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实践哲学是社会、经济领域与哲学理论嬗变两个方面的契合。社会、经济学领域在18世纪的重要进步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成熟和迅速发展，以及以《人口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科学精神复苏；而马克思幸福观形成的哲学背景主要是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嬗变特别是黑格尔理论的影响。二者使得马克思的幸福观以扬弃异化劳动为基础，以人类的自由和全面解放为旨向，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实践主体是社会人，其幸福观呈现出实践性、整体性等特点，并对现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的生活世界转向有所影响。
[关键词] 马克思幸福观；实践性；18世纪社会发展；社会人
一、马克思幸福观的社会、理论背景
“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祟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1]469
18世纪对于西方社会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思想观念、人与人的关系在现代性开启的冲击中快速发生变革，历史以“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前行，这是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时代。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经济生产。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将工业生产带入蒸汽机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物质丰富得以可能，经济生活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激进派(radicals)兴起。第二个方面是马克思哲学的产生，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的要事。两个方面相互关联。马克思哲学并不与经济发展路线相分离，从而呈现单纯的哲学样态；相反，马克思哲学与18世纪工业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形成了马克思哲学的两个重要背景：一是经济变革的社会背景；二是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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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实践幸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
在罗素看来，18世纪工业革命与功利主义的兴起是现代形而上学发生改变的两个关键点。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物质生活的急剧变化，此时，“唯心主义的哲学及其批判已经发展起来”，相对于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统治，飞速发展的工业革命使得经济迅速活跃，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开始关注，劳动分工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因为英国的岛国地理位置，这种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在欧洲大陆产生影响，但在英国大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学得到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了英国特色。马克思哲学在当时对经济发展的分析和产生的影响，比其哲学理论更早为人所重视，由于其大部分时间停留在英国并以英国工业革命为经济理论分析背景，因此，马克思对于西方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的影响主要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上，而在英国则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理论、政治哲学和革命理论的层面，这或许如罗素所讲，是因为“英国人一直对哲学不太敏感”，从而使得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利益得失更加关注。
因即将作官而互相庆贺。多用于贬义。宋苏洵《嘉祐集》八《管仲论》：“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三子，指竖刁、易牙、开方三人。参见“弹冠”。 〔2〕1409
其次，从抽象个体到现实的人。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马克思的革命主体，就意味着马克思幸福观的社会现实性。在马克思这里，用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代替了以往追求幸福的抽象个体，将幸福主体从抽象的概念变为活生生的人；把幸福的实现路径从依赖上帝变为社会革命的实践活动。可以说，马克思用实践哲学，将幸福主体和实践路径都从抽象的概念变为社会性的现实的人的革命，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革命变革。马克思的幸福主体不仅从抽象变为社会现实个体，而且认为个体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基础，《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与黑格尔的“具体自由”思想有密切联系，马克思正是通过个体自由的实现进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幸福实践路径。这种最终指向社会一切人的自由解放的整体性思维，是源自黑格尔的整体制度思维，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倾向也就表现于此。马克思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变革，重要的是整体制度的改变，而并非是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因此，马克思并不如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那样认为社会秩序不可改变，只能在原有社会秩序中作修修补补，而是要站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整体关系上来理解和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认为历史要按照辩证的方式向前发展，“马克思在此的解释方法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尽管两人所设想的推动力并不相同。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过程就是以‘绝对理念’为奋斗目标的，循序渐进的，精神的一种自我实现。马克思则以生产方式替代了精神，以无产阶级社会替代了‘绝对理念’。”[2]590
(二)马克思实践幸福观形成的理论前提
然而，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理论完全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相反，马克思理论的三个来源部分：英国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体现着深刻的哲学底蕴。马克思以经济学为视角的历史分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历史上以经济分析入手的观点不在少数，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在于他对以往理论的变革，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背景下的整体观的理论支撑，对待社会秩序观点的不同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关键。马克思认为现有的社会秩序必须改变，即要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劳动剥削关系改变，而并非如以往主张改善劳动关系但保存原有社会秩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以往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是要改变世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绝不是简单地就经济基础和剩余劳动价值的分析，其哲学中体现着“黑格尔主义倾向”，其幸福观的形成也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着联系。
再来看中世纪的宗教人。在中世纪，宗教哲学虽然处于统治地位，但究其实质也可以说是用上帝这一无需证明的先在来为人的欲望和意志设定判定标准，只有信仰上帝，一切都按照经典的宗教解释，人才能获得幸福，这就意味着，只要信仰上帝，按照神谕形式，个人之间的欲望和意志就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宗教哲学用上帝统一了个人的幸福判断标准，用上帝取代了一切社会关系，教堂成为主要社交场所，而教会则具有对上帝意志的解释权，而信奉上帝的过程就是实现幸福的过程。更进一步说，宗教将人性设定为恶，而个人所应该具有的幸福的欲望就是去赎罪。也就是说，上帝代替了柏拉图那里哲学王的统治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宗教哲学并不完全站在个人与上帝的个体幸福中，阿奎那也提出了社会幸福，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必须要有某种能够产生多数人幸福的要素，因为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6]62-65，只是阿奎那将这种社会幸福的实现和保证归于人格化的上帝，抑制了人的自我觉醒和人的实践能力。宗教神学甚至改变了早期哲学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独立思维，不仅抹杀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且抹杀了人的自然属性，较之早期自然主义的斯宾诺莎哲学可以说没有进步。
我们先来看早期哲学的自然人。早期希腊哲学中，人即是自然人。早期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使得人们思考世界本源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赋予人自然属性。以伊比鸠鲁和斯多葛为代表的满足理论都是早期自然人的代表。后来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早期自然主义哲学中，也将人看作自然人，认为人天生具有自然属性。斯宾诺莎的这种幸福观也有学者将之称为理性主义幸福论[6]62-65，我们认为这是相对于宗教神学幸福论而言，因为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幸福论是站在自然主义立场上的，但是如果从整个西方哲学史来看，这种自然主义的幸福论并没有达到如康德或黑格尔意义上的严谨的概念设定和逻辑论证，所以，这种自然主义幸福论更为接近现代哲学的自然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斯宾诺莎的人学观点和幸福论可以算作自然主义一支。但在人的特质讨论上，相对于宗教神学，他确实可以算作理性主义幸福论。斯宾诺莎以人之自然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彰显了个体自由的重要性，这是斯宾诺莎对人的自由的实现的理论贡献。事实上，西方哲学的这种自然主义倾向由来已久，自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自然科学精神崛起，哲学家们一直关注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以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笛卡尔为代表的早期西方哲学在个人意识觉醒的问题上做出了启蒙式的贡献，为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打下了理论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贡献。然而，就幸福问题来讲，这些理论基本上停留在如何肯定个体地位和如何实现个体和谐的层面，属于个体幸福，而对于社会幸福关注不多。
追溯马克思哲学的变革进程的理论背景，有一个问题需要重视，那就是激进派的兴起。大体上，激进派是在工业革命后大规模生产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主要特点是尊重科学，反对现有宗教。而事实上，激进派内部的理论争论也是非常激烈，观点不一，但我们可以敏锐地感觉到，激进派结束中世纪宗教神学，产生出自己的理论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科学精神在18世纪的一次短暂的复苏。在哲学领域，相对于“无用的”“单调乏味”的传统形而上学，功利主义所涉及的实际问题更受到人们的青睐，“这种有些单调乏味的哲学，比起诗人和唯心主义者所挑起的所有浪漫激愤来，在社会事务方面，最终产生了更多的必要改良。”[2]572而此时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出现了一个影响后来现代哲学的重要人物和理论，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使得功利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边沁和穆勒两人的不同理论主张在政治经济学中显现出来。一方面，边沁主张个人权利的自由，但这种自由要受到政府机构包括法权的限制；穆勒则反对政府过多参与限制个人自由。而马尔萨斯和孔多塞在限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上的分歧，就如同边沁和穆勒在功利主义中的分歧，前者主张克制欲望而后者则诉诸节育，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尔萨斯还带有一些宗教情节，而孔多塞则完全与宗教观相对，这种主张甚至被马尔萨斯认为是罪恶的。《人口论》对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详细地阐述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三个理论中就有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人口论》都成为现代哲学否定传统形而上学枯燥乏味的理论，也都更为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人口论》和达尔文主义可以视为激进派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现，而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哲学在激进派背景下，对于现代哲学来讲就更为重要。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路径来看，激进派第一条路线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代表；而第二条路线则以李嘉图和欧文的劳动和财产理论为开端，只不过欧文的社会主义因为缺少社会哲学而最终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则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用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理论，完成了对欧文的理论补充。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并不是单纯地来自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大社会背景中产生的马克思哲学一开始就与社会现实相关。马克思哲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成为一种社会理论或者实践哲学，较之以往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马克思的理论更具有社会性。
以此两点为基础，马克思将其实践哲学的主体设定为社会人，并将革命目标设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与人类的全面解放。关于马克思哲学起源的问题，还有一种观点也值得重视。俞吾今先生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是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5]1-11，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都源于康德，即“实践”“主体”“自由”等关键概念，都来自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道德哲学概念。整体而言，马克思的哲学具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根基，完成哲学变革，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思辨，而是孕育在人类的全面自由与解放的实践哲学中。马克思的幸福观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解放为终极目标的实践幸福观。
二、从抽象幸福到社会人的实践幸福
这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第六条中，对人的社会属性的经典论述，是马克思对作为幸福实践主体的本质的集中表述。西方哲学史中，对人的理解发生过几次转变，我们可以尝试概括为自然人、宗教人、理念人和社会人，前几者都可归结为抽象的人，他们或片面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或片面强调精神和理念世界。而社会人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关注对象，关注人的社会属性，是实践的、全面的社会人。伴随着对人的理解的转变，幸福观也随之改变，即自然主义幸福观、抽象幸福观(包括宗教哲学、柏拉图理念论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和马克思的社会人的实践幸福观。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
据了解，开展这项活动主要是让结亲干部与结亲户同学习、同娱乐，达到相互配合、相互扶持、相互融合的效果。活动中设置的节目由机关各科室工作人员各自负责，大家都拉着自己的“亲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大家相互配合、优劣互补、劲往一处使，玩中学，学中玩，现场气氛异常活跃。
首先，从个体主义到“类存在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 Ⅲ 中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中将人等同于自我意识，进而黑格尔的人最终呈现为个体主义社会中抽象的人的观点[3]202-210，提出人的类属性和人类历史的生成，这是马克思全部理论和幸福观形成的基础。黑格尔将康德的道德哲学伦理主体从理知世界拉回感知世界的“客观精神”，而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关于客观精神的论述，通过自然界的主客观分析，把黑格尔的自然精神改造为人自身的实践，强调了人的现实存在和社会关系。马克思用人类本质性活动“设定”并“确证”了一个外在的对象世界，形成了“主观的自然界”[4]47-54。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历史考察基础上，第一次在哲学中将自然和历史、人的历史与自然史相统一。黑格尔只是将人与社会的关系放置于社会历史中考察，从而认为思想是历史中的思想，马克思在黑格尔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人与历史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在此意义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和历史不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人的历史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3]529。马克思的这种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结合的考察，就决定其对人的理解有别于以往西方哲学的抽象的人，“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是一种有意识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3]211这意味着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历史中，人的类属性和社会性得以呈现。马克思在批判以往研究的对象全部是“旧世界”的基础上，完全进入“新世界”的研究。
功利主义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注，或者更早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都关注现实的人，但是马克思以实践哲学考察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将人作为社会人，追求人类的自由和全面解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幸福是体现实践过程的幸福，实现了对传统哲学幸福观的超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的幸福观在批判异化劳动导致幸福异化的基础上，强调人的现实幸福，即社会人的现实幸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对幸福主体的内涵理解发生了改变。以此为切入点，我们将通过阐释马克思对现实幸福的分析，实现现实幸福的途径及其论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彰显马克思实现的幸福观变革。马克思将人放在社会中考察，而不仅仅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人，而不仅是自然人，因此马克思讨论的人，就不同于以往自然哲学或者其他哲学家那样只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不像宗教哲学那样，将人放在人与上帝和神的关系中，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的社会人就体现了人作为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双重意义，马克思的哲学把个人幸福放置社会发展之中，其革命也旨在强调社会制度的改革，把个人道德作为社会制度道德的伦理价值基础。
到了康德和黑格尔哲学，西方哲学已经走向了成熟的形而上学，走出了早期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的限制。篇幅有限，我们仅以黑格尔哲学为讨论对象。黑格尔将“自我意识”看作人的本质，将人设定为自我，因此“自我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这样的“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3]206-207。因此，黑格尔的个人一开始就带上抽象的色彩，虽然在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中谈论国家、社会、个人，并试图以精神和理性来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宗教人带入现实世界，并且用国家确保个体自由，以法权制度维护个人主义社会的伦理共同体，使得黑格尔哲学中的人看起来是显现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但终究是抽象的不具有社会属性的人，这样的人也只有在康德的理知世界中才能够实现，或是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世界中才能出现，并以绝对知识结束。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双重错误论述中认为，黑格尔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束的”[3]203。可见，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形而上学的人都是抽象的，这种抽象的幸福观以“抽象的形式”来讨论现实世界，从而无法实现，直到马克思哲学的社会人出场。
其中， t是迭代次数; w为惯性权值;r1，r2为介于[0，1]的随机数以保持群体的多样性;c1，c2为加速因子，表示粒子向自身或群体学习的能力．
质言之，前几种对人的理解，其实质都是抽象的，体现了西方传统哲学中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和形而上学传统，宗教的人与上帝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人，它们片面地把人的幸福寄托于物质、理念和精神中。马克思将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予以考察，对作为人本质属性的社会性认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幸福观是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抽象人到社会人的幸福观变革。
三、马克思实践幸福观理论特质
早期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已经借以“德性”与“实践智慧”精彩地阐释了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强调幸福是对德性的实践，过程性是实践哲学内在的特点。马克思实践哲学有着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但以往幸福都指向个体幸福，马克思以整体观的实践哲学关注人的社会属性，就使得马克思将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作为终极目标，将幸福实践的目标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超越以往对人的属性的片面理解，看到人的本质属性，即人的社会属性，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使得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幸福观具有以往哲学不同的一些特质。
公猪睾丸炎常因直接损伤或者由泌尿生殖道的化脓性感染蔓延而引起。直接损伤如打击、蹴踢、挤压，尖锐硬物的刺创或者撕裂创和咬伤等，发病以一侧性为多。化脓性感染可由睾丸或者附睾附近组织或者鞘膜的炎症蔓延而来，病原菌常为葡萄球菌、链球菌、化脓棒状杆菌、大肠杆菌等。某些传染病，结核病、沙门氏菌病、布鲁氏菌等，亦可继发睾丸炎和附睾炎，以两侧性为多。
其一，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的整体性。以往的观点要么将人的幸福寄托于神和上帝，要么将人的幸福放在理念和精神世界考察，考虑到了人的自然属性，而没有考虑到人的社会属性。将人的实践活动放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并不是如传统形而上学那样将幸福界定在超验性的精神思辨。人生的一切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人为获得自由而实现幸福的客观实践活动，因此人在社会中的实践活动才是幸福的本质活动，这是马克思幸福观的实质。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人的本质以及人、自然、社会、历史的关系，马克思的幸福不是以往哲学中的精神满足、欲望满足或者心理体验，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人为了实现更高的自我解放和人类自由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幸福是真正的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以往哲学多强调个体幸福，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更是试图通过社会制度来调解个体欲望与社会的矛盾[7]65-69，但并没有针对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即社会制度。马克思强调人要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他和功利主义不一样，他的批判对象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异化扬弃的否定之否定中自我消亡，面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面向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通过个体在社会中的革命实现全社会的和人类的解放，个体幸福在社会幸福中实现，社会幸福的实现有赖于个体的努力，二者具有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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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扬弃异化劳动，但并不否定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对劳动的解释具有本质性问题，认为黑格尔“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黑格尔唯一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3]205。马克思则看到了劳动的消极一面，并以异化劳动的扬弃作为实践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对人自身、自然界以及社会关系的实践改造即是对劳动异化扬弃并实现人类解放的幸福实践的过程，人的自由全面解放是幸福的终极目标。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幸福是实践活动，不是宗教式的心理和情感体验，主体通过创造性劳动对自我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可见马克思并不反对物质，相反，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没有必需的物质保障，对异化的扬弃就不具备条件，物质的满足也是实践活动的目的，社会革命为了确保物质满足，物质满足也保证社会革命的成功，没有物质财富，“那就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12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但物质基础并不能作为人的社会实践的全部基础，更不能作为实践的终极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物质基础是马克思的幸福实践的必要条件，即物质生活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保障。但马克思对完全物质主义的崇拜是坚决批判的：“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被破坏了，同时，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9]825
其三，幸福的实践性与过程性。实践性和过程性是实践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实践就代表着活动的过程性。在马克思看来，幸福是实现人类解放的进程，是在人们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呈现的劳动活动，不是一时物质欲望的满足状态：“幸福就是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践活动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理想和目标而得到的内心的精神上的满足。”[10]767虽然说马克思将哲学和幸福从传统的形而上学那里带回到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幸福就是直观的物质主义的物质满足，或者是不具哲学思辨性的感性心理满足，按照莱布尼茨对幸福和快乐的区分，“理性和意志引导我们走向幸福，而感觉和欲望只是把我们引向快乐。”[11]187马克思的幸福观如同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一样，是哲学范畴内的具有严密逻辑性的论证。马克思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考引导人们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一人生终极目标，这一进程始于对异化劳动的反抗，异化劳动是人的生活世界异化和人不能得以全面发展的根本原因。马克思的实践幸福就是异化扬弃的过程，通过劳动实现对“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过程相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的异化扬弃，并且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呈现不同的样态和途径。
其四，实现幸福与现代形而上学的生活世界转向。马克思将抽象幸福以实践的社会活动拉回到现实世界，具有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意味。直到当代哲学对形而上学的否定之前，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一直被置于核心位置，以至于可以依据对形而上学的不同态度来划分传统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更进一步说，传统形而上学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差别就在于如何看待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关系。传统形而上学更倾向对世界本源和经验世界背后规律的探寻，注重超验世界的思辨，力图透过经验世界去把握世界的绝对本质和意义，在幸福问题和道德哲学视域内，使人走向对至善与崇高的追寻；现代形而上学则试图跳出超验世界的禁锢，不再迷恋经验世界背后的绝对意义，而是探索经验世界本身。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是哲学向经验世界转向的一个节点。我们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幸福是经验性的，人们对自由和人类解放的追求过程本身，才是实践幸福追寻的真正意义，换句话说，实践性并不否定幸福的思辨性和理论的超验性。因此，将马克思理论的产生放置在西方哲学和社会发展背景中，则可以更好地解释和理解马克思哲学和现代哲学对幸福理解的变化，对分析为何传统形而上学更加注重概念的分析，而现代形而上学更加关注现实生活的特质或许有益。考察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的自由问题，进而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幸福观，是对理解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的又一个可能性视角。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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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n Happiness Concept in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MA Ni1，2，LIU Jing-han3
(1.Research Center for Marxism Localization in China，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136000，China；2.Social Science Front，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angchun 130033，China；3.Institute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the evolutional product of philosophical theory adap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important advanc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ields in the 18th century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maturity and wide sprea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eory，and the revival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Radicals whose representative book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is very famous and fashionable. While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Hegelian theory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Marx’s outlook on happiness. It is them that make Marx’s view on happiness base on discarding alienated labor，aim at pursuing the freedom and overall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featured by distinct practicality from its birth. Marx’s view on happines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ity and integrity regards the social person as the subjectivity in practice and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aily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turning of living world of modern western metaphysics.
Key words： Marx’s Concept of Happiness；Practicality；Social Development in 18th Century；Social Person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9)03-0091-06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3.013
[收稿日期] 2019-01-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18VSJ013)；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项目；长春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马妮，女，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静涵，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哲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