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共识政治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英国论文,共识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战后英国政党政治的两次共识
共识政治是指在战后英国政治发展过程中，轮流执政的保守党和工党，在某一时期，双方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差距缩小，根本政策取向呈现基本一致，在施政方针，政策措施等方面表现出广泛的趋同，从而形成两党间的共识政治。战后英国两次共识政治——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共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都广泛接受某种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和现存的政治治理框架，即使它们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或改变，但是，如果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框架能够增加执政机会或者暂时没有替代方案，那么两党便会接受这种框架和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两党之所以选择接受某种现存的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缺乏对这一政治框架的替代，之二是因为在这种政治框架下所进行的政策选择被政党认为是合理可行的。战后30年间两党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形成是保守党发生左倾，接受工党思想以及政治治理框架的结果，20世纪80、90年代两党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形成是工党发生右倾，接受保守党思想及政治治理框架的结果。
战后30年间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运行的成功以及保守党历来主张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使保守党在经济事务管理中被迫放弃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观，接受了以工党修正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从而使“1945年以后，无论哪一个党在台上，实际都是工党在执政，一种抵消的力量促使政党转向所有中间地带，政党冲突得以妥协，意识形态被边缘化了。这种中间地带并非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缺乏，而是反映了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偏爱，它控制了政治行为者的行为，这在对政策的选择和目标的认同上可以表现出来”。[1](P141)
在有关政策、体制和执政方式上，两大党存在着广泛程度的共识。在经济领域，“‘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英国大多数政治阶层都心照不宣地奉行一种统治哲学’，这一哲学在战后的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来。它成形于一种半集体主义的国家观，以国家对经济大规模的控制、充分就业的承诺、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为主要内容，政府的态度以接受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1](P139)在政治领域，两党都接受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都赞同国家机构用一种平稳过渡和中立的方式寻求对政策的实施。为加强英国自由民主的体制，工会被并入执政圈子，成为与资方代表合法的合作者，工会与资方间的讨价还价以及同竞争性利益集团的相互协商妥协是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风格。在外交领域，两大党均认为“英国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高的国防开支，有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苏联的入侵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非联盟的政策以及对军费开支的削减注定会损害彼此的安全”。[2](P19)“实质上，在整个50、60年代，英国所有的政党都在一种社会民主主义中共存，无论政府大臣是工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们都把自己看做是国家现代化的一种工具。”[1](P142)
同样，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模式遭遇困境以及新自由主义在80、90年代的“如日中天”，也使工党不得不接受了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框架，尤其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工党发现撒切尔和梅杰政府的政治日程已经界定了工党的选择范围，它既不能也不愿意抵制私有化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现实使工党不得不承认修正主义的局限性：“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生命力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培育经济增长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的增长可以提供资源以支撑不断扩张的社会福利，并在不给高收入人增加额外负担时，通过再分配以促进更大程度的平等。”[3](P6)一旦由于受外部影响或其他原因，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国家不能起到修正主义者所设想的财富再分配的中间人的作用，或者无法履行管理经济的职能，失业、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开支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修正主义者追求的社会平等、公平分配、充分就业、福利国家也就失去了基础。
因此，工党接受了这一观点，即“在一个资本高速流动和金融自由化的年代，简而言之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4](P136)1995年，布莱尔修改党章第四条款，放弃公有制的目标、国有化的承诺及传统上主张用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去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观点。
工党对私有化进程的认同，象征着英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在其他领域中工党均出现与保守党的趋同，大致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5](P33—34)：(1)现代政治活动的哲学背景是个人自由而不是社会正义或平等；(2)现代经济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标准、市场实践和消费选择上；(3)混合经济、私营企业是合理的；(4)重新恢复工会在70年代所享有的地位和权力是不合适的；(5)国家对公共福利特别是健康和教育负有责任，但是要改变福利的运作方式；(6)接受宏观经济受到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的限制。这样，在自由市场经济、对福利国家的激进改革、政府同工会的关系以及在社会政策上执行保守党的道德主义等根本问题上，工党普遍向保守党趋同，因此有人说：“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责任标准和道德，所有人都有一种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纲领。”[6](P182)
“可能没有替代方案”使得寻求执政的政党不得不接受现存的政治治理框架，在政治目标的认同及政策方法的选择上作出相应改变。由于现存的政治框架限定了政党一系列政策选择，这一系列政策选择被政党认为在行政上是行得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是可接受的，因此，政党会广泛接受或支持一系列他们认定是不可改变的并且是可行的政治行为选择，这使政党在根本政策上呈现出某种共性，为共识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为传统左右翼两大党的工党和保守党，无论是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政策偏好都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所有制这一有关左右两翼政治立场的重大问题上，两党观点截然对立。自1918年通过新党章之后，党章第四条款公有制条款就成为工党社会主义政党的象征，保守党传统上则是一个倡导在私有制基础之上进行市场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党之间的共识只有在两党关于所有制的立场发生转变后才有可能存在。保守党战后认同了工党的混合经济，布莱尔新工党则接受了保守党的私有化进程。正是在这一根本转变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两党战后两次共识。
二、共识政治的实质
但是，共识政治并不等同于“一致政治”，两党在根本政策一致或类似的情况下，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很多差异。保守党虽然承袭了1945年工党塑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英国社会，但在国家的恰当作用、税收的合适水平、福利开支的多少、个人相对于集体责任的重要性方面，保守党与工党的观点并不一致。在运用凯恩斯主义这一共同的经济指导思想时，工党和保守党所用的经济手段是不一样的，工党的凯恩斯主义者如盖茨克尔，经常运用有选择的物质控制如进口控制和资本出口控制；保守党的凯恩斯主义者如巴特勒，偏爱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在目标上，工党强调的是要建立一个平等、公平的社会，保守党则以维护个人利益和公平效率为理由，致力于建立财产所有制的民主。在深层次上，它们对政治权威和社会公正的看法也相差甚远，正是因为两党存在诸多分歧，保守党人巴特勒对代表战后两党共识的概念“巴茨克尔主义”表示不满，他否认与工党盖茨克尔在政策上的一致，在他看来，“我们都说着凯恩斯主义的语言，但是我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调和不同的声音，持续的差异是任何共识政治的一大表现。”[1](P154)因此，虽然保守党政府在50、60年代继承工党的政策，但是认为工党的政治日程“已经走得够远，不能再往前走了。”在接受了有限的国家干预之后，保守党坚决拒绝把国有化进一步推动到其他领域，终止了社会主义改革前进的步伐。
同样，在两党的新自由主义共识中，在具体的政策甚至在某些目标上，工党和保守党之间存在着某些并且是非常明显的差别。在私有化问题上，工党在经过撒切尔主义十几年的私有化进程后，虽然承认“反对私有制被证明是无效的，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在限定可行的政策选择中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1](P168)但是工党执政后并没有表示进一步扩大私有化的范围，保守党则要继续这一进程；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工党信仰合作的资本主义，认为国家与自由并不对立，主张发挥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作用，保守党对国家持不信任态度，支持最小管制的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工党认为经济的发展为特定的社会目标服务，并努力使消费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保守党认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进一步减免个人税收、为个人选择创造有利条件。在其他政策领域，如环境、工会、犯罪、卫生健康、交通、宪政改革、欧洲等问题上，两党都存在具体的分歧。
此外，布莱尔虽然承认新右派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某些经济问题，但是认为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被忽视了，如在智力和人力上的投资水平、国家基础结构、长期失业、教育、犯罪和福利质量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新工党声明要站在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左翼立场去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工党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了，但是它没有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在深层次上，两党关于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对社会公正的看法、政治权利的归属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既存的政治框架内政党的差别仍是明显的。
这种政策差异乃至目标的差异，其根源根植于两党的性质、传统之中。作为传统左右翼政党的代表，保守党和工党的政策不可能完全脱离党性和传统。在两党共识中，即便在根本政策上出现一致或类似，在具体政策甚至目标上也会有区别。工党仍是中左政党，并没有完全抛弃集体主义、社会公平等社会主义传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阶层的利益。保守党仍是中右政党，强调个人自由、选择、责任等传统保守主义思想，代表的是社会中上阶层的利益。性质、传统的差异决定了政策的差异。
这种在性质、传统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保守党不可能完全接受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工党也不可能完全接受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战后两党共识的形成不是两党公开达成一致、公开表示赞同的结果，而是两党消极默许、彼此之间“心照不宣”地奉行某种共同的指导原则的结果，是政党对现有的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范例的被迫认同，“暂时没有替代方案”是对两党共识政治形成的最有力解释。
政党之间传统的差异以及被迫向现有的政治方案的趋同使政党之间共识的形成之路并不平坦，两党之间及党内都充满了分歧和争论。对此，英国学者本·平洛特指出：“很容易把经过艰苦努力赢得的改革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忘记在当时对这些改革的争论有多激烈。当一种政策取代另一种政策时，很容易认为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是进步和共识的一部分，但是激进的改革现实却是：不经过一场战争是很难实现这些改革的。”[1](P146)
早在1945年大选期间，面对工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竞选演说中明确表示反对：“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无可挽回地同集体主义和卑劣的国家崇拜交织在一起……社会主义在其实质上不仅是对英国企业的一种攻击，而且是对普通人们自由呼吸权利的一种打击……一个自由的议会——请注意——一个自由的议会与社会主义学说是格格不入的。”[7]因此，“工党在将社会民主主义营造成主流意识形态时，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工党1945—1951年工程受到猛烈的抵制和激烈的批评。”[1](P146)同样，工党对撒切尔主义的反对在1979—1987年间表现出来。1979年大选失败后，工党左派掌握政权，对撒切尔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提供了左派的替代战略，但如同战后保守党对工党的反对失败一样，新自由主义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论，工党同样于1987年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
这种在接受共同政治治理框架下的具体政策差异也是政党为执政前途所作出的考虑。作为执政竞争对手的工党和保守党，在接受共同政治治理框架时，若完全一致将会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性，成为竞争对手的简单模仿者，这将使政党在执政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认同社会民主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这一共同的指导性思想合法性的同时，两党都在寻求新的位置，即便两党在根本政策选择上不会出现分歧，在具体的政策上也会出现差异。这样在相同的意识形态领域，两党依据新的定位将自己同对手区分开来，工党总是偏向政治光谱的左边，保守党总是偏向政治光谱的右边。通过持续的差异，两党各自维持了自己的政治特性。同时，社会政治的变化以及新问题的出现也要求政党不仅是执政党还有在野党，寻求新的思想，找寻新的解决办法，以此开拓自己的执政前景。这样，在面临共同的问题，政党的解决方案也可能相差甚大。这也是政党政策差异的原因。
三、对共识政治的分析
通过对战后保守党和工党两次共识的分析，笔者认为，现有的政治治理框架的存在及运行的成功，限定了寻求执政的政党的政策选择范围，尤其是关键政策选择。因而，在这种政治大框架下，两党意识形态差距缩小，在根本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呈现出共性，在重大政策取向及政治发展方向上，两党基本一致，由这种共性及一致导致的政策的连续性构建了两党间的共识政治。
同时，政党由于性质、传统的差异以及出于维护自己政治特性以便争取执政的考虑，在具体政策上又存在许多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以两党接受一种既定的政治框架，在根本政策上一致为前提的，它的存在并不影响两党共识政治的构建。共性与差异并存是共识政治的一个主要特征，但是，在任何共识政治中，差异不是根本性的，共性是共识政治的主导方面，根本政策的连续性是共识政治的核心内容。
两党共识的存在是以共识的可行性、合理性为前提的，丧失了这种可行性、合理性，共识政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共识政治是发展变化的，它可以从一种共识发展成为另一种共识。这种发展变化往往是社会变化的结果，是政党对新的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一种反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会导致旧的共识的失效及旧一轮共识政治的破裂，新的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出现也会构建新一轮共识政治。
新政治共识的形成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日程遭遇困境，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日程出现，并在运行中证明其成功，从而战胜已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范例，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其次，旧有政治框架的执行者尽管可能批评这一新的政治日程，并寻求改变它，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并放弃旧有的观点，向新的指导思想趋同，并在新的政治日程框架内制订其政策。因此，共识政治是对已有的政治日程的认同过程，也是对普遍的政治价值观接受的过程。但是，在一种共识战胜另一种共识时，并不表示两者之间的完全破裂。“共识政治的转变过程(从社会民主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是一个逐渐同以前的政治实践相脱离，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部分保留的过程”。[1](P158)
在战后英国的政治发展中，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向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转换的过程，并不包含同早期的政治彻底决裂，前者的某些因素仍在起作用。持续选举的胜利虽然给予保守党否定其他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权力，使保守党塑造了以新自由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并没有给予保守党实施他们所希望实施的权力。从政策角度讲，撒切尔政府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执行它的政策主张，在很多政策领域，它都受到所继承的前任政策的限制。在经历战后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后，英国社会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有着深深的社会主义痕迹，福利国家、充分就业、社会公平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社会角落，撒切尔主义并没有也不太可能扫除整个社会民主主义世界。在防卫和外交领域，可以反映这一特征，在国内事务领域，在撒切尔主义中存活下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福利主义，国家长期地为市民提供某种形式的福利，如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也可以反映这种特征。对工党来说，这些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因素的存在为工党接受新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保守党在诸如充分就业、社会公平等旧的社会民主主义领域中的失败，也为工党90年代中期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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