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改革观的原则分歧与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两种论文,分歧论文,根本原因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5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2)03-0072-06
苏东剧变十余年来，我国理论界在研究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有新的进展。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亟待深入，特别在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与教训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正确的观点与错误的观点相互交织，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们的视听。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世界观与阶级立场上的不同，同时也有方法论上的原因。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中国及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对照，以未剧变国家为何没有步剧变国家后尘作为重要的参照系，比较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观之间的本质区别，系统分析了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彻底背离马列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一、比较分析方法：探究苏联演变深层次原因的另一视角
苏联演变是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研究和总结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尤其是深入挖掘并弄清楚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并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无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自然需要一个科学的认识方法。由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苏联演变又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从总体上看，研究苏联演变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从苏联这个“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分清主次、突出主因的系统分析。由于国内外学者在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上争议很大，可以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运用更多更新的研究方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分析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观，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深化这个问题的研究，从而得出有足够说服力的结论。
比较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将两个或多个相同或相近的事物或对象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分析，从异中求同或从同中求异。
运用比较方法研究苏联演变，倒不是因为此方法应用的普遍性，而是一方面主要基于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反思。即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改革(而且几乎同期)，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改革不但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而且还取得巨大成就；相反，像苏联这样一个工业基础设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文化素质较高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垮台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种改革产生不同的命运?
另一方面，还主要基于对有关苏联演变根本原因的一些结论的疑问。比如，有人认为苏联演变的主因是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有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因是苏联模式；有人把苏联东欧的剧变与列宁及其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由于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才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最终失败；还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苏东剧变是一种社会验证，验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永远兑现不了的“乌托邦支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大弊端是“乌托邦”化，苏联东欧的悲剧在于把这种本来是“空想”的东西当做现实去追求、实践，这些国家一开始所从事的就是一种没有前途的事业。苏东剧变的“原罪”归于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酿造这一世纪悲剧的始作俑者。
以上的几种观点中，最不堪一击、最不值得一驳的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原罪”论、“先天不足”论。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与理智的人都会认为，苏联演变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不是由于“十月革命”搞早了，而恰恰是由于苏共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放弃了社会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倒是前两种解释有一定的迷惑性，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但是，稍懂苏联历史的人不禁要问：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曾创造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而且“有证据显示，在1975—1989年间，虽然苏联经济运行不好，但是那些年产量并没有下降，甚至到那个时期末它还继续缓慢上升。正是由于1990—1991年间中央计划取消，伴随着即将到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方案的宣布，伴随着其它因素的出现，首次出现了经济衰退。”[1]稍有世界社会主义常识的人不禁要问：经济状况并不怎么好的古巴、朝鲜为什么没有演变?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两国经济出现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严重困难。古巴经济从1988年之后一直到1993年，连续几年都是负增长。朝鲜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出现停滞，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约-2%的负增长。1995年经济的负增长达到-4.6%。直到今天朝鲜经济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如果说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朝鲜没有出现问题，是有毗连国家在政治与道义上的支持，那么美洲唯一的且在美国眼皮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能够摆脱困境，靠的是什么?我们不否认经济因素在苏联演变中的作用，但以此作为解释苏联演变的主因很难有说服力。
至于苏联模式是苏联演变主因的说法，笔者也不敢苟同。且不论苏联模式功大于过是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又以此作为苏联演变的主因在理论上逻辑上站不住脚，就是对照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看，这种解释也于理不通。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国在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推行过苏联模式，受这个模式的影响也很深，造成的不良后果在某些方面更甚于苏联，直到今天也很难说这些国家完全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在一些方面仍可见到斯大林模式的影子，个别国家甚至直到今天还在沿用这个模式，那么，这些国家为何没有出现苏联的结局?斯大林模式有弊端这是事实，苏联演变与此有关也是事实，但若把这个因素上升到决定苏联是否演变的高度，恐怕也很难有说服力。那么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就需要从苏联改革的错误中去寻找，因为，苏联演变始于改革，终于改革。比较两种不同的改革路线，有助于清楚地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以及错误症结之所在。
二、两种改革观的主要分歧与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
探究戈尔巴乔夫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观上的根本分歧，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主要包括“为何改”、“改什么”以及“如何改”三个大的方面。“为何改”主要回答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改什么”主要涉及改革的对象、范围与内容，“如何改”则回答改革的战略、策略与步骤问题。这三个方面密切联系，其中“改什么”是核心问题，对它的不同回答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性质与方向，也影响着能否正确确定改革的战略、策略与步骤。
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切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这些矛盾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消除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不适应上层建筑的因素与方面，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与水平，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战胜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与目标的客观需要。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改革。[2]
但是，社会主义改革在性质上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下的改良。这是由不同社会制度下基本矛盾的性质、状态与表现所决定的。剥削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经济基础根本不能适应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发展与要求，因此，从性质上讲，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集中体现为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在根本利益问题上的对立与斗争，表现为敌对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与阶级斗争，解决这类矛盾的方式只能是革命的方式，而不能是改良的方式。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虽然也有不适应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方面，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互适应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剥削社会的矛盾。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虽然社会上还有敌对矛盾，但大量的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主要通过自身的调整与完善来解决。这种调整与完善的过程就是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与范围，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本身，而只是改革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不适应的方面。具体地讲，就是改革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具体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以及其它组织管理模式。这些方面只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方式，改变它们不会影响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性质。当然，这种改革，并不意味着改革只是社会主义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它的根本意义与作用就是要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说，改革也叫革命性的变革、根本性的变革，是一场新的革命。
社会主义改革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在改革战略与策略上，一方面需要解放思想，突破传统观念，要从那些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乎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革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不能操之过急，不需要采取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实施的过程中，改革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
对社会主义矛盾的不同认识、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不同态度与做法，形成了不同的改革观。纵观社会主义改革史，主要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观。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完善其具体实现形式的正确改革观。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的改革观。一种是修正主义的改革观，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全盘西化”的改革观。以上两种改革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不要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质分野在于：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全盘西化、资本主义化，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体制与运行机制。
如果说，苏联改革始于赫鲁晓夫的话，那么苏联改革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阶段。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主要是在原来体制下采取一些修补措施而不赞成根本性改革的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至苏联解体，是完全推行极右改革路线的时期。苏联错误改革观的形成，与苏共中央一直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有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谈论并承认和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是列宁。他在1920年5月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针对书中写的“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一语，批注道：“极不确切。矛盾和对抗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仍将存在。”[3]由于列宁经历的社会主义实践太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未能展开论述。此后的斯大林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1952年才勉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看作“本质的矛盾”，也没有把它“当作全面的问题提出来”。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一直不重视这个理论问题，也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从而对改革的理论依据认识不够。这就直接影响到以后对“改什么”问题的科学认识。斯大林之后，苏联改革始终没搞清楚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范围与内容，总是停留在细枝末节的修补上。在实践中，死抱具体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以及相关的政治文化体制的组织管理模式不放，误把计划经济及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看成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的本质属性，看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范畴，因而经济及其它领域的改革裹足不前，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虽然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但运行质量不断下降，人民群众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对改革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不足。因此，这段时期的苏联改革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没有意识到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与方面，从而延误了时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改革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走上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之路。戈尔巴乔夫全盘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与新思维”，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他的这一套“学说”不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而且在国内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赫鲁晓夫炮制的这套谬论已经埋下了种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上的盛行，西方敌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推行，再加上苏联境内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这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国内迅速蔓延，并在党内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样，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就已经成熟。可以说，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如果说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戈尔巴乔夫改革还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话，那么此次会议之后，改革的性质与方向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的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改革，都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削弱直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苏联改革的转向点，也是走向灾难的起点。这次会议之后，他极力鼓吹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性方向是保证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全权”、“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和发扬人民民主，实则向西方议会制靠拢，为进一步否定党的领导作铺垫。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一改过去反对多党制的立场，首次表示“实行多党制也不一定是灾难”。2月，苏共中央全会宣布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随后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宪，删除了确定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6条，接受了西方的多党制。于是出现了多党合法林立纷争的混乱局面，为反动派从内部混乱中夺权提供了合法平台。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第一任总统，并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91年“8.19”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专任苏联总统。这样，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与总统制在前苏联完全确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治基础已经打好。但是，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垮苏联，推行完全的资本主义。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反动派的目的彻底达到，前苏联地区自此完全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取向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为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思想理论武器。因此，苏联解体的根源，就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党政官僚集团，在“改什么”的问题上犯了原则性方向性错误。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柬共的灭亡，是推行极左路线的牺牲品，那么苏东剧变则是推行极右路线的牺牲品。
以中国为代表的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坚持社会主义，而且还取得程度不同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对改革理论有科学认识，在此基础上执行了正确的改革思想、路线、方针与政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科学地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矛盾的性质与处理方式。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原理即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虽有矛盾的一面，但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因此，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调整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分析，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这是中国与苏联改革在理论准备上的主要区别。
邓小平一直充分肯定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科学论断，指出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及其它方面的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他国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为中国确立了与苏联完全不同的改革观。首先，他认为，改革是有原则的，不是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早在1979年他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92年，他进一步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P379)这与苏联倡导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以及私有化主张有着根本区别，这就确保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次，改革也不是固守原有的体制与机制不放，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此，他提出了“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的著名论断。
由于坚持了以上两项原则，所以我国的改革不仅始终运行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实现理论创新，从而快速地推动我国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比如，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市场经济不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而只是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不是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发展坚持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比如，发展民主政治，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所发展的决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民主，而是发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巩固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政权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伟大决策既利用了市场经济的长处、法治国家的科学经验，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同时又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增强了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与信心。
在改革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一方面我们党在宏观的长远战略上，坚持“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4](P370-371)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明确重点，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因为，改革是全面而又有重点的改革。从范围上讲，改革必须是全面改革。但改革还必须是有重点的改革。有无正确的改革重点、能否始终坚持这个重点是关系整个改革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国的改革是一直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轻重有别层次分明的综合改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由于始终牢牢抓住经济改革这个中心并取得巨大成就，就为其他领域的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与群众基础，这是我国改革能够不断成功地抵御外来干扰与内部冲击而不致夭折的奥秘所在，也是与苏联在改革具体策略方面的主要区别。
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我们坚持渐进原则。因为改革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对自身体系、利益格局与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无论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还是体制本身，都有一个转变与转型的过程，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制度、各个利益群体的承受能力。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是中国改革一贯坚持的方针。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前后历时14年，经历了三个渐进的发展阶段。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国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始终从确保稳定这个基本大局出发，遵循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原则，逐步地予以完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与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稳步推进，促进其它领域的改革，但同时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个中心，不能违背或脱离这个中心。
不仅中国是这样，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基本如此。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领导，坚决反对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越共在1989年3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实行有集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明确反对多党制、多元化和极端民主化。1992年颁布的新宪法，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和全社会的领导地位”。老挝人民革命党在1989年10月召开的四届八中全会上提出要坚持“六项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党的领导是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坚持在集中原则基础上发扬民主、增强人民民主专政力量和效力、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和纯洁的国际主义相结合。此后召开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古共在苏东剧变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带领人民英勇地喊出了“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的庄严口号。1991年10月在特殊背景下召开的古共四大，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原则，坚持反对苏东式的改革，反对多党制。随后提出了改革遵循的“三不放弃”原则，即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民造福的目标。尽管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改革所遵循的原则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都强调了最核心的四项原则，即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总结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5](P173)
在改革战略与策略的选择与实施上，这些国家也都坚持自上而下的渐进原则，采取先农村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它配套改革同步进行的方针，其中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中心。农村改革坚持和落实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了农民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城市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同时也重视商业、外贸、金融、投资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坚持和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同时，完善党的思想、组织与作风建设。从总体上看，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是正确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党政官僚集团在改革问题上犯了原则性方向性错误，致使诱发苏联演变的经济、政治、民族、意识形态、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因素浮出水面相互作用，使得这些原本是促发危机的可能性因素变成了现实性的结果。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苏联东欧国家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内因，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还是起了决定的作用。”如果苏联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化体制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完全有可能得到克服；如果苏共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维护党内的高度团结与统一，铲除党内滋生反动势力的温床，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就不会成功，堡垒就不会从内部被攻破。由于苏共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犯了根本性错误，推行了实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苏联演变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以中国为代表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立场明确，态度坚决，所以改革不但避免了出现苏东国家的命运，反而在改革与建设中取得显著成就。这是我们比较苏联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后，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
三、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科学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
研究苏联演变在明确根本原因的基础上，还要科学地总结教训。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看，它决不是苏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不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志的体现。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苏共党内自由泛滥，并最终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既有党内缺乏民主监督、个人专断等方面的组织作风建设问题，也有党政领导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苏共长期以来忽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没有提出一个能够反映时代发展潮流、凝聚党心与民心、科学指导本国改革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针与政策。这样，在苏共党内的思想理论领域出现了真空，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入与占领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演变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新的形势，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成功经验的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善于敢于科学地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结合中，发生了两次理论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如何迈向新世纪指引了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政治宣言与伟大纲领，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它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三个代表”的提出，虽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情况与问题提出来的，但深层次的背景可以联系到苏联演变。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做了一个十分精辟的总结：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所以，认真学习并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站在时代发展前列，根据实践的新变化，在探索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予以完成的思想理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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