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中的自我确认——张炜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我论文,小说论文,张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文学的叙述环境中，许多作家在建构或解构的叙述中走入先锋、新写实或新历史，作家对叙事的痴迷、对众生相的冷漠叙写以及对历史的客观化叙述替代了对自我灵魂的逼视与拷问。然而，张炜丝毫不回避当代中国人尚未解决的诸多精神层面的问题，从正面逼视人的灵魂、道德、善与恶。他将自己寻求真理与艺术的灵魂放置在本文中，本文即是他的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不具备彼岸世界的祥和与宁静，而是他灵魂挣扎、奋击、搏斗的阵地。他在叙事的宏大语境之中喃喃自语着抒情性的文字，这种文字蕴含了古典主义纯洁与崇高的激情。于是，张炜成为一个坚忍的守望者。本文所要追问的是：张炜在本文世界中到底守望着什么？
一 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认同、犹疑与反动
启蒙主义是“五四”以来最为常用的文学批评术语之一。启蒙大众，开启民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最根本的动力。启蒙他人，尤其是非智识阶层，似乎成为中国文人的神圣使命。承继这一文学传统，80年代初中期，中国作家们仍然自信地以政治话语解释现实，试图从思想上完成对民众的启蒙与教育。张炜在坚守这一理性精神的同时，又表现出他对这一理性启蒙的复杂心态。因此，分析张炜创作的这一理性特质不仅必要，而且成为解读张炜小说的一个契合点。
理想主义对启蒙的误读 70年代末，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开始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村级的各种集体活动大为减少，没有了宣传队的各种文艺演出，整个乡村从充满激情的一大二公、学大寨、大锅饭之中清醒过来，恢复了平静的日常农事生活。尽管这些改变让人们获得了物质上的利益，但是对于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精力旺盛的一代青年来说，精神上某种程度的失落在所难免。于是，张炜在发现这种社会现状的同时，确证了自己启蒙者的地位。此时，启蒙者仍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尽管代言的内容由50年代的政治、阶级、革命转换成思想、自由、知识等，但思想空泛又无行动能力的启蒙者是苍白懦弱的，他并未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思维，也不可能激发启蒙对象自身真正的认识能力。如《猎伴》中虚写农村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实写年轻人在这一时代语境中激情的失落和失落之后的空虚，政治／信仰激励下的精神充盈和青春活力已经如昨日黄花般萎谢。“我”作为启蒙主义者出现，面对农村平淡而缺乏理想主义的现实，鼓励老碾复归理想。往昔的理想是否能够再成为现实中的理想，作者没有去思考，他只是确信自己启蒙主义的超越。在《山楂林》中，作家已隐约感到现代文明对古老乡村文化的冲撞，尤其是现代工业对乡村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但作者仍然是积极的，莫凡期待着阿队成为现代文明人，而阿队似乎在否定古凿爷爷的宿命观之后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实质上，阿队并没有真正弄清自己的个人能力和所处的社会历史地位。
启蒙主义的目的在于开发蒙昧，使个体解除身心的禁锢，走向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使人成为自为而有力量的人。尽管张炜早期本文创作的启蒙目的明确无疑地指向传播知识、教育大众，但却疏离了启蒙最主要的目标——启迪理性，激发启蒙对象对理性的认识和使用。张炜在《老碾》和《猎伴》中，都是用高蹈的理想和信仰唤醒被启蒙者对未来生活的激情与向往，而不是促使启蒙对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落后的文化地位和尚不富裕的经济生活。在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老碾该怎样生存下去？阿队又如何才能走出乡村？对于作者与启蒙对象来说，这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带着对信仰与理想的感伤情绪，张炜在将笔触伸入乡村、实践启蒙策略时，恰恰陷入了对乡村现实的回避和误读。启蒙理性指向一种与信仰、理想相对立的认知主体的挺立。张炜并没有用启蒙者的眼光去发现80年代初中国乡村新的认知主体，而这一主体必须是清醒面对现实生存，使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既包括物质，也包括精神）的人。正如康德所说：“启蒙是人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出路所在。所谓不成熟亦即在没有其他人指导的情况下就不会使用自己的理智，如果其原因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少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勇气和决心，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造成的。Sapere ande（敢于思考）！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注：康德：《什么是启蒙——关于历史和哲学的论文》，哥廷根，1985年德文版，第55页。）由此可见，张炜早期启蒙大众的目的因其理想主义的话语阐释而显示出非理性精神。究其原因，中国知识分子在与政治专制告别之后，并未立即投入对现实生活具体而明晰的言说，而是以理想／信仰的启蒙代替对人的主体认识能力的发现，产生了对启蒙主义的误读。实质上，知识分子无法回避世俗化进程，知识分子进入现实存在的世俗化过程，即是以向下看的方式疏离理想主义的信仰，并通过对世俗化的体认，激发自我与他者的认识能力，真正达到对存在的认知。
个体对科技理性和世俗化倾向的确认和犹疑 《一潭清水》标志张炜主体性思维的觉醒，此后他构建起了自己的启蒙理性。张炜非但隐遁了知识分子的话语阐释权，终结对民间蒙昧的理想主义启蒙，而且以独特的思维向度，对启蒙所张扬的科技理性和世俗化倾向提出了质疑。《一潭清水》中，老六哥虽然迫于传统仁义的压力，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个人私利，但他通过农民式的行为，承认了物欲的满足远远高于对传统人情之美的认同。在《秋雨说葡萄》、《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中，张炜贴近农村现实苦难，表现了被欺压的弱者主体精神的觉醒。但作为一个守望者，张炜的叙述视野很少聚焦于人的认识和创造能力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变革性发展，他的叙事动力来自于对现代性进程中当代中国人精神降解的言说，于是老六哥对正当欲望的维护显得底气不足，而传统人性人情以无所作为的仁义方式赢得了作家的深切同情。《古船》中，隋不召、李知常一类人物以其生命的现代性追求，部分地体现了对科技理性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自觉意识。但是，科技并未成为理性之光深入民间，仅仅是作为一种新奇的事物刺激着人们麻木的精神世界。在本文中，隋不召最后舍己救人的壮举远远超过了科技发明给大众带来的震惊，巨大葬礼的深刻寓意也比其独特的生命方式更加深入人心。科技理性对大众的启蒙无可奈何地陷入尴尬境地，几个人对科技的痴迷，并未促成群体对知识的自觉意识，增强人认识自身和他者的自由意志；相反，隋不召舍生取义的生命终结却获取了传统的最高认可。同样，隋见素本就是启蒙思想中自我保存、自保自利、趋乐避苦的“自然法则”最好的阐释者，他的精明、干练和功利性都有助于实践自我欲望，获得世俗性的成功，从而在世俗生活的快乐中维护人的现世权利。但是隋见素受到传统道义、信仰以及更高的形而上道德观念的逼压，他背上了“不义”的重负，终于患了绝症，最后只能回归传统，在传统的纯净之气中寻找解救之法。隋不召和隋见素是两个最有可能实践启蒙主义的科技理性和世俗化倾向的人物，但他们最终没有完成自身启蒙主体的建构，反而被传统消解于无形。
在张炜的本文世界中，西方启蒙主义的科技理性和世俗化倾向都不具备最终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古船》中，作家对遗落的铅筒忧心忡忡；在《我的田园》中，作家对世俗化的浅薄与功利鄙薄不已。因为科技理性在带来物质进步的同时，也恶化了人文和自然环境，甚至威胁到人类生存本身；世俗化倾向在引导人们获取享乐快感的同时，亦遮蔽了信仰与激情。张炜在本文中展示了对这一现代化过程的深切忧虑。面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重重因袭，张炜选择了现代的前瞻策略，试图以科技的进步推醒停滞的农业文明；面对世俗众生的追逐物欲，张炜又无法克制自己的怒气。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决定了张炜对启蒙主义的犹疑。西方人在现代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开始反思启蒙理性所导致的负面效应——物欲膨胀之后，人性堕落，道德恶化，人被物化。启蒙理性开启人的理性与智慧，创造了人类享乐的天堂，却并没有建造人类精神的乌托邦。由此，启蒙理性在西方受到批判，西方人又开始求助于信仰、道德甚至宗教的力量，以期拯救自己坠于地狱边缘的灵魂。然而，在现代化远未成为现实的当代中国，张炜采取守望的态度，提出了自己对启蒙理性的质疑。他的犹疑态度不是复归传统，而是前瞻性的哲思，是他哲思深邃的表证。更为重要的是，张炜发现，中国广大乡村并未真正接受、理解启蒙理性的精髓，反而以传统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消解。而启蒙理性的工具性和恶欲化却以极快的速度同中国本土的传统世俗精神合流，形成强势的庸俗文化。因此，张炜思考的不是如何使裹挟正负效应的理性渗入民间，使得启蒙理性在民间取得真正的合法地位，而是针对这一理性精神的负面效应，去思考如何引导科技理性趋善避恶。正如卢梭所说，理性只是一种认识能力，还需要有所依托，另有住持；科学技术只是工具而非目的本身，需要价值取向来引导从而善加利用。（注：转引自张志伟《启蒙主义的精神和它的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2期。）
张炜执着的理性思考，使他在反叛传统伦理的同时，挣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桎梏。首先，狂热信仰的虚妄性和蹈空理想主义的苍白，显然不足以使人真正向善，成为历史发展的推动者。其次，启蒙理性的物化过程无疑是以牺牲个体的人为代价的，这一历史远非人道，更非理性。于是，张炜将自己的理性运思放置到理性主义所忽略的个体的人和历史的关系之中，在历史建立新秩序的“进步”历程中，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并且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从而进行“赎罪”的内省。于是，张炜转入对道德的形而上的思考，隋抱朴就是其追求内心道德律、摆脱尘世限制、吁求人类价值和尊严的化身。张炜试图让人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主义的终极目标——自由。康德说：“我们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们的内心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摆脱尘世的限制，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译本，第164页。）隋抱朴作为个体，运用自己的知性反观历史，超越了启蒙理性所能达到的人的认识能力，显示了人对自己价值和尊严的真正觉醒。这也是张炜个人对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最深刻的本文阐释（尽管隋抱朴对形而上道德的吁求因拯救现实的功利性行为而中断）。
理性的还原——对启蒙理性的反动 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对世界进行了理性还原。王安忆曾说：“我们这个世界已是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的世界，我们伸手拿的都是成品，拿不到最最原初的东西，张炜只能把旧房子拆了砖，用这个砖再建新房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九月寓言》中重建的世界注入了张炜的理性思维，并以此来表达他对启蒙理性所物化的世界的某种程度的反动。在小说中，张炜呈现出原初状态农业文明的无比旺盛的生命力，而这一生命状态则是蒙昧和非理性的。矿区工业文明作为农业文明的对立物，则相对贫乏无味且极具破坏力。作为一个守望者，张炜通过自己的理性还原，试图发现的是非理性生存状态中的多种生命体验和认知，因为“人类精神史的历程，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原初记忆而达到向完整人的复归”（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3月版，第72页。）。西方启蒙理性在贯彻一切科学理性方法论的同时，又冷酷地物化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遭到世界大战、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核威胁的嘲弄与颠覆，使得自然法则、社会契约及理性主义的神话均被打碎。张炜早在《古船》中，就显示出对环境污染的担忧；在田园家族系列中，更是对海水、平原遭受破坏而忧心忡忡。但是对于生活在前工业社会的中国作家来说，对启蒙理性的反动毕竟缺乏真正的现实基础。张炜与后现代主义对工业文明的异口同声不可能持续太久，更不可能走上非理性的虚妄和形而上。因此，在家族系列中，他仍然以自己的理性认知，在中国当代语境中进行个人化叙事。
二 守望的核心——道德
张炜在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认同、犹疑与反动中，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价值判断存在？张炜凭借何种力量达到对启蒙逐层深入的领悟？从他的本文创作中，不难发现张炜式的对善的难以自禁的喜好和对恶的愤激与拒绝。比如瓜魔的仁义品性，隋抱朴面壁十年的忏悔，家族系列中的宁伽、宁珂、祖父们的道德自律。在他的本文世界中，道德是守望的核心。道德既是张炜守望传统的目的，又是反思当下的依据。
张炜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高度看待民主革命历程。17年文学对这段历史进行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而17年文学中所缺失的是对历史进程中个体心灵的诗性解读，以及对人性和道德的深刻反思。在家族系列中，张炜叙述了宏大叙事中某些政治上的胜利者不仅漠视人的心灵图式，道德感钝化，而且日渐疏离了革命／真理的本质。
张炜在这里展示了两种类型的人。一类人物代表着真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优秀分子。比如殷弓，“这个瘦小坚硬的身躯非同一般，这点让他（宁珂）由衷地钦敬。宁珂就是从这个人身上领略了革命者的独特品质……这人从肉体到心灵都如同顽石。”（《家族》）在小说中，殷弓是历史宏大叙事的参与者与阐释者，代表着正在进步的历史，他的群体代言人的身份淹没了他的个人化叙事，因而也阻隔了他对其他个体的确切认知。历史因为真理和革命的理由，拒绝解释一个家族所蒙受的冤屈，这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因为历史常常在不经意之中就制造出另一些不同意义上的误会和冤屈。但正如张炜在《柏慧》中所写的：“有人一再地让我们宽容，宽容，一百个宽容，原来他自己要一次又一次地背叛，我要大声说一句：不，我绝不宽容。”张炜在肯定真理与革命的同时，对历史进程中的冷漠和缺失道德感痛心疾首，他所不能宽容的就是对人的灵魂的漠视和对道德的蔑视。真理／革命的功利性目的往往遮蔽了个人的心灵，而殷弓们则在革命化的过程中被历史同化，成为一个个漠视灵魂，道德感钝化的冷面人。比如组织设计诱骗阿萍奶奶回平原，从而抓住宁周义的计划。站在革命事业的角度，这一计划具有无可非议的正义性，但是这一功利性的革命行为伤害的是阿萍奶奶和宁珂之间的母子之情，因此对无辜的阿萍奶奶和革命者宁珂本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这一事件在宏大叙事中表现为大义灭亲式的崇高感，在张炜的本文世界中，却因作家对人性之美和道德感的坚守而显示出功利性的革命手段本身固有的某种伤害性。瓷眼、柳萌则代表了一种近于恶俗化的生存模式，而这一模式已充斥当代生活。“我知道‘瓷眼’这一类人开始进入一个肆无忌惮的时刻了。这个时刻对于他们而言是百求不得的机会……他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段时光。”（《柏慧》）他们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熟谙现代人的生存技巧，并利用这一所学的“知识”获取最大限度的物欲满足。这些人非但没有内心道德自律这一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利剑，而且背离了革命／真理的本质，所以他们在现世的蝇营狗苟就肆无忌惮，并且将知识分子的真正灵魂内省看作不近情理和性情乖张。他们在满足自己私欲的同时，不忘分一杯残羹给他人，在有限度地满足他人物欲的同时建立自己的权威，并在这一权威的遮掩下，继续恶化人性。诚然，瓷眼们和柳萌们融入当下的世俗之流本无可厚非，但他们偏偏是某些部门的领导。这类有着强烈物欲的领导者常常恶化道德，侵害社会肌体。正如《柏慧》形象化的叙写：“大楼上长期有一种淫荡的气氛在蔓延”，这是最具腐蚀性最为卑劣的一类。柏老与瓷眼属于一类人，但他与处于疯癫状态的瓷眼有所不同，柏老的特征即在于伪善。柏老同瓷眼一样，他为了保持在某一领域的权威地位而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造成一批专家的苦难遭遇。这一切已令人胆颤心悸，但更为冷酷的是，柏老最后仍声誉日隆，以一个权威者的姿态屹立于学界。这一类人的内心是蔑视所谓的学术和研究的，只不过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将学术和研究学术作为一种手段加以利用而已。就在这一利用知识／真理的过程中，他们颠覆了自己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革命／真理，并且在物欲的操纵下，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感。瓷眼和柏老们虽然极不情愿，但又积极主动地成为某种“知识”的代表。正如李泽厚所说，这类人“是各种形态的两面派，或狐假虎威，或奴颜婢膝，或暗算众人，或唯唯诺诺。他们……高喊革命却卑劣之极，他们怯懦而凶残，却总是那样左右逢源，青云得志。这种时代产物可惜在我们的文艺中还远远没有被写出”。究其原因，是“中国道德文化对道德主义的刻意追求和鼓动，必然出现一大批假道学，伪君子”（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54页。）。这类人物往往在利用知识的功利性的同时，又以现行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但是，正是他们极其巧妙地置换了道德的真正内涵，使道德变成规约和制裁他人的利剑，成为自己幽暗灵魂的遮蔽物。国民党官员宁周义就属于这一类人。宁周义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知识，时时以政局要务为己任，另一方面又无视国家民族的积贫积弱，养尊处优地过着上等中国人的生活。他是一个无视内心道德感的人，宁珂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宁周义进行了决绝的否定。
中国人一贯强调道德，但是将道德根源安置于人的经验世界（血缘和心理）而取消道德的先验性，致使道德往往成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如礼教和制度，只有真正的君子才能实现主体人格自觉的“道德”追求。道德在经验世界的高扬，往往涉及到利害关系，这样就易于陷入功利性的道德价值判断。往往由于担心产生不利于自己的后果而去保有道德，这样道德就易被剽窃和改造，或为统治阶级利用，或是成为伪善的工具，而往往越有知识就伪装得越隐蔽。“自古以来，孔孟之国不仅多乡愿，而且盛产伪君子。儒学瞩目于大丈夫，但求君子不可得，为真小人亦不易，却不期而遇伪君子。何其悲夫。”（注：李翔海：《生生和谐——重读孔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张炜正是对这一民族道德文化进行了偏执的内省，他发现了这些根本没有多少道德感的人，尤其是这类人利用知识／真理肆意改变他人命运，甚至改变历史命运的蛮横行为。由于缺乏真正的内心自省，这些人才能够铁石心肠地对待他人的悲剧命运，进而对历史的悲剧进程也无动于衷（这一点，政治立场相对立的殷弓和宁周义尤为相似）。因为这些人的唯一目的是利用手中的知识或权力来制造历史，最终的道德审判对于他们来说是荒谬的。张炜让这些人同属于一个家族，并通过另一家族的叙事话语拆解了这类知识／真理代言人的合法性，在还知识／真理的本真面目的同时，维护他所坚守的道德的超验本质。
在张炜的本文世界中，外祖父曲予、父亲宁珂、“我”、宁伽是另一类人物，属于另一个家族。这都是些读书人，他们的向善是无条件的，知识／真理的积累更加促使了他们的善性向悲悯与哲思的提升（这些人与以前作品中的人物有相通之处，如李芒、隋抱朴等）。这类人物拥有自觉遵守的内在原则。
张炜对外祖父曲予的叙述因为远离政治，从而凸现了这个人物的现代理性认知，并让曲予的理性认知同他的医疗知识一起贯穿了他的一生。外祖父曲予和使女闵葵私奔，可以看成是他对封建大家族门第观念的反叛。他在外流浪时跟一个荷兰医生学西医，并且去了欧洲，直到双亲死后，曲予和闵葵才回到老家。这时他可以任意享用祖上的遗产，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但是曲予没有这样做。他用大部分家产开办了当地第一所中西医院，以悬壶济世完成自己理性的人生追求。在家族内部，他遣散仆人，对自愿留下的仆人平等相待。如果不是作家让这个男人太优秀以致于无法让人不爱的话，淑嫂就不会成为曲予的情人，那么曲予就完成了作为现代理性知识分子的建构：理性、执着、善良和忠贞。由于张炜男性中心主义对男性自身的孤芳自赏，使得曲予在获得淑嫂的处女贞操的激情之中丧失了现代认知中对真正情爱的理解。曲予并非在情爱经历中感受到人性的升华，反而在获得齐人之福时，有了一夫二妻的尴尬。这一对性爱的张扬又掩盖了作家对曲予政治背景的回避，从而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曲予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建构在遥远的历史想象中。但本文所展示的曲予自身的道德律令，使他能在关键时刻把持自我，果断而有抉择。比如他最不能原谅母亲的是：仅仅因为闵葵和自己相爱，就要置闵葵于死地。原本慈祥的母亲在曲予眼中变成了凶残的女人。如果说两个人的热恋尚不足以构成私奔的动力，那么正是母亲这有违人性的凶残，警醒了曲予强烈的道德感。他立即决定和闵葵一起私奔，并且永不原谅母亲这种自私残酷的行为。同样，当时局混乱时，曲予也站在同情弱者的角度去理解支持民主革命，直至最后为这一人道主义的行为而牺牲自我。在善性的照耀下，曲予的知识和智慧在历史之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勇敢地投入了自己只遭逢一次的时代，做了男人该干的事情。”（《柏慧》）而曲予的人生缺憾却被张炜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通过本文我们已无法探知。
张炜的叙事一旦同自己所熟悉的历史情境贴近，时代因素就主宰了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使得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无可选择的同时，选择了一条固守或逃逸之途。宁珂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年轻知识分子一样，为革命／真理所吸引，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与其他革命者所不同的是，他更具人性的深度，比如对许予明和诸多女性情爱关系的同情，对许予明本人的真诚友谊，对土匪出身的李大胡子仗义行为的钦佩，对殷弓种种功利主义行为的怀疑……他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这一身份决定了他对殷弓无条件的肯定与服从。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家族和出身的原因，变成了政治运动所界定的“历史罪人”。这个有着严格道德自律和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误读中丧失了他的一切，连同崇高的道德感一起消解在巨大的政治旋涡之中。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朱亚的导师一类人身上。这是纯洁而坚定的一代知识分子，却生在一个无法证实自我的纯洁与坚定的历史语境中。个体强烈的自证性（试图证明自己的革命、献身与纯洁）与历史语境对其残酷的否定性之间构成了相互否证的关系，政治权力话语湮没了个体的自我辩白，个体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承载的是被否定之后的沉重失落。朱亚正是理解了自己导师的经历，才会无视瓷眼们的干扰，潜心学术，固守自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专业研究中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
然而，与政治权力极度压抑下的父辈们不同，“我”、宁伽所承载的是虚空的失落。“我”的认知能力足以使自己在颠覆瓷眼、柏老权威性的同时，拆解他们历史推动者的合法化身份。因而，“我”不能再像导师朱亚一样固守。在道德失范、人性日渐沉沦的时代，“我”在无法反抗世俗化的虚无时，开始遁逃。由于柏慧的背叛（对于柏慧来说，这非但不是背叛，反而是对真理的维护），“我”的身世暴露，在地质学院受到了打击。后来分配到03所，“我”又目睹了导师朱亚的人生悲剧，以及瓷眼、黄湘对革命／真理的背叛。在杂志社，“我”又亲见了庸俗文化对大众的腐蚀……“我”在忍无可忍之际，逃到东部平原，开辟了“我”的田园。“我”是一个有知性的当代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看到的是一幅幅与传统断裂又与理性精神异轨的人生图景，“我”固有的知性又启发了对缺失道德感的世俗化的拒斥。张炜通过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试图以走出世俗的方式达到道德完善。
张炜在高扬这一家族人物的道德感的同时，极力要突显的是无功利的道德追求所具有的人性深度。革命化的殷弓、物欲化的瓷眼、柏老，都是单向度的不健全的人，而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是具有人性深度的多维度的人。可惜张炜在家族田园系列中并未能给我们建构新的知识分子形象，“我”遁逃到田园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外祖父曲予行为的复制，但却因历史语境不同，而显示出这一人道主义行为的滞后与逃避现实的性质。在田园里，“我”仍然陷入世俗化、工业污染等的侵扰之中，现代性的同化过程正迅速地侵吞一切。因此，对人的道德感的维护因为远离对立面而显出某种程度的虚空，“我”和四哥夫妇、鼓额的友情则成为一曲唱晚牧歌回荡在葡萄园上方。如果说张炜在解构真理／知识代言人的策略上取得了前瞻性的成果，那么他在建构具有前瞻意义的知识分子时，却不幸地选择了后顾的运思方式。但是张炜相信，血脉把一个生命牢牢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让其一生都无法挣脱。由于某一类人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血脉，他们一直铭心刻骨地记住了：永远也不要背叛和伤害，永远也不要对丑恶妥协。这正是张炜作为一个守望者的存在真实——为知识分子的道德立法。因为本文世界所呈现的话语意义空间是没有止境的，它们伸展到最深远的过去和最遥远的未来。虽然在当前的语境中，有大量的意义被遗忘了，但是，在未来某一时刻，某一话语又将获得新的生命时，这一话语意义将被回忆起来。因为没有绝对的死场，每一种意义终将在某一天会节日般地归来。人类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言说在世纪末的杂语喧哗中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为了不使这种理应存在的声音被杂语的喧嚣所吞没，张炜宁愿成为尘世上的提醒者，成为一个守夜人，大睁双目负起道德上的责任。张炜的道德理想并非是狂热盲目的理想主义崇拜，而是现代个体生命意识对历史与现实本真体验与感悟的突显。正如王晓明所指出的：以个人的身份追寻对终极价值的阐释，完全是“个人性”的（注：王晓明，见《读书》1994年3期。），从而赋予这一理想主义更为具体的现实意义。知识分子可以以此进行精神自赎，并在自赎的过程中确证自我的存在。
三 形而上道德的终极性与实践理性入世情怀的矛盾
在张炜守望道德的同时，他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形而上道德的终极性与中国知识分子实践理性入世情怀的矛盾。早在《古船》时期，张炜就在宗法家族情境中，叙写了隋抱朴悲观主义的原罪意识和他克己内省，对自我身心进行自虐式折磨的行为。然而，这些行为非但对现实存在毫无影响，而且远离民族心理的世俗性。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建构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是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模式，它没有原罪观念，肯定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中国人总是避免和抵制悲观主义和宗教出世观，因而对大众而言，隋抱朴仅仅是一个看守磨坊的怪人而已。因为在中国式的心理结构模式中，没有隋抱朴的位置，从世俗价值判断的角度亦无法理解康德式的超验道德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理性实践精神的历史性承继，人生应是有所为的实践人生，是对现实予以改造的生命过程。当超验的道德追求走向极至而丧失对人生的行动能力（或现实关照）时，传统的实践理性以其集体无意识的潜在性和超稳定性再次浮现到本文世界，张炜很自然地让隋抱朴最终出来拯救粉丝厂，实现作家的价值评判。原罪意识、宽恕悲悯的超验道德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最终却以最传统的实践理性完成了对自我和他者的价值判断。由此可见，张炜的创作激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知识分子价值评判的形象化的言说，隋抱朴即是他这一理想的代言人。在中国当代功利化的世俗环境中，隋抱朴对道德的绝对性追求已成为一种虚妄的形而上，他坚守内心自省的道德原则，悲悯苦难人生，以受虐者的宽容面对历史的暴虐，给文坛以巨大震撼，但却未能震撼作家所要启蒙的民间。为了坚守自己启蒙大众的目的，张炜最终让隋抱朴终止对存在的玄思，而进行了实践的人生。这种基于无功利的道德自我追问是隋抱朴的精神支点，但这一支点因无法和作家启蒙的对象沟通而显示出虚妄性。而当作家将这一支点拆除，贯注以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理性精神，这一人物的形而上意义又被消解。在田园家族系列中，张炜仍然无法回避自己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他让祖父们在严格的道德自律之中以行医的方式实践自己救世的理想；让宁珂们在对信仰、真理的狂热中，投身民主革命，以最激进的方式去拯救国家与民族；宁伽们则在对野地田园的呵护中，以退让的归隐方式去挽救人性的失落。在张炜的本文世界中，一系列精神叩寻者都是希望有所为的人物，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在有所为的同时，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重负，这一道德压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张炜追思的是属于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道德品性，他试图在本文中突显这一道德品性的崇高与伟大，但却因无法与大众沟通而寂寞孤独。实质上，这一追思方式表达了张炜的建构意旨，他试图让具备形而上道德的主体包容启蒙理性的功利性，挺立新的认知和实践。
张炜让他的主人公做灵魂之思时，他的精神因对终极的追问而蕴涵哲思的悲悯情怀。这种吁求是对人的精神之维的一种固守和呵护。作家在《夜海》中表述过这样的看法：精神追问的自觉状态只能为一小部分人所拥有，在难以找到同类的时候，固守精神浅滩的人只能在孤独和寂寞中品味坚忍，而这方精神浅滩又时时有被夜海吞噬的危险。由于精神追问，张炜触摸到了形而上道德的天国的光辉，但也在天国的孤独中品味了先思无所为的坚忍。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中，彼岸的上帝、超验的绝对道德、存在的荒诞以及非理性的迷狂，都不足以支撑起入世的信念与勇气（或支撑的时日有限）。实践理性以其内在而超越的入世情怀往往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深受传统文化心理侵淫的张炜，始终背负着实践理性规约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的玄思又使他极具现代意识。张炜的内在矛盾正来自于这种现代意识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认知。他以守望者的姿态突显了对形而上道德和实践理性的两难选择，并试图建构新的认知主体。其实，无论是以超功利的道德完善来悲悯历史，进行形而上的哲思，还是以功利性的知识启蒙去把握正在成长的乡村和城市，都可以达到一种真实。但是，张炜对“纯洁”的偏好，使他难以正视城市文明骇人的丑陋和庸俗化，尤其是委顿、贫乏的个体生存状态。王朔式的、刘震云式的、余华式的叙事对于他来说都是不合适的，于是张炜选择了保留更多纯朴与清洁的田园野地。但是田园野地的巨大包容性在给他坚守的勇气时，又会消解他所坚守的知识分子立场，因为民间的世俗性同知识分子的先天批判性、超越性是相悖的。《九月寓言》是一种大胆尝试，试图在民间世俗生活的多重意义的叙事中，阐述作家颇具现代意识的文化批判。与此同时，形而上道德与实践理性的矛盾仍悬置在他的田园野地之上。
西方哲人尼采曾宿命般地宣称：“每个人都最不了解自己。”（注：尼采，转引自《汪晖自选集》，第1页。）而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则认为：认知历史的基本动力之一是认知我们自己……在人们无法确认自己的时候，认同问题就出现了……寻找认同也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确认自己的行为，而要完成这个行为就必须重建认识自己的框架。（注：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张炜本文世界呈现了有关现代性的启蒙、道德等一系列命题，作家在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认同、犹疑和反动之中，以道德的守望为核心，试图重构自己的认知框架，敞亮存在的真实，并在存在的哲思中，达到对自我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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