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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撰文说，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其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作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 参加过毛泽东著作整理的资深社会科学家，胡绳的观点颇具权威性。然而以往也有学者引证毛泽东的许多话，不同意说毛泽东有民粹主义思想。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一点深入的探讨是必要的。
一
胡绳说，认为中国可以从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看法，一般被称作“民粹主义”。而那些不同意说毛泽东有民粹主义思想的论者则引证1944年毛泽东致秦邦宪的信，信中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毛泽东在信中的话，证明他非常重视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并不认为“跳过工业化”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他且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的确，毛泽东重视工业化的言论还有许多。在实践上，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也是人所共知的。
那些不同意说毛泽东有民粹主义思想的论者继而又引证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的确，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毛泽东关于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言论还有许多。这与“跳过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主张是不同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会发现，在取得全国胜利后不久，毛泽东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1951年，毛泽东即批评刘少奇等人按《共同纲领》保护私有的主张，质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什么？（注：参见《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1990年第6期。）在全国快速完成了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8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总结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提出，中间不要冷场。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1949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了政权之后，毛泽东是主张“不断革命论”的，主张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综上所述，可以说，毛泽东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主张用“不断革命”来实现“直接过渡”。这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可以讨论。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以为用革命的方式即可解决建设的问题，解决生产力大发展的问题。正是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实践中一系列重大偏差的发生。
二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平心而论，毛泽东不是不重视生产力因素，他曾反复强调，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同时认为，落后的生产力可以通过不断的革命来获得解放，并实现大飞跃。他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不在话下的。1940年毛泽东在讲到中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时，曾明确地说：“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领导权。”（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50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番话， 是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时说的，他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意思，相反，他是把它看成了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方面”。1943年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毛泽东指出，解决中国农村贫穷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集体化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1页。）。建国后，他急于搞农业合作化，以为一旦如此，生产力就会大发展。他的那篇“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名文，其论据是“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注：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毛泽东坚信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不但能够解放生产力，而且能够办到一切想要办到的事情，如让高山低头，让河水改道；消灭疾病；扫除文盲；除四害等等，使中国迅速繁荣富强。
凭借以往革命斗争的胜利经验和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的不够了解，是造成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简单化的一个原因。在中共领导人中间，毛泽东于此表现得较突出。革命胜利后，他便自信地拿经济建设与战争作比较，“难道比打仗还难？”这是他常说的话。与他重视生产力因素，同时又认为革命必能够解放生产力的思维定式一样，他并非不重视大工业，却又认为对于掌握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法宝”的革命战争胜利者来说，搞工业不会比打仗难。他认为大工业完全可以用“人民战争”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超越常规地建成。这即是所谓“大跃进”。过去打仗用大兵团作战，兵力越多越好，他以为搞建设也一样，因此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注：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这导致国家人口政策的转向，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受到批判。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破除迷信，他承认自己对工业“一窍不通”，但又说“工业没有什么了不得”，十五年完全可以赶上美国（注：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于是乎，土高炉村村点火， 炼钢铁处处冒烟。当他老人家“高高兴兴”的时候，以为搞几亿吨钢似乎并不困难：“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注：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创造如此这般的奇迹，他说其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在于整风反右，亦即革命和政治运动。相比之下，中央高层中那些出国亲见过现代大工业或居一线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头脑要清醒得多。
对待建设现代大工业，用革命的一套办法；对待现代科学技术也是如此。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二十一条“不断革命”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反右派斗争这个政治思想革命完成后，下一个革命是技术革命。他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注：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
承认科学技术是革命者所不熟悉的领域，号召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这完全正确。但是把掌握科学技术也等同于政治革命，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这里仍存在着认识的误区，其与简单化地理解和对待现代大工业是一样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著名命题，认为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出于那些文化少，学问不行、社会地位低的人，鼓励大家“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注：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 其认识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在同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则公开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 ）这种对“学问”的强烈政治化、阶级斗争化的观点，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流行的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毛泽东得出“一穷二白”是好事不是坏事的结论。“‘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在他看来， 只要革命就能够解决“一穷二白”的问题。穷则革命的说法，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但“富了，事情就不妙了”（注：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3页。）的观点， 却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发达生产力的理论。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终于演变成“经济愈落后，愈容易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所谓“穷过渡”。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才彻底地澄清了这一错误认识。
三
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思想，有其形成的客观历史背景，让我们来略作一番考察。
恩格斯在其1882年写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清楚地告诉当时的人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前一个发现证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高度社会化为社会主义制造了物质条件；后一个发现则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根据。马克思始终强调，社会主义“问题的本质”是：“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正是这个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在《资本论》篇首， 他明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造反”的地火却在那些经济状况落后，社会矛盾尖锐的地方运行。俄国革命家列宁把马克思的理论做了一番变通，他提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连为了一体，因此无论哪里爆发革命，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都是对帝国主义这个世界链条的打击，而链条往往容易在最薄弱的环节被打断。
既然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对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已经成熟，那么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的不发达国家也就不会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列宁的所谓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理论，从革命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只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被变成了一种从总体上说的比较抽象的东西。列宁不是没有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甚至殖民地国家，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他对待这个问题的侧重点是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为了度过饥荒、战胜敌人，革命政权只得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余粮收集制。列宁意识到这不是长久之计，形势稍有缓和，他退向市场，推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很快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受到民众的欢迎。正当列宁开始思考在无产阶级执政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时候，他不幸早逝。
斯大林通过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彻底消灭富农，实现全盘集体化；没收一切资本，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如此诞生。这种社会主义的最大长处，是能够一声令下，集中资源财富办大事。苏联用强制手段，从农民身上获取积累，短期内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这种体制也适于战时动员，苏联在“二战”中打败了法西斯德国。然而，路遥知马力，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渐渐显露：官僚主义盛行，资源浪费惊人，生产效率低下……斯大林逝世后，继任者赫鲁晓夫尝试改革，搞一点利益原则，搞一点物质刺激，为的是想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热情，却不敢触动已经建成的计划经济庞然大厦的根基。苏联的社会主义最终由于内外各种原因被拖垮。尘埃落定，再思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差别，再回味邓小平的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其感悟的确很多。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之路，从一开始便与苏联模式发生不解之缘。是十月革命的成功，吸引了在黑暗中求索的中国志士；是列宁主义，让他们加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中。与俄国相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生产力更加落后，有的只是革命的干柴烈火，却太少所谓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这样理解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革命——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契合点，它成为毛泽东一生不能释怀的情结。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人效法俄国革命的榜样前进。在武装夺取政权的生死道路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曾提出“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表示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共同建国。这里有列宁主义的策略，也有“远方”的指示。为的是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多数，反对少数，战而胜之，并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战略集团保持一致。实在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搞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作“物质基础”问题，并无深刻的认识。夺取政权以后，从五十年代前期开始，中共党内高层对如何建设国家，存在着不同意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争，合作化、机械化先后之争，冒进反冒进之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争，直至“文化大革命”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另一些领导人则觉得一时难以办到。党的八大决议中“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反映了党的领导人的困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关系本来是一定要适合生力发展的性质的。而毛泽东却看到在亿万农民身上有着冲天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际上，这种“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贫苦农民跟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热情的延续，把它拔到社会主义的高度是不科学的。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毛泽东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存在意见分歧，然而苏联用革命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榜样，他是坚信不移地认为应该学习的。1958年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在文中说，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是没有先例的。毛批注道：我们有先例（注：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年。）。既然苏联能做到，中国当然也能做到，而且比苏联做得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更快，方式是和平的），这使毛泽东颇为自豪。对于斯大林所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增加社会产品，首先是生产资料；将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高度文化水平，全面发展体、智。毛泽东没有异议，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意见：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注：毛泽东：《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的批语》，1958年11月。）这基本概括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
平心而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所主张的根据国情稳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建国路线，与其说是依据经典作家的高深学理，不如说是按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办事。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一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相融会，这是中国最终能够摆脱苏联模式阴影，走出自己成功之路的生命力源泉。陈云的名言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邓小平则曰：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建设国家的努力如长河不断，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认，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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