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人本主义思想运动——也论真理标准讨论的划时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本主义论文,第四次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真理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此后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人们纷纷著文评述，但较多的文章从中共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来加以评价，很少有人将此事件放到中国历史及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发掘其闪耀的光辉。本文试图将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相比较，从人本主义的觉醒这一角度来分析论证，抽象剖析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奥妙所在，并以此找出中国未来繁荣、富强、民族复兴的着眼点。
一、中国历史上三次人本主义思潮的回顾与分析比较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本主义思潮发生于第一次文化繁荣时期，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当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封建领主制向君主专制时代的过渡时期，政治上，周王朝分崩离析，诸侯争霸一方，各诸侯国都在寻求各自的争霸理论；经济上，井田制的破亡，初税亩的实行，土地自由买卖之风日盛。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大变革中，产生一个独立的“士”阶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伦理以及治国、治学等思想，形成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仁”，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说的核心为“兼爱”。“仁”即爱人，要求统治者以人为本，以仁爱之心来治理他的国家；“兼爱”即相互尊爱，爱所有人类。这在尚未完全脱胎于奴隶社会的人来说，提出这样的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两种思想的实质是中国历史上人本主义的第一次觉醒。重视个人的作用，提倡以人为本，人与人要互相关心爱护、帮助，这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秦国灭掉六国和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法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这股人本主义觉醒的思潮也被扼杀掉了。之后，从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的程朱理学，虽然与孔子的儒学一脉相承，但已经将儒家学说改造成为君言专制统治服务的“儒术”、“儒教”，而非人文思想学说了。
古代历史上第二次人本主义思潮当推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具有民主色彩的“三大家”文化。明朝末年，由于手工作坊和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形态，新经济关系的萌芽必然带动思想文化的创新。这一时期，一大批人文白话小说相继出现，其中以《金瓶梅》、“三言两拍”为代表，真实再现了当时市井社会的小市民心态与生活状况。其它一些文学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市民阶层轻视君王、主张自我意识实现的心声。这一时期出现了三位对后世极具影响的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作为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的黄宗羲无情地揭露和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认为封建的专制统治是“天下大害”；封建君主制定的法规只是维护其统治的一家之法，国家的是非应由人民判断；他主张“公天下”，“分君权”，反对封建专制，给人民以自由。作为“复社”成员的顾炎武也激烈地反对君主专制，反对“独治”，主张“众治”。他认为“亡国”和“亡天下”是有区别的，亡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亡天下则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从而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王夫之作为唯物论思想家，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认为土地并非帝王的私有财产，应该归耕者所有。这三大家学说代表了当时经世、启蒙、反传统的社会思想潮流，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为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变革打下了思想基础。但可惜的是，随着满族入关，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活生生地掐断了。
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本主义运动是近代新文化运动，这更是一次思想解放的新潮流。辛亥革命后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率先觉醒，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将斗争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旧礼教。五四运动的爆发更将新文化运动推到了全新阶段，为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场运动从始至终贯穿着人本主义的主线，张扬个性，重视人的作用，提倡民主平等，号召解放自我，彻底消除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启蒙犹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于近代欧洲的启蒙作用。这次文化繁荣和人本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在于当时民族资本的崛起及民族资产阶级独立意识的觉醒，再加上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使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广泛深入人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号召力、领导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法宝。但可悲的是，十年“文革”时期压抑人性的历史进程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二、第四次人本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前瞻
文革结束后，压抑人性的极“左”思潮并没有很快消除掉，尤其是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实际上继续推行“文革”时期的一系列思想及其做法。这种行为与孕育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对极“左”路线的不满形成强烈的交锋，其突出表现最终以真理标准讨论的形式展开。今天我们重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愈来愈体悟到这场大讨论的重大历史意义。当时讨论的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解决了的，讨论本身仅仅是拨乱反正，还其本原，恢复理论的真面目。但是，这场讨论的更深层次的背景，是为了释放被“左”的思想压抑了多年的人的本性。在文革时期，人的基本权利遭到严重践踏，人的思想和行动均受到严格的束缚，个人利益得不到基本保障，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受到极大压制。那时，领袖的思想是绝对真理，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上下只允许有一个声音。文革发展到顶峰时期，连国家主席的人身权利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更何况普通群众。整个国家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悲哀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显得那样必然，那样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当时确实起到了开创新时期、结束极“左”影响的作用。我们今天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纵览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将这一大讨论喻为未来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运动，这一思想运动的实质是人本主义的复苏。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是为了人自身的解放。复苏人性，解放自我，张扬个性，这是中国历史历经两千多年专制社会所特别缺乏的，也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深层次原因。虽然古代近代历史三次文化运动都贯穿了人本主义的脉线，但后来都失掉了发展的机遇，从未连贯始终，只有这一次开创了新时期人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
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进程。无论是工作中心的转移，还是推动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无论是深化国企改革，还是将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还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实行市场经济新体制等一系列改革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十年的改革历程，可以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视人权、繁荣文化、国家不断发展、民族不断强盛的思想史，随之而来人本主义也得到不断提升。人，尤其是个人的作用、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不断被提高到愈来愈重要的位置。尊重个人的权利又同样尊重他人的权利，进而在全社会形成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尊重，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有些西方国家不断拿人权大棒来压制中国，叫嚣中国无人权。我们自己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呢？回顾历史，对照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及人文传统，实际上古代中国早在西周王朝就进入了西欧所谓的封建领主时代，而此时的西方还在奴隶制社会徘徊。春秋战国之后中国过渡到君主专制社会，这是一个比早期封建领主制更具有生命力更强盛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形态直到唐朝仍位居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颠峰，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时的欧洲则刚刚进入封建领主庄园时期。由于这种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再加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不断融合成的民族等因素，使得中国历代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这种超稳定和不变的社会结构使得我们后来落后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末，落后的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虏，事实上是当时的列强践踏了中国的人权。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然而民主并未在中国生根。官僚资本、西方垄断资本使得中国普通民众甚至连民族资本也苟延残喘。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普遍获得了最基本的生存权，这比旧中国整整进步了一个时代，随之而来应该不断扩大并加强人民的人权观念和民主意识，因受传统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及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从五七年反“右”直至十年“文革”，我们并没有走出这一历史“怪圈”。可幸的是，在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二十年的改革历程实际上是人权不断得到保障，并不断加强的历史新时代。这一切都表明真理标准讨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远的伟大的历史意义。
这一运动作为一个时代的肇始，二十年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回顾中国历史上三次人本主义思想繁荣时期，虽具较大影响，但大都历时较短。我们希望第四次思想解放的伟大运动不是短暂的。我们坚信这一伟大的思想运动必将延续发展，持续到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盛的动力。可以说，没有对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视，没有人性的觉醒，没有人的价值的发挥，应该是民族的大悲哀。反之，对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重视，对人自身价值的发掘，将会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无论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