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反思与重构中国的全球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际竞争论文,要素论文,重构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的全球化模式
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经济开放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拉美模式。实行吸收FII（国际间接投资，这里主要指外债）和进口替代的开放战略。第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①(NIEs)模式。实行引进技术和出口导向战略。第三，中国模式。实行吸收FDI和出口导向②的“政策组合”。这一模式的本质在于，用“要素参与国际分工”替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来实现全球化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国内生产要素主要通过与国外资本而不是国内资本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但中国本土企业的全球化能力没有得到相应提升。
1.加工贸易本质上是不出国门的“劳动力输出”。加工贸易③是中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产物。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是中国外贸发展的独有景观。2007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9860.5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45.4%；加工贸易出口额为6176.6亿美元，占出口额的50.7%。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是最难的。加工贸易本质上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境输出，是中国探索新型工业化的有益尝试。据隆国强等(2003)的估算，与加工贸易相关的就业人口达到3000万。通过加工贸易这一特殊的贸易安排，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和就业压力。
2.“走出去”基于要素优势而不是企业优势。“走出去”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通俗称呼，包括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和对外投资三大类。从本质上看，这三类业务还是基于劳动力要素优势，而不是企业整合国际资源的优势。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是“走出去”的传统业务，截至2007年底累计完成营业额2542亿美元，本质上是劳动力要素的输出。对外投资是这几年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业务，截至2007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37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中，为获得石油、矿产等原材料资源而进行的投资占有相当比重。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大量购买资源要素的方式，并不是原始意义上企业国际化的经营方式。因为它属于“走出去”又“运回来”的运行模式，主要市场在国内，涉及的经营价值链比较短，并不能真正体现企业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
3.FDI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关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对国内企业的挤出效应，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在这里，我们用现代企业理论中“资本雇佣劳动”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FDI。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解释，资本和劳动都是企业的组成要素，但是，由于拥有资本可以为其经营的风险进行抵押，并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而劳动由于无法脱离劳动者存在而不能成为“抵押品”，因此在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生产方式只可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可能是“劳动雇佣资本”。实际上，中国通过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大力吸收FDI，其中绝大多数是绿地投资④，客观上形成了国外资本“雇佣”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结果。短短30年，从零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连续16年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5万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7700亿美元。全球500强企业有480多家在华投资，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世界工厂”。
4.企业国际竞争力没有本质提升。发展经济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欠发达国家的出口部门一般被外国投资者控制，因此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容易产生新的“二元结构”：即一部分经济实行出口导向模式，另一部分经济则维持传统的发展模式。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中也似乎出现。尽管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涌现出海尔、联想、万向等国际化企业，但是企业的总体竞争力仍然不强。这似乎与中国宏观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GDP占世界第4位的经济规模不相匹配，借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个用语，叫做“宏观经济好，微观经济差”⑤。尽管中国企业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越来越多，2006年达到19家，但几乎都是内需型、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⑥。中国企业存在着整体素质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国际化能力弱等不足。以石油行业作比较，中国石化的职工达93.7万人，2006年营业收入仅为823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埃克森美孚的职工人数为9.79万，却创造了3400亿美元的收入，后者的职工数是前者的1/10，而营业收入却是前者的3倍。
二、独特的内外部条件
中国形成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全球化模式，不是偶然的。19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体制、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以及中国二元经济特征和人口结构，为中国模式提供了难以复制的内外部条件。
1.全球产业结构“模块化”。模块化(modularization)是基于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用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新方法。模块化对于产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都会产生深远影响。青木昌彦(2002)认为，模块化是全球新产业结构的本质。IBM公司1964年推出的最早的模块化电脑——360系统，就如实地反映了这种理念⑦。1980年代以后，在数码信息处理与通讯技术爆炸性发展的形势下，全球产业结构进行了“模块化的分工”。这种分工涉及“设计的分工”、“生产过程的划分”、“产品结构的划分”、“产品零部件的通用化”等多个方面。近20年来，以信息通讯技术(ICT,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产业为代表的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正是产业结构“模块化”的结果。
2.全球政治民主化背景下的经济自由化。1990年代以来，占全世界人口30%的中国、前苏联、东欧、越南等经济体制转型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生力量。在这一背景下，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便利化和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加快发展。在WTO推动下，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明显降低，2002年底发达成员的平均关税水平下降到4%，发展中成员降为10%，全球贸易进入高速发展期。截至2007年11月，向WTO通报且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达到197个，其中90%是1990年代以后建立的。中国加入WTO，并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使中国分享了全球化的成果⑧。
3.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是指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会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形成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扶养比都比较低的情况，这时该国人口分布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带来劳动力丰富、储蓄和投资增长快的有利结果。中国人口结构最沉重的时期是1960年代，平均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抚育80个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其中主要是少儿人口）。但是，伴随着1970年代以来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少儿人口比重急速下降，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进入人口红利期，劳动力成本极为低廉。单纯从工资角度比较，据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我国制造业领域工人工资是美国的2.5%，日本的2.3%，印度的61%。此外，同成熟的经济体比较，我国的养老、失业保险和医疗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实际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中国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劳动力要素优势，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大发展。
4.国内扭曲的要素价格。中国是能源和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但电力、煤炭、成品油、天然气、水的价格普遍低于发达国家。根据国际能源组织有关资料，我国工业电价水平为5.1美分／千瓦时，是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62.5%，是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的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76.9%。我国成品油价格比国际市场约低20%-40%，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在土地价格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在土地一级市场上，通过压低征地补偿费用等手段降低土地开发成本；而在土地转让过程中，或者低价出让土地，或者提供优惠补偿，导致工商企业用地的实际成本偏低。总之，中国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未能真实反映国内供需现状，刺激了投资、出口的不合理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以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全球化模式的形成。
三、非均衡的开放型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的成绩举世共睹。但是，这种独特的全球化路径也带来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失衡、国际收支“双顺差”、GDP和GNP的背离，形成了中国企业被别人国际化远远大过我们去国际化别人的特殊现象。
1.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贸易体，但其外贸的显著特征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需要较多劳动投入的产品出口为主。这是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等贸易大国的重要区别。中国是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一个重要表现是贸易条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统计，如果以1995的贸易条件为100，2002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为101，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为99，均变化不大，甚至发展中国家还稍有改善。中国的情况则相反，1994年的贸易条件为105，2000年下降到83，2002年进一步下降至78。贸易条件的恶化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的效益呈下降趋势。
2.国际收支多年“双顺差”。一般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引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外国资源（储蓄）以弥补本国资源（储蓄）的不足。也就是说，发展中经济体必须把通过借款或FDI而得到的外汇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管理和支付其他费用。但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现象。像中国这样，连续14年基本保持双顺差，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双顺差的情况，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东亚各经济体在1970年代、1980年代，直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除少数经济体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之外，大体上都保持了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只有新加坡在1980年代曾经连续6年左右保持了双顺差。从一定意义上说，“双顺差”是中国独特全球化模式的产物；一方面，外资企业在出口中居于主导地位，2005年占58.3%，并带来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而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无法大规模“走出去”（这是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的重要区别），于是又形成资本项目的顺差。
3.GDP与GNP日益背离。截止到199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都使用GNP，即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但随着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生产和融资活动的日益扩大，这种统计方法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企业所有权的鉴别。如果一个企业25%的股权属于英国企业，24%的股权为中国企业，应该如何确定该企业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归属呢？而且，所有权是动态的，会随着市场的交易活动不断发生变化。1993年，联合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用GDP取代GNP⑨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新指标。GNP变成GDP之后，就变成“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即只关心在哪生产，而不在意谁去生产。单纯用GDP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容易高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低估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⑩。中国的GDP虽然比较高，但是有很大比例的GDP是由外资企业的投资带来的，使得我国最终的GDP和真正中国国民的所得有很大差距。1980年中国GNP与GDP的差距为0.5亿美元，而2000年则达到147亿美元。1993年至2005年，中国每年GNP平均要比GDP低1.6%左右。
4.加工贸易无法转型升级。有关加工贸易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附加值低、监管成本太高、香港一日游、走私问题，等等。近几年，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政策重点。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在什么是“转型升级”的问题上都存在争论。通过与韩国、中国台湾对比发现，我们加工贸易与之最大的区别在于，加工贸易的主体是由外资而不是本土企业主导的。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为8311.3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的84.3%。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只是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一个环节，自身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与此对照的是，韩国的三星、台湾的华硕曾经都是IT领域的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代加工）企业，但是由于它们属于本土企业，才可能实现从OEM到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s，代设计）再到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s，自主品牌）的成功转变。
5.外汇储备难以转化。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2006年2月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11月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末超过1.5万亿美元。大量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经济金融稳定，但也助长了流动性过剩，削弱了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我国外汇储备激增，不仅来自外贸顺差和直接投资的增加，还有来自热钱的流入，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货币转换等。有些学者提出，解决外汇储备问题很简单，就是把外汇花掉。但是，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弱，对外投资经验不足，造成我们为花钱而“苦恼”。
6.要素优势快速逆转。外资进入中国，不仅“雇佣”了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消耗了大量土地、能源等不富裕的生产要素。据估计，目前我国能源消耗系数比发达国家高4-8倍，能源的使用效率仅为30%，而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则为50%，我国每创造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消耗大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至我国，不仅向我国转嫁了顺差，而且带来环境污染，结果是严重的国民福利损失。当前，我国的一些重要矿产、土地、水等资源的发展遇到瓶颈，环境的承载能力大大降低，一些东部地区的发展遇到了“拐点”。
四、值得讨论的认识问题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失衡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但是，由于我国“走出去”的时间还比较短，目前在我国对外投资所处的阶段、投资模式、政府定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许多问题还需要加以讨论和厘清。
1.中国是否进入资本大进大出的时代。长期以来，中国处于资本“大进小出”的局面。2005年，中国吸收FDI居世界第5，而对外投资仅排在世界第17位，只占全球的1.5%。我国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的比例为1∶6.3，明显低于1∶2.8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其实，作为与日本相同的高储蓄国家，中国的资本早就相对过剩，早在1990年代初期，我国就出现了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现象。但是，由于中国缺乏大批具有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跨国企业，中国在短期内还难以成为资本大进大出的国家。换而言之，如果强制性地推动资本的大规模外流，将难以保证资本的投资回报，甚至重蹈日本1980年代日元升值后盲目投资带来巨亏的覆辙。
2.主权财富基金是否应借鉴新加坡模式。关于新生的中国投资公司，有两则消息值得关注：一是公司第一单购买美国资产管理公司黑石(Blackstone)集团30亿美元“无投票权”股票，伴随股价先扬后抑，账面浮亏超过10亿美元；二是去年下半年路透社报道称，中投公司下一目标可能是澳大利亚必和必拓(BHP Billiton)，进而引起这家全球最大矿业公司股价一度大涨1/3。这两起事件并不偶然。作为外汇储备转化的一种尝试，中国投资公司尚未面世，就饱受争议。这种“主权财富基金”模式——政府组建“航母式”的国家投资公司，不乏成功先例，中国投资公司正是借鉴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GIC)、淡马锡(Temasek)构建的。然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经济体、政治体，简单复制新加坡的“小国模式”难以取得成功。与新加坡不同，中国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华为收购3COM公司的失利，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近来，一些发达国家出台了明显不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如，德国立法限制外国主权财富基金；美国以安全为由对来自国外的并购方严加审查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采取一些国有化措施，加强对战略性资产的控制。
3.政府是否应该大力鼓励对外投资。在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按照日本等国的做法，中国应该通过投资方式转移贸易顺差，缓解外部压力。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投资的便利化是必要的，但是应该避免在对外投资政策上的“过度倾斜”。已有的经验表明，任何过激的政策都会矫枉过正。如果政府直接控制和主导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反而会使我们陷入被动，减少回旋余地。从外汇管制角度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经济体制又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因此需要对资本项目中的一些子项继续实行适当的管制，其主要目的是防止资本大量外逃而严重影响境内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考虑到当前外资流出中还夹杂着游资、洗钱资金等因素，保持适度的外汇管制还是必要的。
4.“引进来”的经验能否复制到“走出去”。中国“引进来”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并积累了不少经验做法，兴办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但是，这些成功的模式，都主要是中国政府一手推动的。换句话说，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此作了大量的政策优惠和妥协。而当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除非东道国的政府能实施类似的优惠政策，否则中国的政府部门是无能为力的。实际上，像俄罗斯等国家，不仅对外资没有太多的优惠政策，在一些领域还实施大量歧视性政策，如2007年开始限制外国人从事市场零售行为等。
五、回归均衡的政策建议
中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入全球化，既获得了大量利益，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当前，开放型经济中存在的大量失衡现象，正是这种开放模式的产物。回归均衡意味着要顺应经济运行规律，加快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只有在体制和政策方面采取实质性措施才能使之真正落实。
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使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面临重大挑战。本轮经济繁荣源于中国加入WTO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成为世界工厂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美国这个全球头号经济发动机出现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受其影响必将放缓。这意味着，尽管原有的全球化模式存在一些弊病，但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开放模式的转换将会平稳，而不是激进地实现。
1.积极稳妥地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第一，停止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中国还处在转型时期，要素优势仍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优势，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或者一步到位升值无异于“自残”行为。建议适当放缓升值步伐，保持人民币汇率在一定水平上的相对稳定。同时，抓住时机扩大汇率双向波动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一旦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不仅能够阻止热钱涌入，也有助于金融机构提供更低成本的避险工具，帮助企业有效规避汇率风险。第二，保持外贸、外资政策总体稳定。一个国家经济出现危机不是资本大量进入的时候，而是往往发生于大量资本抽逃的时候。经济转型中的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普遍不高，需要培育时间。如果力度过大，将会把中国的出口部门一棍子打死，跨国公司只能放弃在中国设厂，由此导致的就业问题、金融问题将不堪设想。第三，坚定扩大外需的战略导向。扩大内需的方针要坚持，但不能指望内需能解决中国的持续发展问题。因为，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国家相似，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没有哪一个是靠内需，靠内部循环实现长久发展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2.谨慎重估要素价格。第一，灵活处理新的《劳动合同法》。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低劳动成本方面。提高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存在工资“刚性”，在对此进行体制安排时，应当特别小心谨慎。第二，有选择地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当前，我国面临由结构性物价上涨转向全面通货膨胀的风险。水、电、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价格改革，存在推动物价上涨的风险(11)。但是，土地市场改革不存在这个问题，当前实行的政府征地和独家供地制度，排斥集体土地入市，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土地价格。要改革土地定价方式，大力推广招标、拍卖、挂牌等交易制度，并允许集体所有土地直接进场交易。第三，加速优势要素跨国流动。劳动力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要素。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将推动全球要素价格均等化，对中国而言，劳动力的流动也会带动更多的对外投资。所以，要利用多边贸易谈判和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平台，推动我国有优势的自然人流动。第四，利用国外市场缓解国内要素瓶颈。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国家在境外资源开发风险勘探阶段要加大支持，分担企业风险，实际开发阶段则由企业负责。探索农业“走出去”的有效途径。通过兴办农场和农业综合开发园区、建立农产品加工和营销基地，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开发合作。
3.适度调整外资流向。第一，客观评估外商投资政策。对低技术高污染的行业，国内外市场严重过剩的产品，适当加以限制。第二，严控短期资本流入。人民币升值加速了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监控容易造成投机炒作和资产泡沫的投资活动，防范境外热钱大量流入而冲击境内经济和金融秩序。第三，约束和限制企业海外上市。内地企业的海外上市热潮不仅直接增加了外汇流入，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外部失衡。与其这样，不如开放资信较好的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外国企业来华发行债券和股票。
4.增强企业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第一，放松投资管制。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打破国内行业垄断，让各种资本平等进入，在自由竞争中增强活力(12)；二是逐渐放松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管制。第二，发挥民营企业作用。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先天的障碍，要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第三，坚定不移地推动QDII发展。最近，由于全球证券市场的调整，我国的QDII出师不利。但是，从英国、日本等国的经验来看，“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今后，随着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能力的增强，对外证券投资还有很大潜力。第四，增加“权益类”投资，减少“固定收益类”投资。目前，在我国间接投资中，证券投资规模较小，且主要是债权投资。要增加权益类投资的比重，增强其在全球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5.淡化对外投资中的“政治因素”。第一，探索“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模式。鉴于“主权基金”在国际上面临诸多制约，可借鉴挪威石油基金的经验，将部分外汇资产委托专业资产管理机构运营。第二，发展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PE)。中国的PE不带有太多政治色彩，在一些并购案中，既可以贯彻国家的战略意图，又不至于受到国外的限制。第三，鼓励联手并购。最近，中铝联合美铝收购力拓的案例表明，可以鼓励我国企业与欧美大公司开展合作经营或者并购，如组建合资公司赴第三国投资等。
注释：
①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4个国家和地区，即通常所说的亚洲“四小龙”。
②实际上，由于大量外资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客观上形成了“进口替代”的结果。
③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保税进口材料（包括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等），在境内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可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两种基本形式。加工贸易具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对进口料件由海关实行“保税”监管；二是除极个别商品外，绝大部分商品进口不实行数量限制。这是在进口税收和贸易管理政策上与一般贸易最大的不同点，又是最容易出问题和最有争议的地方。
④绿地投资是指通过新建企业的方式形成的FDI。在很多人看来，相对拉美国家，中国吸收外资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中国的FDI中有大量的绿地投资，新建投资形成的厂房、设备等具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抵押性质。
⑤这是1996年前后，部分学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一种理解。“宏观经济好”是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增长较快；“微观经济差”主要指的是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这里提及的“微观经济差”是指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能力还较差。
⑥世界500强企业的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欧美跨国大公司为代表的循序渐进式发展模式，以IBM、GM、通用电器、西门子等为代表；二是以1970年代日本和1980年代韩国的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超常规发展模式，以丰田、索尼、三星、现代等为代表。
⑦然而，“模块化”从长远上侵蚀了IBM帝国。因为，新兴企业都开始制造与IBM机器兼容，并且可以外接的模块：打印机、终端、最后甚至于CPU。他们遵守IBM的设计规则，但同时又擅长特定的专业领域，所以这些企业能制造出比IBM更好的产品。
⑧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外贸经历了超高速增长。这既有加入WTO带来的国内体制变革（如下放进出口经营权等）的内因，也有全球贸易处“黄金增长期”的外因。
⑨1993年，联合国同时将GNP改称为GNI（国民总收入），但这里仍然沿用GNP的概念。
⑩据此，对日本所谓“失去的十年”应客观看待。1980年代以前，日本的GDP与GNP增长大体保持一致。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GDP与GNP之差逐渐扩大，由1980年的0.9亿美元扩大到2000年的596亿美元。同期，日本的海外投资大量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9%升至1996年的5.6%。2001年，日本已经拥有海外资产1.5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GDP的一半。除日本以外，新加坡和荷兰等国也表现出明显的GNP增长大于GDP增长的特点。这些国家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本国的大型跨国集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海外资产；同时，本国市场需求狭小、要素成本较高等因素限制了外国投资的发展。
(11)石油等要素价格管制，尽管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没有直接反映在CPI上，但不能说它对通胀的压力没有反映。实际上，要素资源的价格管制是以政府向能源等要素资源供需双方的财政补贴的形式消化了这种隐性通胀。
(12)一个例证是，由于放松在通讯设备领域的管制，涌现出了像华为这样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此外，在外贸领域许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是国内放松投资管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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