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元性论文,人文地理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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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人文地理学当代状况的人大都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巨大变化特征是：它连续不断地朝多元化发展，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1 对定理、规律研究的追求与反省
人文地理学本不是重视理论规律的学科，最初是叙述方法占据主要地位，人文地理学家大多只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描述、分类，而不大思考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计量革命，使人文地理研究在整体上，开始探讨问题的共性，追求高层次的、具有广泛意义的规律、定理、法则。计量革命的一个不朽贡献是树立了理论的高尚地位，带动了人文地理学家们的理论兴趣。正如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分校地理学者戈列吉指出的，“数量化革命的含义远不限于在人文地理中单纯引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与之相伴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先走一步的是进行‘理论革命’，而数学和统计学只不过是为这种革命得以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语言”[1]。
在数学、经济学的影响下，人文地理学的计量研究，发展和建立了许多有影响的空间理论模式，如中心地理论、土地利用和地租的同心环带论(Concentric Zone Theory)、工业区位论等。它们有的涉及新生事物的扩散传播、经济增长与发展、迁移与流动等方面的空间理论，有的涉及社会引力模型，有的涉及土地利用、人口规模的空间布局等等。人文地理学家的这些努力，弥补了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对空间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意义很大。
不过，地理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的环境并不是单纯的，不仅有各种自然的和生命的环境，而且还有每时每刻影响着我们的活动、信仰和价值观的许许多多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其他的环境。一个人文地理学的问题，往往是上述诸多环境综合影响下的产物，任何一个理论的空间模式都无法将这些因素全部囊括，计量运动中所推出的种种模式、法则，在实践中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局限性。另外，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计量方法推出的许多模式，只是以理想方式提出了“应该怎样”，而不是对既成事实说明“为何如此”。
一般来说，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学者较少卷入计量和理论革命，虽有个别人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试图使研究的风格显得更加“现代”，但并没有使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在七十年代的西方地理学界，历史地理与文化地理学家们倒是积极倡导一些与实证主义不同的哲学，这些哲学在倾向上都是人本主义的。北美著名地理学家Anne Buttimer指出，由实证主义科学建立起来的秩序过于单纯、抽象，而“常常失去对日常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充分把握”[2]。她认为地理学家应注意”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它是“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混合体”。所谓价值世界，包括个人经验——“习以为常的经验、既定的意义、以及常规化的行为准则”。她提倡以开放的、沟通的方式去研究人和事势，要有“对生活的深思”[3]。有些地理学者认为，在地理学中风行实证主义的计量方法，似乎产生了一种不太好的局面，即“造成了太多的技术人员，而缺乏学者”[4]。
2 人本主义思潮——走向多元化
不难看出，对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批评，多来自一种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或说人本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阵营内包括现象学、观念论、存在主义、心理学等一批重视人类心智活动与文化现象的哲学或思想流派[5]。无论是人本主义思潮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反对用定死的观念框架来为复杂的问题定型定位，也反对用固定的理论模式将复杂多样的“大千世界”进行简单的格式化、公式化。对于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不可能由一个理论“包打天下”[6]。
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学术界的流行，并不限于人文地理学界，它的出现有着更广泛、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应当说，这一思潮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英国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在撰写《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一书第三版时（1986年），对于人本主义地理研究只是在《行为地理学与对实证主义的取代》一章中以一小节的篇幅做简要介绍。1991年，在第四版的修订时，由于意识到人本主义思潮影响的广泛性，而专设《人本主义地理学》一章，以充分的篇幅对人本主义在地理学界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
随着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提倡，人文地理学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Relph出版了《地方与无地方》一书，用现象学的方法“来阐明我们对地方的经验的差异和强度”[7]，该书的实质性主题是地方(place)的意义和人为属性，以及在所谓“现代化”的规划设计中，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增长以及原本意义和属性的解体。书中显然包含了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研究所主张的多元性，也曾被用来对应解释美国后现代化的城市性(urbanism)，将洛杉矶近年来之多元化城市结构为例，向美国城市结构理论多年来一直以芝加哥为实证蓝本的传统挑战。人本主义地理学主张将“个人”理解为“活生生的、行动着的、思想着的”存在者，而不是千人一面的“经济人”或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文化人”。人是千姿百态的，人的地理行为因而也是千姿百态的，那么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课题、研究手段、研究趋取向，也必然是多元的。
对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提倡，有助于抗衡一些“科学的”地理学者的过于客观化、抽象化、同一化的倾向，“人本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持续不衰地提出许多其他理论所无法处理的问题”[8]。特别是人的事情，人本主义可以对之进行切合实际的说明，因为人们的态度、印象、与环境地方的主观联系不可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进行同一性解释。这些都是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积极作用。不过，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也存在负面的影响，它经常考虑的是比较具有单独特性的事情，而不善于处理组建社会的大范围问题。它的作用是推进“人的发展”[9]，而不是管理性的。在为社会提供城市、工业、交通的有效安排方式时，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作用就比较小了。当然，在社区和地方的规划中，人本主义可以提醒规划者，不要忽略特色与个性以及美与温馨。
批评与反批评的最终的结果是，从事实证主义科学地理学研究的人，与从事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的人，都没有完全否认另一方。人本主义者认识到，实证主义科学地理学在研究某些集合现象时是有效的，这些集合现象包括商品流和交通系统规划等。实证主义科学地理学者则认识到，纯理性方法不适合研究情感问题和一些文化景观方面的问题。这表明，人们既承认了人文地理学问题的多样性，也承认了其理论方法上的多元性。已经没有人会简单地以为：人文地理学中存在一种“最好的理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对问题的多样性、理论的多元性进行归纳时，可以发现两大阵营，都有各自的哲学立场，即世界观、对知识属性的看法、和获得知识的手段特点。第一阵营是经验科学，基于经验主义的世界观。根据这一世界观，知识直接来自经验，因此以感知、特别是视觉的观察为基础。在方法论上，要求观察和报导的准确性。经验科学的一个特殊形式就是实证主义，它常常被看做是一切科学的本质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的目标是发现规律。
第二阵营为人文主义科学，不承认有一个独立于观察者以外的经验世界。任何观察和描述都不可能是中性的，而总是要透过含义系统对认知世界进行阐释，这些种种阐释都是人造的结构体系，是每一位个人经过持续地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再交往的过程而建造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科学中，不可能建立关于人的行为的普遍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社会中毫无用处，由人文主义研究所获得的理解，有助于发展成熟的认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从而使人类社会更加成熟和丰富。
3 自觉地选择理论
由于问题的多样性与理论的多元性，在人文地理研究中，针对不同的课题和研究目的，自觉地选择适宜的理论方法，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大学地理系往往在研究生培养计划中设立“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一门必修课，以培养学生自觉地把握研究题目与理论方法的对应关系。研究城市贫困区的问题，可以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法；研究文化景观的含义变化，可以采用现象学或符号学；研究世界政治文化关系，可以采用后殖民主义立场；研究经济区划问题，依然可以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各种区位理论，等等。
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情况与西方不同，虽然也曾出现计量方法的热潮，但并没有后来从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角度对计量方法的自觉的深刻反思。在不少地方，对规律、预测、法则等仍视为研究的最高目标，甚至在文化地理、历史地理研究中也要追求这些东西，而忽略许多问题的特殊性、唯一性、历史性。经济地理问题与文化地理问题，是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大地文化面貌的丰富性，向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类问题的学术性质、与社会的关联方式、对现实生活的贡献方式，都很不一样，因此各自都需要发展成熟的适合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趋向、以及最终对社会生活的贡献内容。鉴于我国具体的文化历史、国家情势、人文特色，我国人文地理研究的丰富性、多元性更甚于英美等国，因此需要运用更为多样的理论方法去进行研究。理论与问题的统一性，是运用理论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