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印尼军队若干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尼论文,探析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军队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 苏加诺和哈达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制定并领布了迄今仍在生效的“四五宪法”。独立后的印尼于1945年10月5日最早组建起陆军。 空军和海军分别组建于1946年和1949年。1965年“九·三○事件”被镇压以后，苏哈托上台执政，开始了印尼“新秩序”时期。苏哈托大大提高和加强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起军人集团的统治。
几十年来，印尼军队始终是国家政治中的主导力量，是印尼社会中最有组织、最有力量和最有文化的集团，决定着国家政局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印尼又是我国的重要邻国，其国内政局和军事战略的发展变化，其军队建设的走向，无不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安全环境。因此，开展对印尼军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不揣冒味，拟对印尼军队的若干问题作些探讨。
一
印尼军事战略的制定开始于60年代后半期。军事战略制定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群岛世界观”，“群岛世界观”有别于群岛国家，它是一个政治观念，而群岛国家则属国际海权法的概念。所谓“群岛世界观”强调的是印尼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岛国的海洋不认为是分隔国家的藩篱，而恰恰相反，各个岛屿及水域是一个统一体，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根据这一理论，对国家的任何一部分的威胁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威胁，从而使国家对各个岛屿，包括海、空领域行使权力加以合法化。
在“群岛世界观”理论指导下，1980年，印尼单方面地宣布专属经济区为群岛的组成部分，这就同各有关国家在法理上的要求产生冲撞，其中包括南中国海。印尼群岛及其附近的水域的自由通航问题也极其敏感地触及到防务安全问题，加剧了各有关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形势。这样，“逐岛防御”的军事战略就被提了出来。
所谓“逐岛防御”即是以大岛为核心，以群岛为基地，建立内外兼顾，独立防守与机动作战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独立保卫本岛领土、邻海和维护社会治安，以取代过去实行的“区域防御”的军事战略。
在“逐岛防御”的军事战略指导下，印尼在军队建设上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首先是扩充军备。从历史上看，印尼建国以来，1948年和1960年曾是军队人数最多时期，达到50万人。苏哈托执政以后，兵力较长时期保持在28万人左右。近年来印尼则大幅度扩军，现总兵力达到46.1万人（现役）其中陆军22万人，海军约4.3万人，空军2.1万人，警察部队17.7万人，各类型飞机260架，预备役40万人，还有为数达168.9 万人的准军事部队。（注：潘湘庭：《世界军事形势》，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现在，印尼海军实力是东南亚国家中的第一位，共有各型舰艇214艘，其中潜艇5艘，这在东南亚国家中也是最多的。
其次，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印尼早在1984年3 月开始提出建立快速机动力量的计划，主旨在于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来保卫群岛。虽然印尼军队的主力仍然是陆军，但随着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海、空军成为重点。现在印尼军队的军事运输能力在东南亚首屈一指，仅C—130运输机有20多架，还有KC—130空中加油机数架，F—16A／B 战斗机数十架，12艘坦克登陆舰，45艘中小型登陆舰艇，2艘8000 吨级的兵员运输舰，以及其他数十艘反潜轻巡洋舰等新型舰艇，其海空军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
印尼快速反应部队以海军陆战队为主，约有1.2万人， 装备有新式轻型武器系统及技术。
再次，加强双边和多边的军事合作关系。印尼岛屿繁多，水域辽阔，面积达77.4万平方公里，特别是还有一些重要的战略通道，如马六甲海峡、望加锡海峡、马鲁古海峡等等，其防务单靠自己的军队显然力不从心。因此，印尼特别看重东盟的作用。印尼军队领导人认为，地区的防务与安全比起单个国家来更为重要。因而着力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其内容有：共同巡逻边界、共同军事训练、交换侦察情报、军队高层领导人互访，建立共同使用的军官培训中心等。
二
提出并逐步完善印尼军队“双重职能”（亦称二元职能）的理论，为军人政权的统治提供合法的依据。所谓双重积能是军队保卫国家安全和参与国家政治，即军队不仅是国家与安全的防卫机器，而且也是社会政治力量。这一理论的思想基础是“潘查希拉”五项原则，即信仰上帝、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它被写进宪法，成为立国的基础，因此又被称为建国五项原则。此外，宪法还规定每一个公民有参加国家事业的权利与义务。这些原则和规定被加以引伸而构成双重职能的渊源。
双重职能的提出最早是在1958年。根据时任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将军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研究军事理论的专门委员会，研究军队在社会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并制定出“领土民兵战争”的理论，1960年3月， 它被确定为国家防务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印尼是一个不够发达的国家，不能在短时间里保证军队装备起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一旦受到来自外部的侵犯，那么全部的防务重担不是落在人数不多的海、空军身上，而是落在陆军身上。陆军的力量源泉在于各地居民的支持，既然对侵略的抗击是按领土防御的模式运用游击战的形式加以实施，那么国家就必须划分为自主供给的各个领土地区。在平时就要按战时的立法加以指挥。由此得出结论：军队应当领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60年， 在政府8年发展计划有关国防政策部分中，声明军队在平时对国内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其中包括土地改革、人口迁移、粮食供应、工业发展、运输、技术教育、卫生健康等，即同民族解放战争年代一样，军队对国内的一切事务都负有责任。
1973年，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协商会议又正式确认军队双重职能的合法地位。双重职能的提出，为军人参与政治、干预政治乃至建立军人政权提供了合法依据。
双重职能的核心是巩固和强化军人的全面统治。它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军人直接参与并控制国家各级政府，苏哈托的各级政权中军人都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苏哈托政权建立以后，据统计，在中央政府一级的高级官员中军人占53.6%，地方一级政府中军人占74.3%。在全国各级政权机构工作人员中，军人达1.6万多名。同时，政府将全国分为16 个军事辖区，军区以下设地区司令部、团司令部，甚至连每一个村庄都有军代表。“群岛上没有一个不是由中士或军士领导的。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协商会议中有1／3是军人。”（注：孙福生：《印度尼西亚》，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苏哈托政权还严密控制和限制政党的活动，印尼虽然保留多党制和议会，但这只是军人政权的一种对外装饰而已。代表军队利益的政党组织——专业集团一直控制着立法机构，而其他政党组织的影响和作用的发挥则受到诸多限制，这样就保证了军队对印尼政治的全面控制。
双重职能在经济上主要表现是推行军人控制下的技术官僚治国政策。技术专家业务上懂行，又无政党背景做靠山，他们多属中产阶级，与社会基层和一般群众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既对军人政权不会构成威胁，还能发挥其所长和积极性。与此同时，军队还直接参与企业的创办与经营，并通过军队自己创办的“基金会”与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结合起来。由于有军队提供特权和庇护，一些私人财团迅速发展并膨胀起来。苏哈托家族的发展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据有关报道，财产多达165 亿美元以上，被称为印尼华人首富的林绍良集团也只能望其项背，相差甚远。
三
军队参与政治、干预政治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政党活动来实现的，即依靠军队控制的名为专业集团的政党组织。
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当时是纯粹的军人团体，是为了针对力量日益增强的印尼共产党及其所属群众组织而建立的。1969年以后专业集团成分扩大，自称代表200多个社会团体， 为政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所有的国家公务员也都被劝加入专业集团，军人则始终是它的核心。该党在1982年以前一直由苏哈托担任领导，此后一直到1993年该党的总主席也是军人。1993年在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新闻部长的哈尔莫克当选为总主席，这是该党第一位文职主席，但军人控制的局面并未改变。
专业集团自1971年参加大选以来，在历届大选中都获得60%以上的选票，成为执政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7年的选举，该党得票率创历史最高，达73.3%，这也与选举程序的改变有密切关系，即全国性代表大会改在各地区代表会之后进行，这一改变完全符合军人的利益。“军队可以依靠自己在各地的组织机构，从而进入专业集团的地区领导之中，结果全国性代表中有70%的人是与他们有联系的”（注：《远东经济评论》，香港，1988年11月10日，第28页。）。
1987年的大选结果，使专业集团在议会中的席位由244席增加到299席，这固然表明80年代下半期印尼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军队势力大增。同时也由于出现了其他一些新的情况，使专业集团获得大胜。这个新情况就是军队对双重职能的务实态度的一些变化，反映出军队的灵活性，军队在专业集团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官方政策的一些个别方面进行了批评，以争取群众，缓和人们的不满情绪。他们承认“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完善”，谴责政府对政治进程的“过分控制和垄断”。而且他们进而认为，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属于华人的工商业财团控制着一系列部门，从原材料的开采直到成品的生产与销售（注：潘钦柯：《军队和社会现代化，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这样，军人就把矛头指向了华人， 以此转移人们对军人统治的不满情绪。当时的情况是，由于70—80年代经济的发展，也使得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更趋尖锐化，贪富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社会紧张程度已接近危机状态。全国有8800人是千万富翁，还有8000人年收入在1亿盾到10亿盾之间，（当时1美元约等于1647.90盾， 即荷兰卢比）而在另一极，当时3900万人处于潜在的失业之中，接近自立人口的一半。（注：潘钦柯：《军队和社会现代化，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军人集团把矛头指向华人当然不是这一次了，占印尼总人口仅4%的华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充当替罪羊， 这是极不公平的，这也暴露出军人政权的脆弱胜。
1987年选举的大胜，军人和以前一样，担任了政府中最重要的职务，其中有国防安全部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队、国务秘书国务部长、总检察官、统筹国务部长、人民福利国务部长、合作社部长、交通部长、矿产和能源部长、移民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等，可以说，在41个行政职务中，军人占了关键而重要的14个部长的职务。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印尼总统哈比比博士也于这次进入了苏哈托总统的心腹的圈子之中，他担任研究与技术国务部长，以其业务专长和民族主义观点而著称。
由于专业集团的胜利，军队也力图通过专业集团的执政地位加强和扩大军队的权力。1987年底—1988年初，军队就曾试图采取措施，在宪法的基础上，把军队置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使议会通过新的军事法案。这一法案的实质可以作以下表述：既然军队宣誓效忠于国旗和宪法，那么军队就是国家的仆人，而不是政府或国家领导人的仆人。（注：潘钦柯：《军队和社会现代化，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为了讨论法案，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 提出的各种修正意见达到200条，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人民协商会议于1988年2月22日通过武装力量法， 再次重申军队作为国家防务的保证和安全的工具，同时还应完成自己的第二职能，即社会政治职能。
这样，尽管社会上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呼声与日俱增，军队却依然保持了对政权的最高仲裁权，并可单方面地作出认定，政府的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过此时军队面对社会的不满也不得不对军队的参政职能作出一些新的解释。有两位军队领导人的解释具有代表性。一位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助理、空军司令特迪·卢斯迪，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说，军队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工具，而且也是民族解放斗争“精神”的代表者，是印尼国家生存的决定性的因素。（注：《远东经济评论》，香港，1988年12月29日，第17页。）另一位是军队情报中心主任普沃桑普特罗将军，他对外国记者这样解释“第二职能”的，如果说：“‘二元职能’是国家生活军事化同义词的话，那么起作用的不是公民法案，而是军事立法。军队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此的，而是同全体人民一道建设繁荣的印尼社会。”他还说，在其他国家，军人也都有在政府部门工作任职的情况，甚至当总统，但这不是“二元职能”，二元职能所体现的是对国家命运的责任。军队第二职能所追求的目的是赋予军人以“非政治”的思维习惯，即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确定究竟是谁在损害国家和民族的福利（注：潘钦柯：《军队和社会现代化，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总之，通过第二职能，赋予军队以国家政治的调整者和组织者的职能，使国家的政治进程处在军队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四
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印尼的防务政策也在调整，军队建设总的精神是建设一支“兵力精干、结构合理”但具有高效和威摄力的军队，即提高现代化水平，为此军队进行了改革，其中军官队伍的组织结构变化占有重要地位。
1983年，本尼·穆尔达尼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后，按照国策大纲精神，采取重大改革措施。改革分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军队各级领导班子大换班（1983年4月—12月），二是改组武装力量指挥机关（1983年4月—12月），三是改革军队结构（1985年4月—1986年3月）。
通过这次改革，军队领导实现了年轻化，“1945年一代”（即参加过印尼独立解放的）只剩下了一人，其余全被替换。高级军官77个职务中被换的达47名，其中包括国防安全部长、各军兵种司令、战略后备军司令、地方军区司令及军事院校的领导人等。
改革后的军官队伍形成了以他们毕业院校为核心的三个主要派别。一个是日惹军事学院派，即该院第一、二期毕业生，1945年时他们的年龄在16—19岁，当时他们虽不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力量，但却受到革命理想的影响，在革命最后一年，即1948年12月19日荷兰殖民者入侵时，他们都参加了军事行动，并一直到帮助苏哈托确立“新秩序”。当时他们大多数人的军衔是上校。
第二个派别是布雷达派，即在荷兰布雷达军事学院受过训的学员，1955年毕业时共36人。他们回国后参加了对分离主义分子的战斗，后来又在苏哈托领导的战略后备军中服役，并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参加了对“九·三○事件”的镇压，由于这一经历，布雷达派的军官就成为苏哈托总统的战友，直接参与了苏氏政权的建立。
第三个派别是万隆派，即毕业于万隆军官培训中心的学员，其代表人物就是穆尔达尼，这一派的军官政治积极性都很高，他们先后参加了对国内骚乱的镇压、解放西伊里安的军事行动，并在镇压“九·三○事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在这些军事行动中都处在苏哈托的强有力的影响或领导之下，与苏哈托有密切的关系。此外，还有更年青的武装部队学院的学员，他们大多是在1934—1938年间出生的，也都与苏哈托领导的战略后备军有密切的关系。
这样，苏哈托与各派的军官都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们自然构成了苏哈托政权的基础。到1980年，上述三派的军官都退休了，武装部队学院毕业的学员成了军官的主体。通过这些换班，军官队伍成了院校毕业学员清一色的天地，反映了军官素质的提高和军官职业化的趋势。
通过这次改革也精减了原先庞杂的机构。军队最高领导机构分为武装部队司令部和国防安全部，明确了二者的职责分工。军区的数量由原先的16个减到了10个，取消了国防安全部和军区之间的防务指挥部这一中间环节，减少了经费和大量冗员。
从90年代开始，印尼开始大规模扩军，军队的实力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现在印尼军事工业实力已超过泰国和马来西亚，特别是在飞机和轻武器的制造上，（注：《远东经济评论》，香港，1997年7月17日， 第24页。）其动向值得我们认真观察。
印尼严重的金融危机终于导致执政30多年的铁腕人物苏哈托的下台，印尼局势如何发展，人们都把视线投向印尼军队。印尼军队仍然是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军队也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上将已在人事上作了一些变动，这种人事上的变动实质上反映了军队内部在领导层和政策问题上的激烈斗争，正如一家西方报刊评论的那样，“军队不稳定的领导层使它希望得到新总统的帮助以确保它的地位能够保持下去，”（注：《华尔街日报》，1998年7月1日。）而哈比比的政府又反过来需要依靠军队以保持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进行。但不管怎么说，苏哈托下台以后的印尼社会和经济的形势清楚地表明，奉行双重职能的印尼军队正处在十字路口，成为社会的焦点，军队必须重新定位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