身上。
无产阶级中的先进人物应深入广大农村，研究与分析农民阶级的特点，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唤醒他们的觉悟，鼓舞他们的斗志。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这一点。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8]“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19]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成为有志青年特别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方向。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烬美当时正在济南一师预科学习，1919年夏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山东莒县北杏村，组织十人团，成立反日会，反对卖国条约。他还带人守在去青岛的大路上，亲自盘查日货和阻止资敌的农畜产品进入青岛。他多次去集市讲演，怒斥反动派的卖国罪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这些努力，为唤醒农民以推翻封建势力和打击帝国主义势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要彻底唤醒农民使之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还需大批有志青年做艰苦的长期工作。
总之，农民阶级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少数农民同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甚至武装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工人、学生的运动。但就整体而言，大多数农民一方面身受阶级压迫和残酷剥削，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自身阶级性的局限，找不到出路。五四运动的爆发，为农民阶级找到了奋斗的方向，即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工农联盟的革命道路，推翻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农民阶级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主人。
收稿日期：1999—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