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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4)12-0072-04
一、市场概况
市场是与城市密不可分的，市场的规模当须依据城市的规模而决定。一般而言，每座城市皆有数市，也就是说，依据城市居民的数量，须有数个市场的设置。魏晋南北朝时期，若干城市的居民规模均已超出秦汉时期，故单个城市的市场拥有量也一定有所增长。如邺城就有东西二市，“四民辐凑，里闾阗溢”（注：《三国志·公孙度传》。）。至于洛阳、建康这样的大都市，市场则更多，不仅有大市、小市，还有其它各种名目的市。市场基本上在城中，多指里市。这种习惯由来已久。《水经注》卷6《涑水》引《竹书纪年》：“晋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晋，周阳有白兔舞于市。即是邑也”。《三辅黄图》卷2：“（长安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为一市”。此“里”为市里之里，是说每四个里安排一个市。也有不在城中者。《三国志》卷58《陆逊传》：“（嘉禾五年）军到白围，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兴、安陆、石阳，石阳市盛，峻等奄至，人皆弃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开，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如此，则此市在石阳郭外。《水经注》卷33《江水》：“江水又东，左经新市里南，常璩曰：巴旧立市于江上，今新市里是也”。《南史》卷43《齐高帝诸子》：“宋泰始中，益州市桥忽生小洲……”。是此益州市不仅不在城中，似亦不在里中。盖市场不同于里，不必拘泥于形制，为了方便交易，而往往在交通顺畅之处设立。如孙吴建业，重要的市都设在淮水以北，这里水运发达，交通便捷。但就大多数市场而言，其地理位置一般皆在城（郭）内。就市场的成长历史来说，这是一种传统，体现了方便管理的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的市内四通八达，轻便的马车可通过市中街道（隧）；有的市，楼船可以经过市中成排的商铺（肆），所谓“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曹魏京都洛阳有三市：南市、马市和金市。其中南市在城南郊，马市在城东郊，金市在城内西南部。邺城、河内有马市。西晋时洛阳又有五谷市。北魏洛阳之西郭，是大市所在的主要市区。西阳门以外四里，即白马寺以西一里，大道以南有洛阳大市。大市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东吴建业作为居民区的“里”和作为商业区的“市”，也还没有整齐的布局，但是有其特点。贵族的“里”和重要的“市”都设在御道以南的秦淮河流域，这是为了适应当时建业发达的水上交通（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东晋南朝，重要的市均设在秦淮河北岸。《太平御览》卷827引《丹阳记》：
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公元258-264年）；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
明白载言京师四市以及建康大市为孙权所立，而东市、北市虽未明言，似也属大市，与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而立的秣陵斗场市迥然有别焉。
东晋南朝之时，建康商埠宏大。“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注：《隋书·地理志》）。东晋、南朝佛事隆盛，寺院周围人口密度极大，是为市的好地方，故大市设在长干里和横塘之间的建初寺前，北市、栖霞市设在归善寺前。
洛阳大市的情形，《洛阳伽蓝记》卷4载：
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兴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孝慈、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别有凖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重门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接，迭相临望。
此大市位于西阳门外四里、御道之南。其东、南、西等方面“千金比屋”，尽皆“诸工商货殖之民”。但是从其“重门层楼”、“重门启扇、阁道交接”的建筑排场来看，恐不尽然。联系魏晋南北朝建筑方面的法令法规，能够有如此排场，恐怕有对于大市的特殊地位的考虑。
市有围墙、市门、市楼。汉魏乃至两晋南朝，市内置有高大的旗亭市楼，乃市府官署之所在。如“旗亭出御道，游目暂回车”，“云阁绮霞出，旗亭丽日明”（注：《艺文类聚·产业部上》。）。《史记》卷13《三代世表第一》薛综曰：“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四川广汉、彭县、新繁、成都等地均曾出土东汉时代的“市井”画像砖，刻画出的市场设施有市墙、市门、市楼、列肆、市廛、市隧等，市门有四，各有道路通向市场，四条道路于市中心相会而成“十”字形。这些刻画如实反映了地方郡县的市容景象（注：刘志远：《汉代市井考——说东汉市井画像砖》，《文物》1973年第3期；曹婉如：《东汉城市局部地图研究——成都西郊东汉墓出土市井画像砖》，《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而汉以后的景象应该与此相去不远。《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同书卷4《城西》：“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也，在融觉寺西一里许。北瞻芒岭，南眺洛汭，东望宫阙，西顾旗亭”。左思《魏都赋》：“班列肆以兼罗，设以阛阓襟带”。《吴都赋》：“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溢流”。所谓“阛阓”，乃指市的围墙与市门，颜延之《纂要》：“市巷谓之ｈｕáｎ，市门谓之阓”。
古代城市的发展特点表明，市场一般只存在于城市之中，原则上城与市是不可分的。王符《潜夫论·浮侈》：“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十三篇》：“吏者具，乃为市之广狭小大之度，令必爯邑，便其到入出之门，百化财物利之。市必居邑之中，令诸侯外邑来者毋□”，“国市之法：外营方四百步，内营爯之”（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县以下的小邑，亦属城市，在其附近的市场都应该被视为城市市场性质。认为农村中有市场是不正确的。而且把有规则的市日视为配合农民生产的节奏，也不妥。市场远未发育到如此进步的程度。实际上，除都市之外，大部分大中城市市场皆是定期举行的，不必专为配合农民的生产节奏。东晋南朝，原来无市集的县和接近农村的地方，市集多了起来，也只能是因为市场的城市性。
二、市场管理机构和官吏
市场运行的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法令法规制约，从市场管理诸规则到交易范围，皇帝皆可以诏令（或教）的形式不时予以规范。自市场产生以来，历朝历代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的最高管理人与城市的最高管理人一样，自然为皇帝。本文只将讨论的重点放于市场的一般的管理机构、管理官吏及其具体运作方式等方面。
州郡县皆有市场，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刺史、郡守、县令（长）同样也是市场的最高管理者。市的增、撤、迁移事宜无不由之。《宋书》卷100《自序·沈邵传》：“出为钟离太守，……郡先无市，江夏王义恭为南兖州，……（启宋文帝）置立焉”。与此同时，郡守、县令（长）还必须直接对市场的运行负责，要关注市场的繁荣，否则便有可能成为得罪的借口，《三国志》卷23《杨俊传》：“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初，临菑侯与俊善，太祖适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注引《世语》：“车驾南巡，未到宛，有诏百官不得干豫郡县。及车驾到，而宛令不解诏旨，闭市门。帝闻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杨俊”。文帝之杀杨俊，虽然多少有些度量小的味道，但可反证地方长官对于市场的责任。
在古代社会，市场是实现交换的重要场所和方式，关乎国计民生，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对于市场的关注历代皆不能有所削弱。南朝梁时邵陵携王纶曾因就市赊买锦采丝布数百匹，引起小规模的“罢市”风潮，而遭到武帝训斥，责以还第。因此，凡新上任的长吏，到任后总要整饬市场，维持正常的交易秩序。《晋书》卷70《甘卓传》：“卓寻迁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周书》卷37《韩褒传》：“除都督西凉州刺史，……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
魏晋南北朝的市场执行机构，大体可分为市令、市丞、市吏三个等级。
市令：市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令，此制袭自秦汉。孙吴置司市中郎将，盖强调市场治安也。《三国志》卷44《孙皓传》：“（凤凰二年）秋九月，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由于市常被用作处决要犯的处所，因此市令在治安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南齐市令下辖市吏、录事等吏，负责治安管理。陈京都有大市令，职掌大市。《北齐书》卷47《酷吏传》：“……枭粹首于邺市。孙腾使客告市司，得钱五百万后听收。游道时分司州中从事，令家人作刘粹所亲，于州陈诉，依律判‘许’而奏之。勑至，市司犹不许。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
市令或称市魁、市长，北周更称司市下大夫。任市令（长）者身份较高，《晋书》卷33《石苞传》：“既而又被使到邺，事久不决，乃贩铁于邺市。市长沛国赵元儒名知人，见苞，异之，因与结交”。又《陈书》卷30《傅縡附章华传》：“后主即位，朝廷以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虽然“素无阀阅”，但从“朝廷……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的书法看来，如果其无足轻重，是断然不会有如此大的能量来惊动朝议的。下面的例子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宋书》卷53《庾登之传》载：“市令盛馥进数百口材助营宅，恐人知，作虚买券”；《魏书》卷36《李顺传》载：“洛周僭窃，特无纲纪，至于市令驿帅，咸以为王，呼曰市王、驿王”；《晋书》卷86《张轨传》载：“骏境内尝大饥，谷价踊贵，市长谭详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案此市长又负责仓庾事。据《晋书》卷1《宣帝纪》：“（咸宁二年）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疑此举为平抑物价之用。既然市有仓庾，其管理权很可能交由市令掌握。
市丞：汉长安市令下设市丞，以为辅佐。市令、丞的职责基本相同，管理市场的治安、交易秩序以及收取市税等。各种活动均严格照章进行。《北齐书》卷32《陆法和传》：“又列肆之内，不立市丞牧佐之法，无人领受，以空槛钥在道间，上开一孔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行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孔目，输之于库”。
市吏：市署除了令、丞之外，还配置了相当数量的市吏，以备非常和保障交易有序进行。汉代长安诸市，有市啬夫、市门卒等市吏。《三国志》卷15《梁习传》注引《魏略》：
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而一旦将其部落五千余骑诣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掠，于是乃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遂敕郡县，自将治中以下军往就之。市易未毕，市吏收缚一胡。延骑皆惊，上马弯弓围习数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习乃徐呼市吏，问缚胡意，而胡实侵犯人。习乃使译呼延，延到，习责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为使诸骑惊骇邪？”遂斩之。余胡破胆不敢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频仍，社会治安一直被强调着。又由于市场多设城中，尤其是京都重地的大市与朝市，人流量大而集中，情况十分复杂，如果防范不周或措施不力，一旦出现不测势必难以应付，后果将不堪设想。或有谋为变乱者正是看准了市场的重要性，以图“破市烧邑郭以惊动内外”的效果（注：《魏书·道武七王传》。）。因此历代特别重视对市场的治安管理，因时制宜地组成了一支市场管理队伍，将市场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中。孙吴时有市刺奸，掌治安。潘璋任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注：《三国志·潘璋传》。）。曹魏时洛阳有市吏700人（注：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刘宋时有小市门队主（注：《宋书·张畅传》。）。梁代的市场周围还设有固定的巡逻人员，应该也即属于市吏的一部分（注：《南史·张弘策传》。）。
三、市日与开市、罢市
市定期举行，是为市日。《晋书》卷34《羊祜传》：“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仄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注：《通典·食货》。）。是说一日有大市、朝市、夕市三种。大市、朝市和夕市后来逐渐固定于首都等重要城市，其它城市的市场基本上不分朝夕，但定期举行。《水经注》卷33《江水》：“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矣。……县有市肆，四日一会”。鱼复县在“朝阳道口，有县治，治下有市，十日一会”。《太平御览》卷827引《赵书》：“丰国市，五日一会”。
开市、罢市皆有固定的时间。市场的各种交易活动均限于白天进行，白天交易时间到，开启市门，罢市之后，人皆离散而去。先秦时即有所谓“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的说法。《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索引案：“期物谓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故平明侧肩争门而入，今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无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尽，故掉臂不顾也”。开市的时间似乎应该就是开启城门的时间，即五鼓破晓之时，或在这个时间之后。罢市时间依据市场管理机关旗亭的鼓声（注：《洛阳伽蓝记·城东》。）。从时间上看，市场只有朝市、夕市之分。官市可能与朝市同时进行。夕市可能在朝市之后开始，即朝市结束之后夕市开始。同时也有可能大市与朝市、夕市的具体地点不同。不过最为重要的为朝市，朝市人流量、货流量都很大，因此交易活动往往在中午达到顶峰，故又称为日市。左思《魏都赋》：“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梁庾肩吾《看放市诗》：“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更有陈时张正见《日中市朝满诗》：“云阁绮霞生，旗亭丽日明，尘飞三市路，盖入九重城”（注：《艺文类聚·产业部上》。）。《宋书》卷34《五行志》：“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临菑有大蛇……入城北门，径从市入汉城阳景王祠中不见。……负二小蛇出朝市，皆有象类也”。《艺文类聚》卷65《产业部》载梁简文帝移市教曰：“临淮作守，白鹿随而忘反，萧令解绶，黄雀从而不归，况复卫率遮车，追民拥榜，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兹涸水，日中总会，交贸迁移，虽樊无外取，晏得所求，而旗亭旧体，自有常处，不容近违孔奋、远逐曹参，正恐旧肆盈虚，或成雕废”。应是朝市，至日中而总会。庾信有《答移市教》：“希风慕义之士，举袂成帷；卧辙攀车之人，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阅书之处，远出荒郊；石苞贩铁之所，翻临崖岸。圣德谦虚，未安喧湫，欲令吹萧舞鹤还返旧廛，卖卜屠羊，请辞新阓”。也应是对日中总会的注脚。
击鼓开市、罢市，《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或以为此土台西晋之时称为旗亭，击鼓开市、罢市，是从彼时延续而下。但似乎击鼓仅主罢市。参加交易的不乏远道而来者，朝市罢市之后进入夕市，他们可能无法当日返回，也可能当天的市日并未完成交易，因此就需要住宿。适应这种需要，集市上出现了邸舍等以外来人为服务对象的设施。邸舍既可供行人落脚，也是作为出售货物的典铺和柜台（注：［法］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这些邸舍似乎有很大的利润，所以从事邸舍经营者中往往不乏有权势的王、公、妃、主等角色（注：《南史·蔡兴宗传》。）。《梁书》卷52《顾宪之传》：“山阴人吕文度有宠于齐武帝，于余姚立邸，颇纵横”。《魏书》卷66《李崇传》：“性好财货，贩肆聚敛，家资巨万，营求不息；子世哲为相州刺史，亦无清白状，邺洛市鄽，收擅其利，为时论所鄙”。针对这种情况，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贴店肆、争利城市。但由于邸店利润丰厚，故或作为对大臣的奖赏，如《北史》卷49《斛斯椿传》：“帝尝给椿店数区，耕牛三十头。椿以国难未平，不可与百姓争利，辞店受牛……”；同书卷73《李德林传》：“初，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谦宅赐之，寻又改赐崔谦，帝令德林自选一好宅并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卫国县市店八十区为替”。一县市仅高阿那氏之庄店就多达八十区，并且皇帝以为赐，官僚趋之若鹜，其市场的繁荣程度自是可想而知。
四、市场交易秩序的管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市场，其内部结构与组织形式，仍沿用前代的列肆制度，即经营同类商品的铺面，各自排列成行，是为“列肆”或“市列”。所有进入市场经营的人都要照此规则。所谓“肆”，杨宽先生曾指出这是指市中排列成行的商铺（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实际上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至多反映了某些特定时期或特定市场。所以他又认为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的程度不断加深，民间贸易很有突破“市区”范围的趋势（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由于交易量的不断增大和涌入市场的人数难以限制，列肆很有可能冲破市场的固定格局，向外延伸。如梁代吕僧珍之妹家住市西，却“小屋临路，与列肆杂”，便说明市肆已经拓展到市外的民居之间了（注：《南史·王僧珍传》。）。《初学记·晋王彪之整市教》云：“古人同市朝者，岂不以众之所归，宜必去行物。近检校山阴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属城承宽，亦皆如之”。这是对不照规则行事的批评，应该说，大多数情况下，市场的交易秩序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度量衡的标准乃由政府制定，由皇帝颁诏执行。如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下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当因社会变迁而致使度量衡标准不统一时，政府负责提供新的标准。《魏书》卷110《食货志》：“迁邺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其京邑（邺）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
魏晋南北朝“少府掌管市易，与民交关……”，南齐时，“荥阳毛惠素为少府卿，……勑市铜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画，用钱六十万。有谗惠素纳利者，世祖怒，勑尚书评贾，贵二十八余万，有司奏之，伏诛”（注：《南齐书·良政》。）。毛惠素之所以贪事败露，正是由于市场价格有一定稳定性的缘故。价格的稳定体现在价格公平上面，没有价格的公平，便没有价格的相对稳定。公平交易的实现往往需要讨价还价，那么少府卿毛惠素若不去作此努力，也有可能贵买所值，因此毛惠素或者是被冤枉了的。因为当时的集市交易中确实崇尚“与人交易，一言便定”的风格，买卖双方讲求诚信。而欲做到价格稳定，就须禁止恶钱。交易中使用恶钱被视为一种犯法行为，一旦发现，则严惩不贷。《北史》卷77《赵绰传》：“时上禁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侯执以闻，上悉令斩之”。
商业的兴盛使政府开始将商业税的征收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东晋南朝时，各代政府在南市、北市、大市设令和丞，管理市场和向商人收税。士人、军人以及二品清官经商免税，一般商人要按4%纳税，小商贩过津纳10%的税（注：任重、陈仪：《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北魏直到孝明帝时，才见有征市税的记载，“始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注：《魏书·食货志》。）。《北史》卷4《魏本纪第四》：“（魏明帝孝昌二年十一月闰月）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通典》卷11《食货》：“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周书》卷7《宣帝纪》：“（大象二年正月）初税入市者，人一钱”。北周宇文觉即位（公元557年），曾一度革除“市门税”，及周宣帝时“复兴入市之税，每人一钱”（注：《通典·食货》。）。
但设若市税过重，势必影响市场交易的质量和规模，这对普通百姓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宋武帝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或许积重难返，至宋文帝之时，市税繁重的状况并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改观。刘宋之末，荆州刺史萧嶷“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以税还民。禁诸市调及苗籍”。由于市税的巨大利益，虽经历代改革，市税过重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陈时“旗亭关市，税敛繁多”。后主时甚至“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征，而又增重其旧”（注：任重、陈仪：《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04页。）。《隋书》卷24《食货志》：“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故一旦有所宽假，则百姓喜悦。陈至德中阳惠朗为大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考校簿领，毫厘不差，……百姓嗟怨”（注：《南史·沈客卿传》。）。因此，当隋灭陈，为了赢得民心，即将阳惠朗等“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斩之右阙下，以谢三吴”（注：《隋书·炀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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