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257”年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年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周257年”，这是大多数史学家所持的观点，详加考辨，笔者认为大有问题，试加考索于下。
一
首先查看范文澜、郭沫若两位史学大师是怎样说的。
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31页里说：“公元前1066年（据《史记·周本纪、鲁世家》以及《竹书纪年》年代推算，武王克商当在此年），即文王死后4年，武王发载文王木主去伐纣。”又在第154页里说：“西周从武王灭商到幽王亡国……据《竹书纪年》说共257年。”
笔者依据范氏提供的《周本纪》、《鲁世家》、《竹书纪年》三种资料进行核对和推算，怎么样也得不出“前1066年”。因为257年加上周幽王亡于前771年，其和是前1027年，距前1066年尚差39年。范氏没有说这“39年”是怎样加上去的。经考查，笔者有两个发现：
第一，这个“前1066年”源自日本史学家新城新藏《周初之年代》（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国学论丛》第2卷第1号）一文的结论。新城新藏运用天象资料研究了商周之年代，提出武王克商之年是在前1066年。
第二，范氏的“257年”并非来自《竹书纪年》，而是来自《史记·周本纪·集解》南朝刘宋裴骃错引《竹书》中后人附加的错误条文。
此外，翦伯赞、赵光贤、朱学习、张绍勋等皆持西周257年说。
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史稿》第1册第220页里说：“周武王率军胜利占领商都，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时间约当公元前1027年。”下有小字注：“《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257年’。”在第287页里说：“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下有小字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此。”
史学工作者一般都知道，唐代以前书卷皆是相互转抄的，一个人不能得到很多书，不易做勘比考订的工作；再者引用经书做学问也没有现在这样那样的规矩，多是照抄、摘录或意引，特别是后两种的引文易出差错，甚至与原意相反。郭氏的“257”是转引裴骃的引文，而裴骃的引文属于摘引，并且是错误的摘引。学者转引的引文本应与原书核实，但郭氏却未能相信《竹书》正确的原文。
二
其次再查看钱穆、吕恩勉、赵光贤三位先生是怎样说的。
钱穆在他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自序》（《古史辨》六）一文里说：“《周本纪·集解》‘裴骃案《汲冢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257’。而按《鲁世家》，考公以下至孝公14年，宣王崩，幽王立，凡216年，无鲁公伯禽年。《三统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鲁，伯禽即位46年。上加周公摄政7年，武王克商后6年，凡59年。并下216年，统为275年，此作257年，是75为57，以颠倒而误也”。该文下有小字注：“如此，则《纪年》与《鲁世家》年数本符。今《伪纪年》云：‘武王灭殷后24年，定鼎洛邑，至幽王257年’。果如其说，自成王定鼎算起，裴骃何得云自武王灭殷乎？此条辨说，据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
钱氏迷信《鲁世家》的鲁君纪年是绝对可靠的，而《竹书》是《伪纪年》，因而“257”是他造出的假数字“275”之误。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他转引裴骃的“西周257年”是错误的，而直引《竹书》的“定鼎洛邑至幽王257年”却是正确的。钱氏接近了真理，但却未能抓住。
吕思勉在他的《古史纪年考》（《古史辨》七）一文里说：“云‘西周257’者？《汉书·律历志》云：‘《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律历志》谓伯禽46年。自此以下，依《史记·鲁世家》：考公4、炀公6、幽公14、魏公50、厉公37、献公32、慎公30、武公9、懿公9、伯御11，至孝公之25年，而犬戎杀幽王，凡273年。作《竹书》者……盖抹去周公摄政之7年，更益武王2年，则275年。今本（指《竹书纪年》）57，盖7、5二字互
也。辗转推寻，皆可得其所本，尚可信为真古物哉？”
吕氏之文与钱氏相似，皆源自朱右曾。不过，两者不同之处，前者定位于幽王元年即前781年，后者定位于幽王亡年即前771年。两者相同之处。皆须找到“275”以代替“257”。钱氏推寻较易，也较合理，易于迷惑读者；而吕氏的推寻较难，制造了“抹去周公摄政之7年，更益武王2年”的两个诬辞，由第一个假数字“273”推出了第二个假数字“275”，终于完成了颠倒数字“257”的造假意念。
赵光贤在他的《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第10期）一文里说：“自从张钰哲等同志从研究哈雷彗星的运行的规律找出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57年之后，告诉我们武王灭纣至幽王之亡一共是287年，我才恍然，原来所谓‘至幽王’应当理解为至幽王即位之年，即公元前782年；而‘257年’的‘5’、‘7’两字是被颠倒了，本来是275年。这样我们可以从幽王最后一年向上推：771+11（幽王在位年数）+275＝1057年。可见《竹书纪年》这条材料本来是正确的，否则不会和天象上所推断的一年不差。”
由上文可知，赵氏忽略了算术中的“植树问题”，把几个年代的数字搞乱了，搞错了。譬如幽王即位之年是前781年，误为前782年；算式中的前771年有周幽王在位第11年的一年；275里有周幽王即位的那一年；11里当然包括周幽王的元年和卒年。所以，赵氏的算式是错误的，所得的“1057”的和数也是错误的。
三
最后，让我们来揭开西周“257”年的秘密。自从朱右曾以“257”否定《竹书纪年》以来，受此影响的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史学家之外，尚有王国维、梁启超、雷海宗、陈梦家、吴其昌、瑞典的高本汉、日本的新城新藏，等等国内外有权威的史学家。他们的学术成果是辉煌的，但在对待《竹书纪年》这部古书上却是错误的。
我们先来追查一下“257”年的来源。
《竹书纪年》（《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周幽王11年即前771年末条：“武王灭殷岁在庚寅，24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257年，共281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292年”。
1.该条文未顶格书写，故非《竹书》正文，是后人读史附加的说明。自朱右曾以来史学界皆以此（包括夏年471、商年496两条附加文）否定《竹书纪年》是错误的，是古史辨伪制造的一件冤案。
2.据这条附加文的纪年，核对《竹书》记载的正文，即可发现有四处错误：
庚寅是辛卯之误；281年是280年之误；己卯是庚辰之误；292年是291年之误。纠正后的该文（附公元纪年）应该是：
武王灭殷岁在辛卯（前1050年），24年岁在甲寅（前1027年）定鼎洛邑，至幽王257年，共280年。自武王元年庚辰（前1061年），至幽王庚午（前771年），291年。以图表示：
由此可知，“257年，”是“武王灭殷后24年，定鼎洛邑，至幽王257年”（钱穆语），而西周是280年。
也由此推知，在西周的纪年上如《殷历》、司马迁的《史记》、刘歆的《世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一行的《大衍历议》、邵雍的《皇极经世》、刘恕的《通鉴外纪》、郑樵的《通志》、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杯春浦的《古史考年异同表》、姚文田的《周初年月日岁星考》、吴其昌的《金文历朔疏证》、丁山的《周武王克殷日历》、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唐兰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周法高的《商年代的确期》、董作宾的《中国年历总谱》、劳干的《周初年代问题与月相问题的新看法》、黄宝权和陈华新的《周武王克殷年代考》、张钰哲和张培瑜的《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鞠德源的《万年历谱》、张习孔和田珏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翦伯赞的《中外历史年表》等等皆错，都应以《竹书纪年》为准加以改正。
其次是查核鲁君纪年的正误。笔者仔细查核《史记》、《汉书》、《竹书》三者的鲁君纪年，发现皆有错误；把三者正确的部分组合排列起来，就得出了全部正确的鲁君纪年。
《史记》与《汉书》的鲁君纪年不一致，笔者认为朱右曾、钱穆、吕思勉、赵光贤等是应该知道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并不进行考订呢？可能是受到“257”的影响一直未能醒悟，只顾费尽心血追求“275”以便代替“257”。这就是他们只愿意使用《史记》鲁君纪年的原因。
附带地说明一下，上表《竹书》有一处错误未能体现出来。伯禽元年应是武王分封诸侯的前1049年，不应是周公还政于成王的前1037年；伯禽的卒年应是前992年，不应是《竹书》所记的前989年。
最后是查核西周纪年的正误。据《竹书》西周纪年部分是：
西周280年，误为257年。此表可以纠正和补全《史记》关于西周诸王的在位年代；其东周纪年部分（省略）的敬王44年、元王7年，纠正了《史记》分别记为43年、8年之错误。
附带说一下，读者如有兴趣，可以以《竹书》自帝尧元年即前2145年至周隐王16年即前299年，总计1847年这个时限内的纪年和史事，与我国的古籍和古史相勘比，则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可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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