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国家当代人地关系地理学的传统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人论文,地理学论文,英语论文,趋势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7)04-0089-11
地理学是唯一冠以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在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卓有成效，但一般人谈起人地关系来，只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或当代悲观论与乐观论的争论，对人地关系的地理学研究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对地理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本文的目的就是评介英语国家（主要是英美两国）人地关系地理学的传统和趋势。笔者深知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将这一研究传统的历史渊源和丰富内容交代清楚将会十分困难，因此将重点放在近一百年（特别是二战后）的进展上。
历史渊源：两大方向
从哲学层次来看，人地关系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人作用于环境和环境作用于人，人地关系地理学正是这种辨证观点的具体表现。源于希腊语的“地理”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记下或描写地球，地理学就是研究我们如何将地球看成是人类的居住地；因此，一个被我们改变的地球，同时又不断改变我们的地球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人地关系地理学中两个并列的方向。
人类对地球的改变，或人文化景观(humanized landscape)①，不可能不考虑过去的人类活动，在英国，这一类研究被冠以历史地理学的名称。通过编年史的形式，将地理与历史结合起来，首先是由历史学者进行的。[1]他们认为没有地理背景，人民——历史的创造者——就好像行走在空气中。土地也是一样，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活动的场所，它的影响可以通过食物、气候等许多形式体现出来，正如鸟与巢穴，国家与人民。历史地理学就起源于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力图将地理要素融合进来。“一切人类史就是区域史，忽略地理就会失去其价值和意义；反过来，人文地理的重要性取决于它是否只考虑事实而不考虑具有原因和影响的事件与地理分布的历史过程。”[2]当然，部分历史学者承认，这种思想部分是来源于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的书籍。[3]
这种史地不分家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那些力图将公认的“历史”要素引进人文化景观的地理学家。这种方法在当时是相当吸引人的，因为利用的数据和材料虽然是历史的，但研究的结果、目的和形式却是地理的，这就可以和臭名昭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划清界限。麦金德首先采取了这种方法，他认为地理学就是历史的现在。[4]这种思想和方法迅速流行，以至于英国的地理学会(The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和历史学会(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代表坐在一起讨论什么是历史地理学。尽管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共同的观点是：历史地理学是研究过程的发展和对“现在”的描述，而不管“现在”发生在什么时候。[5],[6]
在美国，人类对地球的改变这个主题与美国地理学家、律师、公共事物家兼哲学家马什 (George Perkins Marsh)总是联系在一起。因为人类对地球的改变，如城市、空气污染、毁林和荒漠化，往往伴随着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或对周围环境的侵占，将之转化为自己的居住地，而马什被认为是第一位系统阐明了人类已经把地球改变了多少以及造成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7]他在 19世纪就记录了人类活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添列了人类对环境所做的“善事”和进行的破坏，最重要的是他表明了人类活动是如何在程度和种类上产生了远超过人类预想的变化。[8]
马什的重要作用不在于认识地球的变化，而在于把变化定义成一个问题。可惜这种思想长期受到冷落，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造成的环境变化，已经使我们的星球变得比从前更好。“美国观念的本质就是人类对巨大自然力征服与控制的安全感”。进步和环境变化在19世纪西方人的理念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似乎是不可分开的思想。[9]如在马什的书《人与自然》发表之后的半个世纪，英国地理学家在回顾同一领域时，还把马什作为“典型的悲观主义者”，并称他太倾向于黑暗的一面。
直到美国文化景观论的奠基人索尔在1955年共同领导一个致力于马什研究的研讨会并编辑出版《改变地球表面的人类作用》一书，马什的思想才重新得到重视。[10]索尔曾经师承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辛普尔，但他完全不同意他老师的观点，而把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景观或土地的可视变化上，在美国地理学界被称为伯克利学派或文化景观论。他将历史看成是全面理解文化景观的不可或缺的成分，但他将历史和地理连成一体的工具是人类学，极大地吸收了人类学家的超级文化有机体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是一种消除个别特色的营力。他和他的学生们长期致力于研究拉丁美洲农村和其他农业社会，认为任何一个地区都存在着自然特性，如植被、地形、土壤、矿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也存在着被人类文化塑造的文化景观，如田地、庄稼、房子、道路、驯养的动植物等，这些都是各种复杂文化过程（如清除土地、排干沼泽和引进新的动植物）扩散的结果。“文化是营力，自然区是媒介，文化景观就是结果。”[11]因此，文化地理学是研究文化景观经历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必然涉及到对“过去景观的重建”和分析人类活动的某些过程。①
与索尔同时代、对英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是达尔比(H.C.Darby)，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个地理学博士(1931)，其博士论文是研究芬兰在英国历史中的作用。这项研究不可能与历史分开，因此他的论文作为区域历史出版过两卷。[12],[13]但正是在研究芬兰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地理的重要，因而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总结出四种将地理与历史结合起来的系统方法。首先是“历史学的地理背景(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这就是前述的早期历史学家通过地理要素解释历史事件的方法。第二是“过去的地理(past geographies)”，就是对过去不同时段地理的重建。第三是地理学的历史背景 (the history behind geography)，追索某些景观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人类对景观的改变或影响。最后是地理中的历史要素(the historical element in geography)，是指地理研究中对时间的展示，主要是指景观中的一些残留成分。[14]在达尔比的领导下，或在其思想的影响下，英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对不列颠过去的景观重建和解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有英国教育背景的学者还在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和中国等地做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研究。③
“改变我们的世界”这一方向不能不联系到地理环境决定论，该思想源头遥远，可以追索到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他认为气候可以影响不同种族人群的心理特征。类似的思想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李特尔、拉采尔、辛普尔、亨廷顿和泰勒都是著名的环境决定论者。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环境决定论曾经盛行一时，成为地理学的理论中心，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环境决定论遭到了全面攻击，许多地理学家一开始还发展一个柔性的概念“地理可能论”来掩饰，但后来则完全抛弃了环境决定论，寻求新的思想和理论来重新解释人地关系了。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非地理学者——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人文地理学。杜威接受了进化论的机会普遍性(pervasiveness of chance)，但又反对竞争和选择。因此他敌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当时在地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格格不入。他深受各种生态学派的影响，强调社会与环境的相互依赖，认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动态的，充满了矛盾：不定与确定、不足与完美、变异与重复、灾难与安全。生活在灾害中的人们不得不寻求安全，从而使人们寻求宗教、科学和哲学中绝对真实(absolute truth)的虚幻安逸。杜威对地理学有一系列的论述，他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作为人类永久之家园的地球，是研究人类行为的背景。[15]这些论述奠定了美国人类生态学的思想基础。
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Barrows)在三十年后继承性地提出地理学是人类生态学的思想，由于当时的地理学受空间——分布思潮的主导，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只有他的一个学生——怀特——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16]怀特在研究密西西比河洪泛平原时开始询问为什么投在洪水控制和预防工程的费用越来越多，却并没有降低洪水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为什么人们定居在明显危险的地方？为什么针对环境灾害的技术方法不能解释所观察的结果？为了弄明白这些疑问，怀特提出了人类调控的思想：“人类占领或生活在一个区域并且导致原始地形改变的过程”。怀特并没有满足于这种抽象的定义，他又继续归纳出人类对洪水调控适应的八种形式：加高平地、通过土地整理减轻洪水危害、构筑堤坝免受洪水危害、提供及时的警告和疏散、对建筑和交通进行结构上的改变、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以降低脆弱性、分发救灾物资和发行保险。[17]可惜的是二战的爆发中断了他的研究。
战后，怀特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地理学教授，领导着他的学生和同事展开了十五年的努力，调查了美国和世界的许多流域，力图确定各种洪泛平原的利用方式和使这些洪泛平原能被人类居住的各种调控，确定了各种潜在调控的范围，也深入探讨了有希望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调控的潜力，并且在某些地方对比了所有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大小，而不仅仅是技术——工程措施和经济成本——效益。[18]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洪泛平原管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其研究领域也突破了传统的自然灾害——风险的研究，进入了更广阔的个人感应和决策、社会结构和限制、技术和环境灾害的范畴，使自然灾害的地理学研究成功地从致灾因子转向承灾体和人类的选择与调控上，在美国地理学界被誉为人地关系地理学的芝加哥学派[19]④。
图1 调控选择树形图。调控起始于资源利用、生活系统和位置的最初选择。对于这些选择，各种偶然性和目的性调控在某些不同时间尺度上是有效的。最彻底的选择是改变原始的利用方式或位置（来源：文献[19]）
在批判中的发展
人地关系地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遭到了批判。首先是索尔的伯克利学派受到了计量革命的冲击，这是因为索尔从本质上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拒绝实证主义，强调区域景观发展的独特性（差异性或多样性）和历史性。对这种批评的响应，使伯克利学派发生了分异。一部分文化地理学者发展了文化生态学，该学派继续保留了索尔的人类对景观和前现代文化改造的思想，但拒绝了文化的超级有机体理论，并采取了实证主义的方法。
最初的文化生态学家是运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一些思想来理解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他们通过能量流和物质流来分析文化中的信仰和制度是如何控制人类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相互交换。[20]后来的文化生态学者从农业经济学中引入了决策理论，特别是俄国经济学家恰亚洛夫(Alexander Chayanov)和丹麦经济学家伯塞尔普(Ester Boserup)的理论。他们关心农村社区的人们如何决策利用他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因此特别强调耕作系统与农业土地集约问题，并改进了马尔萨斯和伯塞尔普这两个互相竞争的模型。[21]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生态学又开始受到政治生态学的批判，因为他们忽略了他们所研究的地方尺度的系统与全球政治经济的联系。今天，没有几个地理学家自认为自己是文化生态学家，但文化生态学的思想已经被新的研究范畴——政治生态学、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性科学所采纳。
另一部分文化地理学者则对计量革命进行了反击，他们坚持地方景观独特性的论点和人本主义的思想，理性地抗议现代主义到处侵蚀我们这个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个理性抗议的焦点就是美籍华人段义孚广为传颂的“Topophilia” （字面上的意思是地方的爱）。段在导言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他的兴趣不是在改变世界的应用知识上，而是在我们应该通过理解我们对环境的态度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在“Topophilia”中，他将地方和多样性写成积极的环境经验（这一点与强调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计量革命针锋相对）。他写了家园和思乡病，写了乌托邦，写了个人经历、宇宙和符号；他写了理想的地方和具有永久魅力的环境如海岸、山谷、荒原和山脉；他写了他的许多现代主义的同事们认为是灭绝了的东西。[22]显然，新文化地理学将研究的视角从索尔的可视景观转向了意识景观(ideal landscape)，从实体景观的重建和描述转向对其意思的解读和比喻。植被、地形、土壤、田地、庄稼、房子等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符号、图示、权利、性别、美学和体验。[23]
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地理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景观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景观已经不再是一个实体，而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解译。公园、花园和生产性农场的出现既是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和强势上层社会的标志，又体现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横扫传统的一系列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共有资源因私有化而消失了，制造业与城市的发展造成乡村贫困和劳动力外迁，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中的高速路、高架桥和停车场等显然是为中高收入阶层修建的，人文化的景观就在这样的解读下，成了社会不公的符号。[24]
达尔比的研究在英国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他的关于时空的系统方法一方面被计量主义者认为是缺乏统计相关技术，不能回答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刻板的、过时的范畴，不能与时俱进地从景观中解读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意义，更不用说阶级、种族和性别。更有马克思主义者严厉地批评达尔比的方法是冷血的、精英的、保守的和资产阶级的，只关心帝王将相，而排斥劳苦大众。年轻一代的地理学家，将注意力投向数理领域、人本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中，企图以全新的思想重新解释历史数据。[25]
当上世纪60年代伯克利学派饱受攻击之时，芝加哥学派很自然就成了美国人地关系地理学的主流，这主要是由于该学派在认识论上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在方法论上采取了跨学科的方法，积极从系统论、心理学（决策行为）等其他学科汲取养料。[26],[27]然而，到上世纪90代早期，该学派的技术管理主义倾向和对政治——经济要素（造成不同的人群对灾害的脆弱性不同）的漠视，也受到了激进地理学者的强烈批评。[18]虽然一些批评明显是狭隘的和过时的，反映了地理学界内部强调特殊与强调一般这两个学派之间长期对立的紧张状况，也反映了在地理学外部对学科范围的不同界定，但仍有两种对该范畴的批评相当正确。[28]
第一种批评是把洪水和其他极端的地理事件 （自然灾害）作为人地关系分析的起点，过于狭隘，或过于决定化，或两者都存在。人类的脆弱性根植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不必局限于少数极端事件。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与特殊被混杂在一起，是自然、社会和技术三者的组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其中任意一个因素的重要性都会随时间而改变。因此，具有反馈作用的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系统概念，可能是对自然导致人类损失这个线性模型简单决定论的一种改进，但是这些概念仍被认为过于简单，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第二种批评主要是针对该范畴过于重视选择与决策而做出的响应。重视选择与决策，即暗示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宰，重视调控方式的选择似乎忽略了真实存在的抑制作用和社会结构，而二者也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同时该范畴又只关注微观决策，而经常忽视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动态对人们的决策限制。虽然在理论上，人们从众多的调控方式中选择是可能的，然而事实上，由于生活环境、社会阶层或者收入等的差异，许多人的选择是受到限制的。
同样，回应对这些批评使人类生态学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将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完全归咎于飓风、地震等极端事件，也不认为技术手段能够控制环境从而完全避免灾害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关注的重点从环境对人的影响转变到人类自身的调控以适应环境。同时人们对灾害的认识也从自然延伸到技术、社会和文化领域，人类调控研究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复杂的自然、技术、社会灾害和资源系统，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耦合的人——地关系系统，并且正开始处理更普遍的现象如干旱、饥饿或环境退化等。调控的模型也朝两个方面推进，一方面，作为因果模型，它们变得更精确：事件链、结果和调控被清楚地联系起来并具体化。另一方面，当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极端事件联系起来，宏观结构和微观决策联系起来的时候，研究就被扩展了。如不同脆弱性的考虑和受到抑制的调控占有权成为分析中的标准问题时，人类生态学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特别是当我们考虑调控以适应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巨变时，这就是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论题了。
新的分化与统一时期
以上分析表明，地理学经过上世纪初70年代到80年代的批判与反批判后，无论在研究的方法还是解释的方式，甚至研究者的介入方式上，都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现象，已经很难用单一的范畴或论题来概括学科的发展特征了。然而，进入80年代后，学科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人地关系相关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和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其他学科和公众也开始关注人地关系这个主题，学科外的影响和要求已经大到不可忽视的程度。地理学家必须向政府、资助机构、其他学科的专家和社会公众展示：地理学作为一门有传统的学科，能够有效地对我们这个行星地球——我们的家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为了追溯地理学这种问题导向的转变，本文不得不将视野从地理学的研究扩大到更广阔的论题：政治生态学、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和可持续性科学。这些论题并非地理学所独有，而是与其他学科和公众共同关心的跨学科论题。这样便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作为整体而言，地理学在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受到其他学科的启发和促进。第二，就地理学内部而言，由于这些论题也受到所有传统和学派的关注，这便为地理学的统一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和要求，人地关系地理学的两大方向和不同的学派有统一起来的趋势：譬如无论是人类改变的世界还是世界影响人类，都要探索它们的社会根源和结果还有人类自身的调控以适应环境。再譬如，全球变化显然是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但我们每一个人、没一个地方无时无刻不受到全球变化的影响；探索全球变化的原因和责任，评价全球变化影响的大小和差异，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环境问题或区域问题，而变成一个全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调控我们自身与人地关系，从而达到人地和谐的目标，这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吗？
政治生态学
政治生态学这个名词最早见于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的早期著作中，但它的确切含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29]不管把它看成是方法或理论，还是领域或工具箱，政治生态学是在质疑传统的观点中形成的。传统的观点将环境问题简单地归因于人口过剩或贫困等，而政治生态学则认为应该将环境问题置于更复杂、更广阔的文化与权力的背景之中，如殖民主义和不平等发展、资源占有和控制、边缘化等。具体来说是分析社会、国家、企业和跨国公司等如何制造或加剧环境问题，影响环境政策的。对问题的不同解释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形成了问题解决的基础，也形成了这些解决如何影响生活和资源分配的基础。正如上述，在1960和1970年代，文化生态学探索生态系统内人类种群的地位。为回应对文化地理学的批评，人类生态学家将目标转向科学，从生态学、一般系统理论和控制论中借用理论，根据人类部落对生态系统的适应来解释具体的文化实践和制度的演化，解释社会系统的内部动态为什么能够导致变化和发展。[30],[31]他们的方法是量化通过系统的能量流和人类种群参与的热量交换(the tropic exchanges)。拉帕珀特(Rappaport)在新几内亚高地对Tsembaga部落的研究就是这种工作的体现。通过追溯生态系统中的热量流，他认为祭祀的周期被用于管制猪种群的增长、游耕周期和与邻居Maring部落的战争与和平的周期性模式。[32]但是，用热量方法量化复杂市场经济中货币决策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33]尽管微观方法对小型的乡村人口相当成功，但运用于人类社会就显得过于简单。其主要缺陷就是没有清晰的标准决定系统的边界，缩小了“定义中”的地方人口与更大背景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相互作用。因此，这些研究往往过分强调部落社会的自我调整和稳定性。
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正在产生一种相反方向的转变，力图将更大尺度的政治经济要素（甚至是全球尺度的市场系统）与地方的发展联系起来；依赖理论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对现代主义理论（指导经济发展的主要范例）批评的过程中出现的。现代主义理论假定社会要经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阶段，试图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一般模式。这种范畴假设在发展中国家具备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现代资本主义成分和落后的传统成分。后者是过去的遗留，当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时，这些落后的部分便日益分化。依赖理论者反对这种双重性；相反，他们认为传统社会的所谓落后状态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溶入和依赖资本主义中心城市的产物。中心城市——卫星城市组成的等级链将发达的中心城市区与依赖于它们的卫星城市联结起来；国家的中心城市被区域的卫星城市包围，区域卫星城市依次又被地方卫星城市包围。在这个链的每一环上，强势的精英阶层能够从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卫星城市中榨取剩余价值。对依赖理论的重要批评是这个模型没有内部的动态转移自身的矛盾，因为中心——卫星城市模型中的交换作用替代了生产作用。过分强调不同层次之间等级联结的连续性和普遍性也消解了能引起变化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性。
世界系统理论是依赖理论对批评的直接响应。[34]世界系统理论者明确地将他们的工作标上法国历史思想年鉴学派的标签（Fernand Braudel是领袖人物），他们坚信自16世纪以来，全球市场的扩张，已经成为包括世界各民族的多重文化系统，成为一个单一的、具有世界劳动力分工特征的统一经济体。[35]在这个世界市场上，利润是由初级生产者（无产阶级）创造的，而不管他们的劳动力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些利润被资本家（资产阶级）所窃取，而不管他们的资本来自何方。[36]这个全球市场的成长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劳动力分工产生了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或地理区的结构差异。核心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主宰着世界系统，这样的区域具有资金密集性的生产系统和使用先进技术生产复杂制成品的特点。边缘区和殖民地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系统，这些国家主要是供应世界市场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在两者之间是半边缘区的国家。[35]
世界系统理论尽管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倾向于魏伯伦(Weberian)关于资本主义的简单定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存量(stocks of capital)和追求高利润率。结果，一旦非资本主义的区域溶入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他们就是资本主义，因为核心区的生产关系定义整个系统。[34]世界系统理论强调核心区的支配地位，当然对边缘区的生产过程相对来说就所言甚少，只是要求边缘区的动态要适应核心区资本积累的要求。他们的分析都集中在制度和技术交换上，除了告诉我们剩余价值的产生方式外，更多的是说剩余价值是如何被转移的。这些模型所展示的资本主义的单一性不仅混淆了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且像“核心——边缘”或“中心城市——卫星城市”的两分抹杀了组成系统的社会之间的异质性。社会劳动力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被配置的方式是第二位的，因为所有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下运转的剩余价值生产者是“无产者”和所有剩余价值的获得者都是“资本家”。[36]由于这些关于世界系统的宏观方法重视核心区如何剥削边缘区，忽视地方人口如何反应或生态适应，所以，这些方法容易将地方的社会——文化多样性在“边缘区”或“传统区”的标题下抹杀掉，认为这些多样性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消失。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开始探索地方人口与更大的，甚至是全球的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与世界系统理论相反，他们用更传统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论断一旦商贸只是提取初级产品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它就不是资本主义。以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只出现在18世纪晚期，当时的货币财富可以通过垄断生产工具、购买劳动力并使两者结合而采取“革命的道路”获得。这种将资本主义扩展作为一种不平衡发展，而不是作为垄断系统，就打开了一条探索地方发展和影响的道路。在与其他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引进了新的社会形式，利用或改变其他的社会形式。尽管这样产生的混合生产方式仍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但保留了部分本土的成分，而且还创造性地改变了那些建立于它们之上从而满足它们要求的社会形式。
由此可见，经过上世纪60-70年代的批评与反批评，目前在社会科学界内正在形成共识：只关注地方的文化动态或只关注国际交换关系是不够的，政策、政治或政治经济学与环境的关系需要得到明确的解决。从政治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病态的环境可以从非常大的文化方面（如城市环境中疾病的传播，甚至关于健康或疾病的文化团体），通过强烈的政治因素（如为战略性物质而进行的资源储备）或经济因素（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转移到某些关键地点的自然要素（如新几内亚边远的雨林）或环境要素（如气候本身）。如此以来，地方的贫困和环境退化不再是地方落后和人口过多的产物，而是在全球政治——经济系统分工中被剥夺、被榨取、被排斥的不平等发展的结果。
政治生态学作为分析的理论和批评的工具，在人地关系地理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许多研究灾害、追随芝加哥学派的学者都接受了政治生态学的观点，分别在土壤侵蚀、食物安全、乡村发展、资源管理和环境影响评价等许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80年代后，在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37]，[38]，[39]
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
当人类活动能在全球尺度上改变自然的时候，人地关系作为新世纪的议题得到各方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变化计划从最初关注气候变化迅速扩大到地球自然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尤其是这些系统对生命的重要性）和这些变化的政策意义。认识到全球变化无与伦比的速度、范围和空间尺度以及人类引起和反响这些变化的关键作用已经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跨学科努力去理解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的研究计划和各国相关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类研究将人类活动置于分析的中心，考虑全球环境变化是如何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驱动，同时又反过来影响这些过程。
学术上，地理学在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上述，地理学关于大规模人类活动（如农业、伐林、调水、化石燃料的利用、城市化等）对行星地球的改变（文化或历史地理），以及这类变化通过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等对生活环境的影响（人类生态学），突显出分析人地关系和影响政策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全球环境变化离不开空间尺度，需要地理学，特别是由地理信息科学武装起来的人地关系地理学的输入。
地理学早已预见到当前全球变化问题的出现，50年前运用于洪泛平原的人类调控的概念如今成为指导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指南。地理学家还通过“人类活动改变地球”和“国际人类因素项目”等一系列多学科的计划，将规模巨大但极其分散的研究团体组织起来，发展成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40]
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研究被宽泛地定义为全球环境变化的社会原因和变化的结果，以及个人和组织对这些变化的响应。从最初强调气候变化开始，很快扩展到生物多样性、土地、健康、水的变化，进入到能源、消费和制度领域，关注全球与地方尺度之间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41]，[42]地理学家在理解这些问题的人类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社会成因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地理学家在理解气候变化对社会影响的贡献主要包括脆弱性和适应性分析、创新方法和一系列部门和区域的实例研究。这些贡献主要是由传统的自然灾害和气候影响评价的地理研究构成。正如上述，地理学早已在这方面发展了一套成熟的方法。如在气候影响评价中对脆弱性的考虑，而不是认为气候变化影响中最重要的因子是在自然环境中。实例研究和理论分析都显示出气候波动和变化的影响大小，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与气候事件的量级（持续时间、范围、强度等）一样重要。[43],[44]国际合作计划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地理学分析了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农业、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特别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脆弱性的巨大差异。一些持有女权主义和政治生态学思想的地理学家的研究甚至表明，妇女、儿童、老人和有色人种在应对全球变化的过程中，比其他人群更脆弱，因为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和其他偏见以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他们边缘化，从而丧失他们应有的权利。[44]
再例如对气候影响的适宜性研究，地理学家利用历史比拟法，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干旱中调查气候变化对中西部大平原区域农业的影响，以及农民在有灌溉的条件下，是如何调控以减少影响的严重性和适应变化。正是这项研究表明，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可能提高植物的生产力，农民也能够适应新的条件。[45]
区域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长期以来就是地理学的研究中心之一，许多地理学大师如洪堡、马什、索尔、斯坦普等都曾调查和记录过土地或景观的变化并解释其变化的原因，但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的变化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中心问题却是相对晚近的事情，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完整地理解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特别是碳循环）、区域气候的变异、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缺少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这一环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进行研究还能为探讨全球环境变化的驱动力提供观点，为制定政策预防、适应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轻土地退化提供科学基础。
许多人地关系地理学家投身于全球环境变化中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并在研究团体的组织和经费的争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例如，由IGBP和IHDP共同支持的核心计划LUCC(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的办公室就设在比利时Louvain大学地理系。该计划制定出一个协调的、可比较的、多层次研究战略，推进全世界的研究者理解、监测、模拟土地利用。在研究框架的制定、实例研究和模拟社会驱动力如何驱动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模型中，这类可比较的研究计划具有解释和预测土地利用变化的潜力，同时也有助于确定管理土地和保护生态系统的战略。
在研究方面，人地关系地理学家继续发挥自己的研究特长。一些文化生态学家在“哥伦布的遭遇”这一计划中，利用传统的方法探索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幅度和阶段，表明出美洲大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遭到彻底改变，这一结论虽然需要各种全球变化模型的校准，但也为这些模型提供了参考性的本底。[46]更多的地理学家运用先进技术研究当代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尺度和过程，但这些利用遥感图像研究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者们遇到了难题：如何将像元所表示的土地覆盖属性的变化与该地块的利用性质 （如地块的管理者、所有权、利用方式等）一一对应起来。受影像分辨率的影响，每一像元所代表的地块可能具有不同的土地覆盖属性，这还可以通过提高影像的分辨率和地物光谱特性来解决，但与土地利用的性质却很难对应起来。地块的管理者可以是个人、集体和国家，所有权可以变更，使用权可以流转，利用方式还有受经济、技术、文化、习俗和政治的影响。这些都增加将人与地块、地块与像元或人与像元对应起来的困难，地理学家们正在紧密合作，尝试各种方法将像元社会化或将社会像元化。[47]
除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外，人地关系地理学家还运用政治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结合风险、灾害和脆弱性等概念在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的其他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工业生态学和温室气体排放、综合的区域影响评价、国际环境政策的制定等。
可持续性科学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原本起源于科学团体内，但提出后深入人心，广泛流传。在过去十几年里，可持续发展成了政治家的口号、环境运动者的旗帜、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目标，但惟独鲜见科学和技术的影子，致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差强人意。例如世界上所有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谈判都不是严格地建立在科学与技术的基础上：如何扭转非洲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同时又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多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才能算过多？如何可靠地度量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没有清晰的答案。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一些科学家和学者（很多是地理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以唤起人们重新重视科学和技术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其直接结果就是可持续性科学的出现。[48]
可持续性科学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成熟学科具备共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指多种学科共同研究一个主题：可持续性或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而又称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续性科学就是探索和解决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认识到仅理解自然与社会系统的单个组成部分是无法充分理解这些系统本身的行为。
可持续性科学认定“世界目前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这些不可持续性体现在包括有气候变暖、土地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地球环境变化和包括人口增长与老化、城市化、经济全球化与贫富不均化等社会转型中。这些趋势和转变可能极大地影响着未来半个世纪的可持续转变，因而“加速有利的趋势，减缓有害的趋势，理解复杂的趋势，关注方向和拐点的变化便成为可持续性科学的巨大挑战”。[48]
在一篇标志性的文章中，可持续性科学的倡导者们提出了七个核心问题：自然与社会的动态相互作用——包括时滞(lag)和惯性(inertia)——如何更好地被吸收进现有的综合地球系统、人文发展和可持续性模型与概念性的框架中？环境和发展的长期趋势（包括消费和人口）是如何塑造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什么东西在特定地方、特定生态系统类型和人类生活中决定自然——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和弹性？科学上意义重大、能提供有效警告的“限制”或“界限”（逾此类界限，自然——社会系统功能退化的风险将显著增加）能被确定吗？哪一类系统的激励结构——包括市场、规则、规范和科学信息——能有效地促进社会能力以指引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导向更可持续的轨迹？今天的监测与汇报环境和社会情况的操作系统如何能被集成或扩展，从而为实现可持续性转变的努力提供指导？今天相对独立的研究计划、监测、评价和决策活动是如何能被更好地集成进可适应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和社会学习(societal learning)系统中？[49]
这些问题不仅为地理学家所熟知，而且可持续性科学对综合方法的推崇和对特定尺度（差异性）的强调也是地理学的核心。一方面，可持续性科学得益于人地关系地理学家的贡献，使其成为一种问题导向的学科群，它的目的是为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提供知识，这些知识必须通过学者和实践者的紧密合作而共同产生。另一方面，可持续性科学也为人地关系地理学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框架，因为“科学”的含义在可持续性的框架中远远超出传统的范围，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创新，也包括传统的地方知识，甚至人本主义的思想，以帮助我们理解环境、发展和可持续性的思想是如何与其他思想（如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相互作用的，从而弥补地理学内部长期存在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裂痕。
结语
从上世纪初至本世纪初，人地关系地理学先抑后扬地走过了一百年。在这百年里，学术评判在学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结果却有些不同。在前五十年里，人地关系地理学的各个学派都是在抛弃地理环境论后走上了平行发展的道路，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而在后五十年里，地理学也是以学术批判开头，但走向了既分化又统一的道路，学科之间的影响日深。不能简单地说现在就比过去好，而只能说学科发展的条件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注释：
①humanized landscape：源于德诺kulturlandschaft，意为文化景观，最早见于上世纪30年代德语的地理学的百科全书。
②我国已故地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廷儒教授曾经在上世纪40年代就学于索尔，他的研究思想深受伯克利学派的影响。
③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教授是达尔比的学生，从他的历史地理研究中，我们仍可以窥见达尔比的思想。
④人类生态学的芝加哥学派有两支，一支属于城市社会学，另一支就是本文论述的资源环境研究领域。两派人物都认为他们之间是平行发展，没有什么联系，但从源头来看，都可能受到了杜威哲学的影响，从生态学中借用了相关的理论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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